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出生的郭熙敏，还不满33岁。昨天，他永远离开了妻子和一岁多的儿子。

　　上周六周日连续两天在公司加班之后，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郭熙敏于昨日早上突发心肌梗塞，7点钟左右送往武警总医院抢救。然而，他还是走了，走得太匆忙。

　　一年多以前，儿子出生时，郭熙敏远在浙江宁波出差。IPO项目的压力太大，他走不开。一年多以后，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所有人都无法相信。

　　“上午听说这个事情，我的头皮都麻了。”慈星股份(300307.SZ)董事会秘书傅桂平昨天下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我们就像哥们一样，一起工作了那么长时间。”

　　傅桂平的声音略带哽咽。一个曾经那么熟悉的人，突然没了，谁都没办法一下子缓过来。前一天，郭熙敏还给傅桂平打过一次电话，沟通工作上的问题。

　　在国信证券北京分公司，郭的同事们先是手足无措，接着有人赶往医院，有人商量着怎么接逝者远在湖北的亲属来北京。昨天晚上，郭的父母已经乘航班来京，老两口并不知道儿子已经不在了。

　　提及保代，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高薪。但事情原本的面目总是复杂的，不少保代和一线投行人员为此付出的是牺牲健康的代价。再加上国内IPO业务竞争日益激烈，监管要求也不断提高，保代群体担负的责任、承载的压力也在增大，这一点局外人很少真正了解。

　　“对逝者，我深深缅怀，忆及过去几年的兄弟之情和同事之谊，深感痛惜和悲痛。对生者，我深深祝福，愿大家在生活工作中更加保重，更加幸福和健康。”国信证券主管投行业务的副总裁胡华勇在给本报记者发来的短信中表示。
光环下的苦涩

　　从五道口研究生毕业后，郭熙敏在国信证券一干就是7年。在证监会的保代信用系统中，他的名下登记有3个首发项目，其中慈星股份是最成功的一个。

　　2010年8月傅桂平加入慈星股份的时候，郭熙敏和他的项目组同事已经在公司做了2个多月的前期尽职调查。

　　“他业务上非常不错，为人也踏实。”傅桂平说，“我听讲有的保代很少待在项目现场，但是郭熙敏花在我们公司的时间很多，连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没回去。”

　　慈星股份是创业板净利润额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一般来说，公司质量比较好，IPO审核也会比较顺畅。但即便如此，慈星股份从报材料开始，到最后发行完毕，每个环节都刚刚好在节点上，异常紧张。

　　在反馈阶段，所有的问题反馈完毕相当于重新写一遍招股书。如果是在美国或者香港上市，招股书的写作都是律师承担的。但是在A股，这项极其浩大繁琐的工程完全是投行项目组的分内事。

　　“我们公司的反馈意见落实都很及时，没有拖过后腿。”傅桂平说。

　　但是，为了及时做好反馈材料并且保证质量，郭熙敏必须和傅桂平日夜倒班。白天的时候，傅桂平领着董秘办和财务部的人准备各种材料;晚上郭熙敏看材料，撰写对证监会发行部门反馈意见的答复，同时拟好进一步的材料清单。第二天，傅桂平接棒继续工作，如此往复。

　　“为了效率高，只能这样干。”傅桂平说，“郭熙敏可能也是习惯了，他自己也说晚上安静，有利于思考问题。”

　　其实，这并不是郭熙敏一个人的习惯。绝大部分往返奔波于北京金融街(证监会办公地点)与项目现场之间的保荐代表人，都必须修炼挑灯夜战的基本功。

　　“投行压力大，强度高，工时长，这是行业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要想办法调整。”一家合资投行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几年前有几位同事癌症去世，都很年轻，大家当时出人出力，联系最好的医院，但一切都晚了。”

　　去年9月19日，那一天紧张的工作忙完，郭熙敏才想起来这一天是自己的生日。他告诉傅桂平，后者提议去喝点小酒，于是两人找了个夜排档。

　　“那天很高兴，我还喝高了。”傅桂平说。他顿了一下，又说：“我们就像兄弟一样，真想不到，想不到。”
责任、压力

　　说起高薪，保代这份高薪真的是凝聚了太多的心血。而且薪酬本身也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

　　以郭熙敏今年保荐上市的慈星股份项目为例，公司层面承销毛收入是6600万元，扣除各种费用后净收入可能是6000万元左右。按照6.5%的项目提成比例，项目组可以拿到390万元的提成，如果平均到4个人头上的税前收入接近每人100万元。

　　但是这笔收入的绝大部分要按照最高的累进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真正拿到手的只有五十多万。这就是连续奋战两年的全部酬劳。有的公司考虑到IPO长期督导的问题，不会一次足额发放，要保留一部分延迟发到个人手里。

　　越是市场化的券商，保代和投行人员的薪酬与项目挂钩的程度也就越紧密。这种制度安排的优点是责权利高度统一，也成就了南方几家券商近年来的辉煌。但万事都有自己的反面，国内的证券公司也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激励制度，在发展的同时更关心员工的价值。

　　单看薪酬其实也并不说明问题。事实上，在每一个IPO项目、每一次上市公司增发、每一次并购重组的后面，保荐代表人承担着最多的责任。

　　在A股市场，保代的工作经常被普通投资者误解。尽管的确存在一些公司财务造假、注水的情况，但这一现象有着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原因，问题并非都在保代身上。

　　由于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保代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在招股书上签字意味着押上个人的信誉甚至是前程。保代不但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还要核查律师、会计师的工作。而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问责的对象都少不了保荐代表人。

　　今年，证监会对保代同时负责的项目进一步放宽，这意味着市场上保代的供给进一步加大。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今后保代将和律师、会计师一样，成为投资银行的一种从业资格。保代这个词本身的含金量越来越低，真正比拼的还是服务质量。

　　对于郭熙敏尽心尽力的服务，傅桂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周四就会去一趟北京，送他最后一程。”傅桂平说。

　　一个优秀的保代，他的不幸离开，也留给我们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