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粮食问题当然也不例外。然而，2006～2008年席卷世界的粮食危机给全球迷信经济自由主义的大众上了深刻而痛苦的一课：国际市场均由垄断资本把持，自由竞争子虚乌有，所谓依靠市场调节就是听任垄断资本操纵，使诸多国家粮食安全在国际自由市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中国粮食安全面临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诸多因素威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经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的“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之殃

多年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穷国对农业有太多的投入，认为全球之所以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就是因为被生存农业束缚了手脚，应让他们依照比较优势重新择业，如此，不仅可以赚钱买粮，而且可以发家致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坐而论道，而西方国家与他们操纵的国际组织则积极践行。它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经济援助为杠杆，向发展中穷国推销结构调整计划：积极敦促受援的发展中国家让本国农民改种经济作物出口以获取更多收益，同时降低关税，从国外进口便宜的粮食；“建议”一些国家减少甚至取消谷物储备，实施依靠私营公司的粮食零库存模式，取消政府控制的粮食供应机构，取消来自欧洲和美国谷物的关税，取消对肥料及其他农业投入的补贴。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国际组织经济政策的实践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导致了如此结果：国家扶持的取消凸显了私人投资的外部风险，如此“吓走了”而非“吸引了”私人投资，由此导致农业停滞不前。一些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的“鼓励”下进行经济调整，集中生产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结果导致相关经济作物生产过剩，国际市场价格暴跌。例如，加纳推广可可豆种植导致1986年至1989年国际市场可可豆价格下跌48％，这使得可可豆生产国的经济“在市场的变幻莫测面前变得更加脆弱”。IMF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摧毁了受援国政府在农村的投资，使当地农业生产变得极不稳定。紧随结构调整计划的是WTO的“自由市场”粮食政策，如此使得到补贴的欧盟便宜牛肉进入西非和南非的市场，得到补贴的美国便宜谷物进入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导致当地农业生产者纷纷破产。结构调整计划与“自由市场”的粮食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为自己的农产品打开了市场，消灭了从非洲、拉美到亚洲国家的诸多农业家庭，破坏了他们为本国民众提供粮食及健康食品的能力。而家庭农业是食品质量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在摆脱殖民主义后的20世纪60～70年代，非洲不仅粮食自给自足，而且是一个粮食净出口地区，1966～1970年间平均每年出口130万吨。如今，经过结构调整计划与“自由市场”粮食政策的洗礼，非洲25％的粮食需要进口，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是粮食净进口国。饥饿成为家常便饭，仅最近三年来，非洲之角国家以及南非、中非等就爆发了粮食危机。粮食从自给自足到依赖进口的国家不仅出现在非洲，而且出现在拉美、亚洲。在198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墨西哥和印度等国的粮食都可自给。自从WTO要求放开农业部门、跨国粮商进入本土市场以来，墨印等国都已变成粮食短缺的国家。2006～2008年，由于粮食价格高涨，约有40个国家爆发了民众骚动乃至暴乱。在一些本来就不稳定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海地、肯尼亚、墨西哥、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粮价高涨导致众多人员死亡，加剧了人民的痛苦，自由市场之殃触目皆是。

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经济及粮食政策遭遇国际社会的持续批评与抨击，连美国彭博新闻社也在2008年12月发表长篇报道，指责世界银行“错误地建议”穷国进行所谓的“结构调整”，导致穷国从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直言：“世界银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而历史证明，人们首先要生存下去，市场才能发挥作用。”2006年世界银行承认，对向发展中国家农业开出的政策药方所产生的副作用关注不够。2008年世界银行报告明确指出，投资农业是消除贫困和饥荒的最有效手段。

自由粮食市场子虚乌有

在通过国际市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背后，有着极大极长的利益链条。在垄断资本的支持下，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由此揭开了英美大资本谋求垄断国际市场的自由经济运动。自由经济强调由国际市场对各类资源与商品进行调节，然而包括粮食市场在内的国际市场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由市场。

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资本的天性是逐利，逐利的最好途径是垄断。简称为“ABCD”的四大跨国粮商——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DM，美资）、邦吉（Bunge，美资）、嘉吉（Cargill，美资）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法资），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及全球运输和仓储系统，极大地影响着国际粮食期货交易，是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者，是国际粮食市场潮起潮落的“幕后推手”。

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脆弱且充满投机的市场。国际粮食市场本来就面临诸如人口的增加、饮食的高端化、异常气候的频发、水资源的枯竭、转基因作物的普及、农药和化肥等投入成本的上升、生物燃料的急剧增长、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等一系列不稳定因素，这当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被垄断资本炒作投机运用，使粮食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直至引发世界性粮食危机。最新一轮粮食危机就是国际粮商借口粮食减产、需求增加、库存降低来进行市场炒作的。

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严重扭曲的市场。粮食安全依赖市场调节的理论基础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认为，所有相关信息都体现在价格之中，价格变化引导粮食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但是，在粮食垄断资本的游说与施压下，作为世界重要粮食生产与输出地的美国和欧盟，通过持续而巨额的粮食补贴，严重扭曲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体系。目前补贴占农业产值的比重欧盟为40％，美国为25%。欧盟每年的农业补贴高达320亿欧元，而且通过各类技术壁垒严格限制牛肉和家禽进口。为鼓励农民种植玉米生产乙醇，美国政府给予每加仑乙醇51美分补贴，并对进口乙醇征收每加仑54美分的关税。在游说压力下，美国即便是对外粮食援助，也规定必须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并用美国船只运输。

在粮食商品化的另一面，是粮食政治化。粮食政治化除了粮食生产补贴外，一个重要的新体现就是在利益集团的积极推动下，美国政府鼓励转基因粮食的发展。美国政府1992年裁定，所有的转基因植物和食品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实质上相同”。美国农业部积极参与由粮食寡头推动的基因革命，研发了一项种子绝育技术，即在种子成熟前产生一种毒素，使种子的植物胚胎自动毁坏。该技术可应用于所有植物种子，并于2007年获得了名为“植物基因表达控制技术”的专利。农民一旦使用了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就必须不断向孟山都等美国种子供应商购买新种子，从而被迫沦为美国种子公司的新农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