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开始对互联网助贷业务进行收缩调整，掀起了一轮集体“瘦身”潮。据贝壳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贵阳银行等机构已相继宣布暂停新增互联网助贷合作项目；吉林亿联银行等则大幅削减了合作平台数量。

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是银行对“共债风险”的日益警惕。自《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下称“助贷新规”）发布以来，中小银行持续压缩与腰部以下助贷平台的合作规模。与此同时，助贷平台的展业压力明显上升，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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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当前银行的“急刹车”行为，反映出部分机构此前过度依赖外部助贷渠道，而忽视了自身风控能力建设。随着监管趋严，这种模式难以为继，短期内带来的业务阵痛仍将持续影响中小银行与助贷平台的发展路径。

在助贷新规实施前，许多中小型助贷平台为了吸引资金方，往往向银行提供更低的服务费率，并承诺“兜底”风险——即一旦贷款出现不良，由平台通过缴纳的“保证金”或隐性协议承担损失。这种看似“万无一失”的合作机制，曾让不少银行乐于接受来自中小平台的资产推荐。

然而，这种模式本身就存在合规隐患。监管部门多年来多次明令禁止信贷风控外包，强调银行必须建立独立的风险识别和管理体系。“助贷平台兜底”本质上属于变相转移风险责任，违反监管原则。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中，“抽屉协议”、通道安排等形式仍普遍存在。

一位民营银行内部人士透露，其所在机构今年以来已大幅减少与非头部平台的合作，目前仅保留少数行业领先者的对接。他表示：“我们最担心的是部分中小平台本身风控薄弱，客户质量参差不齐，长期来看可能传导至银行资产端。”

过去，即便明知部分平台推送的借款人资质不佳，银行也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在于，这些平台通常给予较高的综合利率回报，足以覆盖潜在坏账成本并维持利润空间，从而保障其履行兜底义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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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助贷新规改变了这一逻辑。根据新规导向，助贷业务的最终综合利率需控制在年化24%以内，且监管正推动整体信贷成本进一步下行。这直接压缩了助贷平台的盈利空间，使其未来是否具备持续兜底能力成为未知数。

“虽然目前尚未爆发大规模风险事件，但我们判断，一些中小平台在新规环境下将难以维持原有的风险补偿机制。”一位银行业人士指出，“一旦发生系统性违约，银行资产安全将面临严重威胁。”因此，银行主动缩减合作名单，实为一种防御性的战略调整。

此外，华东地区某城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借助互联网助贷可在信贷需求疲软时期快速“冲量”，拓展获客渠道，但由于资产质量下滑、不良率攀升的趋势愈发明显，此类短期扩张策略不利于银行的长期稳健发展。

对于助贷平台而言，盈利模式正面临根本性挑战。多位行业从业者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高利润时代已经结束。

“以前一笔贷款助贷机构可赚取约4个百分点的收益，现在普遍只能做到2个点左右。”一位长期从事助贷业务的业内人士称，不少平台正处于盈亏平衡边缘挣扎求生。

尽管助贷新规未明确设定综合费率上限，但业内普遍参照司法解释标准进行测算。依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超过年化24%的业务被视为监管红线；也有观点认为，应以2020年修订后的规定为准，即综合成本不宜超过LPR的4倍。按当前一年期LPR计算，该数值约为年化12%。

“如果综合利率维持在24%左右，助贷机构或许还能保留1到2个点的微利；但如果压降到20%以内，绝大多数平台将难以为继。”上述人士坦言。在其看来，助贷平台的成本结构本就紧张：资金成本约占6%，部分平台还需承担高达年化15%以上的坏账兜底支出。而在新规背景下，资金价格上行至8%左右，叠加坏账率上升，部分平台的兜底成本已升至25%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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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行业“内卷”加剧导致获客成本飙升，平均已达2000元/人，成为推高运营成本的重要因素。多重挤压之下，中小助贷平台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据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在助贷新规落地后，出于合规压力与风险规避考量，银行对资金投放更为谨慎，部分地区短时间内资金价格跳涨近2个百分点，“头寸紧张”成为常态。这也反过来加深了银行对中小平台潜在风险的担忧，加速了合作关系的清理进程。

“过去一些助贷平台的运营方式较为粗放，即便风控体系不健全，也能在高利率驱动下实现盈利。”一位助贷行业分析人士指出。这类平台所服务的客户群体普遍还款能力较弱、意愿偏低，为了缓解自身逾期压力并获取额外收益，部分平台之间建立起“信息共享链条”——当某一客户在本平台完成借款后，临近还款困难或即将逾期时，该平台便会将其推荐至其他合作平台，借此转移风险并赚取导流费用。然而，这种操作在客观上加剧了行业内的共债现象，并助长了反催收行为的蔓延。

上述分析人士认为，此类模式本质上不可持续，在当前助贷新规逐步落地的背景下，相关平台将难以继续生存。当前行业的调整与阵痛，正是过去忽视合规与风控、盲目追求规模扩张所积累问题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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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贷行业的转型之痛仍在延续，且并非仅限于平台自身，传统金融机构同样受到波及。有民营银行从业者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新规实施后，该行已终止与多个助贷平台的合作关系，但随之而来的贷款规模下滑也带来了不小压力。“中小银行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该人士坦言。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助贷新规的推行标志着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正式告别“野蛮生长”阶段，进入以合规为核心、以风险控制为基础的新周期。短期内，这一转变对商业银行，尤其是高度依赖外部平台获客的中小银行，构成了显著的业务调整挑战。未来的竞争焦点将不再局限于流量争夺和规模扩张，而是转向风险管理水平、金融科技应用能力以及客户精细化运营等综合实力的比拼。

有银行业人士进一步补充，当前银行对助贷平台的业务收缩，本质上是对监管要求的响应。但若压缩节奏过快，可能导致部分平台资产质量迅速恶化，甚至因共债问题引发系统性风险向银行端传导。此前在行业高速扩张期间，大量不符合银行信贷标准的“尾部客户”被纳入信贷体系，如今如何稳妥处置这部分存量客户，需要银行投入足够的时间、耐心与策略。

随着助贷平台盈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新型商业模式如“24%+权益”结构、内置商城等开始悄然出现。尽管这些模式尚未被监管明令禁止，但在市场中争议不断。多位助贷平台负责人透露，目前对于任何新模式的推进都趋于谨慎，普遍采取小范围试水策略，以防一旦被监管部门叫停，能够快速调整方向，“船小好调头”成为当下普遍心态。

不过，业内有观点指出，这些所谓的“创新”本质上仍是试图延续过去依靠高利率实现高回报的旧路径。要想在未来真正立足，助贷平台必须彻底摒弃简单粗暴的发展思路，回归到助力信贷服务、提升技术能力和优化风控体系的本源轨道上来。

“未来整个助贷行业将迎来一轮大规模洗牌。”该分析人士预测，缺乏真实风控能力、规模较小的平台或将逐步退出市场；部分处于腰部位置的平台，其在贷余额也将面临明显收缩。而真正具备金融科技实力与稳定获客渠道的平台，则有望在变革中脱颖而出，持续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有效支持。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