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农业经济的,如果要问我在农业经济学家中最佩服的是哪个?我想三农问题专家 温铁军 算一个,他敢于顶着压力在农村进行生态农业的,比起大部分纸上谈兵的所谓的农业专家不知道高尚多少。
,感觉现在研究农业经济的学者,真正心系农民和农民有感情的太少了~~!指望这些在期刊网上下载文章,互相抄袭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农业经济专家来解决三农问题,简直就是无望!
农业不发展,中国经济早晚会出现大问题,这个很多经济学家都明白,但是肯深入农村而民办事的经济学家有几个,难道在家里下载些年鉴、论文、数据就可以破解三农问题?
不难看出大部分的农业经济研究的问题,例如:农业产业化、城乡统筹、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增收问题……现在的论文最后的结论往往会说(1)亟待相关法律的出台(2)政府加大投入、执行力度(3)政府应该……(4)基层领导应该……(5)提高农民素质………………
接触了一些农民,了解了农村的一些现实情况就知道不是大家不愿意做得更好,而是现实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需要基层做大量的工作,而不是一两个学者动动嘴皮就可以解决的。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学农业经济的离农民那么遥远?彼此不了解,更别说理解了,甚至有的论文竟然说农民不理性,素质低,不懂得投资……我都替他丢人,农民是最理性的了,我们有时候去超市买东西会买很多并不是很需要的东西,还很开心,但是农民缺从来不多买一件不应该买的东西,能走的就不坐车,能留到下次吃的就不一次吃完。至于投资,也许你一个月几千块,而一个农民一年才收入几千?你投资失败了,喝点酒就忘了,而农民呢?也许就会走向绝路,没有基本的抵抗风险的能力,怎么投资?
为什么,那么多人挂着为农民的幌子,写出的文字离实际、离农民那么遥远?可悲呀~~
我想唯有温铁军这样,真正肯为农民做点实际工作的、有创造性、开创性的、真正了解农民的经济学家才能算作农业经济学家~~~
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的温铁军似的好专家的出现~~~只有这样,中国近九亿农民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中国的经济才能持久健康稳定的发展
我都好欣赏温铁军,我对农业经济也比较感兴趣,现在每年对家乡的一个农村进行经济跟踪调查,有感于实际情况,百般感慨,并非一些经济学家纸上谈兵可以解决得了的。现在学术氛围太物质化,并且经常某某“大牛”在自己的研究室里狂研究一番,然后在某某期刊上大发表几篇文章,显然,远离实际,远离了产生理论的土壤,一切等于0。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现在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都是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完全不管外面的世界,整天和模型和不知道第几手的数据打交道,试问,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支持楼主,中国的事业需要我们年轻人去为之不懈奋斗。
我相信
你的梦想在燃烧,而不知是愤怒。
调查地点
本报告中所调查的尖沟村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里下河地区,属江苏省江都市高徐乡管辖,该地区河流密布,沃野千里,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扬州,一座拥有25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历来繁华富庶,直至近代京杭大运河的退出历史舞台,导致扬州经济一蹶不振,逐渐没落,究其原因,水陆交通的便捷程度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京沪高速公路的贯通,扬州火车站的落成,以及润扬大桥的完工,古老的扬州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它的历史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
江都市位于扬州市东部
尖沟村位于高徐乡的东南部。
调查报告
2006年春节前后,我怀着饱满的热情走遍了尖沟村的每一寸土地,并对那里的乡亲父老进行了调查访问。现在的尖沟村面积扩大了几倍,是由包括以前的老尖沟村在内的几个行政村合并而成,下辖十个小组,每个小组的规模相当,并且每个组内部的村民大多数是本家,拥有同一个姓氏。例如,马垛组的大部分村民姓马,张垛组大部分村民姓张,因为这些组大多数是同宗家族聚居而形成的。
去年全村农业收入1046.81万元,占到总收的20.32%。其中粮食作物187.96万元,占3.65%,这是我从村委会得到的数据。根据我从村民口中调查到的情况,它的真实性值得推敲。农民种粮食几乎是在一种在亏本情况下而又不得不进行的一项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农民有生产的自主权,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农民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经营亏损或有更好的盈利机会的时候,应当可以选择不种,休耕。而现实生活中,不种田一样得交税,他们没得选择。种粮食亏就亏在成本很大,就拿种一亩田来说吧,全年要有如下费用:出水费(防洪)10元,引江站8元,种子50元,农药110元,灌溉30,化肥270,收割费(站着的65元,倒伏的110元),满田10,碎田费25元,共计578元;水稻的收成约为800斤/亩,0.9元/斤,小麦约为700斤/亩,0.6元/斤。退一步讲,就算所收获的粮食农民一粒不吃,全部卖掉也只能得900×0.9+700×0.6=1140元,共盈利1140-578=562元,如果再除去农民终日辛勤劳作的潜在费用,结果可想而知.(这可是在粮食全部卖掉,颗粒不剩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
由上面的分析看来,农民种粮食几乎是毫无利润报酬可言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央是极其重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所以免除了农业税,甚至对每亩田还发放20元的补贴,这方面农民是感激不尽的,确实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可这并非症结之所在,问题在于其它附加费用过高而导致成本的增高。譬如说,出水费(防洪)和引江站的费用,那不是水利部的事情吗?为什么跟农民收钱;而农药和化肥的用量也是连年增加,为什么?农药失效,化肥不肥,去年的虫害有的田治虫治了十几次才有效果,就是平时也得治三四次,这是什么农药?化肥一点肥力都没有,用量连年增加产量却不增加,说白了,国家为农民着想,钱却被那些农药、化肥厂商捞走了。
而经济作物这方面,农民是获得了不少利益的。种棉花的话一亩田能有1200元左右的收入,问题是耕地不够,平均下来每户顶多只有1亩半田种经济作作物,在前面的背景资料中我已介绍,小纪镇下辖“三乡一场”。“一场”就是指水产养殖场——吴堡,由于那边水产业很发达,所以有许多吴堡的养殖户到尖沟村来承包土地开辟养殖场,所以导致了村里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所以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这方面的收入也有限。
综合以上数据,去年村里普通农户在农业方面的平均纯收在3000元左右,而尖沟村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外向型经济”,几乎家家户户的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从事同一工种——钣金工,江苏江都的钣金工在全国都是很出名的,所以只要提到江苏江都的钣金工,用人单位都会竖起大拇指。因此,出去打工的农民一般收颇丰,最差的年收也在万元左。,总的来说,农户的家庭收入还是很充裕的。
虽然收入较为充裕,但农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仍然很少,因为支出较多,其中以教育支出为甚。衣食支出这一项,在我调查的十户农户之中,平均每户消费为3000左右,并不是很高,而其中有子女上学的农户的平均教育支出却高达13000元,这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这绝对超过了家庭总支出的70%。如此庞大的教育成本令许多农家不堪重负,而当地人对教育看重程度更是令人无法想象,“即使是变卖家产,也要供孩子读书”,许多家长这样说。在我调查他们对子女教育程度的期待时,所有人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本科及以上,因为他们深知:读书是家家子弟的唯一手段,以下是当地各中学的高中分值(所谓分值指如果录取分数线560,超过翻身550但达不到560的学生可以用钱买分,每一分用金钱衡量就是分值,单位 /元)。
江都中学 (国家级示范高中) 10000 仙城中学 (省重点高中) 5000 大桥中学 (省重点高中) 5000 丁沟中学 (省重点高中) 5000 小纪中学 (普通中学) 3000 樊川中学 (普通中学) 3000 市一中 (普通中学) 3000 嘶马中学 (普通中学) 3000 宜陵中学 (普通中学) 3000 市二中 (普通中学) 3000
此外还有什么借读费,建校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这些都是普通中学针对那些分数不够的学生的。有人说,谁叫你考这么低,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但是有一点你得考虑,农村子弟从小就没有良好的教育设施,本来起点就不一样,如果再加上高收费,分明是把他们往坑里推,这是不公平的。城里的人本来好,缴费少,就越好;农村娃本来惨,缴费多,现在更加惨,何日才能翻身?这是值得政府和整个社会深思的问题。社会公平体系是建立在受教育公平的基础上的,如果在城乡受教育权上有倾斜,那么就根本就不可能保证社会公平。
除了以上两项大的开支外,农户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费用。例如,人头费20元/人,出外打工费30元/人等等,真的难以理解,只要你户品在那儿,就得缴钱,不种田,不住那儿也得缴,怪不得在调查“2005年新增/减少人口”这项时,只有减少12人,没有人口增加。原来只要是新生儿,父母都会想方设法把他的户口迁走,而减少的人口中大部分也是在籍人口的户口迁出,这才出现人口只减不增的奇怪现象。
户口的迁出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人口流动。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所所计划引导的,然而,城镇住房价格的增长势头极大阻碍了这一进程。就拿小纪镇来说,镇区商品房的住房价格已达1000元/平方米左右,门面房更是高达1500元/平方米,这是一般农民所难以接受了,好多农民辛苦了半辈子,攒下钱买了套房,农民亏了,房地产商牟取了暴利。在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更应该利用宏观调控,抑制住房价高涨的势头,这样才能为进行有效深化的农村改革奠定基础。
全村去年的工业收达到2600万元,占总收的50.47%,是农业收的2.5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数据。这是所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也是我国正在经历的阶段——工业发展反哺农业。发展工业在尖沟村有着一定的历史,早在五六十年代,尖沟村集体开办的汽车制造厂就轰动一时,名震扬州。下图便是尖沟汽车制造厂旧址,如今已经焕然一新,又是另一家工厂了。
现在村里大多数的工厂几乎都是村里人自己投资兴办的,他们出外打工赚了钱就回来办工厂致富。例如一位马垛组的村民虽然在小纪镇上安了家,但在村里投资兴办了小米加工厂。我去采访的时候,工人们忙忙碌碌,生意比较红火。厂里的工人全是村民,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就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许这就是初步意义上的“反工哺农”吧。村里还有好几家像小米加工厂这样的企业,它们必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除了农业收入和工业收入外,林业、畜牧业、渔业、运输业、商饮业等在尖沟村并非是主流的产业收入也颇丰,反映了村里的经济结构已趋向多元化。其中渔业几乎全为“引进外资”,那些养殖业的老板没有一个是本地的,清一色都是吴堡人。引进水产业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使村委会财政去年一年增加了16.20万元的收入。可以为村民做更多的事情;坏事是农民的耕地面积减少,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凡事均有两面性,只要村领导把握住尺度,处理好二者矛盾的关系,一定可以为村民谋福祉。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村里的经济发展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由此可以想象公共设施还有社会事业也一定做得很不错。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和现场访问,设想与现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先谈谈修路架桥吧,去年村财政化在修路架桥上的费用是8.5万,占到村财政总支出的37.5%。道路之于地域正如经脉之于人,只有道路畅通,经济才会发展起来。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小纪下辖的几个乡里面,黄思和吴堡是比较差的,所以有句歌谣说“穷黄思,富高徐,吴堡的路能养鱼”。能养鱼的路是什么路,这样的路,怎么可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这个道理,交通的便捷程度决定了地域的经济发展程度。
连接村里十个小组的主干道已经全部浇铸了水泥路,而小组内部的路还是而三十年前的砖头路,有的甚至还是什么都没有的烂泥路。这一点,村民们极其不满意。因为只要一下雨,他们几乎就无法出门,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如下图所示,三种路面兼而有之:
村委会应当为村民办点实事,修路绝对是重中之重。
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里下河地区,河流密布,所以桥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看尖沟村的地形图就可以知道。那边的村民建房有个习惯,就是沿河面南而筑。桥是连接河两岸的工具,是桥梁把村里的各个小组连接在了一起。村里的桥梁都很旧,年老失修的那种,六七十年代
除了以上这些,其他方面建设村民还是比较满意的。例如电话、有线电视村村通,还有自来水建设等等,至于图书馆和公共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就要无从谈起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基础上,才会有财力,也才会有精力去建设更高档的社会事业。
在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下,农民个人实力有限,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市场活动,也很难应付市场的变化,农民的翻身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领导,这也就在于政府职能的体现。例如江都市的花木名镇丁伙,指导农民种植花木,发展农村经济,成绩骄人。朱镕基总理曾经亲自到那里考察过,如此成功的范例在身边,难道一点可取借鉴之处都没有?
导致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上级失察,疏于监督。老百姓敢怒敢言,但不知向谁言。在调查中我发现如下一份文件:
| 尖沟村村务公开监督小组 组长:顾有纶 成员:张汉高 张文山 马江喜 施登旺 杨粉喜 徐德安 | 尖沟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 组长:顾有纶 成员:张汉高 张文山 马江喜 施登旺 |
二者惊人的相似,理财和监督是同样的人。那这种所谓的“监督”和“民主”就失去了意义。说是村务公开,但公开栏却是一片涂鸦(下图)。显然,村委会在民主和监督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农民没有说活的权利。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府的职能还应在于解放农民保守的思想,让他们摒弃小农经营主义和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通过合作协商使团体利益最大化,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必定是个长期而又艰巨的过程,但政府必须起引导作用,坚持带领农民走下去,一定会成功。
基层村委会的建设应当是当务之急,使其更完善,职能发挥更加深入化,村务更加公开化,监督更加全面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引导农民解放思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动农村经济向前发展,这才是兴村富民之道。
尖沟村是中国农村在转型期的一个缩影,它存在的问题也差不多是整个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农村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没有它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这已成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巨大障碍。中央乃至全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过农村。今年中央又一次把支持“三农”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这可是中央连续三年把支持“三农”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反映出我国在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上的重大变化,我国已进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财政反哺农民的时代。
80年代中央5个连续的“一号文件”记载了中国农村年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步伐。时隔18年后,2004年至今的“一号文件”再次针对农民,历史和现实意义举世瞩目,必将取得辉煌的成果。实践证明,那些落到实处的“一号文件”,受益者决不仅仅是农民,而是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是我们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黄昏下的乡村美景令人陶醉,我陷入了沉思,忽然想起一位农民的话:“《新闻联播》上播的都是好消息,我知道国家对我们农民好,可领导们哪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下面在浑水摸鱼。”虽然很朴实易懂的话,却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改革是核心,执行才是关键。农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优惠,而不是“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要把所有改革在基层落到实处而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或书面上,对党,对政府,绝对是一个考验。
放眼远眺,一片农田映入眼帘,不由得想起一首民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是的,我们有信心,尖沟村会被建设得更加美好,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会被建设得更加美好。后 记
历时约五天的农村经济调查,让我遍尝酸甜苦辣,也引发了我许多关于人生价值的思考。
在这次调查中经历了不少困难,体力上的劳累就不必说了,心理上也遭受了不小的打击。有的时候走到村民家门口,最后还是停下了脚步。有的村民以为我有什么企图,招摇撞骗什么的,硬是把我赶出门外,有的根本不搭理我,更有甚者冷嘲热讽,心里很是不好受。后来这一切都因为一位老农的话而烟消云散,虽然很简单:“谢谢你下乡调查,为农民想办法!”当是真得很感动,很多年没有过的感动,觉得自己很伟大。因为有人认为我在无私为农民谋福祉,作贡献,调查的劲头更足了。和农民的交谈,有的是在农户家中,有的是在田间路头,但总能让我感觉到他们的纯朴、憨厚,出身于农村却对农村并不是很熟悉的我感受着乡村的静谧与美好。同时,交谈中我了解到农民生活的艰辛,知道了把一粒种子养育成一粒能吃的米其间需要七斤二两水,懂得了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他们的衣着,他们的言谈举止,已然是一种民风,在无意中感染,感化着我。这些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怎么能感受得到?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当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那么它离兴旺发达也就不远了。
调查地点
本报告中所调查的尖沟村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里下河地区,属江苏省江都市高徐乡管辖,该地区河流密布,沃野千里,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扬州,一座拥有25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历来繁华富庶,直至近代京杭大运河的退出历史舞台,导致扬州经济一蹶不振,逐渐没落,究其原因,水陆交通的便捷程度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京沪高速公路的贯通,扬州火车站的落成,以及润扬大桥的完工,古老的扬州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它的历史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
江都市位于扬州市东部
尖沟村位于高徐乡的东南部。
调查报告
2006年春节前后,我怀着饱满的热情走遍了尖沟村的每一寸土地,并对那里的乡亲父老进行了调查访问。现在的尖沟村面积扩大了几倍,是由包括以前的老尖沟村在内的几个行政村合并而成,下辖十个小组,每个小组的规模相当,并且每个组内部的村民大多数是本家,拥有同一个姓氏。例如,马垛组的大部分村民姓马,张垛组大部分村民姓张,因为这些组大多数是同宗家族聚居而形成的。
去年全村农业收入1046.81万元,占到总收的20.32%。其中粮食作物187.96万元,占3.65%,这是我从村委会得到的数据。根据我从村民口中调查到的情况,它的真实性值得推敲。农民种粮食几乎是在一种在亏本情况下而又不得不进行的一项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农民有生产的自主权,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农民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在经营亏损或有更好的盈利机会的时候,应当可以选择不种,休耕。而现实生活中,不种田一样得交税,他们没得选择。种粮食亏就亏在成本很大,就拿种一亩田来说吧,全年要有如下费用:出水费(防洪)10元,引江站8元,种子50元,农药110元,灌溉30,化肥270,收割费(站着的65元,倒伏的110元),满田10,碎田费25元,共计578元;水稻的收成约为800斤/亩,0.9元/斤,小麦约为700斤/亩,0.6元/斤。退一步讲,就算所收获的粮食农民一粒不吃,全部卖掉也只能得900×0.9+700×0.6=1140元,共盈利1140-578=562元,如果再除去农民终日辛勤劳作的潜在费用,结果可想而知.(这可是在粮食全部卖掉,颗粒不剩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
由上面的分析看来,农民种粮食几乎是毫无利润报酬可言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央是极其重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所以免除了农业税,甚至对每亩田还发放20元的补贴,这方面农民是感激不尽的,确实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可这并非症结之所在,问题在于其它附加费用过高而导致成本的增高。譬如说,出水费(防洪)和引江站的费用,那不是水利部的事情吗?为什么跟农民收钱;而农药和化肥的用量也是连年增加,为什么?农药失效,化肥不肥,去年的虫害有的田治虫治了十几次才有效果,就是平时也得治三四次,这是什么农药?化肥一点肥力都没有,用量连年增加产量却不增加,说白了,国家为农民着想,钱却被那些农药、化肥厂商捞走了。
而经济作物这方面,农民是获得了不少利益的。种棉花的话一亩田能有1200元左右的收入,问题是耕地不够,平均下来每户顶多只有1亩半田种经济作作物,在前面的背景资料中我已介绍,小纪镇下辖“三乡一场”。“一场”就是指水产养殖场——吴堡,由于那边水产业很发达,所以有许多吴堡的养殖户到尖沟村来承包土地开辟养殖场,所以导致了村里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所以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这方面的收入也有限。
综合以上数据,去年村里普通农户在农业方面的平均纯收在3000元左右,而尖沟村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外向型经济”,几乎家家户户的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从事同一工种——钣金工,江苏江都的钣金工在全国都是很出名的,所以只要提到江苏江都的钣金工,用人单位都会竖起大拇指。因此,出去打工的农民一般收颇丰,最差的年收也在万元左。,总的来说,农户的家庭收入还是很充裕的。
虽然收入较为充裕,但农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仍然很少,因为支出较多,其中以教育支出为甚。衣食支出这一项,在我调查的十户农户之中,平均每户消费为3000左右,并不是很高,而其中有子女上学的农户的平均教育支出却高达13000元,这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这绝对超过了家庭总支出的70%。如此庞大的教育成本令许多农家不堪重负,而当地人对教育看重程度更是令人无法想象,“即使是变卖家产,也要供孩子读书”,许多家长这样说。在我调查他们对子女教育程度的期待时,所有人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本科及以上,因为他们深知:读书是家家子弟的唯一手段,以下是当地各中学的高中分值(所谓分值指如果录取分数线560,超过翻身550但达不到560的学生可以用钱买分,每一分用金钱衡量就是分值,单位 /元)。
此外还有什么借读费,建校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这些都是普通中学针对那些分数不够的学生的。有人说,谁叫你考这么低,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但是有一点你得考虑,农村子弟从小就没有良好的教育设施,本来起点就不一样,如果再加上高收费,分明是把他们往坑里推,这是不公平的。城里的人本来好,缴费少,就越好;农村娃本来惨,缴费多,现在更加惨,何日才能翻身?这是值得政府和整个社会深思的问题。社会公平体系是建立在受教育公平的基础上的,如果在城乡受教育权上有倾斜,那么就根本就不可能保证社会公平。
除了以上两项大的开支外,农户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费用。例如,人头费20元/人,出外打工费30元/人等等,真的难以理解,只要你户品在那儿,就得缴钱,不种田,不住那儿也得缴,怪不得在调查“2005年新增/减少人口”这项时,只有减少12人,没有人口增加。原来只要是新生儿,父母都会想方设法把他的户口迁走,而减少的人口中大部分也是在籍人口的户口迁出,这才出现人口只减不增的奇怪现象。
户口的迁出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人口流动。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所所计划引导的,然而,城镇住房价格的增长势头极大阻碍了这一进程。就拿小纪镇来说,镇区商品房的住房价格已达1000元/平方米左右,门面房更是高达1500元/平方米,这是一般农民所难以接受了,好多农民辛苦了半辈子,攒下钱买了套房,农民亏了,房地产商牟取了暴利。在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更应该利用宏观调控,抑制住房价高涨的势头,这样才能为进行有效深化的农村改革奠定基础。
全村去年的工业收达到2600万元,占总收的50.47%,是农业收的2.5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数据。这是所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也是我国正在经历的阶段——工业发展反哺农业。发展工业在尖沟村有着一定的历史,早在五六十年代,尖沟村集体开办的汽车制造厂就轰动一时,名震扬州。下图便是尖沟汽车制造厂旧址,如今已经焕然一新,又是另一家工厂了。
现在村里大多数的工厂几乎都是村里人自己投资兴办的,他们出外打工赚了钱就回来办工厂致富。例如一位马垛组的村民虽然在小纪镇上安了家,但在村里投资兴办了小米加工厂。我去采访的时候,工人们忙忙碌碌,生意比较红火。厂里的工人全是村民,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就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许这就是初步意义上的“反工哺农”吧。村里还有好几家像小米加工厂这样的企业,它们必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除了农业收入和工业收入外,林业、畜牧业、渔业、运输业、商饮业等在尖沟村并非是主流的产业收入也颇丰,反映了村里的经济结构已趋向多元化。其中渔业几乎全为“引进外资”,那些养殖业的老板没有一个是本地的,清一色都是吴堡人。引进水产业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使村委会财政去年一年增加了16.20万元的收入。可以为村民做更多的事情;坏事是农民的耕地面积减少,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凡事均有两面性,只要村领导把握住尺度,处理好二者矛盾的关系,一定可以为村民谋福祉。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村里的经济发展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由此可以想象公共设施还有社会事业也一定做得很不错。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和现场访问,设想与现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先谈谈修路架桥吧,去年村财政化在修路架桥上的费用是8.5万,占到村财政总支出的37.5%。道路之于地域正如经脉之于人,只有道路畅通,经济才会发展起来。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小纪下辖的几个乡里面,黄思和吴堡是比较差的,所以有句歌谣说“穷黄思,富高徐,吴堡的路能养鱼”。能养鱼的路是什么路,这样的路,怎么可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这个道理,交通的便捷程度决定了地域的经济发展程度。
连接村里十个小组的主干道已经全部浇铸了水泥路,而小组内部的路还是而三十年前的砖头路,有的甚至还是什么都没有的烂泥路。这一点,村民们极其不满意。因为只要一下雨,他们几乎就无法出门,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如下图所示,三种路面兼而有之:
村委会应当为村民办点实事,修路绝对是重中之重。
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里下河地区,河流密布,所以桥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看尖沟村的地形图就可以知道。那边的村民建房有个习惯,就是沿河面南而筑。桥是连接河两岸的工具,是桥梁把村里的各个小组连接在了一起。村里的桥梁都很旧,年老失修的那种,六七十年代修的桥,现在还在用,例如连接马垛组和张垛组的尖沟东桥(左图),当年就是因为这座桥,收割机进不去,马垛组的机械收割滞后了好几年。和这座桥有着相同年龄的和好多桥还在肩负着它们的使命,它们承载了太多的东西,该退休了。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有三件事在我的心头放不下:一是让农村孩子能上学,而是让农民看得起病,三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要让农民看得起病,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国家一直倡导合作医疗,但基层又独执行得怎么样了?合作医疗的费用是15元/人,每个村民都交了,但吊一次葡萄糖依然要三四十块,好的还要七八十。费用还是那么贵,也许对城里人算不了什么,但你如果看了前面计算的数据,你就知道七八十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如此次,村民樊启荣说他老伴身体不好,看病花了1500多块钱,最后只报销了92块钱。还有一位村民看病花了3000多块,就是因为没有在指定的医院治 疗,一分钱都没有报销。请问,这叫什么合作医疗?如图,上层使村委会的各个办公室,下面便是合作医疗的诊所。我去调查时,那医生居然在打牌。难以想象,这些人终日究竟在做些什么?合作医疗是关系到农民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党和政府必须重点建设,加大力度,持续完善,才会赢得民心,稳定根基。
除了以上这些,其他方面建设村民还是比较满意的。例如电话、有线电视村村通,还有自来水建设等等,至于图书馆和公共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就要无从谈起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基础上,才会有财力,也才会有精力去建设更高档的社会事业。
在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下,农民个人实力有限,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市场活动,也很难应付市场的变化,农民的翻身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领导,这也就在于政府职能的体现。例如江都市的花木名镇丁伙,指导农民种植花木,发展农村经济,成绩骄人。朱镕基总理曾经亲自到那里考察过,如此成功的范例在身边,难道一点可取借鉴之处都没有?政府职能体现在何处?指导农民生产,务实,为农民办实事,而尖沟村的村级财政收入那么多,为什么基础设施建设都不能令老百姓十分满意?要知道,其中还有很多基础设施直接是由私人投资兴办的,如尖沟桥(上图),就是由马春喜个人资助建造的,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基础设施是由村级财政投资建设的,那么钱究竟跑到哪里去了?补贴农民?没有!农民几十年前栽的树,去年被村委会砍完卖掉了,一分钱补贴回报都没有,在财政上就更不可能了。
导致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上级失察,疏于监督。老百姓敢怒敢言,但不知向谁言。在调查中我发现如下一份文件:
| 尖沟村村务公开监督小组 组长:顾有纶 成员:张汉高 张文山 马江喜 施登旺 杨粉喜 徐德安 | 尖沟村民主理财小组成员 组长:顾有纶 成员:张汉高 张文山 马江喜 施登旺 |
二者惊人的相似,理财和监督是同样的人。那这种所谓的“监督”和“民主”就失去了意义。说是村务公开,但公开栏却是一片涂鸦(下图)。显然,村委会在民主和监督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农民没有说活的权利。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府的职能还应在于解放农民保守的思想,让他们摒弃小农经营主义和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通过合作协商使团体利益最大化,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必定是个长期而又艰巨的过程,但政府必须起引导作用,坚持带领农民走下去,一定会成功。
基层村委会的建设应当是当务之急,使其更完善,职能发挥更加深入化,村务更加公开化,监督更加全面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引导农民解放思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动农村经济向前发展,这才是兴村富民之道。
尖沟村是中国农村在转型期的一个缩影,它存在的问题也差不多是整个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农村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没有它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这已成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巨大障碍。中央乃至全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过农村。今年中央又一次把支持“三农”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这可是中央连续三年把支持“三农”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反映出我国在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上的重大变化,我国已进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财政反哺农民的时代。
80年代中央5个连续的“一号文件”记载了中国农村年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步伐。时隔18年后,2004年至今的“一号文件”再次针对农民,历史和现实意义举世瞩目,必将取得辉煌的成果。实践证明,那些落到实处的“一号文件”,受益者决不仅仅是农民,而是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是我们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黄昏下的乡村美景令人陶醉,我陷入了沉思,忽然想起一位农民的话:“《新闻联播》上播的都是好消息,我知道国家对我们农民好,可领导们哪知道下面的真实情况,下面在浑水摸鱼。”虽然很朴实易懂的话,却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改革是核心,执行才是关键。农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优惠,而不是“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要把所有改革在基层落到实处而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或书面上,对党,对政府,绝对是一个考验。
放眼远眺,一片农田映入眼帘,不由得想起一首民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是的,我们有信心,尖沟村会被建设得更加美好,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会被建设得更加美好。后 记
历时约五天的农村经济调查,让我遍尝酸甜苦辣,也引发了我许多关于人生价值的思考。
在这次调查中经历了不少困难,体力上的劳累就不必说了,心理上也遭受了不小的打击。有的时候走到村民家门口,最后还是停下了脚步。有的村民以为我有什么企图,招摇撞骗什么的,硬是把我赶出门外,有的根本不搭理我,更有甚者冷嘲热讽,心里很是不好受。后来这一切都因为一位老农的话而烟消云散,虽然很简单:“谢谢你下乡调查,为农民想办法!”当是真得很感动,很多年没有过的感动,觉得自己很伟大。因为有人认为我在无私为农民谋福祉,作贡献,调查的劲头更足了。和农民的交谈,有的是在农户家中,有的是在田间路头,但总能让我感觉到他们的纯朴、憨厚,出身于农村却对农村并不是很熟悉的我感受着乡村的静谧与美好。同时,交谈中我了解到农民生活的艰辛,知道了把一粒种子养育成一粒能吃的米其间需要七斤二两水,懂得了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他们的衣着,他们的言谈举止,已然是一种民风,在无意中感染,感化着我。这些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怎么能感受得到?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回来后无意中翻一些杂志,了解到河南财经学院国贸系23岁的女大学生李华芬发起资助贫困儿童上学活动,今年1月患重病受到社会各界关爱,他表示在恢复健康后,将到贵州山区义务支教;浙江传媒学院大二学生杨松,在近一年多时间里,先后12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省上蔡县、7次进入艾滋病情严重的文楼村进行社会调查,写成了21万字的《“艾”情紧急》调查报告;湖南师范大学三名大学生利用暑假调研,针对部分城市“双禁”(禁止摩托车、小排量汽车通行)规定,上书国务院……真的很为他们感动。觉得自己所做的和他们比起来太渺小了,太不值得一提了。一个人的成功不仅靠机遇,更靠素质。大学生更应该注重自己综合素质和全面能力的提高。一个著名的企业家曾经说过:“大型企业应该肩负一定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那么大学生,中国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是否也应该肩负一定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呢?如果是,那么,当今的大学生中又能有多人能够并主动去肩负这些使命和责任呢?
当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那么它离兴旺发达也就不远了。
附录:
负责人姓名:张文荣 联系电话:0514-6718169
行政区总面积:6平方公里 平原(100%) 土壤类型:黑壤
耕地总面积:1650亩 水田(100%)
公路总里程:
拥有农机类型:收割机、拖拉机 数量:13台
灌溉设施:电灌站
地理位置:距江都县城
人口状况:总人口 910 男性 468
劳动力总数 420 男劳动力 243
劳动力文化程度:
村经济情况:
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按现价计算)/ 元
| 年份 | 2003 | 2004 | 2005 |
| 名义上收入 | 5330 | 5830 | 6523 |
| 实际收入 | 3100 | 2900 | 3600 |
2005年农村收入结构
| 项目 | 金额(万) | 占总收入比重 | 项目 | 金额(万) | 占总0收入比重 |
| 总收入 | 5151.62 | | 工业收入 | 2600 | 50.47% |
| 农业收入 | 1046.81 | 20.32% | 建筑业 | 0 | 0 |
| 其中粮食作物 | 187.96 | 3.65% | 运输业 | 75.10 | 1.46% |
| 林业 | 12.56 | 0.24% | 商饮业 | 273.98 | 5.32 |
| 畜牧业 | 272.38 | 5.29% | 旅游业 | 0 | 0 |
| 渔业 | 573.91 | 11.14% | 其他收入 | 108.92 | 2.11% |
| 收入 | 万元 | 支出 | 万元 |
| 村农业承包收入 | 21.98 | 村公共建设开支 | 10.12 |
| 村直接经营收入 | 0 | 办公设施 | 1.62 |
| 村办企业上交 | 0.62 | 教育 | 0 |
| 出租土地返屋及其他财产收入 | 0 | 村组干部工资 | 8 |
| 上级下拨或补贴 | 3.67 | 日常办公开支 | 1.09 |
| 贷款 | 0 | 新企业投资 | 0 |
| 出售树木 | 1.39 | 五保供养等福利 | 3.47 |
| 总收入 | 27.66 | 总支出 | 22.68 |
要研究农业经济学的人应当向芝加哥大学诺奖得主舒尔茨教授,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张培刚教授,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以及ccer的林毅夫教授学习看看他们在干什么,看看他们关于农业农村的研究成果是如何取得的。
不妨我们回顾一下,舒尔茨教授通过对印度、拉美等地农村的观察,向世人证实了农民的行为是他们所面临约束条件下的正确选择,消除了人们长久以来的困惑;张培刚教授上个世纪40年代取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农业国的工业化》被校方评为最优秀的两篇博士论文之一(另一篇什萨缪尔森的),可惜回国后不久便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难以从事正常的经济学研究;张五常教授的博士论文中有关地租的理论一直是制度经济学当中的经典之作,同时他身在海外/香港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及中国农民的命运;林毅夫教授的《制度、技术与农业发展》中的论文被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农业问题的人引用无数。但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不都拥有一对农民的赤诚之心,不但拥有对农业农村农民真实情况的准确把握,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耐心地、长期地,去研究去关注农民、农村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空洞的、口号式一些所谓的惠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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