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契约法研究的需要，麦克内尔将合同分为古典的、新古典的和关系的，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关系合同（relational contract）的概念。他区分了分立的（discrete）交易和关系交易，认为合同关系（而不是分立合同）是社会交换行为的主导方式，对任何类型的合同，一个正确的研究方法的核心是认识到所有交易在社会关系上的嵌入性（Embeddedness）（Macneil, 1998）。在经济学中，金德伯格（Goldberg, 1976）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6)最早注意到了古典合同和关系合同的区别(Furubbotn and Richter, 1998, 20)，而威廉姆森理论影响更为深远。

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2001)在麦克内尔合同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交易分析框架。古典合同是完全的，各项条款都有明确的规定，遗漏的由合同法弥补。它描述的是分立的、瞬时的交易。新古典合同是不完全的，双方都认为只有第三方的仲裁解决机制存在合同方可达成。关系合同也是不完全合同，协议中的缺口依靠的是一个关系体系中不断的谈判协商解决。威廉姆森将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用（投资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次数来描述交易的特征。排除一次的交易并假定有足够强的不确定性，交易次数（偶尔或经常）和投资专用性特点（非专用、混合或特质）将交易分为六种不同类型，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有三种缔约活动和四种治理方式与分别之相适应：当投资是非专用时不论交易频率应采用古典缔约、市场治理；当交易偶尔发生且投资有一定的专用性（混合或特质）时宜运用新古典缔约、三方治理；当交易经常发生且有一定的投资专用性（混合或特质）时进行关系性缔约活动，特质投资时一体化治理，混合投资时用双边治理。由此可见，投资专用性是关系合同产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