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内部舞弊先天上具隐密性，外人不易得知，不过，根据美国舞弊查核师协会（ACFE）的「2012年全球舞弊报告」（2012 Global Fraud Study）估计，企业内部舞弊的平均损失可能高达其营业收入的5％，此比率若用另两项标竿相对照，可突显出企业防患内部舞弊的重要性：企业一般估列「应收帐款」的「呆账损失」为营收的3％，「呆账损失」属企业外部营收的漏损，内部的漏损（舞弊）却可能大于外部，焉能不既攘外又安内？此外，台湾有许多高科技企业自称「茅山道士」（毛利率为营收的3％到4％），对这些道士们而言，若能彻底杜绝内部舞弊，则茅起来到八到九都变成可能。

四阶段除舞弊 预防重于一切

企业如何防患内部舞弊？首先，必须针对舞弊案的发展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实施防患，即：预防（Prevention）、阻止（Deterrence）、侦测（Detection），和调查（Investigation）。「预防」旨在强健企业内部环境体质，以提高免疫能力；「阻止」与「侦测」则在企业内部已出现警讯（Red Flags），和不正常的讯息，犹如已听见一声枪响，从而去找寻一把枪管冒烟的枪，此时，无论「阻止」与「侦测」大都由企业内部人士，例如内部稽核或其他主管人员进行，也有可能即聘请外部鉴识会计专家、舞弊查核师进行侦测。「调查」则由外部机关发动，或由企业聘请外部鉴识会计专家、舞弊查核师进行调查。「调查」比起「侦测」，其专业性和司法特性更高一层，无论搜证或约谈，都更重视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在程序进行中，也更讲究「司法」或「法务」性。

无疑地，预防重于一切。早在20世纪中期，美国白领犯罪行为科学和鉴识会计都已蓬勃发展，Donald Cressey的「舞弊三角理论」（Fraud Triangle Theory），建构企业内部舞弊行为三要素为机会、诱因（或压力）和行为合理化。其中，「行为合理化」此项属舞弊者进行舞弊行为前，必须先行说服自己：舞弊为合理行为，例如，公司或老板对其苛薄，要报复，另外，取之不伤廉，亦不伤耻等。不过，时序进入21世纪后，与普世价值观质变的情形相比，此项要素已形同舞弊者「找借口」或「事后辩解」。与舞弊形成有关的要素因而可修正为供给面要素和需求面要素，供给面要素即企业内部所出现的机会，让舞弊者认为，舞弊行为可以得逞，甚至于不会被发现；需求面要素即舞弊者个人的需求，或者诱因（如奢华生活条件）或者压力（如私人财务压力）。

因此，在企业内部里，「舞弊」犹如市场，有需求也要有供给才得以成交。若能有效消除供给，亦即消除企业内部任何可能出现舞弊的机会，则企业内部舞弊无由发生；若能有效控制供给，尽可能地减少舞弊者可趁之机，企业内部舞弊亦将降至最低。

舞弊重损营收　预防效益显著

根据美国Kroll公司与《经济学人》合作调查全球企业内部舞弊2011年12月报告（GlobalFraud Report）指出，企业为防患内部舞弊的努力，符合成本效益效率原则，亦即所投入预防内部舞弊的成本，远低于不做防患所发生的舞弊损失；相反地，企业发生内部舞弊，必须怪自己，不做舞弊防患努力的企业愈来愈容易受到伤害，事实上，该调查全球一千二百余家中大企业中，有四分之一的受调查企业称，内部舞弊让它损失了10％的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