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卸任，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
    2012年6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大国际(BiMBA)创始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的演讲。
    2008年5月31日，林毅夫上午出席北大毕业典礼，下午直飞华盛顿正式就任。2009年6月2日，在到任世界银行一周年时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第四次资深经济学家研讨会上，林毅夫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缩减版本曾发表于2009年10月19-20日墨西哥银行举办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战略”研讨会，论文初稿则分别于2009年8月2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进行了6次公开报告与研讨。2010年2月，《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作为工作论文，提交世界银行。
    林毅夫在论文中说，这个框架可称之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和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他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ZF的协同作用，同时，ZF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决定。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如下：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是给定的，并随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置（包括“硬性”和“软性”）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因此，传统的二分法并不适用。在这条谱中，给定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比自己所处阶段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
    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作为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和基础设置的相应改进。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一个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先驱企业会为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创造公共知识，任何一个企业对这些公共知识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企业对它们的消费，而且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对这些公共知识做到完全排他性的占有；并且，个体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无法完全内化对基础设置的改进，而基础设置的改进却对其他企业产生大量的外部性。因此，在市场机制以外，ZF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
    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必须更好地理解市场和ZF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私人部门的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数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如何设计并执行一套成功的经济发展方法，以使得产业变迁的多样化和升级过程更为平滑？ZF干预过度或不足究竟在何处引起了扭曲，如何才能达到无扭曲的最好境地？政策制订者怎样才能保证经济转型过程的平顺？
    这些问题，对于仍受困于危机中的全球经济而言，日趋急迫。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称为“发展经济学3.0”，回国即在北京大学开讲。他讲述了这个理论的起源、框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政策建议。《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整理、刊发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稿，为经济学界讨论相关话题提供新的参考。
     
     
    非常荣幸。举办这样的讨论会，让我回想4年前，参加完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到世界银行就职。当时，实际上是非常像农村长大的高中生考上大学，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著名大学去读书。现在，4年过去了，毕业了，总要交份毕业论文。我现在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也就是这4年学习的毕业论文。非常高兴有机会向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同事汇报。请大家批评、提出建议，帮助我继续完善。
    我想从四个方面汇报。
    第一，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是想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跟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反思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反思？实际上有那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事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除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编注：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拿到诺贝尔奖是因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所做的贡献，另一个经济学家卢卡斯（编注：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虽然研究宏观经济，但非常重要的是，他在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讨论的也是发展问题。他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发展问题以后，那么其他问题都变得不重要。既然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问题，为什么我们还必须进行反思，提出新的框架？
    第二，反思的目的是想提出一个新的框架，这个新的框架我把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它叫“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又新在什么地方？其主要内涵是什么？
    第三，研究发展理论，最终是想对发展政策产生影响，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的目的。这个理论框架在政策上面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依据？而这样一个政策框架，与过去根据发展理论所做的政策相比，为什么应该更有效？
    最后，我会做简单总结。
     
    发展经济学思潮与反思
     
    任何经济学的理论，甚至任何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理论，其目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现象，帮助我们了解现象背后机制是什么、因果是什么。通过这样的理解，能够作为政策选择或者个人各种选择的参考依据，然后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
    如果说一个理论不能够帮助我们解释、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这个理论就要必须进行反思。同样，如果根据这个理论所制定的政策或选择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理论也必须进行反思。
    实际上，从2008年以后，“反思”，在经济学界，不管是在报纸上，或者各种学术会议上，都是经常使用的一个词。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现有的理论对从2008年开始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不能提出预测，对它产生以后不能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有关。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分支领域【编注：“发展经济学1.0”。发展经济学，是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在1943年将发展这个议题引入经济学前沿的讨论后，才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算起来将近3/4个世纪。在这过去3/4个世纪当中，发展经济学本身一直在进行反思。最早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或者称其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版。
    当时是一批现在我们称为“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人提出来的。【编注：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说，Rosenstein Rodan 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想法出现（Chang， 1949； Lewis， 1954；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这些被统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
     
    什么是“结构主义”？
     
    因为当时他们看到发达国家非常富裕，在国际政治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非常落后、非常贫穷，而他们分析发达国家之所以那么强、那么富以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那么弱、那么穷之后发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发达国家有重工业、洋枪大炮，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品主要以农业、自然资源为主，技术水平非常低，劳动边界生产率低。所以，第一版发展经济学是想帮助发展中国家来改善这种经济结构，也就是以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产业、改变结构差异作为出发点来分析。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有发达国家的产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强调市场失灵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
    当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结构上有很多僵硬的因素，在这种状况之下，市场配置资源导致发展中国家没有办法发展重工业、先进产业。所以，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用ZF积极干预直接配置、支援发展先进产业，或者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有就是进口替代战略，因为当时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生产农产品、自然资源产品，因此，试图出口这些产品，交换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产品。
    许多发展中国家ZF都视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而一些多边组织，例如世界银行，也在为发展中国家所制订的经济发展方案中融入了这些结构主义的思想。
    然而，在结构主义思想所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绩效却适得其反。刚开始，这些政策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在5年、10年经济快速增长以后，经济危机就来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ZF干预措施都宣告失败。1960到1970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
    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求持续经济增长而不得，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中，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完全违背了它们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ZF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编注：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说，1970年代的滞胀，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无不对曾经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最后，在1980年代末期，被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的终结”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在与强调ZF干预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对阵中完全胜利。）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逐渐形成“华盛顿共识”。【编注：“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英国经济学家、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来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反映的是当时美国ZF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两大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共同立场。】
    发展中国家经济为什么那么疲软、危机重重？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的这种有效的市场竞争所需要的制度安排，而有太多的国家干预导致各种制度的扭曲。所以，当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变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的高收入国家，就必须推行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政策建议也就是所谓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等。
    有些学者发现，整体而言，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加速度，跟在“结构主义”之下的增长速度，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相比的话，六七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比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且从经济稳定性来看，最初认为“结构主义”之下进口替代战略带来各种危机，但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以后，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原来的波动更大、危机更多。
    所以，总的来讲，“华盛顿共识”的阶段成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迷失的20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得不错，从发展的角度来讲，除了日本之外，亚洲出现了“四小龙”，它们的经济发展是相当快速的，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在二三十年时间里面变成新兴的工业化经济，大大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他们推行的政策并没有按照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所强调的进口替代。他们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所以并没有按照当时主流发展舆论制订政策。他们的成功也不能用当时主流理论来解释。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各个国家开始进行改革转型。实际上最早进行改革转型成功的是毛里求斯。该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同样推行进口战略同样有很多扭曲，1980年代开始改革，推行类似我们从80年代推行的“双轨制”，就是给予既有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又放开了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进入限制，这种“双轨制”保证了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快速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越南的改革相对成功，推行的也是这种“双轨制”。其实，在东欧国家或者在前苏联国家中，转型效果比较好的同样都是实行“双轨制”的。所以，它们也不是推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简单的市场化、私有化。这些相对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或者是逐渐地转向市场经济，并且他们ZF不管在发展或者转型过程当中都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所以，它们既有原来“结构主义”所强调的ZF干预，也有“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市场作用，但它们的理论，既不是“华盛顿共识”也不是原来的旧的理论。
    刚才说理论应该帮助我们解释现象，不管是成功现象还是失败现象。过去的理论既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有些国家失败，并且根据过去理论制定的政策都没有达到目标，而成功国家的政策组合也跟原来的主流理论政策组合不一样。所以，非常有必要进行理论的反思。
    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国际发展机构，其理论政策项目也受到了主流舆论的影响。世界银行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它的政策在1980年代以前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推行的也是怎么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大项目、大产业，当然也包括大的基础设施。由于效果不好，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也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推行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不过，它是一个国际发展机构，当然必须根据实践经验不断进行总结。这方面，世界银行也是不断在进行反思。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东亚的奇迹》【编注：英文名East Asian Miracle。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的研究报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随后发表同名文章，对“东亚奇迹”进行了尖锐批评。1997年7月，首先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接着是日本和韩国，先后陷入金融危机，并逐步演变为经济衰退】。这本书解释东亚经济为什么取得了成功，为何鹤立鸡群。当时它们总结说这些东亚经济所推行的政策是，出口导向以及对ZF对市场的积极干预。所以可以看出，它的总结既不同于原来的“结构主义”，也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反对ZF对产业发展的干预。所以这既不是“结构主义”，也不是“华盛顿共识”。
    2005年，世界银行又出了一本书，《九十年代的经验》（编注：英文名Growth in 1990s）。这是前苏联国家、东欧进行了10年转型以后，世界银行对其经验的总结。世界银行发现，发展转型比较好的国家，政策都有些特殊性，都有一些按照他们国家特定做法制订的政策，这也跟“华盛顿共识”不一样。“华盛顿共识”有一个政策组合，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遵行它。这本书总结了这些转型中国家的经验，认为有效的政策应该因国因地因时而异的，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策组合。
    世界银行组织最新的一本书是2008年5月发布的《持续增长和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编注：英文名“Growth Report）。世界银行组织了以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为主结合的二十几位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制定上面有实践经验的实践者【编注：指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改委员会于2006年4月由世界银行发起成立，是世界银行制定发展援助规划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核心咨询机构，主要任务是总结全球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提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政策建议。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担任主席，成员还包括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共计21人】，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3个经济体所取得平均7%的经济增长而且维持25年高速增长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他们发现这13个经济体普遍有5个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开放经济，不是内向型的经济；第二，都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形；第三，都有比较高的储蓄率，而且有相当高的投资率；第四，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第五，都有一个相当有为的、有能的ZF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可以看出，这五个共同特征也跟“华盛顿共识”不一样，因为“华盛顿共识”只强调市场不强调ZF的作用，“结构主义”只强调ZF的作用不强调市场的作用。这个增长报告强调了经济是开放的、（强调）出口的。
    这是世界银行一直在做的工作。所以我到世界银行以后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工作，继续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
     
    “新结构经济学”之新
     
    基于经济学理论和过去的经验，我提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跟它的变迁，研究发展过程当中经济结构为什么会不一样。
    为什么发展过程本身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不断变动的过程？因为所有国家在现在经济增长以前都是农业经济，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生产活动都是在农业。如果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农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原来的百分之八九十，变成百分之二三十。当他变成经济发达国家的时候，农业占到不到百分之五。原来大量人口都生活在农村，现代化的国家人口都在城市里面，农民下降、工人增加，服务业在增长，ZF不断结构变迁，这个结构变迁本身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结构？背后变迁的动因是什么？我想运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我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的决定因素以及这种结构不断变迁的原因，如果研究农业应该叫农业经济，研究金融应该叫金融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市场应该叫劳动经济学。也就是说如果我用这种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的变迁，我应该称它为“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叫它“新”呢？前面提到发展经济学早期是“结构主义”，它们也想去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当然，它们用的方法不一样，政策结构不一样，这就有点像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开始推动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与制度的演变，照理说应该称这个研究为“制度经济学”。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有一个学派研究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它的影响，它用的方法不是新古典的方法，它当时有一个制度学派。诺斯为了区分他的研究跟原来制度学派的差异，所以把它叫做“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跟原来“结构主义”区分。
    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是什么？当然是想研究，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结构不一样？为什么发展过程当中结构要不断变动？
    这个理论分析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这种结构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是受到其他因素决定的。它的要素结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国家有多少劳动力、多少资本、有多少自然资源，从长期来讲当然是可以变动的，劳动力随着人的增长是会变化的。资本随着积累是可以增加的，自然资源相对来讲是给定的，当然随着技术开发变动也可以有所改变，但是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它应该都是给定的。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是受到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经济学家除了研究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之外，普遍对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认为要素禀赋跟要素禀赋结构是结构经济学中重要的变量。这个要素禀赋在特定的时间里面是给定的，它基本上是不变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总预算，你总共多少劳动力、多少资源，这是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可以用的预算。其次，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程度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在经济学分析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什么？一个是总预算，一个是相对价格。所以最后可以归纳成你的预算多少，相对价格是多少。所有的经济学分析最后就是这两句话。但是研究发展上面，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国家决定了这个国家总预算跟相对价，但是经济学家到现在为止对这个的重要性基本上是忽视的。
    那么，在每个给定时点上，要素禀赋跟相对价格实际上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哪个层面有优势。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金融资本。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有优势。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优势？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优势，为什么发达国家那么怕中国？只不过我们跟它们的优势产业不一样。我们劳动力相对多，所以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发展中国家既有优势产业，必然在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上面、技术上面有优势。
    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是按照它的比较优势来发展，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必然是最有竞争力的。所谓国家竞争优势，就是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优产业实际上决定了它的要素是内生的。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当然都希望是高收入。高收入国家必须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这个产业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在产业上的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要素禀赋结构赶上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应该想方设法来增加它的资本，增加这个禀赋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个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基础设施、基础设置，包括像交通、电力供应、港口基础设施改善；或者一般所谓的制度，包括法制环境、各种金融安排相对完善。这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经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通常自给自足。每年辛辛苦苦劳作，结果是，冬藏时，可能留下一点自己吃的以及种子，剩下的进行交换，可进行交换的东西非常少。所以，就进行赶集那样的市场经济体交换。由于市场就在附近，所以并不需要非常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所以我们骑着小毛驴去赶集，弄了一身泥。交易的价值也非常低，通常不写合同；而且交易人也认识，所以不需要有一个外部环境法律机构。另外，农业生产的特性是什么？用的是上一年的种子，用的是有机肥，就不需要金融支持。可是，如果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经济以后，首先生产规模扩大，工厂生产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生产需要，是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你满足的不是就近市场，你满足的可能是全国市场或者全世界市场。市场有多大，就决定了交通基础设施要多好。而且交易对象是不认识的，就要写合同，以法律为依据；还有违约的可能，就必须有一个法律执行机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进行现代化生产要机器设备，需要的钱很多，不是简单自己储蓄所能完成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也是一样。你需要的新技术种子，不是自己生产的，是市场遴选的；不仅要买种子，还要有化肥农药，必须有金融支持、法律支持，交通基础设施也要改善，这都不是单个企业自己能决定的。也许有的改善是可以靠其他私营企业提供，但需要协同，不是单个经济本身能做到的。一个经济赶上发达经济，表面上收入赶上发达经济，产业结构赶上发达经济，但更深一层是，要素禀赋必须赶上发达经济。
    而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变化过程当中，不仅是产业技术的变迁，还有很多基础数字，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基础层面的设施改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所谓的“低收入陷阱”，或者是像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这些国家的共同特性是，没有办法有效进行结构调整、结构升级，基本上原地不动，只是边边角角地改善，而不是有效地调整。为了避免这种贫困，我做了研究。从1950年到2008年，58年时间，全世界只有28个经济体实现了缩小跟美国10%的差距，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石油或者生产钻石的小国。这12个经济体大部分在东南亚，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可以说从18、19世纪以来一直陷入到所谓“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拉美国家一开始就是中等收入国家，有些国家的经济在工业革命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没有缩小差距，而且差距还不断在扩大。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没有进行结构的有效升级转型。前面讲了这种结构是内生的，内由决定了要素禀赋结构，它在特定时期是给定的，劳动力生产水平要达到发达国家就必须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要达到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之前就必须有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
    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一层一层解析。其实很简单，一个国家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它会最有竞争力，可以创造最多的剩余，剩余就可以积累。按照比较优势投资，投资回报率依然最高，你有最多的剩余可以积累，而且投资回报率最高，你有最大积累遗留，这样资本积累会最快，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最准确。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失掉比较优势，新的优势产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动向就有可能。在产业升级当中，还要各种基础设置完善，包括软硬基础设置的完善。如果没有完善，这个比较优势也不足为奇；如果能够完善，收入增长，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时间就短。应该讲，贫困、收入分配格局也可以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改善。
    【编者注：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说，新结构经济学建立在三条关键定理的基础之上。第一，包括产业、技术、金融、法律和其他结构在内的最优经济结构随发展阶段而异；第二，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既不能像Rostow（1990b）那样将其划分为刚性的或特定的“阶段”，也不是经济学文献历来所假设的那样，仅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所组成的两点分布，而是一个自低收入传统农业开始，历经各种中等收入的工业化过程，最终达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第三，在任何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都是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的根本机制，但同时ZF需要在经济向更高阶段的转变中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
     
    政策洞见与“处方”
     
    这个理论讲起来很好，怎么变成现实？
    企业不管比较优势，企业只管利润，你怎么把经济学家的思想变成企业追求利润的最佳选择？
    如果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企业家必然会用便宜劳动力去替代昂贵的资本。现在惟一可能的制度安排是市场制度，所以比较的前提是有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各种价格信号可以稳定各种要素。如果市场这么重要，为什么还需要国家？
    这就是前边谈到的，经济发展是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不断升级，各种基础设施、港口设施、金融制度必须完善与改变，任何企业家不可能完全自己来做。因此，ZF要发挥协调作用。基础设施服务可以请民营企业投资完善，但是ZF必须帮助协调，不然有可能导致比较优势发挥不出来。
    另外，交易成本也必须最低。同时，产业升级、技术变迁都有一定的风险。就产业升级而论，新的比较优势产业是什么？这个判断准确不准确？判断即使准确，进入以后，要素生产价格也要是低的。如果交易成本不低，就有很大的风险。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升级必须有先行者。这就面临成功和失败。失败了，企业就必须承担产业升级投资的所有成本，也给社会一个信号：我们的协调还不够，或者说，这个产业不是我们真正优势的产业。成功就意味着，在这个产业，我们有比较优势，各种协调以后交易成本是低的，这样保证大量企业的涌入。
    先行国家不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申请专利保护20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没有办法保护。如果我们相信企业家是理性的，让别人付出成本我来得到利益，那就没有先行者了。怎么还有结构变迁？所以，ZF要给先行者一定的动力，给予外部性的补偿。
    “新结构经济学”就可以给我前面提到的世界银行三个研究提供理论框架。世界银行2008年的研究报告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主要报告的组长迈克尔·斯宾塞应邀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做演讲。他经常讲，发展成功有原材料，但是没有（弄成）食谱。没有食谱就是这儿有很多好吃的要素，但是怎么结合在一起不知道。如果没有处方的话，没有食谱的话，其他发展中国家怎么复制？目前为止，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还停留在标准性的事实认识，但标准性事实的背后逻辑没有搞清楚。
    这个发展报告的五个要素，实际上有两个是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条件，三个要素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的。比如说，一个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前面讲必须以市场为基础，能够把各种要素相配；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升级，其中有寻找外部性的问题，ZF必须发挥助推的作用。这个是发展报告标准的第四、第五项，这是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这当然是一个开放的经济，而且发展过程当中利用在国际上已经有的所谓后发优势的动力。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可以创造最大投资回报率。
    因此，（分析）发展报告五个标准化事实，迈克尔·斯宾塞实际上缺乏一个理论框架，所以没有办法搞清楚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所以他说只有素材没有处方。
    在我看来，是有处方的。《东亚的奇迹》所讲的出口导向，你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同时也进口别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是开放的。要有发挥市场的作用，ZF要发挥在市场当中助推的作用所以也是积极的作用。所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要意，跟《东亚的奇迹》当中所讲的是一致的。
    2004年，《九十年代的经验》发现没有一个政策是普遍的。我作为世界首席经济学家，到非洲一个贫穷国家，该国总统问我他们应该推行什么政策。我跟他讲，没有一个政策是普遍推行的。我这么讲，没有任何帮助，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知道没有一个政策可以普遍推行，但也必须知道哪个鞋子穿在哪个脚上最合适。很多国家的政策组合不一样。我在世界银行看了很多，国内也看到了很多金融结构的问题。尤其是2008年之前金融非常盛行的时候，虚拟经济非常盛行的时候，普遍的看法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要现代化，要多赚钱，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结构，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二板市场，因为2008年以前美国利润的40%~60%就来自于金融界。金融教科书当时所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都是现代金融，就是推行跟发达国家一样的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大银行。这个政策推行到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国家。你知道他们推行股票市场干什么？低收入国家90%以上的人口生活、活动在传统部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他们推行什么？生产规模非常小，资金需求非常小，所用的技术是新的，国际上可取。现在所谓发展现代金融的，导致金融业只为少数大企业服务，这是发达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也按照这种思路发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就跟推行这种金融有关系。实体经济特性决定经济结构特性，如果实体经济特性是中小农户、制造业、服务业为主，技术相对成熟，产品相对成熟，市场也是相对成熟的，它的主要风险是来自于企业家经营能力的风险的时候，这样的结构应该是以地区性经济结构为主。当然金融结构随着实体经济结构不断完善而完善，这就回答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什么发展阶段就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
    当前还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ZF要不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不断调整，要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交通基础设施的不足，而且成为增长的瓶颈。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发展中国家的ZF应该在基础设施瓶颈上发挥主导作用。出现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金融相对疲软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从长期来讲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将来经济增长了，ZF增加税收。所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政策倾向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反周期政策、货币政策，都会有新的应用。
    从“新结构经济学”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原来结构图是失败的，原来的结构图想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它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是内生的，当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重工业，没有比较优势，所以民营企业是不会投资的。因为它在开放市场竞争中必然失败。当时背后的原因分析是错误的，它的政策是用ZF干预的方式发展这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企业在那儿没有生存力的，它竞争不过发达国家的，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重要的生产资本是资金成本，发展中国家成本必定是相对高的。确实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扭曲，但是这些扭曲是在旧的发展政策之下产生的，你要建立很多没有支撑能力的产业企业，除了ZF补贴，它们是活不了了。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去推行政策，30%~40%的人失业，这个国家还维持得下去吗？必然出现政治动荡。“华盛顿共识”忽略了ZF的重要性，即便推行“华盛顿共识”，在联邦德国大量企业倒闭。那是因为，虽然给予联邦德国大量援助，但对于产业的发展，ZF并没有起到助推作用，所以经济还是发展不好。
    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有不少经济学家还是坚持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双轨制”经济是最糟的经济？但是，为什么推行国家转型比较好的，从前面讲的毛里求斯到中国，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包括东欧的波兰，经济相对较好？波兰的“华盛顿共识”声音非常大，但波兰的大型国有企业很少被私有化。它们认识到，现在存在的重心现代化产业缺乏支撑能力，如果保姆一下子取消掉，它们就要完了。
    我们希望能够给发展政策提供一些新的舆论框架，必须是市场经济，ZF发挥协调人的作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欧洲、美国，在早期，ZF都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发达国家在帮助企业产业创新、技术创新方面还是有很多故事的。ZF对某些新产品给予大量采购，让它达到生产规模，甚至规定某种产品在几年达到什么目标。发展中国家在旧结构之下做了很多努力，但是都失败了，也有“华盛顿共识”叫它们不要去干预，但是12个发展中国家都在继续干预，用比较好的方式讲干预。这是我跟世界银行其他经济学家的一个差异，因为大部分经济学家还是普遍宣扬不能干预。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ZF先天地就要干这个。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必须实事求是来看事实问题是什么，然后来改善它。当然世界银行跟其他金融机构普遍在推动改善企业环境。理论依据基本上是“华盛顿共识”。这样一个理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各种有序，各种有序要取消掉，实际上超乎了政治。第二个，发达国家所谓最优的制度安排，理论都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所以，对发达国家最优的，不见得对发展中国家也最优。如果不能够看到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什么地方，并根据这些产业特性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ZF没有办法和资源改善它所有服务。
    另外，“有约束条件的制度”，这个理论也有它的缺陷，它有两种：第一个，具有限制约束的作用，对企业的调查等等。你是不是帮助这个企业发展，是国家比较优势将来最有支持能力、最具竞争能力的。另外，还有很多产业没有出现，对新的企业而言，很可能没有办法回答。
    哈佛大学提出“产品空间结构理论”【编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和经济教授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等人提出的理论突破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解释一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演化】，说一个企业、一个产业要有竞争力，除了前面讲的要素禀赋结构之外，也有不可隐含的要素。每个企业的发展都只是资本、劳动、资源组合在一起，一个国家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发展跟你现有产业最接近的产业，产业升级与转型。如果跟现有产业最接近，其隐含的知识就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产业发展的基础。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能不能在国家大力扶持之下发展汽车制造业？现在有汽车制造业了，就应该发展更先进的机器人制造产业了，还是重工机车产业？不见得。另外，很多发展中国家现在以自然资源为主，实际上经济发展过程、结构不断调整，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从新的产业转移到新的产业群。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是，ZF必须用产业政策支持新的产业发展、解决新的问题，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因为ZF资源有限，所以应该有策略性地选择一些能够快速形成竞争力的产业。怎么做？我觉得，必须有选择，有战略性的。这应该是叫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国家产业政策应该做的是，去帮助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协调问题。“结构主义”也是想发挥ZF积极作用。“结构主义”的失败，跟这些成功国家，表面看起来是共性，但是有特殊性。
    一个发展中国家ZF的产业政策应该是针对要素禀赋结构大致相同的地方。制造业最重要的是资本跟劳动力，要看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看人均收入。矿产资源也很重要。
    我的论点是说，要素禀赋大约相同，比较优势就必然大约相同，如果说你针对的国家或者经济快速发展，而且能够维持20年以上快速发展，这个国家必然大致比较优势一致。因为如果大量产业违背比较优势，它绝没办法维持20年以上快速发展。快速发展当中，你针对它的快速发展贸易部门，如果有20年快速发展的话，它的公司必然增加2-5倍，20年比较优势产业要逐渐是比较优势，它的夕阳产业就是你的朝阳产业。
    我们将视野转回国内，看看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民营企业已经自发地是这样的产业了，而且已经进入（比较优势产业）了。如果已经是这种产业，有个好处是经济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所需要的隐含的知识要素都是有的。这就可以分析比较优势大约相同，我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他的40%、50%、30%，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用比较低的工资成本跟发达国家竞争。我有工资优势为什么还不能竞争，一定是交易费用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由于基础交通设施造成的？还是劳动力交易水平造成的？还是金融支持造成的？这做具体分析。分析了以后，帮它们排除障碍，很快这个产业就能变成竞争性产业。
    假如说国内没有民营经济自发进入，怎么办？我可以把别人的夕阳产业、我的朝阳产业吸引过来。人家现在不来的原因是什么？你这儿有比较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发展水平不高代表教育水平差别也不远、社会发展条件差距也不大。你要仔细跟这些外资企业谈，了解它们心中关心的是什么，帮它们排除这些困难。
    现在，技术变迁非常快，产业升级非常快，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现在有的产业，20年前可能根本还没有。印度现在信息产业这么发达，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根本没有信息产业。如果在发达国家发现这些新产品新技术在国内市场上有竞争力，国家发现了这些“幼苗”，也应该排除障碍，帮助它们发展。印度现在在信息产业上面之所以那么有竞争力，国家的帮助是功不可没的。原来印度信息产业是用卫星通讯，通讯成本非常高昂。当印度ZF发现信息服务业的潜力，就帮它们改善了光纤，大量降低成本，在教育、其他政策上给予帮助。对中等发达国家来说，很多产业要跑在世界前沿，产业就要升级，要完全创新。国内一些民营企业如果发现是有潜力的，ZF应该提供帮助。
    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基础设施不错，商业运行环境很差。当然最好是全国同时改善，但是ZF资源有限，全国都改善的话，那得猴年马月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关注局部，我们国内常用的经济特区、各种产业园就是这样。在特区产业园之内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各种基础设施完善，然后本来有很多交易成本的，有很多批准的沟沟坎坎可以变成一站式服务，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同时，这种方式还有利于鼓励产业集群的出现，因为产业集群是降低交易成本非常必要的方式。
    产业升级或者产业的多样化都需要创新，必须有先行者，先行者有外部性的有风险，要给予补偿才会有人去当先行者。这种所需要的补偿跟传统的进口替代产业“结构主义”之下的补偿不一样。“结构主义”之下的补偿是这个产业根本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根本没有支持能力，ZF必须用各种方式才能完成保护企业的要求。我这里讲的补偿是对外部性的补偿，实际上从量到时间都是，比如说给它3年、5年的税收优惠；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也要有金融服务，可以给这些企业优先金融服务；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普遍不是储备货币，进口要外汇，也可以给这些产业在外汇上面的必要的优先配置。这些都是有限的，克服外部性所需要的补偿。如果能这样做的话，经济可以发展得非常快。
    前面讲的产业升级好像都是制造业。我强调一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农业非常重要，农业本身也有结构变迁，技术结构必须从传统农业技术变成现代农业技术，必须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农业，这是结构变迁。在这个结构变迁当中，ZF要发挥助推作用。如果发挥得好，可以给非农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跟市场。发展中国家除了劳动力是优势之外，不少自然资源也是优势。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方式，自然资源可以变成一个有利的条件。首先，在治理自然资源方面，自然资源租金收取管理必须完善。目前，国际上，自然资源价格波动大，这个国家把自然资源税费管理好以后，大部分钱存到国外防止自然资源价格大幅波动，这样不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管你自然资源多丰富，要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进行结构转型，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这需要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能把自然资源的租金管理好，用当中的一部分投资于各种基础设施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会比自然资源短缺国家的发展更好。美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丰富的国家，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对自然资源财富管理得好，而且用这种财富帮助对自然资源业转型的企业发展。
    我认为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看法，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利用其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潜力，产业升级速度会比发达国家更快。应该有潜力维持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20年、30年、40年，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当中，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经济甚至变成高收入经济，这个潜力是存在的。但是要实现这个，必须有条件，我认为，思想意识决定行动，因此就非常有必要改变发展理念。
     
    简要的总结
     
    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第二版的发展经济学基本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然后去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像重工业、现代产业。或者发展中国家做不好，而发达国家做得好的市场秩序，发达国家都是要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做发展中国家做不好而发达国家做的好的。用意是好的，效果却很差。我提出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认为，应该看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什么，根据它们有的能做好什么。ZF的作用以及国际机构的作用，是帮助它们，把它们现在有的能做好的发扬光大，然后形成它们的竞争力。有了竞争力，积小胜为大胜，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发展成功。它们现在有的是什么，就是它们的要素禀赋，它们现在能做好的就是他们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之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排除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要素生产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减少教育成本。如果这样的话，任何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条件维持每年8%以上的增长20年、30年、40年，一代人、两代人、许多代人，实现“工业革命”以来，发展中国家希望的，跟发达国家共同利益、平等基础之上的一个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