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与经济周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徐建国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中国的经济波动，一直有一个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说的是政府的紧缩之手一放开，经济就会充满活力，生产力好像从地缝、墙角里钻出来，然后就会“出问题”，比如“投资膨胀”，“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通胀也会跟着起来，引发又一轮收缩，周而复始，循环下去。这一规律早就已经被总结出来，近年来依然适用。

在“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资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费本来就长得不快，而且通胀之下民生本来就是问题；压缩政府消费伤筋动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出口由国外需求决定，调控起来没那么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资了，而且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块肥肥的唐僧肉，看起来好下口。

投资也是GDP中波动最大的一块，繁荣的时候上得快，调控的时候砍得凶。经济上升时往往伴随着投资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竞争，项目争相上马，唯恐比别人落后了。而且，在各地从银行挖贷款的积极努力下，信贷往往也很配合，货币供应快速上升，导致短期内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引发通胀。至少从经济波动的成分看起来，经济周期就是“投资周期”。

投资中很大的一块是基础设施投资，也是政府能够“砍”的重要对象，因为这一块是政府主导的。相对来说，对于非基础设施投资的调控要间接很多。进一步，正因为基建大都是政府主导的，而且存在一些质量、效率问题，在紧缩声音渐起时，受到的批评也更多。批评政府投资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为批评企业投资会直面企业的质询：你怎么知道我这个项目不该投？你比我更了解我的企业？何况私营企业家对自己的投资负责的。

其实，对于基建的批评由来已久，绝非近年来的新发明。早在1988年，在4月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作了《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的发言，其中严厉批评基建规模过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汇的紧张，引发通货膨胀，建议“在五年之内除能源交通和已经上马的基本建设之外，其他基建投资系统统统停止五年。”还有一个流传的版本，把上述建议简化为“三年不投资”，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番发言起了作用，1989、1990两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8.7%和4.5%，远低于改革30年以来平均24%的增速，直接导致那两年的经济也很萧条，GDP增速分别只有4.1%和3.8%，远低于30年来的接近10％的平均水平，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最低，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轮萧条。回顾那段紧缩历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1988年的基础设施绝对没有过剩，而且极度短缺。今天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已经足够的人，面对不到发达国家十分之一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路、铁路道路密度，以及严重的拥堵，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url=]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观收缩时，产业投资不景气，如果再砍基础设施投资，经济下行必将放大，经济波动也会放大，这与政府经济调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本来应该是实行积极的政策，对抗经济下行的。[/url]

点评：此言差矣，投资有挤出效应，你不投别人会投。。。。当一个你效率的政府来主导 投资，必须在强约束下才有效率，如廉洁、透明、有完全的知识，否则需要比较成本和收益，政府不但有挤出效应还有漏出效应，即腐败和不法商人的勾结而瓜分政府投资的盛大欢宴，许多官二代和权贵已经早就出手把高铁、高速、水电和油气等抓住在手心，中国今天就没有所谓的财阀和官僚权贵控制么？切不可大幼稚 [微软用户1]

问题出在中国的经济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经济周期分析中，假定经济下行的根源是外在冲击，政府采取政策对抗经济下行；而中国的经济周期，恰恰来源于政府主动的宏观调控。这时政府再想对抗经济下行，就好像是一只手按下了瓢，另一只手又想把它托起来，陷入左右互搏，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

[url=]其实解法不是没有。上文提到，经济过热往往是因为信贷供给增加过快，引发通货膨胀，治理通胀，完全可以用货币政策，毕竟通货膨胀终究是一个货币现象。同时，为了对抗经济下行，还是可以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比如减税，再比如增加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分为消费性和投资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费，就是增加政府投资，比如国防、教育、基础设施，往哪里投我都不反对。考虑到中国基础设施总量依然十分落后，不仅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也会影响未来长期经济增长，不妨未雨绸缪，增加基础设施投资。[/url][微软用户2]

点评：对抗经济下行，不是借口，减税和放开国家控制也可以对付经济下行，如果没有条件也要硬增加政府投资吗？难道政府投资就可以不用贷款？不用承担融资成本，就可以直接发行货币？这样的经济政策的结果，就是往往国企和一些非竞争性企业（即打高尔夫球而非企业家精神的创造者）受到好处，政府投资激励了什么人？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没有效率的人，是逆向选择很厉害的呀，政府投资我的判断是今天已经是负面大于正面，不是因为政府而是因为腐败和权贵的干涉，哈尔滨大桥后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在吞噬经济的活力，留下的将是坏帐和大量低质量的工程，我在家乡亲见几年的环城公路已经烂矣。。

今年的情况是，不但货币政策紧，财政政策也跟着紧，加上出口也不景气，导致经济很冷，一些企业的日子不好过。表现在数据上，GDP增速很低，而且PPI已经连续半年负增长，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经济自主收缩风险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林毅夫教授建言应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对抗经济下行，笔者是很赞同的，也曾写小文阐述基础设施与生产率，通胀，民生，长期增长潜力等方面的关系。

[url=]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复杂的关口，不同意见当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里面，一些质量、效率、腐败的问题总是存在，让人不由得不感到愤怒。然而，冷静下来之后需要厘清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出了一些问题就停止建设，或者是等官员都廉洁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设？[/url][微软用户3]

点评：无视即将出现的银行坏帐问题，无视政府举债建设带来的主权债务风险。。。。无视经济中自有的恢复力量，本来高明的医生应该把力量放在放开控制和制度改革之上的，而不是焦点集中于增加政府投资呀。。。令人痛心疾首的错位思维。

问题问到这里，答案应该是清楚的，我们只能在前进中解决问题，在调整中积累解决问题的条件，摸索问题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样的豪情让人激动，甚至向往，却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往往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让情况更糟糕。笔者笃信市场，热切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建立完善的市场秩序，但是正因为笃信市场，才知道市场作为一种高效的运行机制绝非免费，而且极为昂贵，绝非朝夕之间能够建立，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也佐证了建立市场制度的漫长与艰辛。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胡适的一句话：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将近一个世纪以前胡适的这句话，是对人性中的简单化倾向的深刻洞见。倘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问题当然会越来越复杂，不是简单化的概念或者“主义”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充分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寻找可行的解决思路和具体的解决方法。

点评：就此篇文章，此北大的教授的研究大概只研究了1989年的宏观调控情况，对此前此后特别是他国的经济政策分析没有，所以不但有自选择倾向，而且无论是样本还是历史研究案例的角度，广度深度都 远远不够。如此大的政策，脱离了地气和民生。竟然还声呼吁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既然说自己信仰市场，却连市场是什么 都 没有搞清楚。市场需要的不是政府的参与而是放手。基础建设有个好例子：日本1985年受到美国金融海啸的冲击，1986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报告法案，总共提438万亿日元建基础建设，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建设了一条八线道的国道，旁边有一条八线道的省道，还有一条八线道县道，一直平行开到海边就没有了，只看到一家卖纪念品的小店，三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没车，就是这么一条高速公路叫什么，就是一锤子买卖。建完之后又不需要人工、钢材、水泥，因此日本也形成了两个产能过剩。日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得多，日本从85年受到冲击到89年，一直到20年后的今天还是冬天，还是黑夜，他们也花了大量的资金做我们正在做的基础建设，老兄，请不要空口说什么发达国家多少 比例，日本的比例你也敢拿来么？基础建设只能和自己国家的经济结构和速度相适应，不可超前不可落后。。。。。

有时感觉任何经济问题都 可以提出反驳，你来我往，长此争论没有一点意思。支持政府大规模投资者说中国基础设施对比发达国家太少不到十分之一（不远虑均衡，基础建设是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超前不好）；还说到政府人为削减投资导致了衰退，以1989年为例。但是政府投资是有挤出效应的，当民间资本已经出现闲置时，还会出现1989年那种民间投资不能跟上政府投资露出的空白的事情么？政府投资的负面作用在那，是什么水平，这些变化 中的数据，也没有时行 相关的分析 。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政府投资的后面，若要我一针见血，就告诉大家吧，鼓吹政府投资的后面，就是利益集团和政府在与民争利而已，有他哉？无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