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罗姆尼的所得税已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一大话题。
这究竟只是一出拙劣的政治把戏，还是真真正正的大问题？
事实上，这确实是大问题，而且不仅对美国人是如此。
　　美国悬而未决的政治争论的一大主要议题是国家的角色
和集体行动的必要。私人部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单靠它
并不能确保成功。比如，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
充分监管的必要性。
　　


    此外，除了有效监管（包括确保为竞争提供平等舞台），现代经济的基础是技术创新，
后者反过来要求ZF资助的基础研究。这是一个我们都能从中获益的公共品的例子，但如果
我们只依靠私人部门，那么这一公共品将是供给不足的（或者根本不存在供给）。
　　美国的保守派政客低估了公共供给的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ZF提供这些公共
品的经济体表现远胜于ZF未提供这些公共品的经济体。
　　但公共品必须得花钱购买，且每个人都必须付出公平的分量。分担的细节可能还存在诸多
分歧，但显然，那些身居收入分配顶层、只付出报告收入15%（产生于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
收入很可能不会报告给美国当局）的那群人并没有付出公平分量。
　　有道是“鱼从头烂”。如果总统及其周边人士都没有付出税收的公平分量，我们如何要求
其他人这样做？而如果没人这样做，我们如何指望能为所需公共品提供资金？

民主建立在信任精神和纳税合作的基础上。如果每个个人都像富人那样花大量的能量和资源用于
避免公平税负，那么税收系统要么将崩溃，要么被更具侵略性和强制性的机制取代。而这两个
结果都是不可接受的。
　　从更广的角度讲，市场经济只有在所有契约都必须通过合法手段来执行的情况下才能运转。
但信任和合作只有在人们相信制度是公平的情况下才能存在。最新的研究表明，认为经济制度不
公平的观点会同时影响合作和努力。而美国人正在逐渐认为他们的经济制度不公平；税收制度
便是这种不公感的标志物。
　　亿万富翁投资家巴菲特指出，他只应该纳必须纳的税，但如果他的收入所纳的税率比他秘书
还低，那么这个制度肯定存在根本性问题。巴菲特是对的。罗姆尼如果采取与巴菲特一样的立场，
那他或许还值得原谅。事实上，这或许是可以和尼克松访华相比的时刻：位于权力之巅富有政客
呼吁提高富人税收将改变历史进程。

　　但罗姆尼并没有选择这样做。显然他并未意识到对投机活动课税比努力工作更轻的制度是扭曲
经济的。事实上，收入顶层人士所赚的钱很大一部分在经济学上称为“租”，它们不是通过做大
经济蛋糕得到的，而是通过掠夺已有蛋糕的更大份额得到的。
　　这些顶层人士包括大量通过限制产量和进行反竞争活动提高收入的垄断者、利用公司治理法
漏洞攫取公司收入更大份额（从而吞噬工人所应获得的份额）的CEO、进行掠夺性放贷和滥发信用卡
（通常以穷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的银行家。也许寻租和不平等的泛滥随着顶层税率的下降，
而监管的架空和现有规则执行强度减弱而增加一点都不奇怪：寻租的机会和回报在增加。
　　如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饱受着总需求不足的折磨，并因此导致了高失业、低工资、不平等
性恶化以及消费不足——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不平等性与
经济不稳定和疲软之间的关系。
　　还有另一个恶性循环：经济不平等性转化为政治不平等性，而后者又反过来强化前者，反馈
渠道就包括允许向罗姆尼这样的人——他坚持认为自己过去十年中经受着"至少13%"所得税税率的
折磨--不用缴纳公平税负的税收制度。由此产生的经济不平等性——这既是市场力量的结果，也是
政治力量的结果--是如今总体经济疲软的原因之一。
　　或许罗姆尼并不是逃税者；只有美国国税局通过彻底调查才能知道他是不是。但是，既然美国
最高边际所得税率是35%，那么他肯定避免了一大笔税收。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罗姆尼；显而易见
的是，他的避税额度之高已经给现代经济繁荣所必须的公共品融资带来了困难。

　　但更重要的是，像罗姆尼这种规模的避税活动破坏了人们对制度基本公平性的信任，从而削弱
了将社会凝聚力。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不平等的代价：当今的分化社会如何威胁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