学生志愿者利人利己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莲•邰蒂

25年前，我在巴基斯坦踏上了一段紧张的旅程。那时我刚刚在英国中学毕业，决定在上大学前体验一次“间隔年”(gap year)，为一个援助项目进行志愿者服务。所以我前往巴基斯坦信德省沙漠里的一处穷乡僻壤，与一家和教会有联系的医疗队一起工作，之后又花了一些时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帮助当地儿童。

毫不意外，那是一段转变人生的经历。关于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价值，这段经历教会了我许多。可是现在回顾起来，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成行前接受的培训少之又少。当然，在到达信德省之前，已经有人告诉了我当地的习俗，以及怎样在炎热的环境里不生病。我还学习了乌尔都语。实际上当时在英国学习乌尔都语出人意料地容易，因为英国ZF为了应对移民，正在向老师和警察教授这门语言。
然而在1985年，人们只是期待学生志愿者自己解决遇到的所有问题。这种期待一部分反映了那家慈善团体特有的吃苦耐劳、节俭和直截了当的工作态度。不过，当时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看法是，“慈善”本质上就是富裕的西方人给穷人提供福利。因此，对于像我这种天真的18岁年轻人认为自己能在外国帮助他人的想法中，蕴含着怎样的权力关系，人们相对而言考虑得很少。
如今已经时过境迁。上周，我有幸拜访了几年前由一位美国私募股权大亨理查德•布卢姆(Richard Blum)创立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布卢姆发展中经济体中心(Blum Center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该中心把一部分时间花在寻找帮助世界各地贫困人群的方法上，为此，它促进学术界和企业家合作，推动技术创新，如为苏丹开发低成本的烹饪灶具。不过，该中心也会派遣学生为援助计划提供帮助，其目的在于为非ZF组织培养新一代人才。
不过与我的经历不同，如今这些援助计划不会出现培训真空。恰恰相反，布卢姆中心正在自觉地与围绕现代援助活动中各种矛盾的文化误区进行搏斗。其部分原因在于，今天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比25年前复杂得多。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蓬勃发展，而且可以说一些国家的状况比西方更好。
但正如该中心工作人员、出生于印度的人类学家克莱尔•塔尔沃克(Clare Talwalker)所指出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学生们越来越将援助误认为是一种单方面的馈赠。她谈到，其实，学生们应该将援助视为一种双方之间的互助。通过改变富人的观念和心态，这种援助对富人的帮助即便没有超过它对穷人的帮助，也几乎是不亚于后者。“学生们抱有一种想法——他们自身拥有改变的能力——但对他们以及扶贫工作而言，更具有改变意义的是，学习和倾听所带来的心态变化。”
塔尔沃克还谈到，在理想状态下，这些经历让西方学生重新思考他们对于消费品的迷恋——还让美国人意识到经常被忽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重要性。“由于我们的生活已相对富足和安逸，相互依存的状况和经历已远离中产阶级。我们看重自给自足，也看重独立自主和个体自由，但我们的社会往往不会培养相互依存的价值观和行为，也不会赋予其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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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志愿者工作可以使学生们成为更加忧国忧民的西方公民——同时也为将来推动政策改变积聚潜能。作为最终产生的效果，实际上，这或许是援助能够带来的最大好处——无论带有理想主义的志愿者在实际中会帮助穷人做些什么。
对即将成为志愿者的人来说，这些话或许不中听。毕竟，对富足的西方学生来说，穷人社区在某些情况下会最终起到类似于教育训练营的作用，这听上去有些令人反感。不过，据我自身的经验，塔尔沃克所说的是正确的：援助经历能产生有益的影响，但其原因却会出乎志愿者的意料。换言之，无论我在巴基斯坦给多少婴儿注射过药物，我自己从志愿者经历中获得的益处绝不比其他人少。
然而，这种“双向互助”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学生志愿者的发展——单是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目前就有约9000名志愿者分布在世界各地——政策官员和人类学家如今意识到，相关经验和技术也有机会回到本土。对发展中国家奏效的点子越来越适用于（比如说）加州的贫困社区，尤其是在美国收入差距加大、结构性问题隐现的情况下。诚然，25年前，我未曾想到援助工作会出现这种“逆向创新”，但它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或许，这也是为如今正前往陌生之地的下一批21世纪志愿者们加油鼓劲的理由。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