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理论的论争历史和述评

〔关键词〕两种生产理论；第二国际理论家；一般历史存在物

〔摘要〕本文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在历史上引起的论争过程作了分析，指出两种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一直存在着十分激烈的论争。本文对这场争论形成的历史和原因予以介绍，并加以述评。

一、《起源》的出版和理论意义

1、《起源》的写作、出版过程与主要观点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出版的唯一的全面论述原始社会及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规律的著作，该书以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以及恩格斯自己对古代史的研究为基础来完成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晚年着重研究文化人类学，并作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表明了马克思这时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发展、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和东方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整理自己已故朋友的档案时，发现了马克思对美国学者摩尔根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在1880－1881年冬天，马克思研究了这本书。恩格斯1884年2月16日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上说到：“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1]恩格斯立刻打算将摩尔根的书推荐给由考茨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理论刊物《新时代》，随后着手写《起源》，并于1884年5月，恩格斯将稿子寄往苏黎世交考茨基。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出版社霍廷根一苏黎世人民书店承担了《起源》的出版。1884年9月，《起源》全部印完。1884年10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宣布“立即发行”恩格斯的著作。这就是《起源》的第一版。1886年初和1889年发行了第二版和第三版。1890年恩格斯准备出第四版，并对新版本作了修订。[2]新修订的《起源》版本于1891年11月发行，并撰写了新的序言：《关于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1892年和1894年出版了第五版和第六版。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主要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提出的，其基本要点是：一，历史中的决定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它本身又有两种，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二，一定的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的制约；三，生产力愈不发展，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代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旧社会；五、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是发现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个史前基础即血族关系，并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2、《起源》一书的理论意义

首先，恩格斯本人把对《起源》一书的写作，看着是执行马克思的遗愿，并利用了马克思的笔记。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讲“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3]1884年8月24日他在给考茨基的信上讲：“我本人对马克思担负着这项义务，我可以利用他的札记。”[4]“这些批语我在本书的有关地方就加以抄录。”[5]因此，在恩格斯的《起源》和马克思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这也是解读马克思的文化人类学笔记的直接线索。

其次，恩格斯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它看作是科学的史前著作。根据前苏联专家的研究，“该书的头六章(指第一版)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据摩尔根所搜集的实际资料，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讲，它的第一章相当于《古代社会》一书的第一部分，第二、三、四、五、六章相当于该书第二部分各章。第七、八、九章超出了摩尔根资料的范围，是恩格斯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单独写成的。”[6]而恰恰是前六章的内容，恩格斯吸取了摩尔根思想的精华。所以他说：“而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大体上很容易辩别出来，哪些原来是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新补充的。”[7]恩格斯是这样评价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路易斯·摩尔根……·巧妙地展示出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的情景。他独自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且在自己的著作末尾对现时代作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8]恩格斯在向考茨基说明他的决定时说，“我看，这本书对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摩尔根使我们能提出崭新的观点，因为他对史前状况的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向缺乏的事实根据。”[9]对这种事实根据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一样。”[10]从恩格斯的以上论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摩尔根的研究和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摩尔根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史前理论的重大影响——两种生产理论提出的事实根据(科学的史前理论)，从而对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大意义。但是，由于恩格斯把摩尔根得出的研究成果看做是他与马克思共同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正确性所“一向缺乏的事实根据”的一个新的证明而赋予它重大的意义，所以，他没有停留在对摩尔根研究成果的一般介绍上，而是联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探讨。1884年4月26日，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地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11]

第三，摩尔根的发现的意义，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一系列基本观点的修正上。我们可以从马克思1881年2、3月写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四篇复信草稿中知道，摩尔根理论对晚年马克思的巨大意义。我们还可以从思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注中知道，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的观点，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部分地改正了他们过去的观点。这就是：恩格斯给那句著名的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越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12]这说明恩格斯从摩尔根那里懂得了在家庭形成以前存在氏族和由两个以上的氏族建立的作为部落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景。同样，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所说的“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这一段话，恩格斯(1883年)加了一个注：“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的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13]而在这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把部落和部落联合的社会形式看作是家庭和家长制家庭的扩大，甚至认为史前社会也有阶级社会的特征。

第四，《起源》一书的发表在很大的程度上修正了他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观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与《起源》中观点的区别，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这篇论文恩格斯原来打算用作以《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为题的内容较广的一本书的导言，用以作为人类社会从史前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必经阶段，而这时恩格斯还缺乏这种研究所必要的事实根据，后者恰恰是建立在这样的根据的基础上；其次，前者主要是立足于当时考古学的资料，后者立足于摩尔根的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第三，前者并没有带来对基本观点的修正，而后者则带来了这种修正；第四，前者是恩格斯身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手稿，后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唯一公开发表的研究史前社会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多年来对劳动在人的起源中研究的困惑，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注意到以上四点区别。

二、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的第一次论争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俄国的民粹派是最早提出批评的。根据前苏联理论界的研究，在1894－1895年期间，许多杂志《俄国财富》、《俄国思想》、《神的世界》和《民族学评论》发表了一些书评。米海依洛夫斯基、卡列也夫，尤其是扎克(《俄国财富》1895年第1期上的另一篇书评的作者)，企图用所有办法恶意地攻击恩格斯的著作，甚至根据这部著作的某些原理，对它们作歪曲的说明，以驳斥马克思主义。[14]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认为：1，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经济唯物主义，也就是只承认经济的因素是唯物史观的基础；2，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二元论的解释，认为这就是承认在人类社会包括原始社会中，对社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起决定作用：一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二是人类自身的生产；3，把人类自身的生产归结到“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用以曲解人类自身的生产。[15]当时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对民粹派的攻击进行了反击，但他们反击的理论出发点却有重大差别。

普列汉诺夫认为，恩格斯并不承认“在生产的发展之外，还有其它‘有同等意义’的因素起作用。”[16]他认为“在动物时期”，“类人男”和“类人女”之间以及和他们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为这一物种的与劳动工具没有任何关系的一般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而只是在“历史时期”，“生产力日益发展起来，而最后到了这样的时期，这时候，它得到了对全部社会关系(家族关系也在其中)的构成的决定性影响。这就开始了历史家的事业，……。”所以他认为，恩格斯“似乎是‘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承认。”[17]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是：第一，普列汉诺夫将人类自身的生产的社会作用归结到动物时期，如果是他自己的观点当然是无可指责的，但认为这是恩格斯的观点，则显然是对恩格斯观点的曲解。第二，普列汉诺夫认为家族关系完全受生产力的支配，也并不符合恩格斯的观点。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也就是生产工具的决定作用，因此他用小树枝和大象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在人类的祖先那里工具与人类的祖先的关系，只是在这时劳动工具、生产力对我们的祖先的关系没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时期，生产力则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被抽象为一种“一般历史存在物”，生产力本身在发展，但生产力决定作用却是非历史的存在物。这被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是不能违背这一原理的，因此唯一可以理解的就是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普列汉诺夫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来解释思格斯的观点的。

列宁则有所不同，他在反驳民粹派的观点中得出的是，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子女生产关系是物质关系的结论。他说：“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过去没有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的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制度，因此，这个制度仍然是一个迷。后来摩尔根在美洲搜集了丰富的材料，遂有可能分析氏族制度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结论：对氏族制度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律关系和宗教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只不过是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而已。”“其次，我们的哲学家们说子女生产关系不是经济因素。可是，你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确实看到他们谈到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的上述引文中已表达得十分明确的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18]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理解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所谓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完全否定了、曲解了恩格斯的观点，后者则把它统一到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后来的前苏联的理论界则从这一元论的历史观出发，明确地批评恩格斯的思想。当然在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上，我们从后面前苏联理论界的观点中不难看出，前苏联理论界的观点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观点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观点一脉相承。

在俄国这场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论战中，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的三种态度就已出现。第一种是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完全对立的，这时这种观点还是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唯物主义历史观被理解为生产力决定一切，即经济决定论。第二种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他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完全一致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前者只是对后者的证明。以后这种观点在中国理论界演变为“特殊表现形式说”。第三种是列宁的观点，他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致性表现在，生产力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决定早期人类的历史这两个公式，都是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则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以后围绕两种生产理论的论争都是这三种态度的延伸。

三、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内部的批评

1，第二国际理论家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

恩格斯在世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没有对两种生产理论提出任何异议，这可以从他们有关的言论中看出。[19]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内部最早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者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库诺夫。库诺夫对恩格斯观点的批评是在恩格斯逝世不久后即开始的，爱德华·伯因施坦在1900年为《起源》意大利文版序中提到“马恩营垒内部也提出了反对意见。最知名的代表之一库诺夫在关于母权制经济基础的论文中”[20]提出了对恩格斯的指摘。伯因施坦也是依据库诺夫的观点对恩格斯进行批评的。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内部来说，库诺夫对恩格斯的批评和对母权制的研究是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批评恩格斯的主要依据。

库诺夫在1921年发表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一书中说：“在恩格斯的各种著作中，以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小册子所受的攻击为最多，而又以前两章——《有史以前的诸文化阶段》和《家庭》为最。”[21]“这种解释诱惑了恩格斯，使他企图‘补充’唯物主义学说，而这种补充形成唯物主义学说内部结构的破坏。因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能解释原始亲属称呼的起源，却说它来自对血缘近亲性交的一种天生的厌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它来自自然的素质，所以他就感到有必要在社会的决定因素——经济方式之外，再设第二因素，‘人类生殖’，或者更确切些说，性交的方式方法。”[22]库诺夫在引了《起源》的序言以后，说：“恩格斯在这里把‘生活资料的生产’同‘人类的生产’放在同等的地位，不过是以名词的相似为基础，即以这两个用语中都出现了‘生产’一词这个事实作为基础。在其他的方面日用品的生产同人的生产，消费品的制造同生殖和分娩工作都没有任何瓜葛。人的生产的发展适应生活资料的生产的情况，根本就不存在。”[23]“这样一来恩格斯就完全破坏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性，因为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把性交同经济方式等量齐观的做法，意味着只有一部分社会生活取决于经济方式，而另一部分则取决于性生活。但是经济方式在那一部分是决定性因素，以及这两种因素各有哪些特殊的作用范围呢?或者一任每一位社会观察家之便，根据他自己的喜好，或者根据表面现象，有时把这个因素，有时把那个因素当作唯一的或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吗?那就完全随心所欲了。”[24]“这个弱点自然会被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反对者所利用。当然他们不是自己发现的。自从我在拙著《母权制的经济基础》的序言中指出这一点以后，马萨里克就在他的前述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社会学基础》第342页以下各页)引用了我的批评，艾米尔·哈马赫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体系》第57页中，似乎又从马萨里克那里转引了这个批评。”[24]从库诺夫的这一描述可看出，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继续以此为理由反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从而攻击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说：“就观察历史而言，要探讨的不是自远古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人的生命的生产，而是两性共同生活的形式和它们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家族制度及其在历史中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与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相并列而独立发生的，而是受后者的制约的。家族制度取决于生产或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不这样考虑，便意味着限制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26]“生育或传种接代的分工，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根本不属于人类历史的范畴，它可以远远溯源于动植物的进化史，而且只是进化史上其他分工的继续。如果视生育为生产，那它就是生物性的分工，而不是社会性的分工。”伯恩斯坦提出了恩格斯“在事实方面也是错误的”两个理由：“第一在那些发展上，只要两性生活的方式对或大或小的团体的形成和存在有影响，它本身就是生产或获取生活资料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不可否认，通过创造生产方式继续发展的条件，它能够间接的影响生产方式的发展。”[27]我国部分学者恰恰用这两个论据证明两种生产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观点的一致性。[28] 考茨基同样在引了恩格斯的话后说：“他(指恩格斯——引者)的关于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两种生产的观点，只有在两种因素各自独立发展的时候是有根据的。如果家庭和婚姻的不断变化着的形式，也同社会的其他变化一样，归根结底因于生产力的变化，那么，他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归根结底仍是决定发展的唯一因素。”[29]“如果认为性交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变化，不依存于技术或经济的转化，而取决于某一其他的未知的因素，那么，我们就要破坏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性。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赞成库诺夫的观点，他在前面已引用过的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学等学说的著作中讨论这个问题时得出了这个结论。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社会的发展也象它决定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那样决定于人的生产的变化。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事实，都说明不是这样。引入人的生产来扩大生产方式的概念，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毫无用处。这既不能促进人们在研究时加以应用，又不能引导人们走向新的认识。”[30]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批评可以看出，他们是站在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立的态度上，批评恩格斯的观点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被理解为生产力决定一切，即经济决定论。这种理解(包括论据)后来为前苏联理论界所接受。

2，前苏联理论界对恩格斯的批评

前苏联理论界对恩格斯的批评，集中体现在1947年前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为《起源》俄文版写的序言中，认为：“必须指出恩格斯在本书第一版中一个不精确的地方，这个不精确的地方对于各种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的作用的问题可以产生错误的观点。……家庭不能与劳动、与作为社会发展底物质生产相提并论的。显然，‘人类生产’过程的两性之间的关系，或种底蕃衍，都这样或那样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因为它构成了物质生活底必要条件。但是人主要的、决定性的条件，决定整个面貌(也包括两性间的关系，家庭及婚姻底形式在内)的条件，乃是谋得生活资料底方式，人们生存及其种的蕃衍所必须的物质资料底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本命题的这个明确的、完善的公式，是由斯大林与同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提出的。”[31]这一批评在各种前苏联学者的有关著作中出现。

当然，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在前苏联出现了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不同理解的情况。T.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一书中认为：“在这里，恩格斯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下面的原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生产形式的相互关系变化着，并引起社会形态发生质的变化。”[32]“对历史过程各阶段的研究，使得社会结构的概念具体化了。关于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具有历史性决定作用的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中(1876年、1882年、1884年)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物质生产对人类社会不是永远起主要的决定因素的作用，它的作用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历史的产生的(因而可以认为，物质生产的作用不是永远如此)。”[33]然而有必要指出，T.巴加图利亚的观点他本人并没有深入的阐述，在前苏联理论界也没有由此展开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讨论和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反思。

3，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前苏联理论家反对恩格斯观点的特征

(1)认为恩格斯的观点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在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生产力决定一切，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观点典型的体现在普列汉诺夫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公式中。而前苏联理论家如果说在政治上与第二国际理论家是完全对立的，那么在哲学观上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则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2)如果说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派把恩格斯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科学性的证明，那么，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前苏联理论家则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角度，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破坏了这种科学性。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恩格斯观点的看法

中国理论界与前苏联理论界不同，中国理论界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产生的是持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但由于1980年以后哲学界的讨论，本人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持第三种观点)，而讨论的结果是有目共睹，也由于篇幅所限，所以我着重介绍1980年以前的情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最早涉及到两种生产理论的大概是蔡和森。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中，不仅引述了这一名言，而且详加阐述。他根据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指出：“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有二：一是生产，二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为传种。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瑤

在1957年有骆耕漠先生发表在《哲学研究》第五期上的文章“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个经典公式的研究”一文，针对前苏联理论家的观点，以列宁的观点为基础，就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第一次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证。1，清澄了两种误解，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原来是不应和不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限的；虽然它与其它物质生活条件相比始终是其中的主要的一环。”其次是人本身的生产对原始社会的作用和对以后社会的作用，是有区别的。斯大林关于人口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与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它们很明显各有主题，各有范围，是讲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是不矛盾的，我们不能把它混为一谈，……。”前者是“总的概括的分析”，后者是“专门说明：(一)在人类原始社会这个阶段内，社会制度(主要即为氏族制度)如何发展变化?以及(二)后来私有奴隶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和站在社会头上的国家，如何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2，在“具体说明”中指出了原始“家庭制度的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不能“片面地从物质生产因素中去寻求，……只有恩格斯才那样辩证、全面地从历史事实本身出发，把那主要的自然选择因素(它通过人本身的生产而显示作用)发掘出来，并作出完整的科学的说明如上。”3，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经济史观或经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存在“从全称转到特称的逻辑关系”。4，指出了恩格斯的观点不是“二元论”。骆耕漠先生的文章从今天的眼光看，虽然存在某些不够精确的地方，但已全面地阐明了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而且据杨先生说：“我国学者，早在五十年代，虽说体会不同，然而大多数是同意恩格斯的这一提法是指原始社会说的。”

70年代末，首先开始讨论的是我国的人口学界，提出了重新理解两种生产理论，这也是引起哲学界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由于他们注重的是一个特定的视角，因此，这里不作介绍。提高到哲学高度的是著明民族学家杨先生与王樵先生的论战。1979年杨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文章《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他认为，1，“恩格斯是原始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者”，两种生产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发展和补充。”“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什么，马克思没有回答。”2，“母系氏族公社，既是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也是政治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一切意识形态，……尚处于原始阶段，尚未从经济基础中分化出来。……就是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对于原始社会的早期和中期，也不能完全适用。……这是唯物史观公式的形成阶段。”3，“再后来进到原始社会的解体阶段……氏族的血族关系逐渐被地缘关系所代替，……再进到阶级社会，社会发展的动力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4，对前苏联学者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紧接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王樵先生的商榷文章，认为，1，“马克思那个有名的唯物史观公式”也适用原始社会，“《起源论》一书也正是恩格斯在这一公式指导之下的结晶。”2，原始人也要吃、穿，所以同样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3，“血族关系即生产关系。”“恩格斯所指的亲属关系与亲属制度之间的关系是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随后在《哲学研究》以及部分社会科学杂志上开展了一场一直延结到1993年的讨论。

这场讨论的特点是：1，都认为两种生产理论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一派认为这一理论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特殊应用，“亲属关系就是经济关系”，其基本论据是伯思施坦所阐明的那两点，其基本精神则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相一致；一派认为它是以新的材料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其基本论据与前述骆耕漠先生和杨先生的观点相一致。由于前一派观点难以立足，以后就退出了讨论。2，后一派观点又在人类自身生产起决定作用的适用阶段上发生了不同意见，后以持适用于整个原始社会的观点结束讨论。3，对摩尔根完善唯物史观的作用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普列汉若夫的错误作了深入的分析。4，后一派观点把这一理解用于解读马克思的文化人类学笔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方法论，……为研究史前社会的结构设立了一套新的科学的范畴系统。”5，引发了对马克思自然历史过程理论重新理解的讨论，为“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35]

五，对两种生产理论讨论的几点述评

1，按照传统的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和推动的原动力，这既是马克思的发现的伟大意义，又是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科学的根据。如果说历史以及它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动之中，那么就物质资料的生产的历史作用而言，它是人类社会中永恒不变的因素。这种永恒的变动和永恒的不变，构成了这种理解的根本的矛盾。与这一对矛盾相一致，就是人类发展基础的永恒的连续性和人类发展阶段的永恒的不连续性。历史是一个阶段代替一个阶段的过程，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这种过渡的根据就是根源于这种人类发展基础的永恒的连续性。但是我们又如何来判断人类发展基础具有这种永恒的连续性的呢?这就是人类劳动或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永恒的不变动性。因此人类劳动或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永恒的不变动性即成为“一般历史存在物”，构成这一理解的基础。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观点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2，在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讨论的观点中，值得一提的是蔡俊生先生的《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一书。蔡俊生先生是苏联民族学家Ю.И谢苗诺夫的中国学生和弟子，他的著作也是Ю.И.谢苗诺夫的著作《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一书的观点的深入和展开[36]。但在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态度上又是有差异的，前者持特殊表现形式说的态度，后者实际上持否定的态度(这是苏联人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从蔡俊生先生来看，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讲的原理同恩格斯这里说的两种生产的理论”并非存在着不一致。但他的这个“从最一般的历史哲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依据的则是持否定态度的苏联民族学家Ю.И.谢苗诺夫的观点。所以第一他的实际观点是否认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的；第二他和Ю.И.谢苗诺夫一样是要用生产力决定历史的观点来分析史前社会，这种分析的依据是围绕性禁忌和非性关系来展开的。前一概念是针对摩尔根和恩格斯关于禁止血亲通婚的害处是导致家庭和婚姻关系的进化而展开的，这个概念之所以必要是要通过这个概念是原始人物质生产的产物，来说明人类自身的生产归根结底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决定；后一概念的设立是要通过氏族是一个非性关系的团体，否认它本质上是一个血缘团体。蔡俊生先生和Ю.И.谢苗诺夫先生的错误我们可以通过专门的文章进行分析，这里仅提出以下两个问题：一，生产的概念问题。按以上两位先生的意见，物质资料的生产是随着人造工具的产生就出现了，那么这样的生产是生产性的呢还是消耗性的呢?两位先生的意见显然是前者，那么是否这意味着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概念应当重新定义呢?二，按以上两位先生的意见，狩猎是性禁忌得以产生的根据，但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在史前人类的生活中狩猎从来不是原始人类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除极少数人类因特殊的生存环境是以猎狩为其主要的生存手段以外，多数的原始人类都是以采集为主要的生存手段。这种现象如何说明呢?

3、关于恩格斯是否经济决定论者，即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对立的问题。从美国学者莱恩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观点以来[37]，这一观点为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广泛接受。他们的基本依据是恩格斯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如果脱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脱离恩格斯的全面的思想，而只是抽象地分析恩格斯的某些论述，那么，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但是，恩格斯晚年出版的《起源》一书中的观点，表明恩格斯并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正如前面指出的，恩格斯正是在这点上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指摘。这从一方面说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经济决定论实质上是错误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应当历史地理解经济决定在历史上作用。经济的决定作用正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说的。而从方法论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反对历史中存在抽象的“一般历史存在物”。这是任何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人都承认的。那么经济或者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作用是这样的“一般历史存在物”吗?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们是面对人类的文明史和资本主义的现实，对经济的决定作用的揭示，同时他们对这种作用是持批判态度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异化来说明这种现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分析的是以往的人类历史和“市民社会”的经济根源，人被经济所束缚的不合理的社会历史现象。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对共产主义或“人类史前期”的终结的分析，已表明“自由个性”是以从经济束缚中的解放为根本基础的。[38]

[1][2][3][4][8][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112－113页；第37卷，第375页；第21卷，29页；第36卷，132页；第36卷，第127页；第36卷，第144页。

[5][7][1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第3页；第140页；第1卷，第251页。

[6][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创作史》(苏)B.F塔尔塔科夫斯基；《哲学译丛》1980年第5期。

[9]《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第414页。

[13]《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89－390页。

[15]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15页－17页；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6页。

[16][17]《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第117页；第119页。

[18]《列宁全集》第1卷，第130－131页。

[19]参见《恩格斯与考茨基通信集》德文版，第143页，第114页，第117页，第121页。

[20][26][27](转见《恩格斯生平及他的理论贡献——外国学者论〈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第235页；第235－236页；第236页；

[21][22][23][24][25]库诺夫：《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5月版第139页；第140－141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3页。

[28]可参见徐亦让：《两种生产问题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晋阳学刊》1987年第2期。

[29][30]卡尔·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403页；第410页。

[3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文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4页。另外可参看1939年出版的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91页；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中文版解放社1949年版第410－411页。

[32][33]《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第90页。

[34]转见《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

[35]1可参考《哲学研究》1980年第6期和第9期；《晋阳学刊》1987年第2期和1988年第1期；《探索》1989年第1期和1989年第4期；《哲学研究》1987年第5期、1988年第8期和1989年第6期。至于引出的结论可参见我的文章《试论物质资料生产决定作用的局限性》《求是学刊》1982年第6期。2可参看《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和1991年第3期、1992年第5期和1993年第4期。3可参看陈胜华先生的文章《正确理解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四辑。4可参看《学术月刊》1997年第8期江丹林先生的文章、鲁越等著《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以及《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即《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5可参看《哲学研究》1989年至1992年陈志良和杨耕、刘森林、张一兵、王贵明以及陶富源、胡承槐的文章。尤其是张一兵先生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36]蔡俊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ю.и.谢苗诺夫：《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37]诺曼·莱恩：《辩证法内部对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8]可参看我的文章：《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0期；《论对经济必然性的扬弃》《重庆大学学报(文科版)》2000年第1期；《黑格尔必然性诸环节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扬弃》《天府新论》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