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投资时，每天你会碰到不同的人。他们都非常现实主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他们会跑过来跟我说，他们手上有一个新的技术，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技术能够在两年内打败谷歌。这些看上去不太正常的人能够改变世界。
我在印度长大。印度同样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很清楚中国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人们害怕失败，因此不会冒风险去尝试。但只有敢于尝试，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反正这就是我在印度看到的最大问题：人们害怕失败，怯于尝试，虽然印度有很多人才。
至于我个人而言，我有愿意失败的意愿，反而是这种愿意失败的意愿给了我让我成功的能力。我不在乎失败。但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当然更好。
现在的商业世界都在谈论如果减少风险。问题是太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把风险降到了太低，以至于虽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提高了，但成功时，成功的结果也变得微不足道了。我相信一个说法，敢于接受更高风险的人，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不知道诸君感觉如何，至少对于我这样一个有近十年商业报道经验的记者，都感觉在中国是很少见到像维诺德·科斯拉这样讲话的人，更不用说他还是真的这样去做。
对于一个优秀的人才而言，愿意接受一份稳定的工作，继承一个事业，还是去开创一个事业？失败的成本是不是让一个人创业失败之后就无法承受？如果我们最优秀的人才全都愿意去当国家公务员、去大公司中拿丰厚的薪水，那我们也就不用再抱怨我们没有类似于Facebook这样的公司出现了。
三
最近经常被人提及的一个新闻是，日本三家电子公司的2011年财报出来了，结果一看大家都吓了一跳，夏普、松下、索尼加起来亏损了200亿美元。这三家公司之前也都是中国公司效仿的榜样和学习的对象。如今榜样也举步维艰了，不能不让人震惊。
这些日本公司曾经让美国公司都感到很恐惧。只举其中一个例子，索尼曾经是苹果公司的学习对象，史蒂夫·乔布斯其实是很崇拜索尼的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的。尤其是盛田昭夫刚刚发明了随身听，席卷了全球音乐播放器市场之后。
史蒂夫·乔布斯推出iPod并且大获成功之后，在硅谷流传着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请问“索尼（SONY）”如何拼写啊？答案是“A-P-P-L-E”，就是苹果。因为大家都认为索尼其实是最有条件也最有希望革新音乐播放器市场的。索尼成功发明过随身听，有丰富的硬件制造经验；索尼旗下还有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之一。硬件和内容它都有。但是，偏偏还是一家电脑公司，既没有制造音乐播放器经验，又没有任何内容，辛辛苦苦去央求以保守著称的唱片公司，革新了这个产业。
对于日本科技公司的衰落，媒体和专家也都有了很多解释。其中有些有点道理，有些也很荒唐。因为对于日本来说，所谓岛国思维这些不利因素是一直存在的，那人家当年还崛起了，让傅高义都写出《日本第一》的书呢！至于说着眼于日本的国内市场，当年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写《国家竞争战略》，可都是作为有利因素来写的，现在怎么又变成不利因素了呢？
其实，如果要将松下、索尼、夏普这些公司和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这些新兴巨头比，其实是找错了比较对象。美国也有大公司在衰落啊，君不见，惠普连续换CEO，一个全明星阵容的董事会都拿这家硅谷传奇公司没辙。还有曾经的互联网明星雅虎，最有价值的资产反而变成了它投资的阿里巴巴集团。还有微软，还有戴尔，哪一个在媒体上不是四面楚歌，而在当年又是何等威风。也就十年左右，微软中国换个总经理新闻联播都会报道，现在，换个全球CEO估计新闻联播都懒得理了。
管理学大师克里斯腾森曾有名著《创新者的窘境》，解释了大公司为何在创新方面总是不敌新公司，最终被斩落马下。原因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大公司所着力的大都是“延续性创新”，为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比如一个做电视机的公司，大抵不会去投资做个视频网站，而只是想着如何做出分辨率更高的电视机，或者做个3D电视机。但是等人家视频网站解决了带宽问题和内容版权问题，根本就没人再会看电视了，你还做高分辨率电视和3D电视干什么？但是新兴公司所做的都是“破坏性创新”。所谓破坏性创新，就是改变了赛道。变了赛道，原先大公司的领先也就白白领先了。如果此时大公司肯重新回到新起跑线，一起跑，由于组织庞大、决策缓慢等不利因素，都不一定跑得赢小公司——但是大公司有一个优势就是资金充裕。更何况很多大公司还执意顺着此前的跑道全力向前冲刺，一路捡着钱，冲向万丈悬崖。这些大公司都已变成了死魂灵。
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正确的问题，不是大公司为何衰落。必然的规律就是大公司的衰落。如果大公司不衰落，始终长青，领跑行业，那才值得研究。正确的问题是，为何在日本，除了索尼、松下、夏普这些传统的科技大公司，这么多年，竟然没有新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出现？为什么一个曾以高科技制造业震撼全球的国家，竟然没有在繁荣时营造出一个轰鸣作响的创新机器，不断制造出新的传奇，而是守着一群已经死去灵魂的躯壳，还在拼命帮助它们？
究其原因，除了之前提到的硅谷的那些优势日本不一定具备：即初创企业在获取投资等各方面的难易程度；完善的资本进入与退出机制和创业文化与包容失败的文化，还有些原因要溯源到朝鲜战争之后，日本二次崛起之初。
日本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向披靡，汽车公司打得美国三大公司落花流水，电子公司也力压群雄。美国人也做了很多反思，比如在美国一向备受冷落的管理学家戴明，其精益管理法反而在日本大受推崇；比如日本公司的企业文化，没有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激烈对抗等。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些指责，其实和今天中国经济崛起受到的指责是很相似的。
比如，指责日本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的崛起，是受到国家产业政策扶植的结果。有一个美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我们在燃烧》，讲述日本电子产业崛起的过程，为其辩解说，这不光是日本政府政策扶植的结果，还有日本企业家自身的努力。当时美国人也在安慰自己。安慰自己的话跟今天面对中国等国家产业扶植政策时的话差不多，大意就是，政府产业扶植政策，在那些跟随性的行业，比如汽车啊、电子制造、太阳能啊这些行业是有效的，但是政府不能像市场那样有效率地发现下一个大增长行业。就日本和美国商业竞争的结果来看，这些安慰的话都是正确的。日本公司的确在个人计算机、软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方面落后于美国公司。这些都是风险资本挑选出的，不是政府政策选出的。
其次就是指责日本的银行界和产业界关系纠缠不清，产业界可以利用从银行获得的廉价资本来同西方公司进行竞争——这个指责也用在了今天对中国公司身上。但是这种简单的资本体系支持那些大公司可以，不就是贷个款嘛，但也同样是没有能力和动力挑选出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初创公司的。
还有就是国内市场被巨头垄断，外人难以置喙。去日本旅行的人可能都有感触，带去的电话都不能用，必须租借日本本地运营商的网络和电话，但是手机样式的选择真是乏善可陈，丢了手机，大街上走看谁的都像自己的。幸亏有了一个孙正义，引入了苹果手机，还是和他的电信运营商绑定的。根本不像在国内这样，手机五花八门。
但是中国在这种电子消费品上市场开放选择多样，在互联网上却闭关锁国，这就造成了国内互联网也被百度、腾讯等公司垄断着,同样不利于创新。
四
重新回到硅谷公司。
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之后，众人纷纷表示痛惜与哀悼，同时也有不少人中国企业家摩拳擦掌，纷纷往自己身上贴标签，表示要学习乔布斯好榜样。但跟乔布斯有过接触的投资人田溯宁说，他觉得乔布斯还不是很容易学，因为苹果产品背后是一套完整的软件架构，而这个软件架构背后又是一种观念，“即你认为知识应该怎么获得更有效，资源应该怎样配置更好……软件的核心是一种知识的重新组织过程，涉及到一种世界观”，“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认为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乔布斯认为世界不应该是混乱的，知识需要管理、编辑和重新组织，所以他建立起一个围墙中的花园。”
谷歌同样如此。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立谷歌，就是要通过搜索让知识获取成本无限降低，在知识上达到民主，因为以往通过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是可以建立起不平等的。
Facebook要上市时，马克·扎克伯格说了句话，大意是，赚钱根本不是这家公司的目标，这家公司的目标是要践行一种社会使命，即让世界更加开放，更加紧密相连。
在目标仅是赚很多钱的人或者根本瞧不上商人的人来看，这些都可以被视作说说就算的漂亮话。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而言，这却是一种现实，那就是在一架永不停息制造各种创新、创造出大量财富的机器背后，除了我们所说的那些资本退出机制、初始创业难易程度等之外，竟然还有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框架在支撑着。
有一些思想家如托尼·朱特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嫁接到独裁政权上。但是，独裁政权上嫁接的资本主义可以制造出有钱人，但一定不能生出创新公司和伟大公司，更别提一架创新机器。最简单的例子是，乔布斯可以当面斥责总统奥巴马，认为其政策不当；托尼·朱特认为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也成功发展了商业，那请问哪个智利大商人敢对独裁者皮诺切特说半个不字？一个唯唯诺诺、灵魂不自由的人能成为一个伟大企业家吗？
到最后你会发现，商业和万物一样，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产物。也是这套系统最终造就了创新机器和死魂灵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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