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的改革进程，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这个问题，尝试从企业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做一探讨

中国的改革，或者说中国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过程，是在未来紧迫挑战和远古路径依赖之间的夹缝中进行的。中国改革的这一特点，既决定了其千古少有的难度，答案同时也孕育其中。出路何在？与古为新；前景如何？旧邦新命。[1]

何谓与古为新？从微观上，它揭示出了改革的两个最基本原动力；从宏观上，它则揭示出了改革的双向性质。所谓改革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动力，就是对于效率最大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双重目标的理性追求。对效率最大化的追求，决定了我们一定要采取“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对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追求，则决定了我们一定会创新出与历史传统有传承与契合关系的制度安排。所谓改革的双向性，就是同一制度变迁路径上并存的方向相反的两种制度创新过程。一个，就是“由果溯因”，我们应当对原有的制度环境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这是一个“逆向制度修正”的过程；再一个，则是远古历史车轮的时代回响，是我们的传统必然会在所谓现代制度上打上难以磨灭的烙印，这是一个“顺向制度演进”的过程。需要着重强调，同时进行的这样两个过程都具有创新的性质。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并做出区分，我们认为前一过程事实上是现代社会制度平台的建构和现代精神理念的启蒙，其意义不证自明且影响深远；后一过程则是在文化多元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进行的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话，其必然的结果，是在相互融合中创新出异质性的制度系统，同时在经济绩效诉求方面获得“适应性效率”。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改革逻辑有不同的显现。在特定时刻，它还有可能分别依存于不同的载体而形成不同的阵营。所以称之为阵营，是因为新旧制度之间可能会存在持续的紧张甚至冲突；而阵营之所以形成，则是因为制度之间的紧张其实质主要就是利益的分歧。在人类发展的“功利境界”（冯友兰语），政府犹然很容易为利益所“俘获”，更何况芸芸众生？

一般来说，在“内敛”、“革命”和“演化”三种制度变迁模式中，“演化”往往是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中国进行的改革具有众所公认的渐进性质，其本质就是在增量的范围内进行新制度的创新和积累，而对巨大的旧制度存量暂时存而不论。渐进式改革可以缓解新旧制度系统之间的紧张，但却难以最终解决这种紧张。我们已有共识，一定意义上中国并不存在纯粹的经济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整体上渐进式改革开始呈现“报酬递减”趋势。有观点认为，从经济到政治，改革必须是“全面改革”[1]；也有学者指出，要使中国的改革继续进行，就必须从狭义的改革走向“改制”。所有这一切都隐晦地暗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空间渐趋有限，制度创新和变迁的均衡性要求渐趋显著。

所谓制度的均衡性，这里主要是就制度系统内不同制度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言。一个稳定且高效的社会，其总体制度或许并不是均质的，但其主要制度子系统或模块之间的关系却一定应当是高度契合的。对于一个正处于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后发转轨国家而言，当旧有的制度环境难以容纳更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时，就需要根据这种新制度安排的需求对原有的制度环境进行变革；当新的制度安排要在带有显著路径依赖性的制度环境中生存时，根据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演绎出与之契合的新制度形式，是交易成本最小的。

企业是一国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微观载体，企业制度安排是一国制度系统当中最重要的模块之一。我国早就开始了致力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努力，并对西方看来更为先进和具有“现代性”的企业制度进行了大量的引进、试点和推广的工作。但实践表明，企业绩效并未因之如预想般显著增进，国外本来先进的企业制度和理念，在中国似乎失去了其“现代性”的光芒。以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制度为例，1994年《公司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企业改革进入了公司化改造的新阶段。公司法本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以规范公司组织和行为为己任。然而，公司制度的实际推广和运作，却并未达到预想的目标。比如就国有企业来看，政企不分的痼疾尚未根除，又新增了“内部人控制”、“外部人内部化”等病症；甚至有学者认为，20多年过去了，国有企业这一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从整体上也终于陷入根本不能自拔的困境。

经济实践发生了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没有理论的指导，那也一定是因为用以指导实践的理论本身存在不足甚至错谬。事实正是如此。把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问题纳入到改革和制度演进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观照，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后发国政府应该对企业制度建设发挥指导性的作用，但这决不意味着抹煞企业本身的逻辑和自为性；虽然关注制度本身并没有错，但我们所关注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只是整体制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道理就是这样浅显。当我们主要以一种政府思维方式行事的时候，企业自身的主体性被遮蔽了；当我们引进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时候，西方社会的制度环境没有也不可能随之而来。毫无疑问，不同制度系统之间持续的紧张将或隐或显存在于由此衍生出来的企业制度当中：（1）中国制度环境没有充分进行适应新制度要求的变革，效率最大化的追求打了折扣。（2）新制度安排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固有的历史传统与制度环境，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追求也难以实现。既没有达到效率的最大化，也没有实现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怎样才能放射出其本来引以自豪的“现代性”光芒？

那么现在，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了：

第一、现代企业制度何以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当科斯提出“企业为什么会在市场中存在”的质疑的时候，其客观的现实是市场和企业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若干个世纪。但是，建国以后我国的基本国情，则是市场发育的严重滞后，而且也几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或者说，现实中存在的都是性质遭到不同程度异化了的企业。事实上，建国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对其旧制度存量所作的边际修正，以及民营企业新制度增量从无到有的发展壮大，本质上是一个“企业再造”的过程。那么，在市场和企业都并非天然存在或事先给定的情况下，我们的问题首先是：企业何以可能？企业内涵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联想到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不存在古典式企业的事实，进一步，我们的问题是：现代企业制度何以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企业成立及其可持续演进需要哪些必要的制度前提？

第二、面对形形色色的企业制度模式，何取何舍？我们早已习惯了对发达国家的企业制度模式尤其公司治理模式评头论足，激扬文字。而且，在企业制度模式的绩效表现与研究、仿效之的热度之间，似乎也存在某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当我们发现从总体上看各种企业制度模式所体现出来的经济绩效难分优劣的时候，我们在众多的选择面前手足无措了；当我们发现各种企业制度模式既有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也难以避免会暴露出各自固有弊端的时候[1]，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因理论无知而导致的实践上的盲目和方向缺失感。这一点鲜明体现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在法律规定、结构设置和实际运作上的诸多不一致和矛盾上。[2]于是我们不禁发问：为什么会存在多种多样的企业制度模式？其异质性特征根源何处？在中国独特国情下是否也会创新出企业制度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本质上，第一个问题是“企业何以可能”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则是“企业制度模式何以可能”的问题。显然，这样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企业制度与其制度环境之间的双向选择的动态均衡关系问题。如果说科斯仅仅从微观层面关注了企业生产的制度结构，那么我们则更关注宏观层面上国家如何通达繁荣彼岸的制度结构。这正是经济实践已经暴露出的和理论研究已经意识到却没有得到系统、深入回答的问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