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浅的描述性的解答是这样的：中国的商人，统计显著地不能抵制各级官员的掠夺之手，所以中国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我推测许多读者会立即反驳：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应责怪官员而不是商人。其实，如同市场均衡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样，蔓延在中国社会里的腐败行为，也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时期，申请了一个项目，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以及东亚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企业家群体，并写了一些文章概括我的体会。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今天的立场回顾，那时中国内地尚未出现大规模的私人企业。“邓小平南巡”的政治效应，大约在1994 年以后，使民营经济逐渐获得了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道德的合法性，从而使商人在道德上可以与官员“称兄道弟”。当然，依照惯例，合法性总是“自上而下”地被赋予的。故而，商人获得道德合法性也就意味着官员降低了自己的道德标准。以2003 年“宏观调控”为界，民营经济形势逆转并延续至今。所谓中国经济“奇迹”，有大约10 年的政治和道德的预备阶段，有大约10 年的逆转阶段，民营经济的合法发展阶段，不过10 年。

　　继续介绍我的企业家研究项目，一般而言，企业家精神有三要素：敬业、合作、创新。与西方社会里的企业家精神相比，中国的商人群体还有第四要素，我称之为“济世情结”。在我的观察里，中国社会的商人，有了足够大的规模之后，统计显著地，倾向于承担经国济世之社会责任。这一类现象，学术界有过不少解释，其中说服力较强的一种解释，诉诸于儒家文化传统之缺乏宗教精神，故而“归上帝的”和“归凯撒的”，二者势必混淆，从而工商界的凯撒们要去追寻上帝的领域。

　　从实证角度看，民营经济的凯撒们，与其他中国人一样，承受了两代人教育的失败。我写了不少文章描述中国教育的失败，却都不如“新党史学派”的佼佼者高华的一篇文章来得彻底。在高华的文选《历史的云雾》里，有一篇他提交给香港“五四与中国现代教育”会议的论文《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对延安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考察》。高华的思路重要，因为他将现代中国教育的失败溯源至上世纪30 年代苏区的“革命教育”以及随后40 年代延安的“功利主义”教育纲领。苏区的和延安的教育，主旨是为革命战争服务。故而，培养干部和动员民众，是教育的两项基本任务。由此，革命教育演变为针对干部的思想整风运动和针对民众的文化扫盲运动（逐渐演变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教育思想）。这两种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倾向于摧毁或遗忘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将高华的这篇文章与刘瑜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的博士论文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关于中国教育失败的广阔得多也深刻得多的历史描写。

　　承受着这样的教育失败，在1994 年到2004 年期间有了政治与道德合法性的民营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只要有了足够大的营业规模和经济影响力，便要面对“你如何面对政府”这样一个棘手问题，这也是中国两千年皇权与绅权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的权力格局的延续。

　　我在《中国问题》序言里引述鲁迅的演说“娜拉出走之后又怎样”以说明中国人“富裕之后又怎样”的困境，这一说明，当然最先适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你有“地方乡绅”的身份，你被认为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你要从政府官员那里赎买“自由”，为你的产业寻求持续不断的政治保护。在这两项强大的外部力量作用下，你原本缺乏宗教精神，从而你内在地软弱无助，于是你很容易屈从于外力，你开始研读《胡雪岩》这类红顶商人的传记，你开始练习书法，你参加“企业家国学班”……总之，你要成为传统意义的“儒商”。但是你忘记了一项最关键的事实：现代中国的政府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政府，它早已确确实实地演变为与大众一样谋求个人利益的人组成的现代政府了。而且，传统儒商的“乡土中国”宗法社会也早已被革命扫除得干干净净。请时刻记住：“革命教育”的后果之一，是两代中国人对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再产生刻骨铭心的亲切感。既然如此，政府官员，这些中国人当中的一群，为何要维持传统儒商与政府之间的那种关系呢？所以，我们周围泛滥着现代政府的劣根性——由西方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概括为“掠夺之手”——在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里就是“官与民争利”，更多地表现为赤裸裸的腐败。

　　中国市场经济的病症在于没有独立自由的企业家群体。是文化传统缺陷？还是政治制度弊端？还是留给读者自己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