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而市场自发形成的内生激励恐怕远较此有效，也远为节约－－其实这种夸大正是市场形成的，</P><P>并没有说要一个一个的检查，可以用统计病历和医疗数据的方法，可以间接发现，此外抽样检查，让医生非法所得除以被发现的概率小于惩罚。  实际上 检察机关也是很难取证的，而且许多腐败犯罪都是这样的，但是显然我们不能取消检察机关吧，市场导致的腐败难道就不需要监督了吗</P><P>医生本身有误诊，但是误诊率高到一定限度就处罚他，在腐败问题上也是的，不可能发现每一个腐败。所以没有必要走极端</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wangyong77</I>在2005-4-13 12:16:12的发言：</B>

<P>而市场自发形成的内生激励恐怕远较此有效，也远为节约－－其实这种夸大正是市场形成的，</P>
<P>并没有说要一个一个的检查，可以用统计病历和医疗数据的方法，可以间接发现，此外抽样检查，让医生非法所得除以被发现的概率小于惩罚。  实际上 检察机关也是很难取证的，而且许多腐败犯罪都是这样的，但是显然我们不能取消检察机关吧，市场导致的腐败难道就不需要监督了吗</P>
<P>医生本身有误诊，但是误诊率高到一定限度就处罚他，在腐败问题上也是的，不可能发现每一个腐败。所以没有必要走极端</P></DIV>
<P>
<P>市场竞争而形成的激励，达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状态”，这是信息经济学的一般结论。道理很简单，因为信息是”稀缺“的，作为医生，获取医学知识前期有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这种投入是有成本的。而基于“知识”的信息不对称，在均衡下理应有也必然有“租”。这不会因为政府的管制而消除。我想，基于激励的“信息租”的存在，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倒是您所说的“这种夸大正是市场形成的”依据的是什么？</P>
<P>而我说的“第三方无法验证”和误诊率又有什么关系？我照样把你病治好，只不过是夸大你病情，给你多用好药罢了。你再怎么“评议”，也很难有证据说医生这样做是不对的。</P>
<P>如果所有的医生或者绝大多数的医生都这样做。“统计”水涨船高，医生的不适当做法就理所当然成为合理了。</P>
<P>况且你说的，和我批评的，似乎已经根本不是一回事了。我批评作者在根本不考虑信息问题的情况下谈风险----从而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要取消价格机制在医疗领域的作用---你好像也并没有反对我的结论。</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张三李四</I>在2005-4-13 1:21:05的发言：</B>


<P>首先声明一点，我并没有反对“起码的公平和社会正义”。

<P>但是“公平和社会正义”如何实施却是值得思量的。政府拿出一笔钱来补贴医院，如果这是出于公平的目的，我看还是把同样的钱数转移支付给穷人来得直接。再到医院去转个手又能多出什么来？而对穷人来说，更多的选择意味着更高的福利。

<P>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源于专业知识的差异，来源于分工。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天然不可能消除或者“降低”的，也决不会因为政府的干预有所改变。所谓“次优”是既定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竞争而产生的激励安排，决不是政府干预下的结果，这个您可以去看任何一本信息经济学的教程。

<P>关于“社会成本”，在没有外部性的条件下（比方说不是传染病），私人成本就是社会成本，或者说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没有分离。通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是无需干预的。</P></DIV>
<P>我也相信你不反对基本的公平与正义，但我并不认为实现基本的公平就是要把钱直接补贴给医院，完全可以只负担一部分，就像现在的城市医疗保障那样。这或许会造成医疗费用的上升，因为原本看不起病的人会去，财政负担会加重一些，但也应该包括广大的农村。这就是起码的社会公平！
<P>信息的不对称，的确是很难改变的，首先，并不是无法改变的，下面的一位网友就指出可以通过同行评议，的确，无法根除，但不是没有作用。其次，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作为医生为什么会偏偏去开一些很贵的药呢？是什么激励？这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激励，或者是医院在给医生奖金的时候与此挂钩，或者是所谓的“医药销售代表”的红包。现在，即使发现了这种行为，又有多少惩罚力度呢！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一些制度设计，比如加大社会的监督，加大处罚的力度，吊销行医执照等方式来降低这种激励。
<P>说到社会成本，我们可以在城市实行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为什么不在农村实行，难道这不是让部分人承担社会成本吗？</P>

<P>其实这种夸大正是市场形成的，－－就是医生夸大病情是市场的惟利是图造成的，如果医院是事业性质的，根据事业性质的报酬的话，就不会夸大。市场情况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医疗本身是一种重要的消费，有钱可以不旅游，但是医疗价格抬高的话，依然要看病，医院乘机抬竹竿，提高价格。</P><P>我照样把你病治好，只不过是夸大你病情，给你多用好药罢了－－我说的不是治疗结果的问题，而是诊断的轻重，依据病历等证据，病人怀疑的时候，或者随机抽查的时候请权威的鉴定是否故意乱开药。</P><P>。“统计”水涨船高，医生的不适当做法就理所当然成为合理了。－－统计本身要有合理参照系，你这个就是不合理的，可以采取过去的参照系。另外如果处罚得力的话，许多医生已经知道成本高，实际情况开药，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的统计可以作为参照系。</P><P>好像你得出了一个结论－实物没有效率，要把钱平均分配，这样每一个人就要自己担当医疗风险了。


</P>

<P>我来说几句，</P>
<P>１、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倡导走医疗保险的路子是正确的，相比计划经济时期的公费医疗，效率更高，攻击医疗保险本身不正确，要攻击实行中的问题才好。</P>
<P>２、文章中所说的问题在我国确实存在，但有些夸大。</P>
<P>　　我读了一遍，作者的主要意思从文题就可以看出－－医疗体系的缺陷导致内需不足（不知我的话作者是否同意），（１）作者以银行存款的数字来分析，我要指出的是，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钱不是都用来预防医疗风险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P>
<P>（２）我国医疗保险的主要问题是参保范围太狭小，而不是国家投入不足（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总国家投入的圈子里跳出来）</P>
<P>（３）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仅靠国家的投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难以做得像发达国家那么完善，作者所举的发展中国家的例子虽然存在，但是不能说明那是适合我国路子，事实上，我们曾经吃过公费医疗的亏，所以才进行现在的医疗改革。</P>
<P>（４）我国０４年财政收入：２６３５５．８８亿元（不含债务收入），如果按作者的数字，即每年支出４０００亿元，恐怕难度很大吧。</P>
<P>　３、总而言之，作者所说的问题的确存在（甚至不止这些问题，比如农村的和错医疗制度的不完善），医疗体系的缺陷的确对需求造成影响，医疗保险也有太多的不足，这些我都同意，但是不能按照作者的方案解决。</P>

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收入才是问题所在。

<P>中国国家要做的事情很多，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税收太高的问题在美国也显示过，例如可能会破坏税基。不如说政府应该保持经济更稳定的发展更好。尽量把钱用的更有效率点，国家的财政支出越有效率对人们来说就是更公平。</P>

<P>社会保险注定了不会是一个很更大的面，如果是全部参加保险，与国家承担医疗费用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在于保险公司有利润，而且许多穷人无法参加保险。</P><P>我国的贫富差距本来不合理，政府应当在调节贫富差距上发挥作用，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合理的税收，我国的财政收入相比其他的国家本来就是低下的，税收不是要太高，而是要达到合理的一个度。不如说政府应该保持经济更稳定的发展更好－－必须调节贫富差距和进行社会保障，这些在</P><P><a href="http://www.pinggu.org/bbs/thread-11888-1-1.html&amp;page=2" target="_blank" >http://www.pinggu.org/bbs/thread-11888-1-1.html&amp;page=2</A> 已经讨论了</P>

<P>社会保险范围的扩大是要以经济发展的程度为依托，除了北欧的福利国家，即便是今天的美国也没有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不过社会保障是有层次性的，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等于保障标准的相同，就象我国，既有社会保险（像养老，失业，医疗等），也有社会救济，社会优抚，这些旨在保障生存而不是保障大家有高的生活质量，世界上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都是如此（当然美国也不例外）。</P><P>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社会保障的不完善的却影响需求，贫富差距也是问题，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需要的不是贫富分化，需要的是大量的中产阶级，路还很长呢。</P>

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影响需求，也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中国正是如此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masquake</I>在2005-4-13 14:03:55的发言：</B>


<P>我也相信你不反对基本的公平与正义，但我并不认为实现基本的公平就是要把钱直接补贴给医院，完全可以只负担一部分，就像现在的城市医疗保障那样。这或许会造成医疗费用的上升，因为原本看不起病的人会去，财政负担会加重一些，但也应该包括广大的农村。这就是起码的社会公平！

<P>信息的不对称，的确是很难改变的，首先，并不是无法改变的，下面的一位网友就指出可以通过同行评议，的确，无法根除，但不是没有作用。其次，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作为医生为什么会偏偏去开一些很贵的药呢？是什么激励？这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激励，或者是医院在给医生奖金的时候与此挂钩，或者是所谓的“医药销售代表”的红包。现在，即使发现了这种行为，又有多少惩罚力度呢！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一些制度设计，比如加大社会的监督，加大处罚的力度，吊销行医执照等方式来降低这种激励。

<P>说到社会成本，我们可以在城市实行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为什么不在农村实行，难道这不是让部分人承担社会成本吗？</P></DIV>
<P>什么成本不是“社会成本”？吃饭穿衣，住房看病，凡是需要消耗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的都是“社会成本”，单独说这是社会成本，需要社会承担，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有没有分离？（皮古）
<P>比方说我吃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有社会成本，但我同时也为这个苹果付出了代价，或者说是私人成本，不挑剔的分析，在这里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物品，通常无需政府扮演任何角色，除非是为了再分配的必要。
<P>另外还有一种物品，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是两回事。比方说象一家排污的企业，排污的成本不在企业考量之列，但却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这类情况需要政府干预。
<P>对疾病而言，大部分疾病没有发生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分离，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这类物品需要“全社会”来承担。医疗保障体系之所以应该存在是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而和“社会成本”无关。
<P>从经典的保险理论和各国的实践来看，寄希望于医疗保障体系来解决“公平”会有许多额外的问题。规避风险的同时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医疗体系内的价格机制。公平问题主要应该通过低保，失业保障这类机制来解决。</P>
<P>在医疗体制改革前实际上有医疗保障的人群只有极少数，一部分是“公费”，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另一部分是“劳保”，主要是国有厂矿企业人员，保障水平等而下之。而广大的农村居民，城市无业待业人员，个体工商从业者，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甚至集体企业从业人员都毫无享受，受保障人群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即使在保障人群内部，也是等级森严，按级别用药。</P>
<P>在这一体系下，一方面有保障人群医疗费用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其余人群毫无保障。可以说是一个极不公平又无效率的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扩大保障面，减少保障比例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是历史的进步，既促进了效率，又促进了公平。当然我认为进一步建立城镇和农村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必要的，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改革应当努力的方向。而顶楼的作者从风险规避的角度来论证医疗改革是gdp发展的瓶颈。我以为是愚蠢的推理，得出了愚蠢的结论。</P>
<P>现阶段医疗系统的问题并不是保障体系比以前更加“不公平”，而是医疗费用涨幅过高。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医疗服务（主要是医疗人力资本）的增长跟不上医疗需求的增长，根本上是由于垄断和（行政审批制度下的）市场准入限制。这恰恰是旧有体制所造成的：一方面，医疗服务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大批新毕业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很难就业，新设医疗机构审批关卡重重。</P>
<P>至于医生的“腐败”问题，其根本原因在对医生劳务价格的管制，这个论坛曾讨论过多次，同时与本论题关系不大，就不展开了。但我还是强调一点，医生一不掌握行政权力，二不掌握公共资源。同是“寻租”，官员寻的是权力之组，而医生寻的是人力资本之租。要靠“寻租”来获取自身人力资本的价值，当然不正常，但未必“不正当”。</P>
<P>同常人一样，医生中的绝大多数既不是圣洁的天使，也不会都是十恶不赦道德败坏的歹徒。一个社会中99。99%的医生都“寻租”，只能是体制出了问题。</P>

楼主的本意还是要加强全民的医疗保障，从分析和提出的来看，都是的，应当是政府改革前进的方向、

<P>作者的主要论点是所谓“医改对于中国经济的阻滞作用”。这我搞不明白了，“医改”阻碍了中国经济，医改“不公平”，难道还是以前那种把国家的绝大部分卫生资源拿出来“保障”绝少数人的制度“促进”中国经济了？难道还是那样的制度更公平？</P><P>是的，对于以前的公费人群来说，现在的制度对他们不利，需要自费承担一些医药费用。所以作者有“而且现今不能报销的“单子”正越拉越长，从而把支出推到病人头上去”之叹。看来是过不了以前那种一张公费卡全家用，甚至于往家配麦乳精电饭煲的日子了，不就是侵害了自己的利益吗？还满口仁义道德，公共利益，社会良知的来吓唬人。没看到有一亿多以前一分钱都没处报销的人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了吗？</P><P>堂堂一个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没有能力谈理论，写不出象点样子的论文也就罢了。还要跑到论坛上毫无依据的胡说八道，不讨骂，难道还等着别人夸吗？</P>

<P>ding</P>

<P>我们国家的很多事情说着说着，就指向了一个相同的问题。</P>
<P>公权的监督和公权的滥用。</P>
<P>医生的寻租也许有“正当”的成分，就是给病人造成的损害要远远大于医生得到的利益。</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5 18:16:17编辑过]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masquake</I>在2005-4-15 18:07:51的发言：</B>

<P>我们国家的很多事情说着说着，就指向了一个相同的问题。</P>
<P>公权的监督和公权的滥用。</P>
<P>医生的寻租也许有“正当”的成分，就是给病人造成的损害要远远大于医生得到的利益。</P>
</DIV>

是的，扭曲客观存在，医生并没有错，病人更是无辜，问题出在“体制”，但如果没搞清楚病因就乱下猛药，是要出人命的。

有趣，没想到这个帖子突然引起了那么多的议论，而张三李四和那位到处乱发相同性质的帖子的朋友ttwangba转变了视角和立场（相对“暂住证”讨论而言）。不过，把问题归结到公权的监督和滥用上是可笑的，实际上这类问题不可能由公权监督（张三李四在评论同行评议时其实已经说明了原因），滥用是有可能的，不过根本上那是人性决定的（张三李四谈到的第二点不对称），所以，“是的”一语不知所以然。体制的问题也不能作为医生本人道德缺失的借口，在中国官员、医生、教师太好当了，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vagabond</I>在2005-4-16 7:34:10的发言：</B>
有趣，没想到这个帖子突然引起了那么多的议论，而张三李四和那位到处乱发相同性质的帖子的朋友ttwangba转变了视角和立场（相对“暂住证”讨论而言）。不过，把问题归结到公权的监督和滥用上是可笑的，实际上这类问题不可能由公权监督（张三李四在评论同行评议时其实已经说明了原因），滥用是有可能的，不过根本上那是人性决定的（张三李四谈到的第二点不对称），所以，“是的”一语不知所以然。体制的问题也不能作为医生本人道德缺失的借口，在中国官员、医生、教师太好当了，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DIV>
<P>
<P>呵呵，我什么时候又转变立场了？我一向坚持对要素市场的不干预，政府要做的，一是公共物品提供，二是再分配，对于初始分配介入太多既无效率又不公平。不干预农民工的自由流动和不干预医生对自己劳动的自由定价权是一致的。</P>
<P>“以人为本”首先是尊重人力资本的价值，农民工（流动的）人力价值和医务人员的人力资本价值并无高下之分。在一个不尊重人力资本的社会里，在一个人力资本的价值需要以扭曲的形式表达的社会里，讨论“道德”，有何意义？</P>
<P>“公权监督”来解决问题当然不可能，但“公权干预”却是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这是“是的”的含义所在。</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6 10:14:06编辑过]

<P>哈，你讨论暂住证时可不考虑那么多的客观因素，立场有问题哟</P><P>不干预要素市场的思想是行不通的。Mises之流只能在主流边缘徘徊。不干预要素市场的政府不可能有多少能力提供公共品和进行再分配。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里反托拉斯法最发达。不干预医生对自己劳力的定价权也是不可能的，干预是额外的征税，那是现状和公平所要求的，譬如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换个角度就是不合理的。</P><P>因此，要讨论的其实是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保持平衡，这又使我们回到其它问题上。</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vagabond</I>在2005-4-16 11:42:29的发言：</B>

<P>哈，你讨论暂住证时可不考虑那么多的客观因素，立场有问题哟</P>
<P>不干预要素市场的思想是行不通的。Mises之流只能在主流边缘徘徊。不干预要素市场的政府不可能有多少能力提供公共品和进行再分配。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里反托拉斯法最发达。不干预医生对自己劳力的定价权也是不可能的，干预是额外的征税，那是现状和公平所要求的，譬如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换个角度就是不合理的。</P>
<P>因此，要讨论的其实是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保持平衡，这又使我们回到其它问题上。</P></DIV>
<P>
<P>初始分配和再分配是两回事吧？呵呵。</P>
<P>个人所得税是再分配，出于公平的目的当然是需要的。政府获取资金的来源应当是税收，而不是直接对市场的干预。反托拉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P>

<P>这个帖子的讨论确实已经脱离了楼主的帖子。</P><P>从医生的角度，受到了委屈；病人更是倒霉。谈公平与效率保持平衡怎么又谈到官员、医生、教师太好当了。官员好当，可以理解，医生好当，能理解一部分；教师好当，就不明白了。我们国家的教师很好当吗？</P><P>我们的问题时，法制的问题。当一个人的正当利益被侵犯，通过法制制度来维护的成本较高，即使维权成功，这种维权的成本还要由本人承担，就造成侵害别人正当权利的人反而最坏的结果就是把原本属于别人的还给别人。医生觉得委屈，就去蒙病人的钱。病人没什么办法。教师觉得委屈，不过可没法去蒙学生的钱，现在都“一费制”了。结果就是教学质量的问题。</P><P>这难道不是公权的问题吗？</P><P>公平和效率，总觉得公平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往往谈的是结果的公平，还有过程的公平，这种公平在今日的中国，跟效率的关系是很紧密地。医生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就是很典型的。</P>

<P>看来是我没准确表述之过</P><P>我们讨论的那种干预在经济效果上等同于加税，实质等于对专业人员（professional，译成汉语，有些怪味）再次征税，这种鞭打快牛的做法其实就是为保公平而舍弃效率。如果说这种做法有什么客观合理性，那就是中国的专业人员太少（因此政府的收入来源---在税收上称之为“税基”---就少），而要开支的地方太多。所以，这次我在感情上非常偏向你，可我在理智上却能理解这种现象。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阶段干预，干预程度多大，都是下一个层面的问题，而且没有定论。因此，反托拉斯而不是对托拉斯征收重税，在这个意义上只是干预方式和效果的度量的结果。</P><P>与你争论过的某些人认为我是精英分子，可笑，论成功我还比不上你。不过，他们的立论基础就是错误的，精英对社会的贡献的确更大，如果杀鸡取蛋，最倒霉的恰恰是那些穷人。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讨论是否应该讲公平或效率毫无意义，杀鸡取蛋的人或民族都是没有前途的。</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张三李四</I>在2005-4-15 19:10:14的发言：</B>


是的，扭曲客观存在，医生并没有错，病人更是无辜，问题出在“体制”，但如果没搞清楚病因就乱下猛药，是要出人命的。</DIV>

此话不错!!![em24]

<P>无论是否懂医学和经济学，事实却总是明显的摆在那里——老百姓现在是“不敢”得病的！</P><P>无论是否作者的经济学抑或医学水平的确“水”的一塌糊涂，他终究道出了这个严峻的社会现象：中国的老百姓现在看不起病！</P><P>敢于提出问题，积极思考是值得称道的，即使无力解决，即使提出的思路有些偏颇。但他终究比那些掩耳盗铃的那些所谓专家要好点吧！！</P>

<P>不管怎么样，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走商业化的道路我觉得不可行。西方大部分国家医保都是政府来做的，要是中国能够拿出更多的转移支付来就好了。</P>

作者若能与国外的医药费用多层次多角度比较一下，其价值必大增。作者对医险和医障的分析很有见地，道出了医险并不是想像中的出格的玄机。但文章并未说清医改是如何阻止经济发展的。其关键是并未抓住医改应该的突破：合理收费的国家管理制。

<P>虽然对卫生改革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持肯定态度,但是这次的医改不得不承认是不成功的,医疗改革是为中国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服务的,但放眼看去哪个地区的医改是真正有利于百姓了,还不是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指望不上改革,当然要靠自己了!!!!!</P>

<P 150%?>    关于社会保障，国际上有关发展问题的早期文献几乎都认定，发展中国家由于贫穷支付不起建立这类制度的代价。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在普及社会医疗保险方面不作为的理由。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还是政府公共部门和正规经济领域（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才能享有的奢侈品，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一般都被排斥在保险计划之外。然而，后者恰恰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缺乏经济安全和健康安全、因而最需要保险计划和社会援助项目支持的群体。</P><P 150%?>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以阿玛蒂亚• 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便尖锐地质疑和批评此前有关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他们认为，这些理论隐含了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把发达国家昂贵的社会保险和收入保障制度视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普遍适用的模式。然而即使是最穷的国家，也能通过对本国人口中的脆弱群体提供公共支持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社会保障形式。这其中最经典的例证，就是中国经济改革之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印度克拉拉邦的非正规经济就业者福利基金（Dreeze and Sen，1989）。</P><P 150%?> </P>

<P>    和中国情况类似的印度有着很好的公共卫生制度，例如全民免费免疫计划和公立医院免费治疗项目。此外，印度医药市场供给充足，由公立卫生机构、教会医院和私人诊所提供的健康服务在城乡都不难企及。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政府虽然在国际上未被归入强势政府之列，但对金融保险市场一直持有强硬的干预手段。例如，发布行业政策指南，规范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行为。其中，设有专门条例，规定发放给穷人的贷款应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最低比率，以及出售给非正规就业者的保险产品占保险公司总销售额的最低比率，并以此作为营业执照审验和登记的一个条件。</P><P 21pt; LINE-HEIGHT: 150%">从印度的经验可以看出，采取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完全能够根据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建立独特的公共卫生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并利用医疗救济手段援助贫困人口，以满足国民最基本的健康需求。</P><P 21pt; LINE-HEIGHT: 150%"><p>对于处在社会经济剧烈转型期的中国大陆居民，市场化进程在带来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计划经济时代所不曾有过的经济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弱化甚至部分解体，新的社会保险、社会援助和社会救济体系尚不足以给予国民充分的安全感。1998年，各类医疗保险覆盖的人口仅占城乡居民总数的27%，2001年，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还不到16%。由于大多数人口的财产和收入水平都不高，未被保险项目覆盖的人口对老龄、患病和其它人身伤害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都具有不容忽视的脆弱性。相对于城市人口，农村人口的脆弱性更为严重，因为前者的医疗保险覆盖率达55.9%而后者的覆盖率仅为12.7%；前者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达29.5%而后者的覆盖率仅为7.5%。尽管亲朋好友和邻里互助也能起到风险分担作用，但是这种传统形式的安全网相对于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多种风险因素依然十分脆弱。</p></P><P 21pt; LINE-HEIGHT: 150%"><p>到今年为止仅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已达到三万亿左右，而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主导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更被国际社会称为成功的范例。如果一个不断发展强大的政府以所谓效率、财力的名义，把大部分国民处于“有病不能治”的悲惨境地，那么这个政权存在的合理性恐怕必然受到怀疑。</p></P>

文章数据是触目惊心的，作者抨击时弊的勇气可嘉，但是政策建议过于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