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每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说，是个伪命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提出和分析这个理论的人本身站在发达经济体立场上，而且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没有考虑到与之攸关的政治上的问题，不管是大国博弈还是国内两极分化，都应该划入到中等发展水平国家进一步崛起所应考虑的范畴之内。而这个陷阱往往无解的原因，是学者没有或者不想突破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包括一定程度上抑制自由主义过度发展，和采取非常规手段改变地缘关系和利益格局。从历史上看，没有那个大国的崛起不需要经历地缘政治（甚至军事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在以往，动用军事手段强制改变利益分配常常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必备手段。这也是“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从当代变化比较明显的国家来看，日本和韩国是现有全球体系下对抗中俄的战略需要，必须保持繁荣稳定，而且其自身的军力也在美国的严密控制之下；德国则是在欧陆一线平衡大国关系的需要，而且德国本身有着很好的发展基础；巴西和阿根廷是南美后院国家，其自身国土面积较大，但并不存在直接平衡他国力量的战略需要，而其自身发展壮大后，很可能形成新的地区霸权，所以巴阿两国只能是“受限发展”。而美国学者将巴阿困境归结为“中等收入陷阱”，自然有隐藏重要因素的目的，而其一再推崇的自由主义，在没有外部资源进补的情况下，必然拉大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稳定并限制经济进一步发展。但并不是说只有战争才能改变一些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这种窘境，现存体系的动荡或危机同样可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突破瓶颈的良机，这也是为何在08金融危机后“金砖四国”大放异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