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门与娼门（转）费戈文( 日期：2004-03-18 17:15)
（1） 在大约二三年前，我陪一个搞社会新闻的记者（当时我也是记者）采访一个三陪女。深圳是个出故事的地方，而三陪是城市夜幕下的一个主题。这个女人容貌和心态都不错，这让我们之前紧张的冒险心理（以为将要发掘城市的毒瘤和血泪史）落了空。我不是说，三陪者整天乐呵呵地过活，而是说，我预期将要遭遇的苦难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大。我的那位搞社会新闻的记者朋友（我当时做财经记者）同样有点失望，不过这不防碍他的新闻勾勒，文笔欢迎虚构，城市需要起雾，读者期待他们对另类边缘人的想像得到苟合。当然我对妓女队伍整体上的凄惨深信不疑。总之，城市的正人君子们已经习惯于埋葬他们的肉欲冲动，代替于唤起他们的阅读快感。临别时，女人善意地教导了我们，于是拥有某种优越感的两个可怜的小文人狐疑地安静地聆听下层哲学，女人大致的意思是：给你们一个建议，别做老实人。一般来说，女孩总喜欢找世故的男人获得利益，而她们自暴自弃时会找坏蛋男人，老实人的床始终都是冷的。 女人说的很对。 （2） 我很久就想写写这个“城市部落”，不是为了某种吁怀，就像很多意在勾引起人们身体紧迫感的故事那样。而是为了回报这个被访问者的真知灼见，用我自己构想出来的视角严肃地表达我对妓女部落的认知，制造一种独立的解释，阐释自己平等的目光。 让我们先回到一个难以避开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其实被发现已经很早了。那就是妓女的收入相当高（尽管妓女分高级低级厢里街头，就总体权数后），天才的女学者芝加哥大学的Lena Edlund重申了这个问题，妓女所从事的工作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的（希望想象力过分强的人不至于昏过去！）但她们的报酬却相当高（林行止“淫业鸡鸣鸡死”做了一个通俗的介绍，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这是为何？ 好了，出于对Lena Edlund和她的妓女理论的尊敬，我们要对比几种愚蠢的观点，来显示Lena Edlund的杰出。第一种献给所有的染上自由主义幼稚病的经济学人士，叫管制论。他们认为管制，尤其是政府管制是妓女报酬高的根本原因，是的，管制压抑了供应，增加了社会成本，这种观点很符合中国现实，因此在中国也适用。但是可惜世界并不仅仅只有一个中国，比如在娼妓合法化的美国诺山基，妓女的收入是同期低技术工作妇女的12倍，同时皮条客总体收入在下降（1990－1991年的数据），下降比例大约是6％，这意味着从整体上看，妓女所占的收入份额在扩大。而在另一个娼妓合法化的瑞典（1998年的统计），妓女的一天平均收入为14000瑞典克朗（SEK），折合后大约是1750美元。而拉脱维亚妓女状况统计表明，他们一个月大约是5000美元（注意，要考虑相对于本国货币而言），大约是全国妇女平均工资的20倍。当然，如果妓女恰好在管制地带活动，她们的收入将更高，比如阿拉伯妓女一夜能搞到2000美元，但她们的风险也是很高的，激进的穆斯林会把她们生吞活剥，另外，一有管制，妓女在和皮条客老鸨们的斗争中就要处于下风，甚至凄惨的很，她们人身都可能被囚禁，一个月频繁接客400人，没有健康护理，最后只获得7000元的收入，这是前不久发生在偷渡到香港的中国妓女团的故事。而且世界范围内都存在一种倾向，即官方对娼妓收入估计得都很保守，因为它不想让妇女们知道这个行业很成功，它觉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 我用了一些来自娼妓合法化国家的权威的资料来表明（都出自Lena Edlund），管制不是造成妓女收入高的根本原因，当然管制国家妓女收入高也包含着管制的后果，但是它不是根本原因。也许这让那些力主把所有的坏事都归于管制的自由主义勇士们感到不太愉快，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和诚实，我只好狠下心说上一句：你的病让人为难，回家搞点好的吃吃吧！
第二种似乎和我非常喜欢的贝克尔有关，但是反复向我唠叨的却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他还有其他几个经常在一起吃饭，他是一个快乐的听不见任何意见的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主义的刀客，也是饭桌茶话上围攻我的主要势力，他经常代替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发言，说主流经济学压根儿全错了，（注意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跟哈耶克不同的是，哈耶克学说显示，主流经济学的重点是错的，需要改正方向）。他的解释很有趣，也许融合了他苦恼的生活经历，不过他总是红着脸不承认这点，他的意见是，妓女可以随时解决你的欲望，只要欲望来了你舍得掏钱.而你的老婆却不是这般恣汝所欲曲意迎合，而老婆如果气恼了会实施性控制，苦闷的男人必须另找出路。所以他的结论是，为何解决突如其来的荷尔蒙冲击，男人必须给予妓女一个高价位，因为妓女使你欲罢不能的这段时间能得到安宁。也就是说，给予妓女高的工钱是因为解脱未婚者荷尔蒙的袭击或者打破已婚者配偶的性封锁。这是一个渗透着生活经验的技术性解释，男人们成了短期快感的奴隶，而且脑对性欲的驾驭和延迟毫无用处，性成了控制身心的最高力量，我们都要为服从它的到来而付出代价。这个解释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正经的经济解释，倒像是食色论坛里的心得体会。严肃的医学研究说明，尽管有各种条件的局限和延迟，男人的性欲还是有一个共同的时间分布，如果这是真的话，我想观察一下是否一个月某一天或几天卖淫业的生意会尤其火爆。 这个可怜的人把男人们的自制和风度都剥夺了，男人们都成了胆大妄为的欲望英雄，他甚至把他的思想同伙也给激怒了，最后在我们的集体审问下，他承认，他经常阅读《家家乐》杂志。
第三种解释更为离谱，出自于权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狂人波斯纳，他在我眼里是个令人敬畏的英雄，他用经济学原理全面阐释了法学，他用效用代替了法律“正义”一词，他开辟了一条可贵的思想道路，也使自己的偏执出了名，在遭到了法律界学者持久的敌意和谴责后，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怎么说呢，总之，我们应该用一种尊敬的眼光瞟他同时快步走开保持距离。 波斯纳的观点是一种技术说，他认为妓女在性爱技术上更胜一筹，她们擅长创新花样翻新，她们让顾客获得了自尊和愉悦，体会到（原先）枯燥和程式化的可憎。波斯纳会生气地反问：谁说女神们从事的是低技术的工作？身体技术永远是动态和创新的，跟企业家创新没什么区别，由于技术上的高度差异，使得女神们和家里的黄脸婆拉开了档次，而这个差距则通过市场的价格得到表现，这是妓女收入高的原因。 波斯纳的解释是否唤起了正在读文的人们隐蔽的快感？但是，翻阅一些性学报告和调查表（国外），你会发现技术说是荒谬的。几乎所有的资料表明，从整体上看，妓女在工作时间并不兴奋（也许好莱坞电影里是另一番景象），而大多数顾客抱怨，嫖妓如同奸尸。其实这一点我们并不难想象到（使人异化的工作总是令人沮丧的）。而且，用技术说不能代替别种服务业的事实，比如我喜欢足浴，足浴师父的技术肯定我家妹妹要好，但她们忙活了一个钟点才拿到28块钱，而且大部分上缴，拿到自己手上的实际收入才6块钱。一小时6元的收入在深圳属于一个平均水平，但是她们的确很有技术。 (3) 好了，我们开始领会Lena Edlund的精妙。Lena Edlund在她的抽象模型里，假定一个女人有两种选择，不是去做妓女就是去做妻子，不能二者兼于一身。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假设，有人会以单身女人来置疑，其实单身贵族我认为应该归类到妻子群里，她们是潜在的妻子，只不过暂时没擦出火花。另外还有人会发问：当娼妓又当妻子，二者合一型的，现实中也是有的。很不幸，高度简化的理论假设必须要取消，让我们直接指向基本核心问题，然后再添加条件贴近现实，观察新维度上的力量变化。（而且我也很乐意把让那些接受自己老婆是正在进行时中的娼妓的男人取消掉，我不会因外行的要求添加到理论里，而让自己恶心。） 那么妓女为什么工资高呢？Lena Edlund说，那是婚姻市场对妓女的补偿。女人成为妻子，她分享了自己男人的收入流，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正经劳动所得。当妓女放弃了作为妻子的收益，市场必须给予补偿。因此，妓女的收入高于一般平均收入。 这是古老的均衡思想，就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这同信仰有关。同是芝加哥大学中人的张五常也有同样的信仰。这在他近作《经济解释》不难发现。在第三卷二章二节，他提出自己关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有分离”的假说，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信仰上的。他大胆地提出了“私人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的总边际收益。”我置换掉他原来的工厂污染例子，但意义不变。比如我兽行大发，强暴了一位少女，张说我的边际成本一定等于社会总收益。我说不对啊，我的成本是面临着的金钱惩罚和牢狱，社会收益（我的快感也属于此类）呢，是否算上女方家所得的补偿金和我的强暴带来的快感，但是女方家痛不欲生的样子，她们好像吃亏了，边际成本大过了边际社会收益。张无常大喝，不对，还要加上律师费呢。是的，让我再算算，噢，加上后，好像社会收益超过了我的成本，依然不满足边际相等。张再喝，错，成本方应该加上你家人哀伤带来你的痛苦。噢，不对，成本方又超了。张三喝，错，再加上你们家收买大盖帽的红包支出。噢，但是这边又超了，错，那边再加上……。终于我被算式累倒了，张眨着眼睛，小哥，我保证，穷尽宇宙之后一定满足边际相等的。 够了，游戏结束。张用均衡和零和(张管这叫“一个天衣无缝的社会”）的世界信仰以及牛顿式的作用与反作用来杀死外部性的努力怎么看都是不太令人信服的，张是在用他的信仰进行着无法验证的证明。而美貌又天才的Lena Edlund同样有如斯的信仰的痕迹，也给出了并不令人五底投地的生硬解释：妓女为何放弃做妻子就能获得婚姻市场的补偿。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这美妙的观点，而是反对通向美妙的逻辑。我们观察一个个体的决策：一个女人，比如她没文化，但是有点相貌，没有工作能力，但身体颇有诱惑，她认为她不会找到有钱的主当自己的丈夫，她衡量了一下情况，她觉得做妓女更优。而Lena Edlund竟然认为她做妓女的条件恰恰是她没有做妻子（犯了自己为自己证明的错误），因为她没做妻子，所以婚姻市场要对她补贴，对她补贴导致妓女比找个对象更划算，于是她做妓女更合算。（注意Lena Edlund之前的假定，体会”因为她没做妻子“这句，Lena Edlund已经强调，女人不做妻子就是做妓女（同时态下不能兼于一身）） （4） 再一次表示完对Lena Edlund的敬意之后，我要在我认为错误的地方沿着她的指引说一说我的思考后的故事。（不仅仅是妓女理论，包括她的Implications of Marriage Institutions for Redistribution and GrowthDear Son–Expensive Daughter: Do Scarce Women Pay to Marry Marriage等其他多篇论文带来的启发。） 我把婚姻后的家庭看作一个合约连接，甲方乙方是丈夫和妻子。在这个家庭合约里我分类出三样东西。一是负担社会功能单元的家庭角色，比如说，一些场合丈夫必须携带妻子出席的家庭聚会和社交型活动，只有情感饱满的家庭才能负担这个社会功能。第二项是性，我设计为家庭中经济强势者向弱势者购买（男表示为强势者，如果女方为富婆，可以视女方为男，大家可以看到，男不代表性别上的一方。），这种购买是形式上的表述，并非可以每次量化的，否则就同嫖妓没区别了。而家庭合约中第三项将把第二项非量化特征本质化，第三项是孩子让渡权。一般来说，孩子从生物学属性上说，是属于母亲的。比如一个女孩怀孕了，如果没结婚，孩子将属于母亲跟母亲姓，但此时男人表示对她负责要娶她，完成婚姻后，女子把孩子一部分权益让渡给男人，比如孩子将跟男人姓（一般孩子是用父亲的姓氏的，各国大多如此，不再用女人的姓氏。）让渡权非常重要，它使第二项变得以非市场化面目出现，妻子获得了尊严的根底，母亲赢得了伟大的尊荣，同商业性交易的职业者——妓女在性的本质上区分开。 我构想的这种区分是相当合宜和有说明能力的。情妇就属于第一项加第二项，缺第三项。我们经常从书里和电影电视里看到在17÷18世纪浪荡的巴黎时兴有身份讲艺术讲品味的男人带情妇去参加各种上流聚会和沙龙的记录和画面（他们的妻子则老实地待在家里）。情妇一般是不生育的（我是这样定义的，其实情妇同二奶在日常语义上差别很模糊）。而中国的二奶则属于2＋3，缺第一项。一般作为负担社会功能单元的家庭角色将由大奶（妻子）参加，二奶往往有生育义务，于是在孩子的遗产继承权上有着关键性的一争。如果单独看这三项，光有第一种的，叫”虚婚“之说，比如我有条件出国读书，有个不认识的女人也想出国，她找到我，假结婚无性事，以陪读的名义带她出去。光有第三种，叫”代母“，比如某人太太无生殖能力，某人雇人人工受精生育。光有第二项的，而且发展为商业性的，就是娼妓。当然一夜情一夜性也属于第二项，还有类似于”巴黎最后的探戈“里的男女邂逅一语未发便身体力行，在此，我无力管那么许多，只讨论妓女。 当我们以一种财务学的眼神看待家庭合约时，我们便有信心抛弃家务劳动在家庭里的关键地位（贝克尔），而把家庭看作是是一个纯财务性的连接性合约，丈夫，男人向妻子，女人购买“性”是一个核心内容，（妻子，二奶、情妇，妓女的共同点都是男人购买性），而家庭合约的建立意味着男人只能从妻子这里购买性，当然这种购买我在上面已经强调，因为第一项和第三项的同时存在和拥有使得向妻子购买的性呈现出一种非市场化和非可量度化的品质，而二奶和情妇则残缺地拥有了这种合约，于是她们更靠近市场化，而娼妓提供的性是最市场性的性。好了，现在我们抽象掉过渡态，也就是说，再次精简我的理论表述内容，让二奶和情妇暂时离开一下。我们只关心妻子和娼妓的关系。 我们假设男人已经有了妻子，形成完备的家庭合约，这意味着他原则上只能从妻子这里购买性，妻子通过我所提到的那三项和约里的内容分享丈夫的收入，也就是说，妻子获得的报酬是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所得加上分享丈夫的收入。但是，很不幸，同成龙大哥说的“每个男人都可能犯下这个错误”一样，男人用风一般的心情飘进来红灯区（我猜这个男人是个诗人：），他花钱获得了性服务，服务得不错，他很满意，他吐了一口长气，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口气说了句“我感谢妓女”，接着，他将要付钱，他知道自己老婆的工资水平，他的老婆就是那个妻子，工资收入很一般，大概是低技术劳动妇女市场平均工资。现在，请导演把镜头推过来，请用慢镜，因为情节变得很重要：男人愿意掏出多少钱?。 我知道一些我的文字观众开始准备扔鸡蛋柿子了，因为他们觉得影片很假，他们怒吼：我们都嫖过妓，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嫖妓之前要谈好价格，谁他妈事后付钱。是的，恭喜你们，你们的经验很宝贵，但是我讲的是个理论故事，我只是为了方便,拆解理论镜头的方便，而这个镜头将告诉我们：男人为什么不以足浴的价钱打发妓女,或者贴近现实一点说，男人为什么事前愿意接受妓女所要求的高价？ 道理很简单，男人想到了那个合约，家庭合约，他突然想到了家庭合约的内容：他只能向妻子购买性，他用一种非市场化的方式向妻子支付购买性的金钱。现在，他破坏了这个合约，他用市场化的方式向别人购买了性。当他破坏了这个合约时，他要受到作为一个合约毁坏者的惩罚。即使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在各种伦理和风俗支持下，妻子将或大或小地拥有讨伐者的力量，她将获得份量不小的赔付，同时社会功能和交往的家庭身份的破裂将给男人带来社会性的舆论和心理惩罚，同时妻子如果愿意的话，还有权收回孩子的让渡权，法庭和各类风俗都规定，在男方不忠的条件下，妻子优先享有监护孩子的权利，可怜的男人得到“子散”的痛苦（且不说妻离了）。当男人想到这些，他打了个寒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多支付一种费用：重要用于隐瞒的费用。 隐瞒的费用使得红灯区一些行规变得非常清晰，费用已经渗透到行业的认知血脉里。有的成为老鸨们培训开设的训练课目内容，有的是秘而不宣的机制既定。譬如瑞典的妓女业就认为，妓女不能拿偶尔获得的顾客社会家庭资料来跟客户日后进行敲诈性的交易，或者透露给妻子方派来的私人侦探或者应付警方的质询。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妓女天天接那么多客，怎么会记得客人？但是，我们要明白让妓女们集体患上失忆并不是件妥当的事情。而且，我们引申一个有趣的现象：政府管制有时候使得妓女不敢去跟客人日后纠缠，实际上在谈判价码上部分丧失了获得隐瞒收入的机会，尤其是一些没有场所的街头妓女，她们得到的收入相当低，便宜得惊人，而受黑社会胁持的妓女往往价格不菲，因为黑社会可以帮助妓女更好地获得隐瞒费用，黑社会愿意接受管制带来的高风险（所有的黑社会都有一种风险偏好），当然，大部分钱并未落入妓女自己的口袋。所以那些认为所有的管制都能带来高价的观点还是早点进垃圾堆吧！（当然相当大部分的管制是可以提高价格，需要具体分析，我强调的是一种灵活的，非成见和非宗教热情的分析态度。） 我相信，在漫长的市场演化中，妓女们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个行业基因里的秘密，她们自主的获得了最关键的理解，她们知道自己的价码所在，所以就算是没有管制带来的风险，即使政府已经把娼妓业合法化之后，她们也会把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性产业服务提高到一个远远高于一般劳动工资的水平，因为这个行业基因里的秘密只是这么一句话：妇门（或者家庭）为娼门提供租金，远远高于一般劳动收入水平的租金。 这是一个对么美妙的见解啊，真有你的！我抚摸着自己英俊的脸赞叹不已。这个见解不是纯解释型的，它不像张无常关于“裹脚是防范女儿逃跑，减少监管费用”那样，如果我说，裹脚让女儿变得更有风度能找个婆家卖个好价钱——如果你觉得这并不是经济意味的，我还可以说，根据中医，裹脚将伤胃伤髀，自动减少饮食摄入，为婆家节约开支，故而卖个好价钱。我的解释还有很多，我觉得我的解释和张是平行的，至少备选的等级是一样的，都是一种纯解释，并不能发展成若干个可以检验的推论，进而用实际来“证伪”这个理论。 波普的证伪主义是迷人而伟大的，当然米塞斯经济宗教狂们不喜欢它是很自然的，一种自由主义不是针对复杂的现实，不是一种抗拒教条的态度，不是一种大度的自我反省，不是愿意用自己的理论骨血发展成一种坚韧的有力推导，不能把自己放在具体的局部的现实坐标上给予被证伪的勇气，它只能属于宗教，一种还算不错的值得推广的宗教（比马克思主义宗教要强1万万倍）。 当我提出“妇门为娼门提供租金”时，这与非议家庭价值无关。我只是说，在一个合法化的环境下，妓女收入仍然远远高于一般水平，家庭合约的存在是妓女获高额收入的前提，也就是说，家庭的存在使得妓女业获得租金机会。妓女和家庭从历史形态来说，都是古老的，也是同步的，但是这不意味着如果能消灭家庭就消灭了娼妓业，我的推论是，如果家庭被消灭的话，同时又没有政府管制的话，那么妓女的收入水平将回归到市场一般工资水平。 作为一个家庭价值的疯狂守卫者，我永远也不会相信甚至从来不想家庭会在高级的社会形态中被消灭。我赞同色情业合法化，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管制带来的租金还是存在的，消除管制租金会削减女人成为妓女的收益，并且避开黑社会的魔掌。同时我赞同对婚姻合约的保护，严惩 不忠者，这意味着提高已婚男人的预期成本，降低他们的风险心理，（顺便说一句，姚洋用逆向选择表明增大婚姻合约的保护和离婚受害者的补偿是让正人君子不结婚，花花公子愿意结婚的分析在我看来漏洞百出）。 如果家庭被消灭的话，同时又没有政府管制的话，这样的条件还是太苛刻。我继续小心地推进，我假设如果有两个城市，相同的监管条件相同的色情业发育程度，相同的男女人口比例（这一点非常重要），相同的社会道德文化条件等等，一个城市是以未婚男人作为妓女顾客的主体，另一个城市是意已婚男人作为嫖客的主要人群，同时妓女不在两个城市间自由流动（要素凝固），那么哪个城市在总体上妓女的价格更高呢？ 毫无疑问，根据我的推论，将是以已婚男人为主体的那个城市。 很多人会怀疑，难道已婚者更乐意嫖妓？首先，我告诉你，深圳大约7成嫖妓者都是已婚的。在我朋友（一个博士）自己做的一份研究里，在考量深圳上海等诸多调整和剔除的因素后，竟然发现从整体上上海的妓女价格比深圳低15％，他百思不解，以为这是因为深圳靠近香港，而罗湖桥南北的相对收入差异（深圳和香港的物价水平差距很大）所致，他说，这可能是香港人所赐。而我反驳他的结论，我认为相对价格和收入差距导致了非完全市场化“性”的繁荣，比如包养二奶，因为购买者太有钱，他不满足仅仅是性上的交往，而是性上的非市场化，或者向女人验证生殖力的渴望，都主宰他不愿意选择赤裸裸的性，而是选择残缺的家庭合约（二奶）。假定我的朋友所得出的深圳比上海妓女价格高的情况是确实的，我的推论是，深圳的性购买者大多是已婚男人，而上海的未婚男人嫖妓的比例更高。 为什么已婚男人是妓女顾客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原因是已婚男人的经济实力，而家庭对他来说效用已经降低，家花开始比不过野花。而未婚男人则更愿意达成家庭合约，是的，一个没有享受过爱情的男人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处身交给妓女，或者说他们更犹豫一些。而且限于总体上的经济实力和没有家庭合约的威慑，未婚男人更喜欢享受低价。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从红宝路过，一个男人正在黑影底下和一个看上去很风尘的女人讨价还价半天，我那位搞社会新闻很久很老到的朋友肯定地说，这个男人一定是个老光棍，只有光棍才会费那么大劲讨价还价。 （5） 妇门实质上为娼门提供了租金。这是我的理论结论，我不隐瞒我是一个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气质的人，但是我强调，我所推导依托的和进行实际应用的理性选择只是经济资源层面的，娼妓很复杂，道德心理文化和历史都对这个群体有着强大的影响，我的分析把这些东西差不多都抽象了，我强调我重视这些，但是我只能做有某个层面（经济层面）的推进，而且所倡导的是一种静态和比较的手法。这个世界的很多人冒充饱学和高级已成劣根，很多人瞧不起伟大的马歇尔的“比较静态分析”，可是他们的动态性演出搞得很不伦不类。哲学型的经济家估计日后将多如狗毛，上帝创造了完美的世界，完美的棋局，他们像个赵鑫珊式的拜神狂一样长呼小叫“对话的逻各斯”，赞叹上帝冥冥中的精美，表述交往理性的玄妙，他们通向了自娱自乐的境界并自称这叫知识尽头的信仰。我觉得，真的知识不在于总是上升到哲学般的高度意淫和高度欺骗，就像我们面对上帝的棋局，比如我们首先找到了“相”，接着我们开始移动，从口到日到田，发现田以后再也没法移动了，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用比较静态的方法使得理论言说找到了自己的界限，就要大胆地将局部和事例里的知识和引申出的结论一直推到它出错的界线为止。我们知道了相走田我们掌握了细节掌握了技术掌握了基层的积累，我们开始谦卑地试探上帝排子和定则的完美用心，我们鄙视满腔主体间性对话的逻各斯，我们知道本身的限度但从不拒绝偏执的勇气，我是个限定的自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我们记载和体悟自己即将违背的约束和随时淘汰的理由。 这是一个谦卑的宣言，也是一个严肃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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