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5年1月17日正式宣布终止对广州银行IPO审核时，这家银行长达16年的上市征程，最终以“主动撤回”告终，留下一地唏嘘。 作为广东本土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广州银行截至彼时总资产已达8544.79亿元。然而，在这一庞大数字的背后，却是净利润连续四年下滑、2024年同比骤降66.46%的严峻现实。与此同时，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逼近监管警戒线，内部治理也陷入动荡——近半数市级分行行长集中更换，农行背景的新任董事长李大龙临危受命，试图力挽狂澜。 这家由46家城市信用社整合而成的区域性银行，曾被寄予厚望，被视为广东城商行登陆资本市场的“破局者”。如今却深陷人事更迭频繁、盈利能力萎缩与上市梦碎的三重困局之中。 新掌舵人李大龙所面对的，究竟是扭转颓势的机遇，还是一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这场关乎万亿级金融机构命运的重塑之战，已然悄然打响。

人事震荡：高层洗牌背后的治理隐忧

2024年11月，广州银行迎来关键人事调整。原董事长丘斌因到龄退休卸任，来自农业银行体系的李大龙接任，成为该行历史上第四位董事长。 公开履历显示，李大龙在农行系统深耕逾二十年，曾任农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兼广州分行行长，在对公业务拓展与风险控制方面经验丰富，被外界普遍视为“救火型”人选，肩负稳定大局、重启改革的重任。 但他接手的管理团队，正处于深度重构期。 截至2025年9月，广州银行下辖15家市级分行中，已有7家完成行长更换，包括汕头分行白大为、东莞分行刘昉、韶关分行陶文清、肇庆分行林志贤等。如此高频率的人事变动，在近年来极为罕见，反映出新管理层急于统一战略方向、强化执行力的迫切意图。 但这仅是组织变革的表层。 2025年5月，马智彬获批出任副董事长，与现任行长肖瑞彦共同构成“双副董事长”格局。值得注意的是，马智彬长期任职于第一大股东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并无银行业从业经历。他的上任被市场广泛解读为股东方加强对董事会控制的信号，也暴露出广州银行长期以来存在的治理结构失衡问题。 事实上，该行前两任董事长姚建军和李舫金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其中，姚建军正是2009年启动上市计划的关键人物，但其任内未能实质性推进IPO进程；而李舫金作为广州金控原掌门人，其落马直接影响了银行治理的独立性与稳定性。 叠加频发的监管处罚：2023年因七项违规被央行罚款896.9万元，2025年初又因贷款管理不善被罚220万元，并有10名责任人遭警告，显示出内控机制存在明显短板。 尽管大规模人事调整意在重塑秩序，但实际成效仍存疑。 大量新任分行行长尚需时间熟悉业务、融入团队，而广州银行的经营压力已迫在眉睫。同时，“双副董事长”模式可能带来决策效率降低的风险——当管理层既要应对业绩下滑，又要协调股东意志，真正的战略转型能否落地，仍充满不确定性。

盈利崩塌：四年利润缩水七成

广州银行的业绩下滑并非突发状况，但2024年的断崖式下跌仍令人震惊。 根据年报数据，2024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37.85亿元，同比下降13.86%，已是连续第二年负增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为10.12亿元，相较2021年高峰时期的41.01亿元，缩水近七成，四年累计降幅高达75%。 这意味着，一家资产接近万亿的银行，盈利能力甚至不及部分中型城商行。例如，紫金银行2024年总资产仅2699亿元，净利润却达16.24亿元，远超广州银行。 这一反差背后，是多重经营困境的集中爆发。 从收入结构看，广州银行的核心收益来源——利息净收入在2024年降至96.67亿元，同比下滑18.03%；净息差仅为1.35%，低于商业银行1.52%的行业均值。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10.04亿元，同比下降18.52%，主要受信用卡业务收缩拖累。 资产质量方面，虽然2024年不良贷款率为1.84%，较前期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城商行1.76%的平均水平。更为隐忧的是，关注类贷款余额攀升至229.21亿元，占比达4.96%，表明潜在风险仍在积聚。 更致命的是，该行在信贷投放中多次“踩雷”爆雷企业。 据其此前披露的招股书信息，截至2023年末，广州银行涉及金额超千万元的重大诉讼及仲裁案件多达98起，涉诉本金合计高达100.48亿元。其中包括向宝能系关联企业发放的32.99亿元贷款、向恒大地产提供的3.2亿元授信，以及对苏宁、三胞集团等多家出险企业的信贷敞口。 这些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大、回收周期长，持续侵蚀利润。2024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高达90.86亿元，同比增加6.04亿元，成为压垮盈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资本承压：安全垫逼近红线

如果说业绩下滑是病症，那么资本充足率的持续走低，则暴露了广州银行深层次的生存危机。 2025年上半年数据显示，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降至7.9%，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72%，双双逼近7.5%和8.5%的监管底线。 对于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率如同“安全垫”，决定了其抵御风险和扩张业务的能力。随着风险加权资产半年内激增602.16亿元，资本消耗速度加快，而IPO通道的关闭使得外部资本补充路径被切断。仅靠自身盈利积累难以支撑发展需求，未来或将被迫收缩信贷规模，进一步制约增长空间。 一场始于2009年的上市征途，历经十六载波折终告暂停。人事洗牌、业绩滑坡、资本紧绷，三大难题交织缠绕。李大龙能否带领广州银行走出泥潭，尚待时间检验。

2009年，时任广州银行董事长姚建军提出“三年上市”的宏伟目标。彼时他或许未曾预料，这场资本之梦不仅未能如期实现，反而历经16年波折后，最终以主动撤回IPO申请告终。

自2020年首次向证监会递交上市材料，到2023年平移至深交所审核，再到2024年两次中止审查、2025年正式撤单，广州银行的上市进程可谓跌宕起伏。尽管表面看是外部环境变化所致，实则背后早已埋下深层隐患。

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业绩不达标。根据监管规定，若拟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50%，将暂不予安排发行。而数据显示，广州银行2024年净利润骤降66.46%，远超这一红线，已不具备上市资格，主动撤回成为必然选择。

然而，财务表现只是表象，真正制约其登陆资本市场的，是长期积累的内部治理问题。截至2024年6月，该行仍有1396名股东未完成股权确权工作，其中自然人股东达1100人，产权结构模糊严重违背上市公司透明度要求，构成实质性障碍。

与此同时，近年来频繁收到监管罚单，暴露出其在合规管理和内部控制方面的薄弱环节。这些问题叠加，使其难以满足资本市场对现代企业治理的基本期待。

上市失败带来的连锁反应迅速显现。原计划通过IPO募集资金94.79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目标落空，导致资本充足率面临更大压力。市场信心受挫，股权交易陷入低迷。2025年9月，交通银行、中海油销售深圳有限公司等多家小股东相继清仓退出，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其未来发展的疑虑。

自2010年以来，已有41家银行成功登陆A股或H股市场。相比之下，广州银行因反复拖延和问题累积，错失了最佳窗口期。当前A股银行类企业已连续近两年无新增IPO，监管层对盈利能力弱、风险较高的城商行审核日趋严格，短期内重启上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面对严峻形势，新任董事长李大龙肩负着扭转困局的重任。当务之急，需从多个层面同步推进改革。

短期来看，必须聚焦风险化解与资本补充。应加快不良资产清收进度，借助市场化手段盘活存量资产，减少信用减值损失对利润的持续侵蚀。同时积极拓展资本补充渠道，包括申请发行永续债、二级资本债，并探索引入战略投资者或推动现有股东增资，确保满足监管要求，为后续业务发展留出空间。

中期策略上，应着力优化业务结构，强化内控合规体系。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广州银行可重点布局跨境金融、普惠金融等差异化领域，逐步降低对传统利差收入的依赖。同时针对过往暴露的违规行为开展系统性整改，完善风控机制，从根本上提升治理水平。

长期而言，必须稳妥解决股权确权等历史遗留难题。唯有待经营业绩企稳回升、公司治理趋于健全之后，方可重新考虑启动上市计划，构建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体制机制束缚。

作为国有控股银行，广州银行的股权结构既带来资源支持，也可能影响市场化决策效率。经历多次人事更迭后，新的管理团队亟需统一思想，保持战略定力与连续性。

广东是中国金融重镇，大湾区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但至今尚无一家本土城市商业银行在A股成功上市，这与其经济地位极不匹配。广州银行曾被寄予厚望，却在长达16年的尝试中折戟沉沙。

如今，管理层调整基本到位，新一轮变革已然开启。市场正密切关注这家老牌城商行能否迎来转折。

但破局绝非一日之功。能否走出业绩困境、重建资本信任，不仅考验新掌门的智慧与担当，更取决于是否敢于直面问题、推动深层次改革。

金融市场从不怜悯迟疑者，也不会等待观望者。广州银行的下一个16年，是重回正轨还是持续下滑？答案不在宏愿之中，而在每一次不良处置的具体操作里，在每一项业务转型的关键决策中，在每一个合规流程的严格执行上。

对于这家扎根南粤的金融机构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