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朱奇）

   转换一种视角，转换一种语言系统，转换一种叙事方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华民族特点的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

一，在信息时代，思维方法、研究方法要与时俱进

  由人的感知能力的局限性所决定，也由人的特定生活工作范围的局限性所决定，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我们每个人也都只能在一个时间段以内感知和认识事物变化全貌的某一个局部片段，但是，为了避免陷入以偏概全和以点带面的泥淖，人们又迫切需要感知和认识事物变化的全貌，这就是人类面对现实世界时的一个认识悖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解决这个认识悖论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在较早时期，在人类社会领域，无论是相对简单的微观现象，还是相对复杂的宏观现象，都具有变化缓慢的时代特征，人们认识和总结这种缓慢变化的社会现象的规律性，所使用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是同样具有缓慢特点的抽象思维方法（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3版】第五、六、七章）。
  在这个时期，对那些情形相对简单的微观社会现象而言，在精确的意义上考察现象变化的全貌主要是由单体观察者通过拉长观察时间的方式来完成。事物变化缓慢给了这个单体观察者相对较长的观察时间，容许他独自按照时间序列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观察，直至得出反映事物变化全貌的全部经验材料，然后再从这些由他亲自观察而得出的全部经验材料出发，归纳、综合出微观社会现象的变化规律。显然，这是一个鼓励单体思维的时代，也是一个鼓励专业社会思想者的时代，越是具有专业工作条件的单体观察者就越能够掌握更全面、更精细的微观信息和微观规律。
  在这个时期，对那些情形相对复杂的宏观社会现象而言，考察现象变化的全貌需要一个按金字塔结构组织起来的特殊群体共同完成，事物变化缓慢也使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思维、合作思维得以按照以下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首先，最基层的众多现象观察者各自仅仅直接观察自己分工范围内的局部现象，得出第一手局部观察材料；然后，上一层的数量少一些的现象观察者又把各自管辖范围内的若干个直接观察者的第一手观察材料汇集起来，并从中归纳、综合出管辖范围内的共同性规律的第二手观察材料；再接下来，更上一层的数量更少一些的现象观察者又把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第二手观察材料汇集起来，并从中归纳、综合出涉及更大范围的第三手观察材料；依次类推，直至最上层的一个或几个现象观察者归纳、综合出涉及全部宏观社会现象的宏观规律。宏观社会现象本身变化缓慢，能保证从最基层获得的观察材料在最上层进行归纳、综合时依然真实有效。显然，在需要群体思维的宏观社会领域，这是一个鼓励研究者融入金字塔型研究组织的时代，也是一个鼓励专家型领军人物的时代，越是上层的专家，就越有条件在全面、精确的意义上掌握宏观信息和宏观规律。
  我们在《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3版描述过的抽象思维方法，恰恰是与这个时代的缓慢变化的特征相吻合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
  抽象思维方法在考察整体事物时，刚好需要首先把完整的考察对象分解为一个、一个的局部因素；抽象思维方法在考察某一个局部因素对整体对象的影响规律时，刚好需要假设整体对象不会因为其它局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化；抽象思维方法在总结整体事物的变化规律时，刚好需要从下至上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综合全部分解而成的局部因素，并且刚好需要假设先前得出的每一个局部因素对整体对象的影响规律在此时没有发生变化（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3版】第五、六、七章）。
  对微观社会现象的单体考察者而言，在他假设其它部分不变而集中观察其中某一部分对整体的影响规律时，现实中的其它部分也真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他可以从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考察，也可以从容地把一部分一部分的考察结果综合起来。
  对宏观社会现象的群体考察者而言，每一层次的局部现象观察者、研究者在把各自管辖范围内的观察材料汇集起来、综合出来、上报给上一层的观察者、研究者的过程中，现实中的各个层次的各个局部现象也真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各个群体观察者、研究者可以从容地一层一层地汇集、综合、上报。
  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人类社会领域，速变、巨变、共变的情形越来越普遍。我们的思维不仅需要处理的变量越来越多，我们的思维在处理变量时的“同时性”和“快速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思维环境的这个变化导致了思维方法、研究方法的三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第一方面的变化是，在单体思维尚可以应对的许多社会领域，单体思维从抽象思维方法升华为更善于应对速变、巨变、共变情形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和战略思维方法（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3版】第八章、第十一章）。
  第二方面的变化是，单体思维难以应对的复杂情形越来越多，需要思维的群体化、集合化、合作化的社会领域越来越多。
  第三方面的变化是，群体化思维本身的特征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对那些情形相对复杂的宏观社会现象而言，以抽象思维方法为基础的金字塔型的传统群体思维，开始让位于一种新型的以战略思维方法为基础的蛛网型的群体思维，我把这种新型的群体思维称作群体化战略思维，把进行群体化战略思维的思维群体称作战略思维型组织。
  令人振奋的是，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技术使思维方法、研究方法的这三个方面的变化从仅仅是人类认识现实世界的需要，快速发展为已经被广泛运用的现实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
  在群体化战略思维中，或者在战略思维型组织中，各个思维单体不再有严格的层级划分，各个思维单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是技术合作关系。
  在群体化战略思维中，或者在战略思维型组织中，各个思维单体也不再仅仅是局部现象的观察者、思考者、研究者，便捷的信息沟通方式能确保每个思维单体对局部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几乎同步地就成为所有其他思维单体的第二手资料，每个思维单体在观察和总结局部现象的同时，也都在结合其他思维单体同步传递的二手资料进行整体现象的总结。
  在群体化战略思维中，或者在战略思维型组织中，各个思维单体不再是静态地完成从观察现象到总结规律的一次单循环，各个思维单体都随时根据自己的第一手资料的变化和其他思维单体的第二手资料变化而动态修正自己对局部现象和整体现象的规律性的总结。经过这样的动态往复循环，就容易在全体思维单体中形成一个大体一致的更加全面、精确的关于整体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合作机理和集合思维的机理，在群体化战略思维中，或者在战略思维型组织中，就能实现各个单体的思维、研究的独立性和协调性的兼容，以及变化性和一致性的兼容。
  尤其是最近几年，群体化战略思维的迅速发展不仅在各个正式的微观组织和宏观组织中带来管理体制的蛛网化、图结构化、扁平化趋势，即使在涉及亿万人的非组织化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也已经使几千人、几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的群体思维、集合思维成为现实。在某种意义上，互联网也已经使几千人、几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成为一个庞大的以国家治理为目标的战略思维型组织。
  互联网的信息存贮和信息搜索功能使任何非专业的网民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了解到所有涉及公共管理的专业知识和信息；而在过去，这需要专家经过长时间的收集和积累！
  互联网的交互功能使几百万相隔万里的网民通过德尔菲意见法那样的交流和碰撞形成关于公共管理的共识；而在过去，七、八个专家用德尔菲意见法来交流、碰撞和形成共识就已经显得费时费力了！
  互联网的交互功能使千千万万社会成员可以方便地把他们各自所观察的微观局部现象全都展现出来，每个网民也都能看到宏观、看到整体、看到全貌了，并且这是由千千万万个真实观察的局部汇集而成、统计而成的宏观、整体、全貌；而在过去，宏观、整体、全貌都是由几个专家从他们那少得可怜的局部观察跳跃性地推演、归纳而成的！
显然，思维环境、思维方法、研究方法的变化，可以使人民的国家管理主体地位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和臆想的愿景；思维环境、思维方法、研究方法的变化，甚至也可以使人民的国家管理主体地位不再仅仅通过周期性地遴选政治代理人来间接体现。思维环境？思维方法、研究方法的变化，大大加强了人民管理国家的日常性、直接性，这会带来社会研究体制，甚至国家治理方式和国家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二，在信息时代，所有制概念的内涵也要与时俱进

   实际上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绝对无限制的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最终表现为制度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总是在使用权或收益权或处分权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性规定，这一定程度的限制性规定实际上就是对绝对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一定程度的剥夺。换句话说，现实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实际上是不同主体的一定程度的混合的所有权。不同的混合程度是区分混合所有制的主要性质的标准。

尤其在我们所处的现代信息社会，由于分工和合作所导致的人类行为的公共性越来越显著，人们能感知到的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关的各种经验材料日趋复杂。许多主体并非语义指向人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如国家等公共主体），然而其所拥有的对生产资料运用过程和运用成果的支配权、收益权已经大到我们再也无法忽略或无视的程度。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我们还想让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概念符号包容全部与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收益权、占有权相关的经验材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想在科学的意义上继续使用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概念符号，我们就必须在更严谨、更科学的意义上重新界定它的内涵。

在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现实社会中的所有制应该理解为一个完整的制度系统，理解为一个关于财产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完整和具体的制度系统。其中的占有权是通过支配权和收益权来表现的，虽然不能反过来说支配权和收益权是通过占有权来表现的。传统的产权语义指向（即归XX所有）是所有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

按照一种机械的、僵化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所有制从宏观角度看只有两个标签，要么是公有制，要么是私有制，尽管公有制或私有制本身还可能被定义为多种具体形式。至于一些人所定义的混合所有制（如股份制等）也仅仅是从静态意义上来看待一个可以被分割的客体的多个占有主体，与我们现在探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同一个逻辑层次的范畴。

按照更严谨、更科学一些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所有制既没有纯粹的私有制，也没有纯粹的公有制，一个客体哪怕在语义指向上完全归张三所有，张三也不拥有对该客体的完全的、绝对的支配权和收益权，从而也不拥有对该客体的完全的、绝对的占有权。

例如，国家可能会限制张三在某些领域使用该客体，或者通过税收拿走一部分似乎应该属于张三的收益；

再如，李四由于在生产资料使用过程中具有某种不可或缺的技术地位而额外得到一部分似乎原本应该属于张三的收益；

再如，一群人由于在生产资料使用过程中具有密不可分的合作性而导致他们逐步具有了某种社会行为一致性，而他们的社会行为一致性以及他们的整体不可或缺性也能使他们额外得到一部分似乎原本应该属于张三的收益。

只要上述国家、团体、自然人等主体在生产资料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那种内生要求上升为国家法律形式，它们就也都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语义指向人。

现实社会的所有制历来如此，区别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地域，法律形式使国家主体对私有产权的“强占”的程度以及各个私人、团体对私有产权的“强占”的程度不同而已。传统的所有制概念以及标签式的公有制、私有制的划分与现实相比是有误差的。在早期这种误差是可以容忍的，到了现代信息社会这种误差则是不能容忍的，它会误导人们的涉及制度变革的社会行为。人们本来可以根据现实状况通过制度设计来改变公有或私有的程度，从而来把握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在国家、个人、团体之间划分的分寸，但是，标签式的所有制的概念系统则完全把人们引向极端的制度革命。结果只能是以一种不合理的制度系统取代另一种不合理的制度系统。

可以这样概括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的内涵：它是一种通过确定人与物（生产资料及其被使用过程中的产出物）的关系来确定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全部具体法律所构成的制度系统，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下所内生的关于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排他性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完整法律形式。从生产资料语义指向人的角度看，作为社会共同体代表的国家是法律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即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语义指向人之一，自然人或团体也是法律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即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语义指向人之一，现实中的所有权一定是多个语义指向人的混合所有权，权利程度的大小是划分谁是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谁是第二顺序语义指向人的标准。

在现代信息社会条件下，在精确考察的意义上，我们再也不要简单化地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直接延伸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概念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概念。

从生产力发展效率的角度看，作为社会共同体代表的国家是一种行为非常简单化的虚拟人，行使所有权的最有效方式是限制性制度系统和诱导性政策系统，它适合于在极少数经营行为比较简单、经营决策主要由限制性制度构成的领域做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自然人则适合于在占绝大多数的经营行为比较复杂、经营决策灵活多变的领域做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

完整的所有制系统必须是关于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和第二顺序语义指向人等多个语义指向人对财产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全面细致的制度规定。现实的和完整的所有制是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和第二顺序语义指向人等多个语义指向人的混合所有权，仅仅笼统地确定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例如仅仅笼统地确定一个客体是属于国家所有或自然人所有，或者仅仅笼统地确定一个客体是属于张三所有或李四所有，是明显的片段思维、静态思维的结果。

在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下，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家行为与国家的其他管理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仅仅处理人与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直接关系，是关于生产资料及其产出物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强制性规定；后者处理的则是人与人的直接关系或人与其他物的直接关系。例如，国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家行为，而国家规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则是国家的其他管理行为；再例如，国家征收企业增值税就是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家行为，而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则是国家的其他管理行为；再例如，虽然基本农田的第一顺序所有权人是农村集体，但是国家规定基本农田不得荒芜或用于工程建设也是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国家行为。

有人习惯于先把简单化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的所有权理解为所有制的全部内容，而把国家通过法律形式对私人产权的限制性规定理解为国家的制度管理或计划管理，这种把完整的所有制分割开来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极为有害，容易在观念上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对立起来，还容易导致两种支配权在时间上不同步以至积累矛盾。当人们脑中起作用的是这种狭隘的所有制的概念系统时，面对所有制变革就往往只关注公有变私有或私有变公有，而不关注公有的不同程度和私有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和搭配。当指望国家对支配权、收益权后续的介入来纠正偏差时，往往偏差已经过大。并且既得利益者会受维护狭隘所有权意识的驱动而竭力抵制纠正。这会频繁地导致社会共同体的群体对立和无序。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一来传统的所有制概念还有什么意义？的确，我们就是要抛弃这陈旧的所有制概念，树立现代所有权意识。我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这么做了，只不过理论和概念系统远远滞后而已。

三，现实社会的所有制是混合所有制，现实社会本身也一定是混合社会。

在一套完整的关于各个顺序的语义指向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全面细致的制度规定中，有些是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制度，我们将这一部分称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在一套完整的关于各个顺序的语义指向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全面细致的制度规定中，有些是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固定等级关系的制度，我们将这一部分称为封建主义所有制。

在一套完整的关于各个顺序的语义指向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全面细致的制度规定中，有些是更能体现人与人之间商品化、货币化、自由化关系的制度，我们将这一部分称为资本主义所有制。

   等等。

当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是能够代表平等性关系的国家时，以及其它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也有明显的平等性制度规定时，我们的社会形态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可以简称为社会主义社会；

当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经济领域在内的大部分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是代表商品化、货币化、自由化关系的私人资本承载者时，我们的社会形态就是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可以简称为资本主义社会；

当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经济领域在内的大部分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是代表固定等级关系的国家或私人政治承载者时，我们的社会形态就是以封建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可以简称为封建主义社会。
  
     等等。

　 按照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现实中的社会形态是各种“主义”混合的社会形态，被界定为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中也包含着社会主义、封建主义，被界定为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中也包含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在新的所有制概念下，社会形态从一种“主义”为主到另一种“主义”为主的转化过程，完全不同于在传统所有制概念下的从不存在一种“主义”到新产生一种“主义”的社会形态转化过程。前者是一种量变过程，后者则是一种突变过程。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告诉我们，在常态下，社会形态转换是以渐变方式进行的。

再换一个角度看，现实社会中的所有制关系原本没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物欲主义、科技主义的标签，有的只是一套完整的和具体的关于各个顺序的语义指向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全面细致的制度规定。当我们需要将已经制度化和稳定化的社会关系做片段性的抽象分析时，才有了这些主义的区分。在多数情况下，现实中的社会形态的转换并不是完全消除各种主义的混合状态，而只是混合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例如，从以封建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转换到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或者从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转换到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与社会形态的完全替换相比，社会形态混合格局的变化可以视为一种渐变。

马克思在面对以资本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时也不止一次强调：“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着近似的情况。”（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5卷，195-196页）

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华民族特点的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

所有制是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最基本的制度，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所有制的性质、特点决定了这个国家共同体的社会文化的性质、特点。

封建主义社会文化是一种依附至上的社会文化系统。如果我们假设封建主义社会文化系统全面主导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方方面面，那么，封建主义就会演化成一种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依附关系，每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都被定格在阶级层级结构的固定位置。在多数人的依附需要较强以及自由、平等、物质、探索的需要还没有足够大的时期，封建主义制度系统相对有效。封建主义制度系统除了有效满足了人们的依附需求，也为其他各种有限的、不大的需求提供了一定的狭小空间。

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是一种自由至上的社会文化系统。如果我们假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全面主导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方方面面，那么，资本主义就会演化成一种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对自由的需求，它把人们的依附关系完全以经济价值形式来表现，除了价值的依附关系以外，人们在其他方面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系统将五种需求都价值化了，应该承认，价值化是一种精巧的制度系统，它为五种需求都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是，在现代人类五种需求新格局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系统或价值化制度系统，已不可能单独包容或衡量人类的五种基本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明明在改进五种需求的格局方面取得了进步而经济增长率等价值指标却始终低迷和令人丧气。

社会主义社会文化是一种平等至上的社会文化系统。如果我们假设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系统全面主导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方方面面，那么，社会主义就会演化成一种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对平等的需求，它在一些领域与突出满足自由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突出满足依附需要的封建主义制度存在冲突，甚至在一些领域也与突出满足生理需要的物欲主义和突出满足探索需要的科技主义存在冲突。

科技主义社会文化是一种创新至上的社会文化系统。如果我们假设科技主义社会文化系统全面主导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方方面面，那么，科技主义就会演化成一种制度系统，这个制度系统强化了以无止境地满足好奇心为基础的创新需求，这个制度系统也尽力使促进探索和创新的各种方法向社会领域扩展和制度化。科技主义制度系统与其它几种主义系统的关系动态性、变化性较强，它有时可以促进平等、自由、依附、物质需要的满足，有时又可以削弱或阻碍这些需要的满足。人类有时为了幸福需要促进科技主义的发展，有时为了幸福又需要限制科技主义的发展。

物欲主义社会文化是一种物欲至上的社会文化系统。如果我们假设物欲主义社会文化系统全面主导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方方面面，那么，物欲主义就会演化成一种制度系统，虽然这种制度系统最初根源于人类生理上的物质需要，但它在社会领域的制度化扩展最终会形成一种无止境追求物欲满足的生活导向，使整个社会物欲横流。
与所有制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科技主义社会、物欲主义社会，只是人们抽象思维的一种便利划分和概括，现实中不存在较纯粹的社会形态，经常的状况是一种混合社会形态。现实中的人们的追求或需要也大都是五个变量的不同量的特定组合。当然，在五个变量的互动中，某个变量可能在一定时期呈现出超出其它变量的情形，但这不能抹杀其它变量的存在和作用。

   由自然条件、人口条件、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一些北欧国家和中国都先后开始进入各具民族特色的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有中华民族特点的以社会主义为主的混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