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比例的历史坐标（二）

编者按：一直以来，有关“官民比”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媒体上也刊发了一些相关文章。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官民比”已经达到1∶26，存在“官民比”过高、公共财政负荷过大的问题。针对这种观点，人事部副部长、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侯建良2005年4月27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专门辟谣，指出这个数据很不准确，容易造成误导。事实上，我国“官民比”只有1∶198，这个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以下为正反各方观点（二）。

　河南报业网讯 过去有资料显示内地的“官民比”是1∶26，让人很惊讶。如今人事部有关官员辟谣说，中国目前所谓的“官民比”应该是1∶198（见4月28日《大河报》）。但仔细想来，数据并不能回避一个事实，由百姓供养的“吃财政饭”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记得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的“人大”记者见面会上说过：现在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如果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就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笔者算了一下，这样的县的“财政供养人口”占人口比例达4.38%，“官民比”是1∶23。
　　其实，百姓理解的所谓“官”正是温总理所说“吃财政饭”的人，除了教师以外，大多是各级政府、机构里的事业或临时编制人员，他们往往都在行使行政职能，而并非在提供“公共服务”，在百姓眼里与“官”没有什么区别。
　　内地机构改革工作虽已推行多次，但减员的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个别地区出现了“官”越改越多、农民负担不断反弹现象，往往是强调某领域的管理就设置相应的机构，有了机构就要配置执法权力，有了权力即使财政不拨款它可通过收费、摊派取得收入，有了不合理或非法收入就可以继续“养活”超编人员。
　　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减少行政审批，控制公务员和端财政饭碗人员的数量。一定要根治经济越欠发达，财政供养人口越多的沉疴，严格核定人员编制，杜绝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借行政权力“搭车收费”现象，让超编人员失去“口粮”。
　　笔者以为，组织人事部门不应在“官民比”数据上做太多文章，而必须正视机构臃肿、人员超编带来的民众实际负担问题。顾一冰

针对有关我国目前官民比是1∶26的报道，人事部副部长侯建良日前辟谣说，我国目前官员所占比例根本达不到这么大，所谓的“官民比”应该是1∶197.69。侯建良说，1∶26的报道，可能是概念弄错了，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工勤人员都算作了公务员。他表示，事业单位职位如教师、医生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不能算到“官”里面去。

　　“1∶197而不是1∶26”，“教师、医生不是‘官’”，人事部的上述辟谣、澄清当然 是有道理的，但是，两个不同“官民比”之间之所以产生如此悬殊差别，仅仅在于一个对“官”的概念的不同解读吗？或者说，“官民比”背后究竟争议的是什么？——笔者以为值得进一步玩味。

　　回顾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此前提出“官民比”1∶26时所做的描述，其实不难发现，“1∶26”中所称的“官”，实际上指的并不是行使国家权力意义上的官，而是“吃财政饭”或者所谓“吃皇粮”意义上的官。——当然，依据传统或者单纯政府组织人事上的“官念”，说后者并不都是官是合乎逻辑的。

　　但根据现代公共管理理念——凡以纳税人的纳税为主要收入来源、从国库领薪水的职业，都是负有公共责任的公务职业，说“吃财政饭”者都是官，同样也是合乎逻辑，而且这种逻辑显然更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社会的一般治理逻辑：那就是，公共管理者实际上就是靠公共资金养活，并依法必须向公众提供服务的服务者。

　　显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在许多国家，不仅政府官员，而且公立学校、医院的教师、医生均被纳入到公务员体系中。因此，说“教师、医生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不能算到‘官’里面去”，其实并不妥当——政府官员的根本使命难道不同样是“提供公共服务”？

　　经过以上梳理，1∶197或者1∶26“官民比”，争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已经不难明了。那就是，多少个国民中有一个“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有更多的服务者为大家提供服务有什么不好呢。关键是，老百姓花钱供养公务人员，他们的服务质量究竟如何？或者说，在公共服务这一领域内，投入与收益之间产生的效益如何？——一方面是人员机构臃肿，不该管的乱管，一方面又是相互推委，该管的没人管，全国公职人员职务消费居高不下——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就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显而易见，服务者数量大，服务质量却不高，才是公众面对1∶26“官民比”真正的不满所在。

　　因此，以1∶197为1∶26辟谣，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数字之争背后的真正民意诉求，其最终意义仍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官民比”比1∶197更低，如果“官”的为官为政质量不高，老百姓还是会有意见。那除了是个数字游戏外，又有什么讨论价值呢？

　　【来源：人民网；作者：张贵峰】

质疑权威王通讯的官民比解读

“官民比”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人民日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请他回答“官民比”问题。王院长认为，1:26这个数据很不准确，容易造成误导。事实上，我国“官民比”只有1∶198，这个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此言一出，立即遭到无数网民怒斥。

两者反差为何如此之大呢？虽然政府前几年就公布了《依法行政实施规划》，但时至今日，但老百姓所关心的政府情况大都属于机密，老百姓只能凭感觉作出判断。王通讯院长当然掌握全面情况，但身为御用文人，只能冒着千夫所指的风险，卷起舌头说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

中国公务员编制有多少猫腻，笔者了解的情况有限，但足以证明王通讯先生的表态意在混淆视听。

混淆术之一：中国的公务员并不多。

从编制上看的确不多。但是，别看编制看办公楼。如今一栋栋打着建设干部培训中心的豪华办公楼如雨后蘑菇，成为城市最耀眼的风景。楼高必然人多，可公务员并不多，这也是事实。原来政府早对职能进行了重新划分，纯粹的政府职能划为公务员，他们由财政全额开支；权力不大，但能够创收的人员列为差额事业单位。有较大权力，有较强执法力度的单位被划为自收自支单位。

其中政府部门中能借权力创收的事业单位人员大都成了二老板，再由他们雇佣大量临时工。不少政府部门公务员、事业人员、临时工的比例为3：3：4，有的甚至达到2：3：5。

政府公务员享受全额财政，他们把执法创收权力转让到事业单位，就可从事业单位分一杯羹。事业单位借此谋生，便会把权力最大化地转变成利益。制造各种借口扩大罚款权限，然后交给雇佣临时工出面执法，把权力变成金钱。这就是政府收费高、罚款多屡禁难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一段披露的公安队伍执法犯法案件，其中不少是联防队员所为。联防队工资全靠罚款，如果依法办事，个个都得喝西北风。

现在直接收税的税务员，直接收费的工商人员，直接检查路政的交通管理人员具有公务员身份的极少。我们的公务员坐在豪华的办公室，净享清福，哪个肯干具体工作。

公务员的数字固然下降了，但依附于公务员的食利者却增加了不少。对于企业和老百姓来说，负担不但一点没减，反而日益沉重。王权威缄口不谈这个国人皆知的事实，单单举出公务员数字说事，如何让人信服？

混淆术之二：政府自收自支单位已成为社会公害

有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词，叫做：“事业单位,公务员管理”，属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王权威恐怕没将此类部门计算到公务员比例。如今的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等就是这样的单位。

工商局以前花费精力建了不少市场，并以此为名收取了不低的市场管理费。后来国家强令工商局把市场划出去。工商局不再建设市场，也不从事具体管理，却在别人建成的市场里坐收管理费。个体门市从来得不到工商部门任何服务，可工商局收的费比地税还高，令商户苦不堪言。年检营业执照是工商局重要收入之一，工商部门靠企业养活，提前通知企业年检本是应尽职责。可他们为了创收恨不得企业个个超期，只要超了就往死里罚。

国家设置技术监督局本来是为企业服务，使之提高技术管理水平。它们成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后，便成了企业克星，工作人员不辞劳苦地拿着放大镜到企业找毛病，找到一点差错就狮子大开口罚款。

公安局的车管所也属于这类机构。新车也要年年参加车检、不让每年审驾照了，他们又发明了年年对驾驶员体检，加上高价兜售汽车牌照，发财的确很容易。

混淆术之三：中美官民比应当比什么？

王权威说我国“官民比”只有1∶198，美国“官民比”为1∶94。同美国相比，我国的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

王权威却只字未谈另一个现实：美国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市长，一个州只有一个州长。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组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各厅、局、委员会、科分别设厅长、局长、主任、科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职。就字面理解：应以不设为原则，设立为例外。而现在政府的普遍做法是没有例外，有官位就有副职，一正五副、六副，乃至八副、九副也不希罕。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一年GDP比我们国家都多，该州只有施瓦辛格一个州长，一个副州长。据说美国不少城市根本没有副市长编制，顶多有个市长助理。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GDP只有加州的几十分之一，可省级高官不会少于一个连。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县级官员大都超过千人。

设了副职就要有相应待遇，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办公条件、小汽车、住房、医疗及各种福利补贴，要有办公经费、差旅费、招待费，还要有秘书班子为之服务。且不论副省长的花费，一个副市长直接间接费用加起来，哪年不得开销上百万元？

王权威对此讳莫如深，如果想澄清事实，为什么不把中美同样级别的官员有多少做个对比，那才能说明问题。

混淆术之四：中美政府的职能差异

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占比重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政府雇员不仅有联邦政府雇员、州政府雇员、地方政府雇员，还有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以及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等。
这些人员在平常的工作中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基层，起到一个公共服务的目的。（以上转自：新华网的《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大部分，主要是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自身的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在中国，政府部门不仅自身运转的支出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甚至出现了许多乡镇、县级财政实质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寅支卯粮，“有钱养兵，无钱打仗”，成为普遍现象。政府部门不仅花钱多，而且常常大量截留公共服务支出，甚至挪用救灾扶贫款。（以上转自：新华网的《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王权威拿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比。可美国公职人员绝对要看纳税人的脸色，如果徇私舞弊、滥用权力被投诉就会丢饭碗。我们这里的谁敢批评政府？媒体与政府沆瀣一气，企业知道自己迟早得过政府的门坎，从来都是打掉牙往肚里咽，绝对不敢造次。

于是不少地方政府有恃无恐地把负担尽可能转嫁给社会，又把属于公众的资源据为已有。河北省1996年闹了一场水灾，那时省人大通过了收取河道维修费，直到现在，省财政收入早已翻了几番，可收费分文不减。残疾人就业明明是政府起码的职责，可人大通过了一纸文件，就交给了社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义务教育经费完全由政府承担，我国除了收税还有教育费附加，但学校收费依然有增无减。

中国市场经济搞了十几年，民众盼望已久的反垄断法却迟迟不能出台，原因就是政府不肯放权。政府部门其实就是本系统的利益代表，所制定的政策大都以本部门利益为出发点。教育部门护着学校乱收费，卫生部门护着医院卖高价药，出版和图书发行部门垄断课本大发横财，
城建部门护着热力、煤气乱集资，民政部门垄断殡葬收高价，消防队与消防器材经销商向来伙穿一条裤子。交警部门靠着考试驾照、收取公共场所停车费、随意限制车速、滥设车辆禁行线大发不义之财。而交通部门只要设了收费站，不赚得盆满钵满别想让他们撤下来……令人不齿的是相当一些政府机关公然把临街办公室用于出租或商业经营，坐收渔翁之利。

最可恨的是卫生局下属的官方献血中心。他们号召民众无偿献血，可他们买给医院的基本上是高价血。其借口是给献血者发了献血卡，他的亲属可以无偿用血。试想，如果全社会都无偿献血，领献血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有几个献血者的亲人使用了无偿献血卡？患者如果不能无偿使用血液，搞义务献血还有什么意义？查查血站收到的义务献血数量和高价卖血数量，再看看各地献血中心的办公条件，工资福利、职工住房，大家就不难明白什么叫现代吸血鬼。

中国与美国官民比仅仅是个数量比。其实为官数量多少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能满足公众需要，努力为公众服务，官越多越不嫌多。如果为官总是坑民害民，即使数量不多老百姓也受不了。谁都知道有权者都想滥用权力，关键在于对政府部门如何进行有效监督，保证其恪守职责为公众好好服务。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民众没有直接选举官员的权力，媒体及人大不能（或无法）代表民众进行有效监督。许多摆在桌面上的问题如买官卖官、两千亿公款大吃大喝、三千亿公车消费、两千亿出国考察等只会越来越严重。不解决这些问题，官民关系就不可能改善，上访还会与日俱增，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屁股决定脑袋。王院长由于吃的是官饭，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威性必然大打折扣，起码在法律上没有采信价值。今非昔比，如此混淆视听也糊弄不了多少人，只能令自己丢人现眼。作为研究院长，您毕竟比其它人了解的情况更全面更深刻。如果您还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最好把官场真相公诸于众。中国的病根找准了，解决起来就有希望了。（田奇庄）

由官民比争论而想到的

最近官民比的争论好像又开始热门起来，中国人事部副部长、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侯建良今天下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中国官民比是1：26的报道辟谣说，中国目前所谓的“官民比”应该是1：197.69。双方各执一词，好像都很有道理，这个争论使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来，缘由是这样的：我家里又五口人，父母、老婆、小孩和我，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上班赚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是我引以为荣的事情，但是最近突然冒出来中央人事部的一把手对我说：你们家并不是靠你一个人供养，他们四个人都是自食其力，因为他们都付出了劳动——爸爸买菜弄饭、妈妈做家务、老婆照顾小孩、小孩子做作业，所以得出结论你们家有五口人赚钱。这个算法果然看上去很“高明”，看来我们家里的工作人口和被赡养人口的比例是5：0，可是我怎么觉得我的负担还是那么重，真他X的。

中国的官民比到底是1：26或者是1：197，这让我想起某地某个机关改革的几件事情——时间大约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本来这个机关有150个正式编制（公务员编制），但是上级要求将编制分几步压缩在25人左右，改革的力度看似很大而且很艰难，当时大家都人心慌慌，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皆大欢喜，在这里真的不得不佩服领导人的魄力，只用了下面几个手段就解决了全部问题，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妙得很：1、将领导岗位上多余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不过待遇却保持不变甚至还有所提高，从局级和副局级等领导岗位换下来的干部统称为巡视员，从处级领导岗位换下来的则冠以副巡视员的称谓，这样一来就多了10多位巡视员称谓的官民（因为他们既非官也非民，所以姑且以官民代替），这些被换下来的领导干部当然就不在官员的编制，不过还是要民脂民膏来供养的；2、男干部50岁的、女干部40岁的只要愿意退休都可以，只要提出退休申请的工资一律提高三级并且发放5万元补助金，当然这些成本还是由国家财政来买单，这样又少了大约30位官员；3、改变编制的性质，司机班8个司机、门房3个门卫、档案室3个人员、医务室2人、收费处5人、质检站8人、打字员后勤等4人、食堂4人、材料站（库房）5人等等不下50余人由国家公务员的编制转变为事业编制，这一转变一下子就扩大的民的基数减少了官的基数，好象有一个典故叫“掩耳盗铃”不知道用在此处是否恰当？4、分流一批，做法如下：花国家财政的钱成立几家企业，一方面可以分流一批机关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照顾一下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什么的，虽然成立企业初期投入了几千万的资金但是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不要紧——该局每年都有上亿的工程，让这些企业转转手就可以养活百来个人了。这4个举措实施的就形成了这样的结果：不仅解决了编制的问题，而且扩大了民的比例减少了官的基数，更难能可贵的是表面文章可以做得冠冕堂皇——这些人可都是自食其力：事业机关则美其名曰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办企业则更加光彩，每年的销售额过亿，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

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老百姓到底要不要这些人服务，有没有享受到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给我们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①所谓巡视员就是整天游手好闲，没事瞎溜达，到处“吃拿卡要”，这样的服务咱老百姓可承受不起；②司机班的8个司机，确实是付出了劳动，不过那是为机关领导服务的，整天乱开车制造交通堵塞，出了事故由老百姓买单，这样的服务老百姓避尤不及；③门房、后勤、食堂、档案室就不用说了，医务室是为机关干部服务的，老百姓连门都进不了，更别谈服务了；④上级虽然有拨款可是不够领导干部挥霍的，于是成立了收费处，收费处的服务是做到家了，上计委报收费项目下基层收费，巧立名目收刮民脂民膏，这样的服务老百姓能欢迎吗？⑤质检站确实是有存在的必要，要不豆腐渣工程怎能防止，但是所有工程都给了自己成立的企业实体，这样的质检能防止什么？蛇鼠一窝罢了；⑥材料站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不就是一个库房吗？地主家的粮仓也只养一条看门狗而已；⑦那些不到年纪就退休拿高薪的“老人”确实是有所贡献的，现在不是总在谈“夕阳产业”吗，不过这些人是拿民脂民膏来做贡献，老百姓能答应吗？⑧机关办企业果然厉害，表面上一点把柄也抓不住，可是百来个人就要动用几千万的民脂民膏作为原始积累投入也太露骨了，这也就算了，更可气的是机关每年拿出上亿元的工程让企业转手牟利，这其中的黑幕姑且不论，既然是政府的工程为什么不自己发包，要企业转手干吗？这样的中介服务老百姓能认可吗？⑨还有一些地震局、节水办、残联、妇联、总工会除了一些领导干部属于国家编制外，大多数在职人员都属于事业编制，这就奇怪了，一个地区几十万年都没有发生过一次地震竟然会有地震局的编制，还有那些节水办不知道为老百姓节约了几滴水，那些所谓残联、妇联、总工会只怕一般老百姓一辈子都不会去一次，这样的服务还是少一些更好；⑩还有那些被政府官员包养的二奶、打手等自然不在公务员的编制，虽然她们也间接靠财政的钱来供养，不过她们提供的服务只是针对那些领导干部，老百姓可无福消受，所以老百姓更加不认可这种服务。

写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说不定明天的官民比就变成1：10000了，俗话不是说官字两只口吗，咱平民老百姓怎敢与官斗法，算了，还是去睡觉好了！

在2005年的一段时间里，舆论一度对我国时下的“官民比”予以了足够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舆论认为，我国目前的“官民比”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为1：26。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26个老百姓养活一个“吃皇粮”的。
舆论在关注此事时，列举了从西汉至今的“官民比”作为佐证。称西汉时期的“官民比”是1：7945，唐高宗时期的“官民比”是1：3927，元宗时期的“官民比”是1：2613，清康熙时期是1：911，到1991年，我国“吃官粮”的人数达到了3400万人，按当时的12亿人计算，“官民比”是1：30，到2004年，“官民比”已达到了1：26。同时，他们还列举了国外一些国家的“官民比”情况：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国是1：164；印度是1：100；而“9.11”后的美国，“官民比”达到了1：15。
国家人事部副部长侯建良则认为，舆论所称的我国目前的“官民比”不准确。他说，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官”637万人。其中，中央为47.5万人，省级53.55万人，地市级144.6万人，县（市）级有285.2万人，乡镇级有106.1万人——“官民比”为1：197.69。
如果舆论说的是准确数字，我国的“官民比”就算比较大了，但与美国比还算少；如果国家人事部官员说的是实情，我们的“官民比”就不算突出。但我想说的是，不管这两个数字谁的更准确，并非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待时下出现的“官民比”还是要用历史的、发展的态度进行分析和认识，而不能就数字说数字。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个纯农业国家。西汉时期只有冶金和纺织等手工业；即使是到了清朝末年，我国也没有什么象样的、提得上筷子的工业。现在世界已经发展到了信息经济时代，而我国的工业经济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于是就处在了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共存状态之中。如果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讲，单纯的农业国家的管理工作肯定要比工业国家和信息经济国家要简单得多得多，从事管理工作的部门和人员自然也就可以少得多得多。并且，我们的不少部门和行业的出现，职能的设置，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或者说是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产生的——也有随着国际形势的需要建立的机构。如司法机关，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就不存在检察机关和法院，也没有司法行政机关。在现今，从完善司法制度，巩固和加强政权建设角度出发，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司法机关建设，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我们还可以看个小小的例子：时下的恐怖活动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我国也是如此。美国在“9.11”之后，还专门成立了“国土安全局”。再如息信产业，这是新兴的产业门类，原来它只不过是依附于其它产业而存在和发展的，而现在，它不仅独立了出来，而且还同其它产业平起平座，成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了——这就是说，从整个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言，随着分工的越来越细，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和多样性，管理工作需要的人员就会随之增加。
但是，上述的分析并不能说明“官民比”的合理性——究竟多大个比例为合理、有效。只能从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用历史上的“官民比”与时下的“官民比”做简单的数字上的比较，而应该用发展的、进步的、适应社会需要的眼光来看待“官民比”的增长。这就是说，脱离了历史发展、社会现实，简单地把西汉、唐、元、清等历史上的“官民比”与当下的“官民比”来作对照，既没有说服力，也没有可比性，更会混淆视听，造成不必要的误导，对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政权稳定都是不利的。我以为，最近几年的党政机关的机构改革，或多或少受到了“官民比”的影响。现在一些地方进行了乡镇合并，“党政一把手一肩挑”（其实是三个一把手一肩挑——还有人大主任一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减庙减和尚。如果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讲，这无疑可以减小财政支出。但从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防止腐败的角度讲，又有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和突出，基层的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压力也很大。机构改革后，这方面的问题也已慢慢显现出来。
当然，我国现在的管理体制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机构重叠，，职能重复，人员臃肿，权力没有监督等等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我国在“官民比”方面的突出问题在于上层机构过大，人员过多。如果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在《官场病——帕金森定律》中批评英国行政机构充满矛盾，相互扯皮，办事效率低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官场病”时的话说，就是各部门用的人越来越多的秘密在于，当官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宁可找两个（以便相互制约）比自己水平低的助手，也不肯找一个与自己势均力敌的下级。人多不要紧，相互之间总会“制造”出工作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会陷入机构越来越大，扯皮越来越多的恶性行环的病因。帕金森说得是有道理的。的确在人多少之后，就会“制造”一些工作来。这些工作很多不仅要“相互之间”做，更多的是要下级做——这大约是帕金森先生没有深说的问题吧？！就我国而言，从中央到省、地市，有着过大的指挥、管理机构，由于这些上级机构多而大，各机构都要显示自己的权力和重要，就会争相“制造”一些工作来让下级部门完成。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下级为了完成上级“制造”出来的工作，就不得不辛苦工作，除此之外，还得增加人员。随着上面机构和人员的增多，下面也得随之增多——这应该是时下“官民比”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在。简单地说，我们国家要解决“官民比”，关键还在上层，而决非基层。上层不减人减事，基层怎么减都是不实际的。我认为，基层作为基石，在现阶段来说，不是减弱，而是应该加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