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迪士尼“朝圣” 英国《金融时报》 吉莲•邰蒂

今年复活节，我们一家开展了一次“朝圣之旅”，但我们并没有去卢尔德(Lourdes)、梵蒂冈或者其他基督教圣地。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更不用说其他民族国家的人们）类似，我们去的是一个现代圣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世界(Disney World)公园。让我的两个女儿开心的是，我们观看了各种迪士尼角色的舞蹈，体验了扣人心弦的各类游乐设施，吃了很多热狗，买回了大堆的现代塑料纪念品——其中一些价格离谱却没有任何用处，比如耀眼的银质米老鼠耳朵。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根本算不上“宗教”。这种想法本身就会让很多人“惊恐”。然而，在与成千上万激动无比的孩子（以及家长）们“摩拳擦掌”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今迪士尼主题公园已经是大家公认的美国圣地之一。
且不看每年来参观的游客令人瞠目的数量（2010年全球迪士尼公园游客总量已经达到1.2亿人次，其中仅仅位于美国的两个最大的主题公园就有3000多万人次，是每年去梵蒂冈朝圣者数量的六倍。）
或许最让人吃惊的是游客的种类：上周在“神奇王国(Magic Kingdom)”的人行道上，挤满了拥有各种口音、年龄、肤色和体型的游客。当然，大家在这里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有关系或者是有钱的家庭就可以走VIP通道，而不用排队（那些买不起85美元门票的人连进都进不去）。

然而，在迪士尼乐园的美国大街(Main Street)上，美国经济的两2极分2化就显得没有那么残酷了，或者说它隐藏得更加巧妙。在一个2分2化2越来越严重、2民2愤2越来越深的国2家，主题公园或许是最后一个作用重大的“平衡器”和协调者。人类生活中有一些共性的重要内容是没有人会2痛2恨的，这当然不包括家长们为购买无用的塑料米老鼠耳朵大笔花钱。
当然，这种共同的崇拜活动不是偶然的。自从60年前迪士尼公园问世以来，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一直在研究迪士尼这一“奇迹般的”文化现象。
上周末触动我的东西在大多数人那里有共鸣，那就是，整个经历类似一场朝圣之旅。正如人类学家亚历山大•莫尔(Alexander Moore)所说：“在后现代世界，娱乐似乎正在超越有组织宗教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现在的迪士尼公园已经是“娱乐朝圣”的核心。
而用来营造那种集体活动氛围的手段也十分有趣。人类学家斯蒂芬•菲耶尔曼(Stephen Fjellman)20年前开展了一项重要研究项目，对迪士尼世界的每一部游乐设施和每一场戏剧演出进行了分析。他在引人入胜的《乙烯基之叶》(Vinyl Leaves)一书中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迪士尼主题公园是如何营造微妙的气氛，并掌控人群流动的。首先是大家一起从停车场乘坐巴士、轮船或是小火车出发，穿过热闹的街道，来到游乐设施前，在这里，游客们的情绪得到释放，但身体上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直到游乐项目结束，他们被带往商店，在那里他们便可以进行（更多）消费，“积极行动”了。公园里遍布着各种“电影场景”，它们将“美国和世界文化的碎片演绎成思想上的符号 ”，而“身体的疲劳和认知的超载则激发了一种商品冥想”。换言之，几个小时后，我们便进入了一种几近恍惚的状态。潜移默化中，我们的认知“地图”被共同重绘了，最后，掏钱买一副银色的塑料米老鼠耳朵似乎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这让有些观察者感到2恐2怖2，这并不奇怪。亨利•吉鲁(Henry Giroux)是一位爱与人辩论的2左2翼2社会学家，他对植根于迪士尼公园核心的“经济2剥2削”提出了谴责。他还指出，更糟的是，迪士尼往往将女性描绘成消极被动的角色，并将少数族裔塑造成反面角色，这使它充满了危险性。在吉鲁看来，“神奇王国”远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乐园，它所显露的是对于2公2众的2控2制，在这种有2违2人2性的控2制下，美国消费者变得顺从而被动，沉迷于“永远幸福”的童话中无法自拔。
结束了我自己的迪士尼朝圣之旅后，我发现自己很难对迪士尼抱有如此大的怨气。没错，迪士尼心2机深2藏，而且商业味太重；它也的确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冷漠感。但在当今世界上，其他多数宗2教圣地都笼罩在更加灰暗的色调下，如此看来，迪士尼的“软肋”似乎还是相对单纯而美好的。它至少在尽力搭建一种场所（除体育场馆之外），让不同背景的美国人还能够聚在一起，这令人鼓舞。即便这种群体归属感只是一种以米老鼠为灵感精心编织的幻想，裹着华丽的包装摆在商店里——还贴着不菲的价签。
译者/王慧玲、薛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