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 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福利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及其对个体经济利益的影响。它研究的是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并评估这种分配对整体经济福利的作用。重点在于分析财富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以及哪些分配机制更有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福祉。

该学科具有双重属性：

• 科学性：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福利经济学运用严谨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来预测不同资源配置方案可能带来的结果。
• 规范性：当从分析转向政策建议时（例如税收或补贴的设计），往往涉及价值判断——即什么样的分配状态被认为是“更好”或“更公平”的。

核心理论与概念

帕累托有效性：如果一种资源配置已达到无法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地步，则称其为帕累托有效的状态。这意味着所有可能的互利调整都已被穷尽。

帕累托改进：指某项资源配置的变化能够在至少提升一人福利的同时，不降低其他任何人的福利水平。只要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说明当前状态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

潜在帕累托改进：即使某些人因政策变动而受损，但受益者的收益足够大，以至于可以通过补偿机制弥补受损者后仍有盈余，那么这项改变仍被视为可接受的社会进步。这被称为潜在帕累托有效性。

两种表达式用于衡量变化是否有益：

• (a_1, b_1) ≥ (a_2, b_2) —— 表示每个人都未变差，且至少一人变好，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标准。
• a_1 + b_1 ≥ a_2 + b_2 —— 强调总收益的增长，体现了一种以社会总福利为导向的价值取向，类似于潜在帕累托有效性的逻辑，侧重于“蛋糕是否做大”，而非即时的分配公平。

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反映的是个人从购买商品中所获得的心理满足与其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简而言之，就是消费者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的程度。

每个消费者对商品都有一个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代表其对该商品价值的认知；而市场价格通常是统一的。两者之差即构成消费者剩余。

在图形上，纵轴表示价格（也代表支付意愿），横轴表示购买数量。需求曲线呈阶梯状或平滑向下倾斜形态，反映了随着消费量增加，边际支付意愿递减的规律。

以苹果为例：

• 第一个苹果带来的效用最大，对应最左侧最高的矩形。
• 第二个苹果的边际效用下降，支付意愿降低，对应次高矩形。
• 依此类推，形成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

根据需求形式可分为：

• 单位需求（离散需求）：逐个购买的情形，表现为阶梯状曲线。
• 连续需求：适用于大规模市场，商品可细分，需求曲线趋于平滑。此时消费者剩余等于需求曲线下方、市场价格线上方围成的区域面积。

影响消费者剩余的因素包括：

• 价格变动：价格下降会扩大消费者剩余；价格上涨则压缩剩余空间。
• 替代品可得性：若某商品有较多优质替代品，消费者对其支付意愿较低，在相同价格下剩余较小；反之，缺乏替代品的商品会导致更高的支付意愿和更大的消费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是指卖方出售商品所得收入减去生产成本的部分，可视作其净收益或利润的一部分。

通过供给曲线可以直观展示这一概念。以下以土豆生产为例进行说明：

• 不同农户的生产成本各异，成本最低的生产者最先进入市场。
• 随着市场价格上升，更多高成本生产者加入供应行列，供给曲线因此向上倾斜。
• 生产者剩余即为市场价格线以下、供给曲线以上的区域面积，代表所有生产者 collectively 获得的超额回报。

市场均衡下的总剩余

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点上，供给量等于需求量，此时社会总剩余（消费者剩余 + 生产者剩余）达到最大化。这体现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没有其他分配方式能在不损害一方的情况下改善另一方的处境。

经济政策对福利的影响

价格上限的福利效应

当政府设定价格上限（如房租管制）低于市场均衡价时，虽然部分消费者能以更低价格购得商品，但可能导致供不应求，引发短缺。长期来看，生产者积极性受挫，产品质量下降，黑市可能出现，总体福利反而减少。

价格下限的福利效应

价格下限（如最低工资、农产品保护价）若高于均衡价格，会造成供给过剩。虽然部分生产者受益，但整体上产生资源浪费，消费者需支付更高价格，总剩余下降。

商品税的福利影响

对商品征税会使买卖双方共同承担税负，具体分担比例取决于供需弹性。税收导致交易量减少，市场活跃度下降，产生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即原本可行的互利交易因税负而未能发生。

补贴的福利影响

政府提供补贴可刺激生产和消费，降低市场价格，增加交易量。短期内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受益，但财政支出增加，且过度补贴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同样可能引致无谓损失。

无谓损失及其决定因素

无谓损失指的是由于市场扭曲（如税收、价格管制等）导致的社会总剩余减少的部分，即本可实现的互利交易被抑制所带来的净损失。

其大小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 供需弹性：弹性越大，价格变动引起的数量反应越强烈，无谓损失也越大。
• 税率高低：税率越高，交易成本越高，抑制效应越明显，无谓损失呈非线性增长。

税收政策设计的原则

应优先考虑对缺乏弹性的行业或商品征税。因为这些领域的需求或供给对价格不敏感，征税后交易量下降幅度小，既能保证税收收入稳定，又能最小化无谓损失。例如对烟草、汽油等必需品征税比对奢侈品更有效率。

拉弗曲线与税收收入

拉弗曲线描述了税率与税收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税率会增加税收，但超过某个临界点后，过高的税率严重抑制经济活动，导致税基萎缩，反而使税收减少。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税率使税收收入最大化。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提出，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无意间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在理想竞争市场中，价格机制自发调节供需，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无需外部干预。

看得见的手：指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监管措施等方式主动干预经济运行，纠正市场失灵（如垄断、外部性、公共品缺失等），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市场机制擅长效率配置，而政府干预则在维护公平、稳定宏观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图的最左侧，当供应量为1时，最低矩形的高度表示生产第一袋土豆所需的成本。这一成本可能相对较低，因为使用的是最肥沃的土地资源。

若要继续生产第二袋土豆，则可能需要动用质量稍差的土地，或投入更多肥料等要素，导致边际成本上升。因此，第二袋土豆的生产成本高于第一袋，在图中表现为第二个矩形更高。

随着产量增加，每新增一袋土豆的边际成本逐渐升高，反映出资源利用效率递减的趋势。因此，供给曲线呈现出向上倾斜的特征。

只要市场价格高于当前产量下的边际成本，生产者就会选择生产和销售，并从中获得生产者剩余。生产行为将持续进行，直到下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或超过市场价格为止。

生产者剩余与价格之间的关系

当市场价格上升时，生产者剩余随之增加；反之，当价格下降时，生产者剩余减少。这反映了价格变动对卖方收益的直接影响。

市场均衡状态下的总剩余分析

总剩余的基本概念

总剩余代表了市场运行所带来的整体经济福利，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体现了买卖双方从交易中共同获取的利益总和。

图形解析

在均衡价格水平线上方、需求曲线下方的区域构成消费者剩余，表示所有成功购得商品的买方所享受到的总福利。

而在均衡价格线下方、供给曲线上方的部分则为生产者剩余，反映所有参与销售的生产者所获得的总收益。

总剩余即这两个三角形面积之和，用于衡量市场交易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净效益。

总剩余的计算方法

假设市场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分别为：

110 -4P

和

-10 + 2P

首先确定市场均衡点：均衡出现在需求量等于供给量的位置。令两个函数相等：

110 - 4P = -10 + 2P

解该方程可得均衡价格 P = 20。

接下来计算均衡产量：将 P = 20 代入任一函数（如需求函数）：

Q = 110 - 4 × 20 = 30

因此，均衡数量 Q = 30。

已知均衡价格为20，均衡数量为30，即可开始计算剩余。

消费者剩余计算：
其形状为三角形，“底”为均衡数量30。“高”为消费者最高支付意愿与实际价格之差。根据需求函数 Q = 110 - 4P，当 Q = 0 时，解得 P = 27.5，即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市场价为20，故“高”为 27.5 - 20 = 7.5。
消费者剩余 = 0.5 × 30 × 7.5 = 112.5。

生产者剩余计算：
同样为三角形，“底”也为30。“高”为市场价格与生产者最低接受价格之差。由供给函数 Q = -10 + 2P，当 Q = 0 时，解得 P = 5，即生产者的最低成本底线。市场价为20，因此“高”为 20 - 5 = 15。
生产者剩余 = 0.5 × 30 × 15 = 225。

最终，市场的总剩余为两者之和：112.5 + 225 = 337.5。

总剩余最优定理

在一个完全竞争且无外部干预的市场中，均衡状态下的资源配置能够实现总剩余的最大化。这意味着自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引导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用途，从而使全社会从交易中获得的整体福利达到峰值。

不同经济政策对经济福利的影响

价格下限的福利效应

当政府设定的价格下限高于市场均衡价格时，生产者愿意提供的数量增加，而消费者的需求量减少，造成供过于求的现象。

此时，消费者剩余（图中上方的小三角形）缩小；生产者剩余（下方的梯形区域）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但关键在于部分原本可在均衡点完成的交易被抑制。

这些未实现的交易本应创造价值，但现在既未被消费者享有，也未归于生产者，形成净损失——即图中标注的“无谓损失”三角形。因此，价格下限导致社会总剩余下降。

价格上限的福利影响

当价格被强制压低至均衡水平以下时，消费者需求激增，但生产者供给意愿降低，引发短缺问题。

生产者剩余（下方小三角形）明显减少，消费者剩余变化不确定，可能因低价受益，也可能因无法购买而受损。

同样地，一些潜在的有效交易被阻止，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这部分损失体现为“无谓损失”的三角区域，表明价格上限也会削弱社会总体福利。

商品税带来的福利后果

征税使得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升，而生产者实际收到的价格下降，两者之间的差额即为税款。

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市场交易量减少。原本可以发生的部分交易因税负过高而不再进行，从而产生无谓损失。税收虽然为政府带来收入，但整体社会福利仍出现净下降。

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均有所减少，而政府则获得了相应的“税收收入”，表现为图中所示的矩形区域。然而，若将当前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以及政府所获税收三者相加，其总和仍低于征税前的社会总剩余水平。两者之间的差额，即为图中标注的“无谓损失”三角形区域。这一损失的根源在于税收阻碍了部分原本可以实现的互利交易。

补贴对福利的影响

当政府实施补贴政策时，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下降，而生产者实际获得的价格上升。这种价格变动激励了更多的生产与消费行为，导致市场交易量超过原有的均衡水平。

此时，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均呈现增长态势，但政府需承担相应的“补贴支出”，该支出在图中以一个较大的矩形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投入的补贴总额超过了消费者与生产者所增加的福利之和，其超出部分即为图中指向右侧的“无谓损失”三角形。该损失源于补贴促成了若干“非经济性”的交易——这些新增交易的生产成本高于其为消费者带来的实际价值，因而从社会整体角度看是资源浪费。

关于无谓损失的相关分析

影响无谓损失规模的因素包括：

规律一： 在需求曲线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供给曲线的斜率越小（即供给弹性越大），无谓损失越大。

规律二： 在供给曲线不变的情况下，需求曲线的斜率越小（即需求弹性越大），无谓损失也越大。

可归纳记忆为：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的弹性越大，税收所引发的无谓损失就越显著。弹性高意味着消费者或生产者对价格变动极为敏感；一旦征税引起价格变化，他们便会大幅削减购买或生产数量。由此导致交易量急剧萎缩，大量本可带来双赢的交易无法达成，从而造成更大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反之，若弹性较小，则即使征税也不会引起交易量的剧烈波动，因此无谓损失相对有限。

此外，存在一个描述无谓损失大小的计算公式，其核心结论是：无谓损失与税率的平方成正比。这意味着，随着税率升高，效率损失呈加速扩大趋势，因此过高的税率会对经济运行效率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应优先选择对缺乏弹性的商品征税

若政府的目标是在筹集必要财政收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经济效率的损害（即最小化无谓损失），则应优先考虑对需求和供给弹性均较低的商品征税。这类商品在征税后交易量变动较小，因而造成的无谓损失也较轻。例如生活必需品、无替代药品等，均属于此类典型对象。

税收收入与拉弗曲线的关系

当税率从零逐步提升时，初期政府税收总收入随之增加。但随着税率上升，市场交易活动受到抑制，税基缩小，且税率越高，交易萎缩越严重，无谓损失迅速扩大。当税率超过某一临界点后，进一步提高税率所带来的交易量下降幅度，会超过税率本身提高带来的增收效应，最终导致税收总收入不增反降。

因此，拉弗曲线呈现出倒U型形态。它揭示了一个重要启示：过高的税率不仅损害经济效率，还可能适得其反，无法实现增加财政收入的初衷。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这是由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经典隐喻。它描述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个体——无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虽仅出于自身利益进行决策和交易，但市场机制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引导这些自利行为趋向于促进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果。

市场均衡状态下总剩余达到最大化，正是这只“手”发挥作用的表现。在此状态下，资源被配置给评价最高的消费者，并由成本最低的生产者提供，实现了社会经济“蛋糕”的最大化，体现了市场的高效性。

然而，这只“手”并非无所不能。现实中常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即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以下是两个典型例子：

医疗服务：完全市场化可能导致诸多问题。首先，患者相对于医生处于严重的信息劣势，难以做出理性选择；其次，许多医疗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如疫苗接种不仅能保护个体，还能形成群体免疫，惠及他人。若依赖市场机制，个人可能因忽视外部收益而不愿接种，导致公共卫生水平下降。此外，从伦理角度出发，基本医疗通常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不应完全由支付能力决定获取与否。

基础设施建设：诸如公路、桥梁、路灯等公共设施，具有一旦建成便难以排除他人使用、也难以按使用频次收费的特点。私人企业投资此类项目往往难以收回成本并盈利，因此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保障其充分供给。

看得见的手

当市场失灵发生时，就需要“看得见的手”——即政府——介入进行调控与干预。除了纠正市场失灵外，政府干预的另一关键动因是促进社会公平。

市场机制追求效率，致力于将经济蛋糕做大，但并不保证分配的公正性。一个高度有效的市场体系仍可能催生严重的贫富分化。此时，政府有必要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这种调节通常意味着以一定程度的效率牺牲换取更广泛的社会公平。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得平衡，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公共政策抉择。

小汽车车牌案例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采用摇号的方式来分配车牌，主要是出于公平性的考虑。这种非市场机制虽然在经济学上并非最有效率的方案——因为无法确保车牌落到最需要用车的人手中，可能出现急需用车者长期摇号不中、而需求较弱者反而获得指标的情况——但它为公众提供了相对均等的获取机会，避免了将资源完全交给高支付意愿者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感。

相比之下，完全依赖市场价格机制来配置车牌确实在理论上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出价最高者获得，意味着资源流向了边际效用最高的使用者，从而提升了整体经济效率。然而，这种模式往往加剧了收入差距带来的资源占有差异，使得中低收入群体被排除在汽车拥有权之外，引发社会对公平性的质疑。

市场对于政府干预通常会做出自发反应。例如，当政府实施价格上限时，可能导致供给短缺、排队现象频发，甚至催生黑市交易；而设定价格下限时，则容易造成供过于求，带来资源浪费和库存积压。这些后果表明，公共政策的设计必须具备前瞻性，充分评估市场可能产生的各种连锁反应，审慎权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