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后记◆

经济学教育的解毒剂

2008年秋的一个大风天，我在北大西南门摆下一桌鸿门宴，坐等一位出版人。手里攥着一份战书，那是我对一本中文译著的勘误表，准备好好跟他讨论一下这本另类的经典教材，这位特立独行的作者和一种新的教学方式。结果出人意料，我说的不是对方反客为主抢着买了单，而是他当即被说动，下决心投资源做一个更完美的新版。三年后的今天，终于轮到我被别人挑剔了。但对于刚拿起这本书翻到后记的读者们，我还是想先和你分享一下，这本书、这位作者为何能如此打动人心。
       
不套公式的经济学
据说作家轻易不让外人走进他的书房，为的是不让别人一眼看出他的思想源流。我所接触过的经济学家倒还好，但我知道他们中很多人，确实从阿尔钦到海恩的这条脉络受益良多。他们写专栏或发表政策建议的时候，很多精彩的思想和表述是有渊源的。我们可以像追星一样去追这些经济学家说什么，也可以静下心来自己学会那种思维方式。
这就是一本教授“如何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书，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传统的教材命名都围绕“经济学”（economics）本身，如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等等；但这本书的书名中，“经济学”是作为一个定语，用来描述一种思维方式的。
强调应用，这让本书非常适合用于通识教育，特别是适合文史哲、法学、社会学等文科学生阅读，美国很多学校就是这么做的。不过书中的思想洞见，却丝毫不输于相关的专业著作，按作者收到的反馈，不少职业经济学者都能从中受益良多。
所以本书的编写也不同于“批量培养”所用的传统教材。有人批评学院派大家写的书，有助于搭建学科知识体系，奠定自身学术地位，却不太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实际需求。这本书完全相反，掂一掂重量就能发现区别。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传统的经典教程，动辄砖头一样的大篇幅，买起来贵，背起来重，赶去上课的大学生中哪些是读经济的往往很好认。
但这本书从第十版开始就一直在精简内容，以便能在一个学期内讲完。它完全打破了“制式训练”的套路，以章节安排为例：一般教材都是先讲供给、需求，然后再讲市场均衡；而本书一开始就直指核心，强调交换与市场过程，体现出鲜明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特色。而且这本书读起来不累：每节总是先讲应用，至于概念定义，都在对例子的分析中穿插着交代。像外部性、汇率、博弈等内容都没有刻意单设章节，而是糅合在具体的问题中随缘点化。

不捣糨糊的经济学
一个名校的博士，在高校工作时不接项目不拼职称，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以讲师的身份专注于教学，而且还是教本科生而不是MBA——这样的人在中国大学里越来越少了，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最初的作者保罗•海恩就是这么一个人。虽然他远远没有其他做研究或政策的同行那么出名，但好的研究者不一定是好的教学者。后者要求对现实世界和经济理论同样熟悉，才能贴近现实、深入浅出，而这对于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来说太花时间了。保罗•海恩在华盛顿大学就教过15000多名学生，在他2000年去世前的这25年间，有学者评价其对美国经济学教学的贡献首屈一指。
此前，这一殊荣属于《大学经济学》（University Economics）的作者阿门•阿尔钦和威廉•艾伦的，保罗•海恩延续了他们的体系。与其他学派相比，他们更强调市场过程和鼓励合作的制度，强调分析要落实到具体的行为，而不是一下子进入黑板上的优化方程。遗憾的是，正由于这一特点，这类教材以往被狭隘地归为制度经济学的“参考书目”，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有一类对经济学家的常见批评，说他们在作解释的时候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面面俱到却不知所云。保罗•海恩不是这样，他文风犀利，不捣糨糊。书中搜集了现实中的种种误解有的放矢，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在针对“似懂非懂的新闻媒体、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半瓶子晃的财经写手和只做预测的经济学家”提供解毒剂。对于话语权上的强者，他从来不和光同尘，直接剖析言辞包装下的那些利益考量，并与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进行交锋。
的确，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常常会颠覆民众的一般常识。不过对于社会中弱势的一方，作者从不以挑战民众的神经为乐，居高临下地宣扬“帝国主义式的经济学”。本书尽管吝惜篇幅，但行文论证大量是论辩式的，作者经常和“教室后面的那个声音”耐心讨论，条分缕析，让人口服心服，这种叙事修养也正是中国当前很多公共讨论中所欠缺的。

通识教育的经济学
经济学教育在中国有几处重镇，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北有一处古色古香的园子，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坐落在这里。不仅建筑别具特色，他们选拔学生的标准也很独特：不是看你掌握了多少术语，对各位经济学大师多耳熟能详，甚至不是考试分数有多高；而是看你对人的行为以及经济现象有怎样的理解，是否具有“受过训练的直觉”。
这是有所针对的。不仅经济学在中国已成为强势的显学，经济学教育也日趋火爆。从大众传播来看，似乎人人都会一点经济学，只不过这种学习，更像是学着“像经济学家那样说话”。经济话语不仅是时尚，已经变成了一套权力体系。
但经济学不仅有其外在表现，更有其内在精神。对于更广泛的受众来说，还应更多回归到通识教育。因为与能读会写一样，有效参与经济生活和公共政策的素养，对每一个公民都非常重要。掌握这种思维方式，可以透过那些天花乱坠的名词术语，看清楚各方背后的假设与立场，并对个人的境遇与时代的变迁多一分理解。
特别是书中还大量论述了转型国家的案例，这使它在俄罗斯和东欧甚至比在美国还受欢迎。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对经济学的热衷，看来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用第八版的序言中的话来说，这些人亟需的不是将经济学作为“智力体操”，而是在一线实务中理解市场如何运作，找到何种制度对于确保分工与合作不可或缺。与专业教材和通俗读物相比，本书同样更适合这类读者。

正本清源的经济学
回到开头说的那场化干戈为玉帛的见面。在我的勘误表中，有一段原始译文是这样的：“指责价格是错的，不反映成本和收益的真实价值，这就等于否定了整个市场过程……这不是对效率的批判，而是对现存的产权体系及总体的游戏规则的批判。”
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是在极力维护一些信条，而在市场经济下，“效率”是不能被批评的。那我们应该怎样讨论房价、看病贵等问题呢？或许经济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普通人可能认为没问题，但连经济学家看过没觉得有问题，这就意味深长了。其实原文是这样说的：
“因为其没能反映实际成本收益，而批评某个价格是错误的时候，我们其实反对的是决定价格的那个过程。这并非是对“效率”概念本身的批评，而是对现有的产权体系和其所构成游戏规则的批评。”
原来经济学中一直在追问“对谁而言的效率”，对于市场过程背后游戏规则的反思和博弈，各方都有权利参与。
第十二版的中文版，是一个几乎重新翻译的版本。因为译者深信从正本清源的准确介绍做起，有利于克服经济学引入中国后遇到的一些问题：不套公式，是对“黑板经济学”乃至“金融炼金术”的解毒；不捣糨糊，是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言辞经济学”的解毒；通识教育，则是对只讲求个人算计的“小乘经济学”的解毒。
只是讲经济学原理的书，其实比专业类的书籍更难翻译。案例是生活化的，用词是俚语化的，行文是论辩式的；特别是大量使用虚拟语气、反问与各种修辞，如果译错意思就完全相反。译者从第九版开始一直跟踪此书，翻译时是将原书逐字逐段输入电脑对照着译的，前后历经三年。这种不计成本的方式，似乎并不太符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于是这三年中，翻译基本占据了我的周末和节假日，其间断断续续竟然没有放弃，这有赖于多方的因缘：首先要感谢十一版的译者马昕和陈宇，任何改进都是在边际上做出的，特别是习题部分的译文基本沿用了前一版。出版社的两位编辑云逸和徐樟，对每章内容不厌其烦地往来三轮修订，这让本书得以自信地面世；而他们对质量的认同，宽容了我一再牺牲进度。另外真心谢谢北京大学的苏美东和徐真真小姐，她们协助进行了大量校对工作，作为学生的第一手阅读感受对翻译是宝贵的提醒。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年轻人选的路少有人走，看似不是最优的，但有一种思维方式打动了我，谢谢你们理解我遵从自己的理想。

史晨
于2011年平安夜



◆        出版后记◆

“授人以渔”的另类经典

中国有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同样，相比于介绍经济学的知识，传授其方法就显得更为无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正是“授人以渔”的代表。这本畅销世界的经济学教材，自2008年第11版引进中国以来，在大专院校和非专业读者中都引起了相当的反响。此前国人所熟知的经济学入门教材，主要是萨缪尔森、曼昆、斯蒂格利茨等理论大师写给经济专业学生的，而本书是一本另类的经典。它回避了过多的数学，将日常生活中纷繁复杂、看似毫无关联的一些社会现象，和一套富有一致性的思维框架结合起来，展示出一种“经济学的想象力”。
这种思维方式常常挑战人们的“想当然”。交易中一方得了便宜，另一方就一定吃了亏吗？别听嘴上说的，只要是自愿交易，就一定是互惠的。中间人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吗？事实上，他们提供的信息降低了交易成本。灾害发生后的物价上涨是敲竹杠吗？恰恰相反，市场机制将动员更多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从强制征兵、节能减排到摇号限购，一刀切的行政管制能达成公平吗？它忽略了达成目标总有多种途径，而且无法激励人们去寻找成本更低的方式，实际上既不公平更无效率。这些结论虽然不少人都会背诵，但本书不仅给出了什么是对的，还进入对方的逻辑找到什么地方出了错，真正将来龙去脉讲清楚。
这种功力源于作者之一的保罗•海恩对教学事业的专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这样形容他的这位好友：“保罗的生活和行为与我们所宣传的理想完全一致”，以至于每年秋天在给新生开的讨论班上，都会专辟一节来讲讲保罗这个人。本书第1版于1973年面世，三十多年来不断更新（海恩因肾癌去世后，乔治•梅森大学的彼得•勃特克和北密歇根大学的大卫•普雷契特科接过了他未竟的事业），第12版是最新的版本。已先后被翻译成日文、俄文、匈牙利文、捷克文和保加利亚文等多种语言，享誉全世界。
第12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第11版的内容和结构作了大量调整，作者把原来的21章调整为16章，更新了书中的数据，增补了部分章节，特别是使用了更与时俱进的例子，使本书能跟上经济学和社会本身的发展。内文的编排上也独具特色，旁白处列出了大量格言式的警句，法学教育中经常使用这种谚语式的提醒，以时刻防范那些习惯性的思维陷阱。另外，第12版前言中的修订沿革英文版中并未列出，这部分是由中文版给出的。
本版的译者史晨先生，从第9版起就开始跟踪本书。三年中他不仅重译了第12版，作了大量批注，还与原作者保持沟通，帮助更正了原书中的一些错误。而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书中很多域外的例子，译者对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作了不少注释。可以说，史晨先生严谨细致的程度，是我们以前的出版经验中没有遇到过的。这让我们非常敬佩，同时也更自信地把这本书介绍给读者。
最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普适的，但例子永远要贴近生活，后者却是地域化的，本书就有专门的加拿大版。棒球的跑位、佛罗里达的地理、美国人的支票账户，这些背景知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稍显陌生。我们正在尝试和原作者及出版社接洽，商讨推出中国版或习题集的可能性。而继本书之后，《服务营销原理》、《商务沟通》也将很快面世，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经济管理类的优秀著作，敬请读者关注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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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

第1章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一个优秀的机械师能看出你的车毛病在哪里，是因为他们知道，你的车在还没出毛病的时候是如何运转的。许多人觉得经济学问题令人困惑，是因为他们对于一个正常运行的经济系统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就像那些训练有限的机械师，只学过怎么修理那些运转不良的引擎。
一旦我们把某种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于那些熟悉的事物，我们就很难看清它的真面目。因此，我们很少注意到社会中还存在着秩序，也认识不到我们每天赖以生存的社会协作过程。所以，开始学习经济学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先学会对我们每天都参与其中的社会协作的成就感到惊奇。高峰期的交通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1.1  认识秩序

　　看到这个建议，你也许会大吃一惊：“高峰期的交通是社会协作的例子？难道它不是应该被用来说明丛林法则或是社会协作的崩溃吗？”完全不是。如果当别人说到“高峰期的交通”时，你头脑里联想到的只是“堵车”，那么，你恰恰支持了前面提到的论点，即我们只注意到失败的情形，而把成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都感觉不到了。高峰期的交通的首要特征是运动而不是堵车，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日复一日地加入到车流中，而且差不多都能到达目的地。当然，交通系统运转得并不完美。（又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呢？）但是，它毕竟还能运转，对于这一惊人的事实，我们要学会感到惊奇。
　　早上8点，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家，钻进他们的汽车，奔向各自的单位。他们都是自行选择路线，没有和别人商量。他们的驾驶技术不同，对风险的态度各异，礼貌程度也千差万别。纵横交错的路网构成了城市交通的动脉和静脉，当这些尺寸、形状各不相同的私家车在其中行驶或是进进出出的时候，又有形形色色的卡车、公共汽车、摩托车和出租车加入进来，就像一个什锦盒。人们驶向各自的目标，一门心思只顾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人们都是自私的，而只不过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别人想法的细节。关于其他人，每个人所能确知的仅限于周围行驶中为数不多的几辆车的位置、方向和速度。对此，还得加上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别的司机也像他们自己一样努力地避免出车祸。当然，存在一些每个人都得遵守的基本规则，诸如红灯停车或是在不超速前提下尽量快速通行——不过也就这么些了。上面描述的所有这些安排都是对交通混乱的应对，否则路上的汽车可能就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虽然有时确实会这样，但那是极少数的例外。
　　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平稳有序的车流，如果你从高空俯视，甚至会感到一丝审美愉悦。下面所有独立运行的汽车，一旦有一点点空隙，旁边的车就会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突然并线；彼此首尾相接，车距狭小，然而并不碰撞；越过彼此的车道，千钧一发间免于刺耳的相撞；车距大的时候就加速，车距一小，便又慢下来。高峰期的交通状况（或者任何时候的城市交通状况）确实是社会协作的巨大成果，而并非混乱与无序。

1.2  社会协作的重要性

　　每个人都熟悉交通，但几乎没有人把交通看成一种协作型的努力，但其实我们对这类社会协作过程的依赖，远远超过对通常所认为经济商品（economic goods）的依赖。如果没有促进合作的制度，我们就不能享受文明的种种好处。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利维坦》中有一段话经常被引用：“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将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将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因为霍布斯相信人们都太关注于自保和个人满足，因而只有强力（或源于强力的威胁）能使人们避免不断地互相攻击，所以他的著作仅仅强调了社会协作的最基本形式——远离暴力和抢劫。他似乎作了如下的假设：人们只要能不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也不侵犯他人财产，然后那些能派生出工业、农业、知识和艺术的积极协作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但会是这样吗？又为什么该是这样呢？

1.3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享用的各式各样的服务和产品，需要经过复杂而互相关联的活动才能生产出来。那么人们是怎样互相激励，从而准确行动的呢？甚至在圣人的社会中，如果每位圣人不想使自己陷入“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生活，也得用一定的程序来诱导恰当的积极协作。毕竟，在圣人们能够有效地帮助别人之前，他们必须决定“该做什么”、“在哪儿做”以及“什么时候做”。
　　自从霍布斯探究社会以来，已经过去了350年。霍布斯可能没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集体”生活有多么重要。因为，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相比，霍布斯时代的社会要简单得多，更多地受到习俗和传统的束缚，而不大有迅速而具破坏性的变革。事实上，直到18世纪中期，才有一批思想家开始思索为什么这样的社会能够“运转”——个人在信息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追逐自身利益，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形成了井然有序且成果丰硕的社会。
　　在这些18世纪的思想家当中，亚当•斯密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也是最敏锐的人之一。在斯密生活的时代，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只有统治者的精心筹划才能使一个社会免于退化到混乱与贫困。斯密不同意当时的这种公认的流行观点。但是，为了反驳这一观点，他必须描绘出他所观察到的社会协作过程。在他看来，这个过程不仅在政府关注缺席时能起作用，甚至当政府的政策不对时，这个过程还能消除错误政策的后果。亚当•斯密于1776年将他的分析著书出版，即《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简称《 国富论 》，并以此确立了他“经济学之父”的声誉。他并没有发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但是他比前人更全面地发展了这一思维方式，并首次运用于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协作的综合分析。

1.4  智力工具——经济学家的技能

我们所说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到底指什么呢？简要地说，正如这个说法本身所提示的，它指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结论。在本书开头的引用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作过恰当的表述：

（好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施政的结论。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但是，这种“思维技巧”又是什么呢？要把它既清晰又简练地描述一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等你自己有了实践经验，你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也许，它可以概括为由下述基本预设导出的一套概念：所有社会现象均源于个体的行为和互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基于他们期望的额外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
　　这是个相当概括的论断。所有社会现象？没错。事实上，不妨在一开始就承认，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理论的解释范围非常广，并不局限于人们平日谈及社会的“经济部门”时所想到的事情。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货币、利润、商业和金融的学问，也不单是对人类竞争行为的研究。实际上，经济学研究人们的选择及其无意的结果——未预期到的副作用。高峰期的交通和国际贸易都能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非营利性组织、关注社会的慈善机构以及政府机关也可以。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方法来解释沃尔玛和通用汽车这些公司中人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将其用于美国国税局和农业部呢？像社会团体一样，政府的各个部门也都是由个人组成的，而这些个人基于他们期望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
　　不要误会，经济学理论并不是假设人人自私、物质至上、目光短浅、不负责任、一门心思向钱看。“人们基于他们期望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这一假设并没有暗示以上任何一项。一切都取决于人们把什么东西看作收益和成本，以及他们以怎样的相对价值衡量这些收益和成本。经济学理论不否认慷慨、公益精神及其他美德的现实性或重要性。经济学家如果真的否认事实，那他们就成傻子了。事实上，亚当•斯密关于美德同样写过一整本书。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使用过程中会关注三个方面：其一，个体的行为；其二，群体内的交互；其三，前述两种活动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个体行为的关注强调了优化和权衡，或者说取舍。“优化”意味着使用者最大限度地从资源中获取他想要的东西，而稀缺使得优化成为必要。尽管有些人手里掌握着无限的资源，似乎没有优化的必要，但是人都是要死的，所以时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稀缺资源，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人也需要优化。你在山上滑雪一周，就意味着这一周你不能去海边晒太阳。无论你挣多少钱，你都必须选择。甚至比尔•盖茨也得选择如何最好地使用他的时间和财富——下个月他是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呢，还是到一个遥远的小岛上享受一次来之不易的假期呢？即使是他，也不能同时拥有一切，也要权衡取舍。事实上，当他在决定挣来的又一个10亿美元该干什么的时候，他也面临权衡，或者说选择：他是该把这些钱塞到床垫里呢，还是投资再建一家微软呢，或是拨给他的慈善基金？他的选择可能和你迥然不同，但有一点和你一样，就是他也得面对稀缺性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会澄清优化的过程，即稀缺性约束之下的选择行为。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也澄清了人与人的互动中一些重要而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说个体经济行为的核心问题是稀缺性，那么群体经济合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大量个体计划之间的多种多样甚至互不兼容。我们通过优化以应对稀缺问题；至于需要与成千上万我们甚至不认识的人合作，则需要通过参与协调过程（coordinating process）来应对。城市交通的例子能同时说明这两个方面： 当上班族规划行驶路线、考虑何时并线、决定绿灯变黄灯时该加速还是减速时，他们是在进行优化，或者说做出选择，即在特定的情形下做出他们认为最好的决定。他们的行为通过一个过程得到协调，这个过程本身并不仅仅是所有人行为的简单加总。没有一个司机（也没有一个中央交通调度员！）能够控制这一过程中所有人的交互，然而这个过程却能协调全部个人决策。尽管这个过程从不完美，但大多数人还是能成功地抵达目的地。
　　这就使得我们思考“无意的结果”这一观念。每个司机都想到达各自的目的地，一路上都要不断作决定，都在路上与他人进行协作。但是整体的交通运行，却不是某个人有意设想的结果，要保证有序的交通，也不需要一个虚拟的中央交通调度员来指示每个人应该做什么。复杂的交通形态是自发呈现的，来源于人们“仅仅是各自开好自己的车”所带来的无意结果。很多时候，人们会问：“作为并非有意设计，而只是人们各自逐利行为的副产品，这类有序的形态是如何产生的呢？”正是这类问题的提出，激发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人们的优化行为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专业化（或者按照亚当•斯密的提法叫做劳动分工）是增加产出的必要条件，而由此而来的产出增长，在几个世纪以来极大地扩充了“国民财富”的积累。但是，缺乏协调的专业化带来的则是混乱，而不是财富。人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追逐各自感兴趣的特定目标，与此同时对旁人的利益、资源和能力几乎一无所知。但自己的计划要想成功却又依赖与别人的合作，这一切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或是解释亚当•斯密所谓的“商业社会”不可思议的运转时，经济学理论常显得不同凡响。在《国富论》中，斯密早就观察到：

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的生存都依赖于专业化和交换，成功的协作是一项特别复杂的任务。想想看，为了你今天吃好一顿早饭，有多少活动要进行精密的协作。你早上吃的麦片和面包要经过生产、加工、运输、分销等若干环节，农民、卡车司机、建筑工人、银行经理、超市收银员只是在这些环节中付出劳动的人当中的少数几个。（继续往下想，事情就更不可思议了：矿工采掘铁矿石炼钢，钢材制造卡车，卡车拉砖，用砖盖厂房，工厂生产拖拉机，农民用拖拉机来收麦子。关于生产农民使用的拖拉机，我们就可以写整整一本书来谈论其中涉及的无数个人和组织，即便如此都无法将所有人员涵盖。）这些人怎么就会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正好做了适当的事呢？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从中逐渐成长起来。尽管近些年来经历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经济学的主旨仍然是解释“商业社会”的运作；而大多数人谈到“经济”的时候，其实脑子里想的也就是这个。

1.5  通过相互调整进行合作

　　经济学理论主张，你的选择和计划会改变他人可供选择的机会，而人们在交互中所产生的净收益会不断变化，社会协作就是对其持续相互调整的过程。这是个很抽象的论断，我们不妨再回到交通的例子，形象地阐述这一问题。
　　设想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所有入口和出口都在右边。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挤在最右边的车道呢？既然必须从右边上高速，还得从右边下高速，为什么有些人还要开到最左边的车道去，难道他们不嫌麻烦吗？任何在高速公路上开过车的人都知道答案：最右边的车道因为有车辆不断进出，速度慢，车流常常受到阻挡，所以有急事的人都尽快离开这条车道。
　　他们会选择剩下的哪条车道呢？尽管我们不能预测某一个司机的行为，但我们试图理解的是可能出现的总体模式，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知道，人们将尽量平均地分散到其他三条车道中去。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如何发生的？答案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就在于存在一个相互调整的过程，持续调节个人行为产生的不断变动的净收益。人们对于每条车道的净收益都很敏感，随时准备离开较慢的车道，进入较快的车道。这样，原来较慢的车道就会变快，而原来较快的车道则相应变慢，直到所有车道的车速相当；或者更准确地说，直到没有人认为能从改变车道中获得净收益为止。这一切发生得很迅速，且从不间断，比在入口发票指定每辆车走哪条车道有效得多。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社会的其他方面。个体基于他们期望的净收益进行选择，他们的行为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人心中衡量的相对收益和成本。当某一行为的期望收益对期望成本的比率变大时，人们就会多做点；反之，当这个比率下降时，人们就少做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钱越多越好，这一事实是社会协作机制中极其重要的润滑剂，对社会协作过程有巨大的帮助。当人们用货币来衡量特定选择的收益和成本时，一点适度的变动就会使很多人改变他们的行为，并与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更趋一致。这是社会成员们合作中使用已有的资源满足人们的需要时所依赖的主要机制——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主旨所在。

1.6  游戏规则

　　经济体制，即人们追求各自目标和决策并相互协调的方式和手段，是由“游戏规则”塑造的。在本书中，这个短语将反复出现。人们是充分利用稀缺资源，还是糟蹋这些稀缺资源，经济游戏的规则对解释这个问题大有助益。
　　规则影响激励。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为例，为什么国家联盟的投手要练击球而美国联盟的投手就不练呢？因为两个联盟的竞赛规则中对投手的规定不同：国家联盟的投手在比赛中要自己上场击球跑垒，而美国联盟用指定击球手代替投手跑垒。指定击球手规则的存在，使得美国联盟的投手没有动力成为好的击球手。
　　不管“游戏”指商业、政府、科学、家庭、学校、交通、棒球还是下棋，游戏的参加者至少要粗通规则并同意遵守这些规则，否则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规则必须相当稳定。尽管规则总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但还是得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以便人们了解规则并按其行事。（试想，如果指定打击制度击球手规则在一场美国联盟的棒球赛中、甚至在一个赛季中途被取消会出现什么问题。）参与者常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理解并适应新规则。比如，最近在美国职业棒球联赛中裁判扩大了好球区范围，这样球员就需要调整自己对坏球和好球的判断；相应地，他们要根据规则的变化调整击球策略。投手和捕手也要相应调整他们的策略。
　　大部分社会互动是由参与者了解并遵守的规则引导和协调的。当规则有争议、不一致或是不清楚时，游戏就倾向于崩溃。不单小孩子玩的“钓鱼”扑克游戏、职业棒球赛是这样，生产和贸易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试图从中央计划、官僚控制的经济体制，过渡到分权的、市场协调的经济体制，它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在玩新游戏之前，缺乏一套清晰的、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如果你曾到一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语言又不通的外国旅游，你就会大致理解，在一个游戏规则突然剧烈变化的社会将发生什么。人们不知道别人对自己期待什么，也不知道该对别人期待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协作会很快瓦解，原先规则下互惠互利的交换会让位于对新规则的观望，最糟糕的情况则是演变为破坏性争斗，只追逐只对自己有利的规则。

1.7  产权作为游戏规则

　　在大多数人日常参与的社会互动中，产权是相应游戏规则中的一大部分，具有重要的地位。市场交换经济的基础是私有产权，即以法律所有权的形式把权利指派给特定个体，明确地界定谁在法律上拥有什么。作为私有产权所有者，未经你许可，其他任何人不得使用你的财产，也不得改变其物理属性。不经过你的同意，你的邻居不能把你的车开走，也不能在你的车上蹦蹦跳跳、乱涂乱画、不能重新喷漆，不能放掉轮胎的气，甚至也不能给你的车装一套更好的音响。（当然，未经他的同意，你也不能开着车在他家漂亮的院子里转来转去。）此外，在自愿的前提下，私有产权可以和其他商品或服务的类似产权进行交易或交换。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来，你买一辆车或者一包食品，都是产权的交换。现在，你获得了车或零食等物品的所有权，卖方则获得了现金的所有权。
　　在先前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当中，公民通常拥有消费品（诸如衣服、食品、收音机等）的私有产权，但是，生产资料——自然资源、土地、工厂、机器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其他物质投入品只具有“社会产权”。在此，所有权被法律指派给全“社会”，而不是指派给具体哪个人。社会产权不能自由交换。在这种规则下，对于全社会拥有的财产，没有哪一个个人在法律上有明确的权力进行处置。谁来决定一家社会（全民）所有的工厂应该生产小汽车还是卡车，轮船还是炸弹，扩大规模还是缩小规模，继续生产还是停产呢？（又得经过什么样的决策程序呢？）真的能指望“全社会”做出这些决策吗？不仅是一家工厂的运作，所有那些“社会拥有”的生产资料的使用，真能指望“社会整体”可以做出那些必要的决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吗？
　　正是通过准确地决定何物在何种情况下属于何人，私有产权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和激励。但是一个产权足够明晰的体制不可能一夜之间建成，而几乎必然是一个随时间演化的过程，其间法律、习俗、道德、技术、日常实践相互作用，直至建立起一种可靠的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型，自然带来旧有产权制度的废止，却并不必然意味着新产权制度的确立，于是其结果可能并不是市场协作，而是混乱。对前苏联的那些成员国来说，这20年来从官僚支配的经济体向市场支配的经济体的转型之路充满着危险，到处是凹坑、深沟、滑坡和连地图上都没有标明的地方。
　　根据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清晰界定并严格执行的产权确实能够促进现存稀缺资源的有效使用。明晰的产权还能直接促使人们努力发现新资源、引进新技术以降低成本、开发新的才能和技巧。在下一章里，我们会证明，产权的自由交换还能增加交易双方的机会和财富。当然，经济衰退也是有可能发生的。资源的剧大损失会缩减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比如，想想20世纪90年代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伤亡和损失；2003年伊朗大地震对生命和财产的巨大破坏；同年巴格达的轰炸，或者是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损失。）
1.8  经济学理论的偏倚：缺点还是优点？

　　好，现在你可以学着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关于社会的理论既不完美，也不是没有偏倚的。（你知道什么理论既完美又中立吗？）经济学理论并不提供没有成见的观点，既能顾及所有事实，又能对所有价值观一视同仁。回忆一下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预设，即所有社会现象均源于个体的行为和互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基于自身期望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
　　难道这不正是一个带有偏倚的视角吗？我们以对“选择”的强调为例。经济理论如此专注地研究选择，以至于有人曾批评经济学竟然假设人们会选择失业或贫困的生活。等到我们在后面讨论贫困和失业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自己作个判断，看这种说法是中肯的批评还是对理论的误解。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学理论试图解释这个世界时，其假设就是社会现象都是人们选择的结果，特别是无意的结果。
　　经济学理论重视个体，这一点与关注选择密切相关，这点上我们的日常语言常常会犯错误。因为实际上只有个体进行选择，所以经济学家在试图剖析企业、政府、国家等集体的决策时，总是落实在其中个人的选择上。比如，你选择上你现在的学校，但是学校本身并没有“选择”收下你做学生。学校本身是由一群不同角色的人组成的，他们各有各的责任。事实上，是学校中的一些人以学校的名义录取了你。运动场管理员、秘书、差不多所有的教员和学生对录取你为新生可能不起任何作用。同样，不是微软、红十字会、纽约市或者基地恐怖组织作选择，而是那些集体中的个体作选择。（如果这些组织不是由一个个人构成，你能设想它们能做出决策吗？即便你认为可以，对于解释这些组织的运作，这能带来有价值的洞见吗？）这就好比一个物理学得好的学生，对于我们日常语言所说的太阳“升起”还是“落下”（他能够超越这些，认识到其实是地球的自转使得太阳看起来升起或落下）。同样道理，一个经济学学得好的学生应该很快就能懂得是个体在作决策和选择，而不是组织本身。
　　也有人批评经济学的思维的错误或误导，是因为经济学强调优化过程、衡量计算和目的与手段的一致性。经济学家假设人们在行事之前，心中先有一个目的，即比较所有可行选择的期望收益和成本，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再犯。但是人们真的是这样计算的吗？与之相比，难道我们的很多行为不是更多地出自理性之外下意识的欲望和未经权衡的冲动吗？每个行为一定是为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吗？一定是对于一个明确界定的目标的追求吗？尽管经济学家并未声称人们什么都知道，也没说人们从来不犯错误，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确实假设人们的行为是在比较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做出的。这强调了人类行为的工具性，并有意忽略了一些事实，即很多重要的活动，比如一次热烈的谈话，或者一场友好的网球赛，并不是为了达到其他什么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另一项针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指控，是说它有亲市场倾向。这类批评让大家注意到了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真正的、明显的特征，尽管这个特征也许完全不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个样子。经济学理论源于对市场和复杂交易过程的研究，并且这些年来，经济学家对交易运作好坏所依赖的条件已经有了更多的认识。所谓经济学家被指责有亲市场的偏见，也许更应该看成是他们对某些社会制度和游戏规则的偏爱，这些制度和规则能使人们在交易中互惠并使生产更有效率——总之，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

1.9  偏倚还是结论？

　　上面说到的那些真的是偏倚或者成见吗？我们为什么不称其为信念（或者干脆就称其为结论），并承认经济学家通过观察稀缺性、选择、权衡及其结果来解释社会现象，因为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现象。物理学家说，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难道我们能说这是一种偏倚吗？生物学家假设DNA分子控制机体发育，难道我们能说这是一种偏倚吗？
　　我们现在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且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不能继续进行深入，否则这个导论章节就会变得太长了。作者长久以来认为以下这点显而易见：对任何种类的知识的探索都必然是从求知者一方的某种约定或信念开始的，我们不可能带着一个完全开放的头脑去接触世界，因为我们不是昨天刚刚出生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完全开放的头脑意味着完全空白的头脑，什么也学不到。任何讨论、探寻，甚至每一次观察都根植于信念，并从中生长出来。我们必须从某处出发，头脑中也必然有一些现成的东西。即便是经济学家，也得面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选择和权衡。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以我们认为真实、重要、有用或者有启发性的东西为基础向前走。当然我们的判断可能是错的。的确，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错的，因为每个所谓“正确”的陈述都必然遗漏或忽略大量同样正确信息。即使最详细的地图也是对现实必要而有用的简化。
　　有些人建议用避开理论的方法来避免这种风险，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经济学是关于选择及其无意后果的理论。有些人嘲笑“花哨的理论”，更愿意依靠常识和日常经验，其实这些人常常成为极端模糊和笼统的假设的牺牲品。常识可能会让人相信，抽大麻会导致将来吸食烈性的毒品，因为烈性毒品吸食者往往是从抽大麻开始的。然而，很多抽大麻的人从前都喝牛奶，那么是不是能推论出喝牛奶会导致抽大麻呢？即使牛奶含有大量能导致上瘾的L-色氨酸（火鸡里也含有同样的氨基酸，会导致人昏昏欲睡），当然这样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某一事实是另一事实的原因。再想一想所谓的“超级杯赛效应”。财经记者经常报道在超级杯赛期间的一系列有趣的事实：当来自国家联盟的球队赢得超级杯时，那一年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就好，而当来自美国联盟的球队获胜时，道琼斯指数表现就差。*直到1998年国家联盟的一支球队捧杯时，上面的结论一直有效。据说现在这个结论八成有效。有什么效呢？国家联盟获胜后道琼斯指数好，国家联盟失败后道琼斯指数差，这一事实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金融市场和道琼斯指数的深入见解。超级杯赛的结果并不一定会引起（或“导致”）股价的上涨或下跌。如果你仅凭事实之间的关联和统计相关性就认为其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就会沦为这种极其平常而又完全错误的推理的牺牲品。事实上，这可能只不过是个巧合。

1.10  没有理论就是糟糕的理论

　　这一点很简单，但很重要。我们能观察事实，但必须用理论来解释其原因——要用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把相关事实和不相关的事实区分开来（这样，尽管多数抽大麻的人以前的确喝牛奶，这一事实未必就与抽大麻的解释相关；类似地，超级杯赛基本上也和华尔街那些人没有关系）。实际上，在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当中充满了理论，我们才能从纷乱扰攘的世界中发现意义。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直接观察得来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其余部分要靠我们用所持的各式理论补足：狭窄的或宽泛的，模糊的或精确的，经过仔细检验的或未经仔细检验的，普适的或特殊的，经过缜密推理的或只是含混认知的。
　　当学生们发现经济学理论令人困惑且冗长乏味时，我们越来越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经济学家想教给他们的东西太多。于是我们才写了这本教材。本书写作的宗旨很明确，就是要事半功倍。本书围绕一组概念展开讨论，这些概念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家的基本知识工具箱。这些工具，实际上也就是技能，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基本假设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数目少得令人吃惊。但是其用途极其广泛，能解开诸多谜团，比如汇率、追求利润愿赌服输的公司、货币的本质、“同一”商品定价不同，等等。通常认为，解开这些谜团是经济学的传统议题。但是这些工具也能解释一些通常被认为不属于经济领域的事情，比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政府运作、大学管理者的行为，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这些方面的讨论会更多。
　　然而，仅靠经济理论本身并不能回答任何有趣或重要的社会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要补充其他领域的知识：历史、文化、政治、心理学以及塑造人们价值观和行为的社会制度。仅仅学习经济分析的技术本身，要比合理并富有说服力地将其运用于无限复杂的实际社会问题容易得多，后者是一种艺术的掌握。最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学生不仅仅是技术匠人，他们能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运用自如。
　　现在就担心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总是很难且有不确定性，未免为时过早。本书的首要目的是使你能开始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我们相信，你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经济学的思考会让人上瘾，一旦你深入理解一些经济学推理的原则，并将其内化，你就会发现运用的机会层出不穷。你会注意到，很多关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言论或文章都是鱼龙混杂。你开始“突破常规的框框”想问题，这是一种稀缺、强大并能带来回报的智识技能。

简短回顾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由社会理论家创造，为的是解释秩序与协作产生的原因，因为从表面看来，个体间的互动并无协调，人人都追逐自己的利益，对于自己合作伙伴的利益几乎一无所知。经济学是关于选择及其无意后果的理论。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社会现象均源于个体的行为以及与他人的互动，其间人们根据各自期望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只有个体进行选择，他们可能会自己作决定，也可能因为在集体（家庭、企业、政府机构等）中与他人协作而做出决定。但是这不应该使我们忽略下述事实：以集体名义的选择实际上是由个体做出的，他们在追求自己目标和计划的过程中衡量取舍，并进行优化。人们因为资源稀缺进行优化，这为他人创造了多种选择机会，他们的行为产生不断变动的净收益，而对此净收益持续的相互调整过程协调了个体间的互动。
　　经济学理论在研究人类行为和协作互动的时候，特别重视个体的选择。个体一直在比较期望的额外收益与成本，我们常常称之为优化行为。尽管这种视角有偏倚或局限，但是，若要理解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还强调游戏规则的重要性，以及游戏规则影响我们选择的方式。产权是游戏规则的一个关键要素，它通过法律来指定稀缺物品的所有权。“社会产权”是指把所有权指派给全社会，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人。但问题在于社会自身并不能做出选择或决策，只有个体才可以。私有产权制度把所有权指派给特定的个体，产权可以自由交易。正因为如此，私有产权能帮我们澄清不同的选择和机会，同时也构成了市场交换经济的基础。

问题与讨论

1. 人们如果想进行有效的合作，互相得有多少了解？比较下面两种情况：其一，两个家庭成员计划去度假；其二，两个摩托车手同时经过路口。在这两种情况下，如何避免“撞车”？为了供应你今天的早饭，有多少人参与了合作？你对他们的兴趣、性情和品格了解多少？

2. 如果达拉斯的规划者决定在所有高速公路上留出一条车道给“紧急车辆”，你能预测一下会出什么事吗？“紧急车辆”的定义是：常规车道发生堵车，车上的人可能因此耽误重要的事情。你觉得人们会待在紧急车道以外吗？还是紧急车道也像其他车道一样堵？如果人们都不那么自私，都能顾及他人，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中成功的可能性会变大吗？

3. 当特蕾莎嬷嬷在1979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想用19万美元的奖金建一所麻风病院，她是不是在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她这样做是不是利己？她是不是在优化？那么阿尔•戈尔承诺将他2007年诺贝尔奖的150万美元奖金捐给气候保护联盟呢？

4. 有报纸报道说三分之二的母亲在外面工作是“为了钱，而不是自愿的选择”。这二者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吗？不是为了钱，就是自愿的选择吗？

5. 金钱的激励有多重要？1995年5月1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卡普兰教育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调查对象是即将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的学生。所提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吸引他们从事法律事业。只有8%的人回答说他们是受到高薪的吸引，但有62%的人认为别人是受到高薪的吸引。你如何解释这种不一致？

6.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想要更高的收入？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有一次以委婉的口吻谈到，人们之所以被金钱驱使，并不是因为他们贪婪，而是因为金钱能使他们更好地支配自己的生活。当大多数人为了得到高收入而付出代价时，你认为他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7. 如果游戏规则规定（无论是否以书面的形式）重要的学生会会议必须等人都到齐之后才能开始，但迟到不会受到惩罚，会发生什么事？守时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吗？一段时间以后，大家会对这种游戏规则的结果感到满意吗？

8. 对于参与经济学课程这个“游戏”的人们来说，有哪些规则协调他们的行为？谁来决定什么时间上课、在哪上、谁来教、哪些学生选修、用哪本书当教材、什么时候考试，等等？谁决定每个学生坐在哪？很少见到两个学生抢同一个座位，你觉得奇怪吗？

9. 你注意过没有，市属公园的地面往往比乡间俱乐部的地面污染严重？
（1）这只不过是因为去公园的人和打高尔夫球的人相比，不太关心污染问题。这种说法对吗？
（2）这和产权分配有关系吗？谁拥有城市公园？谁拥有乡间俱乐部？
（3）尽管乡间俱乐部的地面卫生无懈可击，但却经常用强力肥料，这些肥料最终将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给附近社区的人带来问题。谁拥有地下水？

10. 当我们说“那只是个巧合，什么也说明不了”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意思？理论是如何使我们能把相关的证据和纯粹的巧合区分开来的？

11. 如果一个医生不经试验就拒绝相信针灸疗法，你能说这个医生有偏见吗？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这门课不用学，只要一直念“看不见的手”这句咒语就能得满分，你信吗？尽管你这门课特别想得高分，而你又完全忽视这个建议，这是不是一种偏倚或成见的标志呢？

12. 有人统计出受过四年大学教育的美国妇女的子女要比受过五年大学教育的美国妇女的子女平均多一倍。假设这个数据是对的。你能得出什么结论？你会不会推断多上一年大学会使女性生育能力下降一半？如果一个大四女生决定要孩子，你会不会警告她不要上第五年？你用的是什么理论？

路过，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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