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捐赠，我们出钱，同时代为管理。我们承诺，保证（基金投资）年收益率不低于5%；如果不足5%，则由我们的自有资金补上。”

2012年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民大学）毕业校友、“私募大佬”裘国根向母校捐赠2亿元人民币。

前不久的9月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召开机构投资者闭门会议，国内三家阳光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裘国根创办的重阳投资就是其中一家。

在更早之前，裘国根的师弟，也是重阳投资当初的合伙人李旭利因就职交银施罗德基金时涉“老鼠仓”案被正式逮捕，但在2012年6月开庭审理时当庭翻供。此案依然悬在半空，尚未有定论。

现年43岁的裘国根，出生在浙江绍兴。1987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攻读投资经济专业，1993年从该校研究生毕业。

毕业后，拿着求学期间赚来的1万元和借来的5万元，裘闯荡深圳资本市场。1996年自己成立投资公司专业炒股，替人理财，2001年转战上海，2006年大举杀入招商证券法人股，裘国根事后大赚二十多亿元。

目前，其掌控的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资产超过100亿元，而他自己在2011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为20亿元。他自称在过去二十年的股市投资中“从未犯过大错”。

向母校豪捐使裘国根成为话题人物，有人赞赏，但也有人评价为“赎罪之举”。

裘国根为什么会进行豪捐？这些捐赠究竟将怎样使用？面对种种质疑，他如何进行自辩？2012年9月28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专访了裘国根。

“刻意做点事”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划捐款事宜的？捐款的出发点是什么？

裘国根：我和人民大学现任的领导班子如校长陈雨露、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程天权等都比较熟，2011年底我们开始谈论此事，一直到2012年5月才敲定捐赠的具体数字和用途。一开始谈过捐1亿，后来提高到2亿。

之所以提高捐赠额，是因为原来只是想推动人才培养，但这是一个长期见效的事情，短期内（人民大学）需要的还有校园改造等。现在的分配是9000万元用于前者，7000万元用于后者，还有4000万用于提升人民大学的国际化水平。

捐款的出发点，就是在水池里丢一颗石子，最后捐款的效应是一层一层扩散的。一个人如果有能力了，首先应该关心你最为亲近的人，我把它比喻成由近到外的“波纹效应”。

在国外，校友捐赠是很普遍的，美国高校的校友捐赠率达到40%左右。校友捐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所学校的实力和学生的面貌。如果你在财经界，不给学校捐钱，说明这个学生爱心不够；如果是在企业界，就说明你运营的企业并不成功。

我曾经给人民大学捐过两次100万，但这样的捐，还是属于一种“群众性参与”；给500万、1000万的，也基本上不痛不痒；但给1亿或更多的钱，那就得刻意做点事了。

南方周末：捐赠仪式是9月20日举办的，现在资金划拨到人民大学基金账户上了吗？

裘国根：2个亿的捐款，是分两次捐的，8000万已经打到人大基金会账户上了，剩余的1.2个亿我们会在3个月内划过去。

我的钱捐了之后，其所有权就归属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教育基金会下面会专门成立一个子基金，子基金会再成立一个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的构成是，校方出三个人，我们重阳投资公司派两个人，此外还计划请两位社会贤达，共七人组成，每年的预算开支由理事会决定。

南方周末：七人名单分别是谁？和你眼中的中外校友捐赠基金相比，主要区别是什么？

裘国根：人民大学校方三人分别是校长陈雨露、基金会理事长程天权、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重阳投资公司这边是我以及合伙人、总裁莫泰山；社会贤达人士还没有最终确定，如果说我们捐赠方与校方有点像甲方乙方的话，社会贤达进来就好比像董事会里的独立董事。所谓“角度决定观点”，当甲乙两方意见产生分歧时，独立人士的意见就很重要了。

我没有直接接触过国外大学的基金会，但我女儿在国外读书，所以有一些感受。与跟国内相比，国外的校友会或者基金会前端积极吸引新的捐款，在举办活动、扩大影响力方面非常主动，在后端运营和管理上非常专业、有秩序。哈佛大学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投资损失挺大，此后他们在一些活动中就缩减经费开支，现在盘子依然比较大。

“我们出钱，同时代为管理”

南方周末：理财是你的专业，这次如此巨额的捐赠额如何管理？

裘国根：任何投资都没有那种高收益、零风险的，否则是瞎扯。但是一个专业的资产管理团队可用相对低的风险去匹配相对高的收益。当然有些钱是可以承受高风险的，大学基金肯定承受风险的能力要低一些，但肯定比社保基金承受风险的能力又要高一些。

这次的捐赠，我们出钱，同时代为管理。这是一种全新模式的开创。我们（重阳投资）想结合自己的优势，用基金会的名义开一个基金账户，就这笔资金代为理财，做一些相对而言风险收益率比较好的投资。

与此同时，我们做了一些承诺，保证（基金投资）年收益率不低于5%（编者注：现在商业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3%左右）。也就是说，如果1亿元作为基数，我保证每年的第一年的收益率不少于500万元，第二年依照复合增长率类推。赚到的，全归人民大学，如果收益率没达到5%，则由我们自己垫钱补足。

但这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的尝试，我们与人民大学反复商讨后决定这样干，但现在还只一个思路，没有最后敲定。

南方周末：两年前，同样是人民大学校友的投资家段永平（步步高电子创始人，后移居美国）与妻子刘昕向母校捐赠3000万美元（以当时汇率计，约合2.05亿元人民币），你对段熟悉吗？他从斯坦福大学得到启发，部分捐赠额采用了“等配比基金”（编者注：即人民大学每接受到一笔外界捐赠时，不管什么用途，等额捐赠基金中就会抽出相同数量的钱以供使用）的操作模式，你当初没考虑采用这一国际流行做法？

裘国根：段永平将中西思想结合得非常好，崇尚独立思考，先做实业，后搞投资，都很成功，且特别懂得生活。他向浙江大学捐了3000万美元，给人大也捐3000万美元（编者注：段永平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于人民大学）。他设立等配比基金的目的就是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去共同进行教育捐赠。但同时规定单笔配比金额的上限是100万美元。这次我们的捐赠，段氏夫妇的等配比基金也一样会配出100万美元。

我没有考虑这一方式，是因为我们这个钱已经有明确的用途了。等配比基金就不一定了，配比好比跟投，别人做什么事情你就跟着做什么，而且可能会加入校方的意愿。

“我赎什么罪？！”

南方周末：有传言称，你在帮权势人士理财，而现在的捐赠有“赎罪”的成分，你怎么看？你们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如何看待一家公司背后的“关系”？

裘国根：我投一家公司会考虑公司治理、考虑这个行业、考虑这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他是靠关系赚钱的，那太危险了，我不敢投。在成熟市场里面对于那种靠非公司核心竞争力，比如靠行政关系获取的市场垄断权所赚的钱都要折价的。

说我在“赎罪”，我不同意，我赎什么罪？！说重阳投资有“靠山”，哈哈，我们能有什么背景，完全是一手打造出来的，这完全是瞎猜。

南方周末：你的财富积累过程是怎样的？

裘国根：1995年出来，自己赚了200多万元，另外从浙江一家民营企业筹集了1000万，帮他们打理，赚了钱后一起分。后来在1996年到1997年的投资中，我的财富增长了20倍，1997年到2006年增加了8倍，2006年、2007年两年又赚了12倍，2008年亏了20%多，2009年赚了1倍以上。

投资胜败是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是你的性格，一个优秀的投资者必须“反人性”，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在别人难受的时候你要扛得住，别人狂热的时候你要冷静。二是要贴近市场，你说现在市场不好我们就离开，市场好了再回来，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市场好呢？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瘸子赶到，好戏散场”，瘸子就是腿不太好使的，旁边的村子里面在演戏，这个戏很好，传开了，瘸子也赶过去了，但是到了的时候已经散场了，这和投资的原理其实差不多。

南方周末：你的师弟、重阳投资当初的合伙人李旭利2011年因就职交银施罗德基金时涉“老鼠仓”案被正式逮捕，但在2012年6月开庭审理时当庭翻供，不承认直接通过下指令买卖股票，而表示仅仅只是建议买金融股来完成交易量。对此你怎么看？

裘国根：李旭利比我小四届，是我在人民大学的师弟。他从2009年6月到2010年10月在重阳投资待了一年多，其实之前我们联系不多，后来到上海以后交往多起来。关于他的案件，我不方便说任何话。

南方周末：前不久，重阳投资作为私募代表之一被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请到北京参加“闭门会议”，为什么会选择你们，主要讨论了些什么？

裘国根：是中国证监会基金部通知我们的，可能我们相对规模大、团队上比较成熟。主要谈的还是投资者教育。中国是一个散户投资者为主的市场，散户交易额占到85%；而机构投资者力量太弱，整个股票的市值中，机构只占到15%左右，而散户占到近28%左右，产业资本（大小非）占到57%。这是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关键因素。

郭树清主席上台后提出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逐步降低散户比例的政策。他其实说了很多实话，譬如“股票市场看似门槛很低，其实水是很深的”等。

另外，最近新基金法很快将会把阳光私募股权基金纳入一个合法管理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