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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周其仁

天则研究所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在已经出版了第一批成果[1]。这批成果的一个显著特点，即系统地将自科斯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发展运用于中国近年发生的制度变迁，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同时，这项研究也比较系统地在中国实践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已有评论的注意。因此，这篇读书笔记就侧重讨论这项研究的方法论含义，并借此机会和读者交流学习科斯研究经济学方法的体会。

科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科斯有一个迷人的特点：他的研究成果好像总也造不成“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读者中一定有人知道，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被世人刮目相看。后来大行其道的“交易费用”概念，据科斯自己回忆，形成之时约为1932年。其时，科斯只是一个中国人所讲的“小年轻”，在英国一家经济和商业学院里担任“担心备课达不到水平”的助理讲师。五年后，论文发表，师友学长中有人前来道贺，但竟无一人讨论科斯的新见解。当时看好这篇论文对经济学发展异常贡献潜力的，好像只有科斯自己（他当时写信告友人，“我不相信我的一生中还会作出如此重要的工作”）。到50年代，论文被选入美国一本重要的文选；60年代，有人在脚注里加以引证；70年代，开始有人讨论；直到80年代，引证和讨论才突然与日俱增，以致“比前40年的总和还要多”。1991年11月，当科斯在斯德哥尔莫为他在交易费用、产权、企业和社会成本问题上对经济学的贡献而领取诺贝尔奖时，他已经80多岁的高龄，垂垂老矣。

不过，即使在科斯名扬四海之后，还是少有人谈到他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我们看到，无论行家里手们同意不同意，“科斯定理”已经被广泛“考虑”过了。“交易费用”概念，有人阐述，有人运用，有人批评，也已经广泛地、甚至过于广泛地被“考虑”了。“社会成本问题”的理路，对产权、商业纠纷、环保和其他公用财的利用、以及一切具有所谓“外部效果”的合约问题的深远影响，更是有目共睹。但是，科斯何以得出这些影响和改变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来的？科斯的研究方法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问题就少有人问了。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科斯简白的“散文”式论述中，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高深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时代的潮流好像就是宁肯崇拜“高深”而误入歧途。也许需要另一个40年，科斯“研究真实世界”的质朴手法才会引起应有的注意。

其实，科斯1937年的论文恰恰是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开篇的。他在一开卷就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并批评许多经济家学在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在开篇第一段落里，科斯中心阐明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须是“真实的（realistic）”。

据科斯自己在1987年的一次讲演中推测，多数读者都忽略了他的这个方法论的意见，以致在阅读时会跳过这个段落（而一位叫Putterman的先生果然在一次再版此文时将这一段落全部删去）。我们当然不得而知，有多少中国读者在阅读此文时跳过了这一段。我自己的经验是，虽然读了这一段，但还是忽略了科斯的独到见地。因为我曾经误认为，科斯的这段话无非是客气地引用并同意1930年代在伦敦赫赫有名的罗宾逊夫人的论点。后来，当我读了上引科斯在1987年的讲演稿，才知道科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意见完全与罗氏相左！因为罗宾逊夫人在《经济学是一个严肃的主题》（1932）中的主要论点是，经济学的前提性假设必须是易于处理的，如果我们能处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我们也只能别无选择地用这些不真实的假设。而科斯当时就反对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了其“易于处理性”而牺牲前提的“真实性”。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计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要研究的问题。这一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分工的知识结构中，专门学科的知识和技巧的累积对于提高认知的效率有重大意义。如果每一时代的经济学家，都“创制性地”选择一些完全无法运用经济学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技能的前提性假设，并在这些假设下开展研究工作，那么经济学根本不能形成任何可累积的知识，根本不会有自己的传统，也就无法作为一门学科来发展。科斯并不反对假设的“易于处理性”。他反对的只是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一条件，特别是反对为了“易于在经济学上处理”而不惜牺牲前提的真实性。在科斯看来，这种为了易于处理而放弃真实的倾向，已经导致如下不良倾向：“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Coase，1987，52）。如果经济学家都如此“经济”地生产论文和著作，他们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和关系吗？

科斯选择的是一个相反的替代：用真实的前提替代想象的世界。他要的是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自己的工作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在科斯之前，经济学已经累积了关于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的大量知识和分析技巧。但是，以往的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性假设是，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本身的成本为零。在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下，人们无从理解真实市场里一些复杂的组织和合约（如企业），甚至对此视而不见。科斯首先修订了“市场交易的零成本”假设，代之以一个“交易费用为正”的真实前提，然后将组织（企业）同（交易）成本分析连接起来。到了这一步，真实世界里的企业和其他复杂合约，就变得在经济学上“易于处理”了，因为经济学以往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特别是边际分析），都可能用来分析被以往经济学忽略、但在真实世界里却存在的组织和合约。

如何做到“真实而又易于处理”？

欣赏科斯贡献的我们不免进一步要问：怎样得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呢？对此，科斯在1937年可是半点天机也不曾泄露。要到50年后，科斯详尽交代了写作那篇论文的起源、含义和影响，我们才可以从中领悟到科斯所取方法的由来。以下三点是我体会到的关键：

第一，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据科斯自己讲，他的经济学训练主要是在商学院里完成的。商学院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实例研究（case study），也就是通过真实 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来研究理论。因此科斯一边跟着Plant学习价格机制，一边对英国的公用事业下调查工夫，并且累积了研究真实的企业所必要的知识（如商法、产业组织、金融和会计）。可能正是这种“两线学习法”（一线理论，一线实例），使年轻的高斯一上手就“碰”到问题：如果价格机制可以自动配置资源，为什么还有不同的工业组织？后人可以看得清楚，科斯能够“碰上”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大幸。当时也许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是科斯没有对真实的企业下过功夫，他断然“碰”不到问题，或者“碰”上了也会擦肩而过。事实上，科斯的实感使他不但“碰上”问题，而且碰上就抓住不放，尽管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们根本不讨论这个问题，已有的文献也不把这个问题当作经济学的问题。那么，如何寻找“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现实世界里企业存在的原因”？下面这句话我认为可圈可点：“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Coase, 1987，52）。这就是科斯的态度。他为此在1932年利用伦敦经济学院提供的旅游奖学金，安排了一次远渡大西洋的游历：考察美国的企业和工业组织。科斯在美国把大部分时间化在访问工厂和公司的主管，通过与“真实家伙们”的交谈来发现他脑中挥之不去的疑问的答案。科斯为此可不吝啬时间，也不怕因为刨根揪底式的收集实际资料而“弄脏了自己的手”。作为年轻学人，科斯当然也访问了美国的学院和书斋，不过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听课”。即便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奈特先生教授的课程，科斯也不过旁听几次而已。科斯关注的问题不是从先辈学者的著作里找到的，因此他也不指望从现成的著作里找到现成答案。1932年的美国之行，使科斯果然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的理由。回到英国后，科斯在1934年写下了他的草稿。三年后，这篇几乎未经修改就发表的草稿，就是今天举世皆知的“企业的性质”。

第二，重点调查现实的约束条件。真实世界五光十色，因此到真实世界里求学问并非一件易事。高斯的法门是，着重调查问题的现实约束条件。他到美国调查企业时，心中想的是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但问出口去的却并不是“贵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样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科斯到处发问：“企业在什么条件下购买产品，在什么条件下购买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自己制造？”这其实就是在调查企业存在于市场的约束条件。我们知道，科斯不用“虚例”而偏爱用实例。“虚例”是想象世界的简化，比如在经济学著作里屡屡出现的“孤岛上的鲁宾逊”之类，其好处是“易于处理”，用得好可以有助于说明复杂的理论。但虚例的危险性在于可能完全不反映问题的现实条件。试想问题都“虚”掉了，答案怎么可能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呢？在这一点上，“实例”的比较优势显而易见。实例是真实世界的简化，因此实例中总是包含着现实约束。不过，在简化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时，也有可能将一部分重要的真实约束简化掉。所以科斯不但偏爱用实例，而且偏爱用经过他本人下功夫调查的实例。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灯塔究竟是政府还是私人修建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如何通过分配频道资源集中了权力，福特汽车公司与其零配件厂的一体化程度，在这些著名的问题中，科斯都是一面利用大量一手或二手的材料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一面自己来对事实“简化”，从而得到可用于经济学研究的“够格的”实例。这很好地表明了科斯工作的重点。

第三，把实例一般化。实例包含了回答问题的要素，但是实例本身并不能自动回答问题。从实例的研究到得出对真实世界里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中间还需完成一个跳跃，这就是把实例一般化。回到科斯的企业研究：他不但调查了一批美国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的实例，而且从中把各个不同的现实情况一般化为如下这样一个判定：“如果企业为购入要素自己制造而支付的费用低于它直接从事产品买卖的费用，企业就制造；反之，企业则购买”。这个一般性判定是思维上惊险的一跃，因为科斯从中提炼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学概念－－交易费用。经此，“企业”和各种复杂合约就如同“产品和劳务”一样，变得“易于处理”了。以往的经济学忽略了交易费用，或者不言自明地“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所以无法分析市场里的各种组织；科斯从实例中一般化出交易费用，扩充、而不是抛弃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之可以“处理”企业问题。因此，当我们读到“企业的组织费用在边际上等于企业支付的市场交易费用”时，我们再也不会吃惊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的句子了。这说明，科斯的实例研究可不是满足于那些“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资料”，他要“咀嚼”实例，把实例一般化，直到得出“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

以上讨论表明，至少有三个关键词在科斯的方法论里占据重要地位：真实世界、实例和（把实例）一般化。这也提供了是否运用科斯方法的几个恰当的“指标”。下面，我们就据此来评论天则所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我们将看到，天则研究成果的长处和不足，是可以通过这几个关键词的讨论来发现的。

引人入胜的真实世界

天则研究所的这批研究成果首先显示，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经过经济学家的精心整理，可以变得如此引人入胜。首批九个天则案例，个个精彩，虽然不同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它们精彩的程度各个不同。

细究起来，使真实故事引人入胜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大家公认”的逻辑相抵触。在这种场合，“公认”会发生的没有发生，而“公认”决不会有的事却偏偏来了。在这类“与常理不合”的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那些与“权威”的预言或断言不相一致的真实了。任何一个喜欢探究的人不免要问：为什么“反常”？这样的故事读着就会来精神。

举几个天则提供的例子吧。比如人们曾经公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不会（或不应该）允许任何一种计划额度（票证）的买卖合法化的。这种共识的合理性在于，计划额度（票证）乃政府发出的分配凭证，并不是“由劳动创造”，本身“无价值”，要是官方容许计划额度买卖，岂不就是纵容“不劳而获”？迄今为止，上述公认的逻辑在绝大多数场合依然有效，因为官方对为数不少的计划额度（票证）的地下买卖，从来取禁止、打击和取缔的立场。但是，有一个却是例外：外汇额度交易。盛洪抓住这个例外细说从头，研究其何以从非法买卖演变成官方许可的合法交易，并且成为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这样的故事当然引人入胜：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承认并保护“权利的交易”？又比如，人们公认“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从几十年前宣传计划经济优越性，到近几年批评经济建设中的时弊，“无政府竞争造成的浪费”总是一个基本的论据。但是，刘世锦、江小娟深入冰箱行业的调查，却表明恰恰是这种伴随着“浪费”的竞争，推动了冰箱行业的质量进步和规模经济，同时还有效地缩短了满足社会需求的时间。在这个冰箱的故事里更为有趣的是，那些以废除竞争、“计算起来更优”为特征的所谓“产业政策”，不是根本无从实施，就是浪费更为严重。这些事实与“常识”如此不一致，人们总会有兴趣多看一眼“不应该有的”事实吧。

本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成都和上海两地股票市场的案例了。这两个故事堪称“上品”，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记录了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很好地表明，比较复杂的交易形式所需要的那些支持系统，可以怎样“反常地”在中国形成。不少学者相信，应该在初级市场改革（如产品市场放开）的成果稳固之后，应该在企业改制见效之后，应该在一系列法规建立健全之后，特别应该在政府有条不紊的周全安排下，才可以考虑开放比较高级的市场（如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这或许正是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警告中国政府在20年内不要开放股市的原因之一（见吴敬琏的转述，1995，P9）。但是，杨维关于成都“红庙子”股票交易自发成市的出色研究，却表明在某种条件下（一个足够强的盈利预期、政府放宽管制和其他），个人和自愿团体也有可能主导“为完成复杂交易不断界定产权”这样似乎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品的供应。“红庙子”发生的事的确是一个“倒爬楼梯”的个案：在初级交易还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大体靠自发势力实现了股票这样符号化产品的高级交易。这个故事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不合已有逻辑”的真实。你看，在法规、服务和什么什么都不健全或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些四川人居然用钱买“纸头”而使交易达到“每天10－30万人、成交额1000万元”的规模！

相比之下，陈郁提供的上海股市的故事就不象“红庙子”那样大起大落。不过，上海的真实也同样引人入胜：无论政府如何努力“规范”股票的柜台交易和场外交易，这种交易的“私人契约”特性－－自由成交－－总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在“合法”、“非法”或“半非法”条件下实现私人契约的交易费用）。这场“规范”与“（持股人）牟利本性”的博弈，一直到上海证交所－－一种把股票自由竞价制度化的组织－－成立才算告一段落。陈郁的故事说明，那些试图“消灭”千千百百股民卑微的牟利动机的“规范”根本不会成为“秩序”之源，因为它们总是无法实行。相比之下，上海的公开和私下的股票柜台交易落得了一个比成都“红庙子”自发股票买卖更长远的制度结果。不过这一点不重要。制度演化史并不以成败论英雄。重要的是这两个故事共同揭示了在真实世界里制度和组织变迁的动力机制。伦敦、纽约和香港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有许多因素共同起了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成文的规范条款里去探查，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因为在每一条成文规范的底部，都熔铸着深厚的由利益驱动的自发努力、创新尝试、出了格的想象力和“家伙们”的看似疯狂。对自发性毫无理解的人要称懂得市场经济，恐怕只是他在那里自说自话。

引人入胜的故事，得来却不容易。天则所的同人看来直接秉持了科斯的作风：“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制度变迁的问题和答案（樊纲研究非规范财政，还要走进乡村机构的办公室）。这种工作在那里都不容易，但由于以下几点更加显得困难。第一，天则所项目确定的研究对象－－制度变迁－－本身比一般的研究科目更难以观察；第二，几乎任何一个领域、方面或组织的实际情况的累积性报告，在我国好像都特别稀缺，加之有限的一点资料还因为部门、地区分割以及“保密”等等而变得更为零碎；第三，成果评价系统对事实含量高的研究的激励不足。因此回过头去看，天则所组织这么一个立足真实个案的大型研究，没有很大的一股劲要去实践自己选定的方法论，恐怕做不下来。在张曙光关于这个项目的说明和“课题计划书”里（见本书附录，第310－320页），我们就可以读出这么一股“气”来：“本项研究不仅要补上案例研究的空缺，而且要从中探索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道路”。为了多读到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愿意在此高喝一声：此志当贺，愿君能长久。

“看不见的”约束

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里，至少可以提出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抓到了问题，如何“打开”呢？上文说过科斯的办法是，侧重调查问题展开和问题解决的现实约束条件。对于制度性约束这样的“社会软件”，科斯从人或组织的经济行为的结果出发，追寻那些“看不见的”制度约束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天则案例里包含了相当不少一等一的制度变迁问题。紧接而来的，是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这些“似乎不该发生的”真实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通过这种揭示，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在这一方面，我对天则首批成果的评论是，一些案例做得比较好，一些还不够好。

比如张宇燕研究的联通公司案。张的问题极为重要：为什么国家在电信业这样一个重要、敏感、自然垄断特性明显的部门，放松了管制，准许联通公司冲破邮电部的独家垄断？张宇燕的报告，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他具备回答这一重大问题的实力和潜力。第一，张文清楚而简洁地勾勒出电信行业从独家垄断到“双头竞争”的全貌。这极不容易，因为本案例涉及到电信业整体、三个相关部委、军队机构和国务院高层决策，调查难度极大。第二，作者的理论修养使他直抓问题要害－－国家扩大特许权而弱化了垄断。但是，当本项研究展开到要回答“国家在何种约束条件下才‘反常’地放松了电信管制”这一中心问题时，张却用“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直接滥觞于财政拮据”（第167页）－－代替了进一步的调查。事实上，张的判据并不充分：“我们至少可从表面上看到，电信业放松管制与财政困难同时出现这一‘巧合’，其背后可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第157页）。这其实只是一个猜测，因为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并不意味“有必然联系”。猜测常常是需要的，因为猜测有可能成为进一步调查（验证）的题目。问题是作者再也没有下功夫调查他猜测到的“某种必然联系”，而是引用了一番诺斯和希克斯关于17世纪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增加财政收入的见解，就断然写下了他的“基本判断”。对此，一位看来非常熟知电信行业的评论人秦海，指出张的这一判断“是武断的”（第182页）。本书执行主编张曙光，在介绍张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之后，也指出“把电信业放松管制归之于财政困难并不确切”（第19页）。但是无论秦海还是张曙光，都没有提供出一个更好的解释。秦海的替代性结论是“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是电信业生产力变化的结果”（第182页），张教授的则是“其直接原因是巨大需求压力下的高额盈利的吸引”（第19页）。不知各位读者以为如何，我读了这两个替代性的结论，反倒觉得还不如张宇燕原来的猜测更有潜在的说服力。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两位评论人都没有从方法论上批评张宇燕，也都没有“咬住”张非要他继续调查否则不放他过马。对此我的批评是，他们和作者一样，把“调查现实约束”这一重点看轻了。“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放松电信管制”，如同“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一样，是关键的关键。在这样的关节点上，猜测也罢，大经济学家已有著作的启迪也罢，都有意义，但都代替不了真刀真枪的对真实原因的探查。

有趣的是，当盛洪研究“为什么外汇额度交易被唯一认可”和张曙光研究“中国如何走向放开粮价、取消粮票”这两个案例时，他们的灵感也共同来自诺斯“财政考虑基本左右着政府的决策”的观点。这不奇怪，因为在诺斯之后，要成功地解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机制而无视诺斯的见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同样的财政补贴压力，为什么在外汇交易上是允许其合法化，在粮票问题上却选择了压缩计划购销、扩大自由粮食市场的路线呢？就这一点而言，把盛、张两例放到一起后反而没有一个清晰的图像。我认为这里的弱点可能是作者在重点调查约束条件时，在取舍方面下的功夫不足。试想当年福特汽车公司决定一部分零部件自己设厂制造，另一部分购买时，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起了作用。科斯在调查时，一定花费功夫对所有因素进行取舍，否则他怎么会最后集中到“工厂组织费用”和“通过市场购买的费用”这个要害的约束条件上来呢？在现实的、诸多的约束条件中，必有一些更一般、更重要、更根本。研究中不仅要通过调查“取”这些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要经过调查分析“舍”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否则，下一个步骤－－“把个案一般化”－－是无从入手的。

对照起来，本书关于自发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的研究，给人留下的印象简明而清晰。成都“红庙子”案例的中心问题是“自发的股票交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到可观的规模？”杨晓维回答这个问题不凭猜测，也不靠灵感，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调查一个物件上－－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调查的中心线索是，“同时持有记名股票和原始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否可以过户？”可以过户，股票自发交易－－一种权利的交易－－就有了保障；不可以过户，自发交易图利就没有制度基础。“红庙子”自发股市的“弱小－兴盛－衰竭：三步曲，果然就是与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不被承认－承认（企业承认而地方政府不反对）－不承认（明令禁止）”相对应。我们都知道从权利确立到权利的可交易，是制度变迁中的惊险一跳。新制度经济学对权利界定和权利可交易性的讨论，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但是我们（至少我自己）决不可能想象、推理和设计出，支撑一项（颇为复杂的）权利交易的最必备的制度条件可以如此“简单”。分散的自发创新过程所拥有的成本最小化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陈郁的调查更进一步，他发现在上海股票的自发交易阶段，“过户专业户”甚至有本事办成那些没有原始股东身份证的“最次品”股票的过户手续，因而那里的大规模的股票私下交易是通过一个“分工结构”来实现的。经济学家通常是通过“价格差”来解释“交易”的。似乎只要差价－－买入卖出股票的差价，买卖票证的差价以及诸如此类－－足够大，交易就会发生。但是，把差价转化为当事人的收益需要制度－－“看不见的制度”－－的支撑。杨晓维和陈郁眼力不凡，一个看见了“身份证”，一个看见了“过户专业户”，大大帮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权利交易的约束条件。

把实例一般化

从观察中得出一般化认识的能力，据张五常先生讲，中国人是比较差的。我们也许不一定都同意张教授的“判决”。但是天则所首批成果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我看来却正是“把实例一般化”。

这并不是说，天则的案例研究缺乏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恰恰相反，本书理论要素的密集、新颖和广泛，不但以往许多调查报告集不可比拟，就是相当一些“理论专著”也难以望其项背。比方唐寿宁讨论的“立宪性规则选择缺失条件下的行政性一致同意”（见第118－140页），就是交给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生班去阅读，也还是可能令人担心其内容过于艰深。从这一点看，本项研究决不是就事论事之作，符合项目设计中“进行经济系理论创新”的自我期许。

问题是，“前理论十足，后一般化不够”。此话怎么讲呢？九篇案例研究报告中，至少六篇的引言或导论立足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提出问题。这就是所谓“前理论十足”。提出问题，描述个案，分析讨论，假设检验，一路来到结论。但是，读来令人气断：绝大多数的结论里，没有费心把研究过的实例一般化。

口说无凭，有兴趣的读者还是随我快速翻阅一下九篇案例报告的结论部分。樊纲和刘世锦江小娟两篇，结论用来讨论政策；孔泾源和张曙光则集中展望制度的演化方向（一个正向，一个逆向）。政策和展望当然重要，但它们都不是对实例中的经济行为或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抽象而得出的一般化结晶。张宇燕的案例分析理论性很强，但结论部分不知怎么来了一个“中国古典式”的模棱两可：“国家垄断的强化和弱化，特许权的扩大与缩小，至少用历史眼光看，恐怕也只能是一件因时而论而定的事情。”唐寿宁越写越实，图书馆的案例被放到附录，全篇以故事和故事的概括收尾，没有为提炼他的故事留下空间。陈郁结论中的“经验总结”部分一样是故事的概括，而“理论总结”部分里的概念，如他的评论人张军先生批评的，“并没有在先前的案例分析中得到相应的体现和运用”（第53页）。换言之，不是自己研究过的实例的一般化，而是搬来的一般化。

在我读来，九篇中只有杨晓维和盛洪两篇的结论用心对实例中的行为和过程抽象。杨晓维的故事一流，已如上述，他的结论也提升了实例中包含的有关“制度创新”的一般道理。但是，杨的结论似乎仍然过多地受到经济学家已有“框架”的束缚。“红庙子”的故事其实已经表明，所谓“自发的”股权交易不仅包含着纯粹“私人和自愿团体”的努力，而且包含着地方政府的默许和中央政府的鞭长莫及或眼开眼闭。“红庙子”的兴盛，是私人和自愿团体在盈利潜能的驱动下，与地方政府利益达成一种默契的结果。后来这个默契瓦解了，股票交易也由盛转衰。因此，这里有可能得出比林毅夫“自发的制度创新和强制的制度创新”范式更为丰富的创新范式。创新可能超出了纯粹私人自发的水平，但却还并不是政府强制性引导的结果。只要私人努力“诱致”政府不反对或默许，制度创新也可能发生。但是杨的结论限于“自发创新”和“强制创新”两个范式的讨论，虽然他对政府强制创新模式留下了深深的怀疑。我自己在研究农村改革的实例中也发现，包产到户合法化，就既不是纯粹的私人努力，也不是政府强制性创新所能实现的。它是在农民和政府（首先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中达成的。这里正好一并提出来求教于杨晓维、林毅夫和其他读者。

盛洪的结论部分对计划权利的交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合法化作了很好的一般化归结。从结论里，我们可以得到对计划体制转型的、超越外汇额度交易个案的更一般的理解。盛洪的结论不是没有再讨论的余地，但在科斯方法论的意义上，我对他的结论没有批评。顺便提一下，这个案例的写法几乎没有“前理论”色彩，盛洪显然把抽象的力气都留到了后部，也就是把实例一般化。在天则的同人当中，只有盛洪一人访问过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当面得到科斯的指教。也许因此盛洪的研究风格就受到科斯的“传染”。略为遗憾的是，盛洪的“再传染力”好像还不够强。

我们无从知道天则所首批成果在“把实例一般化”方面普遍薄弱的全部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的总结才更可靠。但有一个推测我要不揣冒昧地在此提出，这就是研究工作中的资源配置（研究基金和时间）失当。据我观察，现在利用基金、特别是国际基金的研究项目，几乎没有不重视事实调查和数据收集的。但是，往往“粗材料”到手之后，精力、钱和时间都不多了，正好匆匆了事，再奔下一个。其结果，对千辛万苦收集的原材料的加工再加工不足。原料还没有被充分“咀嚼”，就“上市、出口”了。1991年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南加州大学两位教授研究中国的乡镇企业。我们一起谈过几次，也收集了一批资料。过了不久，他们写出了一份200页的项目书，内容包括背景、问题、已有文献、假设、模型、数据来源说明和初级检验结果。这份项目建议书显然要比国内许多研究成果还象“研究成果”。后来我知道，在美国手里拿着“半成品”或“大半成品”申请研究基金的可不是少数。这种“国际惯例”对科学研究的利弊如何，我没有全面评论的资格。但是这种做法至少有一点好处，一旦得到资源，可有力量对半成品或大半成品”施加精加工。有此认识，我才敢斗胆在今年向樊纲建议，希望改革研究基金会向近年利用各种基金做的一些大型研究项目追加资源，专门用于开放潜在的高附加价值。天则的这批成果，化在再加工方面的资源应该说已经不少，本书中执行主编给许多作者的建议修改信和评论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但即使如此，本项研究中残存的附加价值还是极为可观。福特基金会如果有意，不妨考虑对这批已经对真实世界下过功夫的作者们追加一点资源，专门用于再整理、再提炼和再“咀嚼”，专门用于逼迫他们“静想”和“静写”，如此，大有希望“憋”出一些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更高质量的“一般化”认识。

超越“实证经济学”

在利用科斯方法论的几个关键词对天则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作了一番散漫的评论之后，我想回到对科斯方法论的一个“误会”来结束本文。科斯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常常被叫做“实证经济学”。更为广泛的，是把一切研究现实的作品，都称之为“实证经济学”。例如，本书执行主编张曙光就把案例研究看成“是进行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第6页）。

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因为涉及到哲学上实证主义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经典的实证经济学强调理论的精确性可以由假设与事实的一致性而得到基本检验（Robbins，1932）。但是自从弗里得曼1953年“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的论文发表之后，此种经济研究方法论变得特色鲜明而影响广远。弗里得曼的中心论点是，各种互相竞争的理论的优劣，应当以它们产生的预言的准确性来衡量（Friedman，1953）。对于弗里得曼来说，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预言（prediction）是经济研究的核心。如果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能与事实“令人惊奇地一致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有没有现实的基础并不重要。在弗里得曼看来，如果简洁的、想象的预言能被验证，说明理论能用较少的投入解释大量的事物，恰恰是理论“经济性”的表现。简言之，预言的现实性并不重要。弗里得曼自己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就是如此。“永久性收入”并不是可以观察的，但是这一想象的假说与居民住户的消费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却比凯恩斯理论的说明更好。虽然弗氏的这种实证经济学后来受到许多批评，如萨谬尔森指责这是蔑视逻辑法则，但是经济学家试图“猜出”一个同数据一致的预言的方法，还是大行其道。

科斯对以上方法都不满意。对于罗宾斯式的以检验假设与事实一致性为中心的实证经济学，科斯强调假设必须首先是真实的。对于弗里得曼式的，科斯更是斩钉截铁地表示“经济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预言的准确性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理论”（1987，52）。在这一点上，科斯同哈耶克一样，质疑经济学家是否比别人更有本事来提出预言。他不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是提出预言并检验这些预言。经济学家选择理论限于理解、解释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要选择理论，可靠的基础在科斯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毕生的工作，就是在发现、找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众所周知，他找到了一个，这就是“真实的市场交易费用不为零”。根据这一点，我以为科斯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原则的区别是有两点：（一）前提性假设必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二）主要使命是发现世界自身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的理解，而不是预言和检验预言。诚如科斯自己在获诺贝尔奖时所言，他没有给经济学贡献过什么高级的理论，但他的工作－－找寻一个更现实的前提性假设－－却给经济学的结构带来根本的变化。

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能比实证经济学在后辈学人里获得更大的回响吗？它能比实证经济学累积起更丰盛的研究成果吗？它真能够弥补实证经济学的方法里还包藏着的“脱离真实”的那些缺陷吗？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也不必为这些终究要由“市场”来决定的问题过于劳神。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了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知道有一小批经济学家开始实践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还格外高兴地知道，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开始了它在中国的实践。天则所的工作远不是完美无缺，但他们比较系统地开始了。这一点十分重要。

1996年12月6日 北京大学燕北园

warsky：字体太小，我帮你修改修改

[1] 见张曙光执行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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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铅笔 ——讲述给里德听的我的家谱 伦纳德·里德，秋风译

附：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本文写的导语 我是一支铅笔——最普通的木杆铅笔，只要是能读会写的男女老少都最再熟悉不过的铅笔*。 写字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业余爱好；那是我的全部工作所在。 你肯定有点奇怪，我干嘛要搞一个什么家谱。好吧，我来解释一下，嗯，首先，因为我的故事很有趣。其次，我是一件神秘的东西——要比树木、比日落、甚至比闪电要神秘多了。不过，很不幸，那些用我的人把我看得平淡无奇，就好象我完全是自己钻出来的，一点背景都不需要。这种目空一切的心态把我归入大路货的档次。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痛的错误，而如果人们一直犯这种错误，难免会出乱子。因为，博学的G. K. Chesterton曾经说过：“我们会因为缺乏好奇而毁灭，而不会因为期望奇迹而毁灭。” 我，铅笔，尽管看起来平平凡凡，但是也值得你探索和敬畏，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事实上，如果你能理解我的心——唉，这对不管什么人来说，恐怕都是过高的要求——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蕴涵的那些不可思议之处，你就会愿意努力维护人们正在不幸地丧失的自由。我可以教给你们一些深刻的教训。而且我教给你的教训，要比汽车、飞机或者是洗碗机还要深刻——这恰恰是因为，我看起来是这么地简单。 简单？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能了解我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听起来实在有点荒唐，是不是？尤其是当我们得知，在美国，每年要生产15亿支我，就更荒唐了。 把我拿起来仔细端详一下，你看到了什么？没有多少东西——也就是些木头，漆，印制的标签，石墨，一丁点金属，还有一块橡皮。 数不清的前身 你不能把你的家族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同样，我也不大可能叫得出我的所有前身的名字，并对其作出解释。不过，我想尽可能地列出来，让你对我的背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好有个认识。 我的家谱得从一棵树算起，一棵生长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和俄勒冈州的挺拔的雪松。现在， 你可以想象一下，锯子、卡车、绳子，以及无数用于砍伐和把雪松圆木搬运到铁道旁的各种设备。再想想制造看法和运输工具的形形色色的人和数不胜数的技能：开采矿石，冶炼钢铁，再将其加工成锯子，轴，发动机；要种植大麻，经过复杂的工序将其加工成粗壮的绳子；伐木场要有床铺，有帐篷，要做饭，要消耗各种食物。哎呀，忘了说了，在伐木工喝的每杯咖啡背后，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劳作！ 圆木被装船运输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莱安德罗。你能想象得出制造平板大卡车、铁轨、火车头的那些人，和那些修筑和安装送我到那里的整个交通体系的人们吗？这无数的人，也都是我的前身。 想想圣莱安德罗的木材加工厂。雪松圆木被切割成铅笔那么长的薄板条，只有1/4英寸厚。要在烘干炉内将这些板条烘干，然而，涂上颜色，就像妇女们往脸上涂脂抹粉一个道理。人们喜欢我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不喜欢我煞白的模样。板条上蜡，然后再烘干。制造颜料，烘干需要的热量，照明，电力，传动带，电动机，一家工厂所需要的一切设备，等等，所有这一切需要多少技能? 工厂里的清洁工也算我的前身吗？不错，还应该包括那些向太平洋天然气与电力公司的电站大坝浇铸水泥的人！因为，正是这些发电站向工厂供应了电力。 不要忘了那些或早或晚在薄板条穿州越县的运输过程中——每车装60吨——出了一份力的人们。 现在，到了铅笔制造厂——这样的工厂在机械设备和厂房建筑上要投入400万美元，这一切资本，都是我的生身父母们通过省吃俭用才积累下来的。一台很复杂的机器在每根板条上开出八条细槽，之后，再由一台机器在另外的板条上铺设笔芯，用胶水粘住，然后，放到其他的板条上面——可以说，做成了一块笔芯三明治。再由机器切割这“牢牢粘在一起的木头”三明治，我跟七位兄弟就诞生了。 我的“铅笔芯”本身——它其实根本就不含铅——就相当复杂。石墨开采自锡兰。想想那些矿工和制造他们所用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制作用轮船运输石墨的纸袋子的工人，还有那些装船的人，还有那些造船的人。甚至，守护沿途灯塔的人也为我的诞生出了一把力——还有港口的领航员们。 石墨要与产自密西西比河床的粘土混合，在精炼过程中，还要用到氢氧化铵。然后，要添加增湿剂，比如经过磺酸盐处理的油脂——这是用动物脂肪与硫磺酸进行化学反应制造出来的。经过一道又一道机器，这些混合物最后看起来是在源源不断地挤出来——好象是从一台香肠研磨机中挤出来似的——按尺寸切断，晾干，再在华氏1850度的温度下烘烤数个小时。为了提高其强度和顺滑性，还要用一种滚热的混合物处理铅笔芯，其中包括固体石蜡、经过氢化处理的天然脂肪和产自墨西哥的大戟石蜡。 我的雪松木杆上涂了六层漆。你知道油漆的全部成分吗？ 谁能想到蓖麻子的种植者和蓖麻油的加工者也是我的前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确实都是。啊，仅仅是把油漆调制成一种美丽的黄颜色的工序，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的技巧，就数不胜数了。 再看看标签。那是炭黑跟树脂加热混合而形成的一张薄膜，请问，你知道怎么制造树脂吗，你知道炭黑是什么东西吗？ 我身上的那点金属——金属箍——是黄铜的。想想那些开采锌矿石和铜矿石的人们吧，还有那些运用自己的技能，把这些自然的赐予物制作成闪闪发光的薄薄的黄铜片的人们。金属箍上的黑圈是黑镍。黑镍是什么东西，又有什么用途？为什么在我的金属箍的中间部分没有黑镍，光这个问题，就得用上好多页纸才能回答清楚。 然后就是我那至高无上的王冠，在该行业中被人很粗俗地称之“塞子”，就是人们用来擦除用我犯下的错误的那个东西。起擦除作用的那种成分叫做“硫化油胶”。看起来像橡胶一样的东西，是由荷兰东印度群岛出产的菜籽油跟氯化硫进行化学反应制造出来的。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橡胶则仅仅起粘合的作用。在这儿，需要各种各样的硫化剂和催化剂。浮石产自意大利，给“塞子”上色的颜料则是硫化铬。 无人知晓 现在，还有谁对我前面提到的这种说法不服：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完整地知道如何制造？ 事实上，有成百万参与了我的诞生过程，他们中没有谁能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你现在会说，我也扯得太远了，竟然把遥远的巴西的咖啡豆采摘工和其它地方的粮食种植者，也跟我的制作过程扯到一起。这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不过，我仍坚持我的说法。在这成百万人中，每个人，哪怕是铅笔生产公司的总裁，所作出的贡献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实际知识（know-how）。从实际知识的角度看，远在锡兰的石墨开采工与俄勒冈的伐木工之间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实际知识的类型不同。不管是矿工还是伐木工，所作出的贡献都不比工厂中的化工师或油田工人——石蜡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更多。 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油田工人或化工师家，或石墨、粘土开采工，或者是制造轮船、火车、卡车的人，或者是操纵机器生产金属箍上的滚花的工人，或者是铅笔制造公司的总裁，所有这些人，都不是由于本人需要我而干自己的那份工作的。很可能，他们每个人对我的需求都不如一年级小学生更殷切，事实上，在这无数的人中，有的人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铅笔，也根本不知道怎样使用铅笔。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他们的动机也许是这样的：这成百万人中的每个人都明白，他可以因此而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来换取自己需要或短缺的物品和服务。在这些需要中，可能包括我，也可能不包括我。 无人主宰 还有一件事就更令人称奇了：并没有一个主宰者来发号施令，或强制性地指挥生产我的这无数的生产活动。一点都没有存在这种人物的迹象。相反，我们发现，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这就是我在前面提过的神秘的东西。 据说，“只有上帝能造出一棵树”。为什么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自己不可能造出一棵树来？事实上，我们甚至是否真能把一棵树说清楚？恐怕不能，我们只能描述一些表面现象。比如，我们可以说，某种特定的分子结构表现出来就是一棵树。然而，在人类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些人，有能力记录，更不要说指挥使一棵树获得生命的分子的持续变化？ 这样的壮举，可实在是无法想象！ 我，铅笔，是种种奇迹的复杂的结合：树，锌，铜，石墨，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大自然所显现的种种奇迹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非凡的奇迹：人的种种创造精神的聚合——成百上千万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自然地、自发地整合到一起，从而对人的需求和欲望作出反应，在这各过程中，竟然没有任何人来主宰！只有上帝才能造树，因此我也坚持，正是上帝，才造出了我。人是不可能指挥这成百上千万的实际知识聚集到一起造出我来的，就像他不可能把分子聚合到一起造出一棵树一样。 这就是当我在前面写下那句话时的用意所在：“如果你能认识到我所蕴涵的那些不可思议之处，你就会愿意努力维护人们正在不幸地丧失的自由”。因为，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些实际知识会自然地，是的，会自动地组织成为创造性的、有效率的形态，从而对人的需求和要求作出反应——也就是说，不存在政府或任何强制性控制——那么，人们就掌握了自由的最本质的要素：对自由人的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也就不可能有自由。 一旦政府拥有了对创造性活动的垄断权，比如投递邮件，那么，绝大多数人就会相信，邮件本来就不可能由可以自由行动的人来有效地投递。原因如下：每个人都承认，他本人并不知道如何做跟投递邮件有关部门的一切事情，他也承认，任何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想法都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个人拥有制造一支铅笔的充分的实际知识，同样，也不会有任何个人拥有在全国投递邮件的足够的实际知识。而今，由于对自由人缺乏信心——没有意识到成百上千万人的微不足道的实际知识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自然地、奇迹般地形成并彼此合作——人们就只能得出大错特错的结论：邮件只能由政府“掌管”来投递。 证据多的是 假如我，铅笔，是唯一能够对世界上的男男女女们在可以自由尝试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何种成就提供证据的东西，那么，某人些信心不足，还情有可原，但是，证据多的是，都近在眼前，唾手可得。与制造一辆汽车或者是一台计算机、一辆联合收割机等等成千上万的东西相比，投递邮件实在是最简单不过的事。都是输送，可是，由于让人们自由地尝试，因此，他们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让人的声音传送到世界任何地方；事件还在进行之中，他们就可以把图象传送进每户人家中；他们可以在四个小时内把150名乘客从西雅图送到巴尔的摩；他们把天然气从得克萨斯州送进纽约某户人家炉中，收费之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不要任何补贴；他们把四磅石油从波斯湾运到美国东海岸——差不多是绕地球半圈——所花的钱，比政府把一盎司重的信件送到街对面收的费用都要少！ 我教给人们的启示就是：让一切创造性的活力不受妨碍地发挥出来。只须按照这一经验组织社会的运转即可。社会的司法机构则应尽最大的努力清除一切妨碍这些活力发挥的障碍。允许这些创造性的实际知识自由地流动。要相信自由的男男女女会对看不见的手作出反应。这种信念会得到证实的。我，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一支铅笔，以我奇迹般的诞生过程证明了，这是一种实在可行的信念，就像太阳、雨雪、雪松树等等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实在而可信。 本文原题I, Pencil，刊于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出版之Freeman杂志1958年12月号上。作者Leonard E. Read (1898-1983)于1946年创立经济教育基金会，并担任主席至去世。"I, Pencil"是他最著名的文章。 * 我的大名是Mongol 482，我的很多部件是在Eberhard Faber铅笔公司组装、制作和完成的。 附：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本文写的导语 伦纳德·里德引人入胜的《铅笔的故事》，已经成为一篇经典之作，它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经典。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像这篇文章这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也阐明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强调分立的知识和价格体系在传播某些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的含义，而这些信息“将使个人毋须他人告诉他们做这做哪而自行决定做可欲的事情”。 我们曾经在我的电视专题节目《自由选择》中引用过伦纳德的故事，也曾经引用他的同名著作来阐明“市场的力量”（见电视专题节目的第一集和书的第一章，该章题目即《市场的市场》），我们概述了这个故事后接着说： “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了生产铅笔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想要一支铅笔而去干自己的活儿的，他们中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铅笔，也从来不管铅笔是干什么用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作是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办法，而我们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则是为了获得我们要用的铅笔。每次我们到商店购买一支铅笔，我们都是用我们的一丁点劳务，来换取投入到铅笔生产过程中的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个人提供的极小量的一些劳务。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铅笔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没有一个人坐在一个中央办公机构对这成千上万的人发布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无人发布的命令。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然而，所有这些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合作生产一支铅笔。这是如何发生的？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就给了我们答案。” 《铅笔的故事》是典型的伦纳德·里德式的作品：富有想象力，朴素而意味深长，洋溢着对自由的热爱，这一切，贯穿在伦纳德所写的一切著作或所做的一切活动中。跟他的其它著作一样，他并没有试图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如何管理自己。他只是试图增进人们对他们自己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的理解。 这就是他的基本信条，是他在长期服务于公众——不是政府公务员性质的公共服务——的岁月中一以贯之坚持的信条。不管遭遇何种压力，他都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绝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正是这一点，使他在早年能够引人瞩目地坚守人的自由需要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和严格限制政府这样的基本理念，而后则使这种理念广为传播。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经济解释：让我们做弄潮儿

（此经济解释非网上流传的那个经济解释，而是老张的论文集，商务出版的）

――1982年10月26日香港大学经济讲座教授就职演说

在人生的转折点,人们自然对未来怀着憧憬－－是的－－但也有怀有极大的焦虑。今晚我站在这里,感到就像一个渴望成为马戏团演员的年轻人。他找到马戏团经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如果表演一次你给我1000元,我就从100英尺高的平台上跳到只有三尺水深的桶里”。

“天哪!”经理惊叫到。“你被雇用了!但是告诉我－－你怎么跳而不致粉身碎骨呢?”

“我真的还不知道,”年轻人承认,“我还没有试过”。

现在当我站在自己新职位的跳板上时,我非常感谢香港的许多新朋友。他们不仅鼓励我一跳,而且还伸出了援手,使诸事变得顺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坚信我在跳跃之后仍能自如地行走。

今天晚上还是让我从大家较为熟悉的方面开始讲吧。我请你们同我一道考察经济学中出现的令人着迷的新趋势。简单地说就是：在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根据应该是什么来分析,这是一种旨在提供政策建议的规范方法。但是,近年来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许多经济学家现在开始试图解释事情为什么像现在这样,这是一种立足于推导和检验假说的实证方法。现在对于政策的争论常常根据实证分析和事实发现。政府调控本身现在也被作为它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来研究。

潮流已转向经济解释。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能够比20年前更清楚得多地理解起作用的经济力量。我和我的同事特别幸运,因为在香港,我们做这一高涨潮流的弄潮儿具有不同寻常的优势。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首先还是让我作一个回顾。

1．背景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大约30多年以前，乔治 斯蒂格勒相当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趋势及其后果。在他对效用理论所作的经典性综述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与现实一致的标准应该予以强调＿坚持理论要观察到的行为来检验其含义。……过去不仅没有探索和检验这种具体的含义，而且还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在看来要受到经验检验的威胁时，就重新构造理论，以使检验变得无效。……（经济学家们）并不想面对事实的挑战。

他随后继续说到,这种缺点可用下列事实来说明(这里我对他再作一次引证)：

……效用理论进步缓慢。I9世纪70年代,流行可加总的效用函数;l909年才推导出正斜率的牧入曲线的合义。 I88l年提出一般化的效用函数;I915年才推导出该函数的含义。……如呆对一些理论合义进行了具体的检验,…… 如呆这些经济学家寻求建立真正的关于入的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那么,(他们)就会向我们提供更丰富和更猜确的经济理论。①.

在过去的20年,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巳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计算机的进步,以及精巧的经济计量工具的运用无疑加快了这一过程。精细的研究正逐渐出现。但是,必`须承认,现在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回避事实的挑战。

作为一个副产品,技术和统计学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一种危险:它们为''让事实说话”提供了某种巧妙的和表面上有说服力的方式。欧内斯特•内格尔己警告过这种陷阱,他写道：

社会科学(包恬经济学)中经常相当不严谨地使用理论这个词来表示几乎所有的一般说法,而不管它想达到的应用范田是多么狭窄。因而，那些经验概括(它们经常借助于曲线方法,并表示成方程形式)普遍都被贴上了这种标签，面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观察到的统计规律的外推，只适用于那些发生于某一特定社区和某一特定时期的行为。①

不过,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经济解释的兴趣正在高涨。

II．潮流的转变

莱昂内尔.罗宾斯提出了下列正确的观点：:传统的经济分析是政策导向的。甚至凯恩斯也说马歇尔欲速而不过。但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几个方面的发展其相互作用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方向。

回顾过去,潮流的转变显然不是少数杰出思想家的工作所遣成的；这一转变也不是由某些卓越的创造性思想完成的。相反,就像“以德报德”一样,各种持续的努力其相互作用带来了与我们同在的新观念。

让我从一件不太起眼的事情讲起。1946年,一个名叫'R.A.莱斯特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证明, 边际生产力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理论立足于错误的利润极 ,,大化假设。①这是一派胡言。为了驳斥这一观点,经济学家们发表了犬量关于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论文。有点难堪的是, ,我们要等一个优秀的逻辑学家来提醒我们莱斯特的缺点是我们 都已知道的东西:即若A意昧着B,说“非A”意味着“非B”则是犯了否定前提的错误。②不过,在50年代的那场争论中,还是出现了几篇杰出的论文,③这些论文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构成可检验假说的那些东西进行思考。

50年代的另一进步是由芝加哥大学的阿伦•迪雷克托开创的。他关于搭配销售问题的“日头传统”现己成为经典。在始于1936年的一件著名的反托拉斯诉讼案中,美国司法部指控 ,IBM扩张了垄断势力,因为这个正在崛起的巨人要求其顾客在租入计算机的同时购买它出产的纸卡片(这种计算机按现在的标准实际上是巨型的制表机)。原告指出,IBM通过这种搭配安排将计算机方面的垄断扩大到了纸卡片。

迪雷克托关于这一案件的看法是,垄断扩张论是不成立。他认为,这种搭配是一种度量方法,通过计算使用的卡片数来度量计算机在各种顾客中的使用强度。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充分地解释为什么这种度量是必需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知道了其他各种形式的搭配安排。不过,在迪雷克托的影响下,芝加哥的同事和学者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写出了一系列引起争论的文章。①

虽然这一题目本身或许并不十分重要,但搭配销售的含义就像传染病一样,人们染上而不觉。这是因为这些含义扩展到经济研究的新领域和经济研究的新方法。解释代替了纯理论的 政策建议。例如,在反托拉斯诉讼案中,普遍的看法是，垄断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垄断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这代表了最标 准的规范经济学。迪雷克托的上述研究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我们怎么能够在不知道出现的原国一种现象时对它作出判断呢?

而且对搭配销售的调查提供了对定价行为的第一个具体研究。在那以前,这一间题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甚至直到今天,教科书仍然只告诉我们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们很少指出定价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约束条件。它们也设有说明价格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各种含义。简言之,迪雷克托及其同道打开了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的潘多拉盒子。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这种需要出现于有关分成问题中。分成像垄断一样,被人们认定是“无效率的”。1966年我研究这个问题时,抛开无效率的观点,仅仅请问“'被称为分成的这种特定形式的合约为什么会存在?”①这个问题在那时看来很新鲜。回顾过去,我感到我那时实际上是在对我以前按触过的病毒＿搭配销售和其他定价行为“为什么会存在”＿的一种反应。

或许,这种潜伏的病毒也是学生们觉醒的原因,他们在课堂上常问“为什么”。提出关于定价和合约安排的问题很容易,但答案却常常难以捉摸。而且今天的好答案在明天就可能成为低劣或错误的解释。无论如何,提出难题使老师难堪较为容易。但这也是让学生了解经济研究之科学性质的有效途径。

30世纪50年代推动实证经济研究(解释)的另一动力也起源于芝加哥学派。除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各布.明塞尔以外,现在被称为“新"劳动经济学的所有著名的倡导者都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整个一批精湛的研究留下了加里•贝克尔、格雷格.刘易斯、艾尔伯特•里斯、T.W.舒尔茨及其弟子的大名。其实，更早一些的马歇尔和费雪已注意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①但是,50年代的发展使这一主题纳人了选择理论的框架。人力资本作为一个主题扩大到包括整个人类事务＿家庭、婚姻和离异、劳动流动等等。工资也在种族、性别、年龄、训练和教育的框架内被研究。只有在计算机时代才能产生业巳出现的这些深刻而全面的经济计量著作。其目标不过是解释职业选择。②

进人60年代,我们发现有两个重要的发展推动了经济解释潮流的高涨。第一个是货币大论战。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失业和价格水平的波动。争论的一方认为造成波动的祸首是经济本身：像一句话说的是“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另一方则坚持认为不稳定的货币供给是毛病所在。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者(这有别于凯恩斯本人)认为不受欢迎的波动是由经营行为的转变引起的＿因此证明私人企业活动中需要政府干预。“院全不是这回事!'”另一方面争论说，“政府不适当地调整货币供给才是真正的祸根”。

这两方的分歧并不在于一般的理论框架,相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预期的调整、货币需求与投资需求这类参数上。争论的起点十分规范化。但当争论吸引了以弗虽德曼和托宾为首的当代最优秀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注意时,研究就转向了经验调查。①结果表明,货币主义者(这本身是一个暖昧的词)赢得了胜利。但最近的事件表明,争论还设有结束。特别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美国最近的情况：为什么在通货膨胀下降以后利率还长期维持在这么高的水平?

60年代的第二个重要知识进展或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这就是明确认识到作为行为约束条件的产权和交易成本。这一点为什么在以前被忽略了呢?或许这种忽略可追溯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方程式中。根据这一范式,市场受虚构的“拍卖者”和同样虚构的“监督者”主导。这两者的服务被假定是免费的；所有的行为权利都被看成是绝对拥有的产权。但在实际生活中，拍卖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产权的执行是有成本的,信息和合约协商也有很大的成本。这些约束条件在一个人(或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并不存在。概括起来,它们被称为“'交易成本”,它们一旦被认识,就给经济调查的内容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由于这个因索,现在正在深入地研究不同产权结构下竞争的意义以及为什么选择特定形式的合约和经济组织。 旱在30年代,这些约束条件已被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哈耶克、奈特和凯恩斯注意到。①但经济学家们总体上还是沉迷于充当政策建议者的角色。他们并不想被不能解释的现象分心。所以他们把所有失常都称为“市场不完全",以此搪塞过去。罗宾逊和张伯伦的著作在这方面是很有影响的。②甚至在更早一些,马歇尔就通过区别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而发明了一种应急方法。 但是,在60年代,对产权和交易成本的高涨兴趣就不可能这么容易地被转移开了。双重的关心吸引了肯尼思.阿罗、乔治•斯蒂格勒、阿曼.阿尔奇安,特别是吸引了一个在美国教书 的超常智能的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注意。③几年以后, 哈罗德•德姆赛茨及其他一些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①受这些正当走红的名师的教诲,并与他们成为朋友是我的最大幸运。由于他们,我现在讲起来才有信心。

在任何科学中,新的发展很少这么快就成为一种范式。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却很快就明确无误地成为了一种范式。奇怪的是，“科斯定理”一词的流行②。这个词科斯本人都试图否认,他说他关于产权的命题并不是定理。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发现自己也像其他人一样使用这个流行术语。

.这个范式的力量无处不在。它从三个方面改变了经济学。第一，曾被看成是“不完全”而放在一边的大量现象现在能够根据不同的产权和交易成本约束条件来看待和解释。这种解释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过去的经济学家往往回避这一问题现在大多数人则至少在匆匆往前赶之前要提一下约束条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规定了约束条件以后,他们就能得到可检验 的假说,在这种情况下,土气大犬提高。由此,经济理论化突然赢得了解释和推测的力量。① 经济思考方向的第二个重要变化与研究的目的或意图有关。早期的经济学家倾向于根据所谓的“不完全”来提出政策建 议,现在许多人则知道显而易见的市场缺陷要么是产权不清的结果,要么是交易成本影响的结果。今天,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只是用讽刺的口吻谈“市场失灵”。就实用目的来说,庇古传统已 成历史。②

最后,产权和交易成本范式对社会的经济效率提供了新的解释。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现在已被重新评价和解释。现在要评价经济效率,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宾馆房客离开时灯仍然亮着是一种浪费吗?或者,在一种统一价格的自助餐厅里“吃得过多”的人“浪费”了食物吗?根据新古典传统，在上述每种情况下，答案都是“肯定的”＿因为消费的边际价值低于相应的边际成本。但当人们考虑到前一种情况下度量用电量涉及到的成本和后一种情况下度量个人的食物消费涉及到的成本时,表面上的“浪费”就消失了。①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研究政府和经济体系之间关系的全新方式。诚然,还是可以听到各种论点。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不完全的,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另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政府应该住手。但也有一些人跟着时代的步伐,提出了一些不同的问题;是不是政府本身的形成是为了降低某些交易成本?是不是政府行动的成本大于它们想矫正的浪费?政府官员想极大化的是什么?构成“政府”或“国家”的是什么?结果是，现在出现的大量研究不是关于政府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而是调控为什么是现在这种样子。调控理论或国家理论正急剧增加。②

III .经齐增长：70年代的觉醒

我们刚才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作了一个简短的回顾。我们讨论了一十多年的发展情况,提到了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已接触到方法论、定价与合约行为、“新”劳动经济学、货币大论战、产权和交易成本。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50年代和60年代的所有讨论过这些问题仍然是热点问题,经济解释的潮流缓慢而稳步地高涨。在一个引起广泛兴趣的领域里,当早期的规范性经济增长理论明白无误地与过硬的经验事实相矛盾时,经济解释就获得了真正的动力。

I933年,拉格纳 纳克斯写了一本关于不发达国家的书。①在他的带领下,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量文献谈论各国贫困之苦,提出了大量的投资标准和经济增长的战略。②那时即使还是一个学生,我也感到这些书大部分是垃圾。但这些著作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华丽辞藻连篇, 晦涩难懂。由于它们普遍是含糊不清,它们的论点是不可检验的,故也很少能够证明它们是错误的。

这样,直到事实而不是想象证明他们的错误之后,增长理论家们才支持不住了。这一刻来临于70年代,当时人们开始审视哪些国家实际上取得了进步,哪些国家仍然停滞不前。亚洲的经验提供了最生动的例子。一方面是一些国家或地区不顾或拒绝采取增长理论家们开出的药方。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朝鲜。另一方面是忠实采用这些处方的国家ぉ或许仅仅是其领导人为了吸引外援而表现得很顺从。这些国家包括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和其他一些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大多都受到战争的破坏、人口稠密、普遍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但在这些不利条件下,前一类没有采取增长理论家药方的国家站起来了,后一类国家则仍然停滞不前。发展经济学家们作最后一搏,试图通过加上各种附带条件和目标函数来挽救其理论。但事实再明显不过－经济增长与增长理论处方之间具有反向关系。

确实,香港要感谢约翰•考珀思韦特爵士和菲利普.哈登-凯夫爵士完全不受迷惑。如果他们采用了起飞、平衡与不平衡增长、收费公路定理(the turnpike theorem)、隐蔽失业、二元经济、恶性循环或固定要索系数这类流行术语下的政策建议,我们现在可能正在挨饿。亚洲发展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使增长理论家们十分难堪,我最近一清点,发现他们大多数已销声匿迹了。

实际上,亚洲的经验将成为我们一直强调的原则的经典证明：不能用确凿的证据来检验（和没有检验）的理论是模糊不清的。经济分析造成的上述等量级的灾难应该给决策者的警示：根据粗心调查而得出的经济建议经常比没有还糟糕。

但是,从痛苦的经验中还可以得出一个更重要的教训。亚洲的冒险经历证明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直在怀疑的事情：即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这一点曾经是偶然的现象。但亚洲的经验却证实了一个铁的规律: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惰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反过来说则是,在明确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支配着大多数重要资源时,没有一个经济没有增长。我们无论是回顾欧洲的罗马帝国还是回顾中国的清朝,都找不到这一规则的例外。

我们要再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种现象如此普遍?通过我们刚才一直讨论的方法＿正在兴起的产权和交易成本研究＿我们将领悟其中的奥秘和回答这个间题。答案极为简单,只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没有接受。答案就是;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换言之,广义的交易成本虽然在私有产权及相关的自由企业制度下也非常之高,但仍然比在人类巳知的任何其他制度下要低得多。①

ⅠⅤ.经济学的三副面孔

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我的观点是,经济学是“精密的”科学。人类行为的经验性规律比得上物理学中的规律。100元的钞票掉在繁忙的街道上会很快消失（尽管纸片不会消失）。像阿米戈餐馆那种档次的饭庄绝不会供应热狗或汉堡包。在香港,肯为某一汽车牌照号码花一大笔钱的人绝不会使用二手大众。从更大范围来说,如果货币数量增加一倍,价格水平将会上升。

对这些现象和大量其他有关的现象打赌,就像赌弹子离开手后会掉到地上而不会升到天花板上一样有把握。然而,不是只认识到人类行为的这些规律性就能使经济学成为“精密的科学”。使经济学成为精密科学的是下列事实:我们能够从一组假定和规律出发推导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将这些看起来相互无关的规律性现象联系起来,并作出解释。由于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我们确实还有大量的现象没有解释。但像在任何科学中一样,无知激发了进一步的研究。过去20年中经济研究前进的方式可以使人们作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人类行为中的许许多多表面上的奇怪之处现在已证明是可以作经济解释的,以致各种人类行为在某一天可能－仅仅是可能－都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①

我的前任杨森教授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到,人们普遍抱怨经 济学家之间常常有太多的不同意见。我的观点是,他们经常太容易就未经检验的理论和未经证实的证据取得心致意见了。我认为 这就是经济学得到专不精密的科学“这一含糊称号的原因。

经济学是一门令人激动的科学。它从过去的模糊不清中掘起，广现在巳不再把含混晦涩当作深刻。.它正在发现明确而严峻的事实。它衡量、检验和分析数据。就是在它看到所有需要解释的疑难现象时,它也认为人类行为是可预测的。街上的每个人看来都知道一点利率为什么高，,顾客为什么在各个商店讨价还价,医生为什么富有，或者光顾香港大众化餐馆的食客为什么在,高峰时间要争桌子。但街上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对这些问题绞尽脑汁。②答案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明显。实际上,即使对于人们为什么讨价还价,我们也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推测;经济学之所以保留早期的“沉闷科学”的称号,是因为太多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对待政策。证据表明，这些人常常是掌权者忽视的人,因此充满了失望。经济学家常常没有意识到的是,决策者像其他任何集团的个人一样，也有他们的目标和限制。换言之,决策者也是“在他们自己的约束条件下极大化”。

最后,由于两个原因,经济学也是困难的科学。第一,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成员,而他要解释的正是这些家成员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其他人，发很难客观地评价其他人的行为。他对失业和饥饿的同情与物理学家漠视原子的裂变绝对不同。熊彼特甚至曾经说过,要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作清楚的区分近乎不可能。这无疑是夸大了这一问题。但是,在自然科学中甚至不需要作这种区分。

第二个 困难是,经济调查所需要的资料并不是在建好的实验室中产生 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事实必须从中挖掘出来。但是，挖掘本身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问卷可以发出去 ,但收到的答复不是事实,而可能是谎话或混乱不堪的东西。这样，在经济研究中，经常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就不足为奇了。寨曾经检查过庇古关于农业无效率的“事实’’。①我用芝加哥大学最好的图书馆设施,查阅他所引证的出处,然后找出其中引用的参考书,这样反反复复,直到无法再进行下去为止。我找不到他所依赖的所谓“事实”的蛛丝马迹。后来我发现渔业经济学也同样是漏洞百出。“苹果和蜜蜂”的经典例子也一样是传说。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社会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对事实漫不经心,问题就很可能在于难以把事实和虚构的东西区分开来。

把社会当作实验室的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任何单个的现象可能都受到一些约束条件(即限制行为的一些变量)的影响。当对任何假说进行检验时,都必须控制某些约束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在人工建造的实验室中比在社会中要容易得多。统计和经济计量方法已作了长期努力教我们怎样以精巧的方式控制变量。但是,社会资料常常有很多缺陷。即使是使用异常详细的货币供给资料,货币大论战也还是没完没了地激烈进行。统计方法在不容易建立实验室的经济科学中将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点看来是不言自明的。

Ⅴ. 作为实验室的香港和亚洲

我坚信,香港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应用研究方面的著作总有一天会被承认。这是因为刚才提到的困难－收集和控制检验假说所需的资料问题－在一些重要方面在香港这里比起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远没有那么严重。此外,引起争论的现象在这里似乎也更容易遇到。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控制约束条件的困难。如果人们能够找到一种比其他地方更简单和不同的背景,这个问题经常就能得到解决。例如,1975年,我来到香港调查被称为计件工资的劳动合约形式。我来这里不是因为这种合约在这里更盛行(盛行也是实情),而是因为在美国,劳动合约已被各种调控－最低工资法、工会压力等搞得复杂不堪。汽车工人工会实际上在35 年以前成立时就废除了计件工资制。我的目标是考察在自由市场上人们为什么自愿地选择计件工资合约。在美国我要达到这产目标就需要区分额外限制条件所造成的所有可能的效应。这就需要多得多的数据,一切分析都需要对假定作出简化,而这种 筒化可能会削弱结论。在香港的背景下就可以免去这种复杂性。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很多这种例子。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第二个地区优势是,人日稠密的地区可以得到更重要的现象。资料收集难免出错。但是,某种现象的数`量越多,由于失常而造成错误的机会就越少。经济资料很少能 够像股票价格或金价一样精确地衡量。在许多情况下,假说的检验是通过滤掉细微的差别进行的,因为仅仅是误差就会造成这种细微的差别。然而,香港人日稠密,造成了其他经济中找不到的大量现象。这样,研究者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得出结论。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假设在某一餐馆里,租金很高,菜单上的价格并不包括直接衡量顾客占用桌子所花的时间。经济分析表明,在高峰时间,管理者会想办法“有礼貌地"催促顾客进餐。办法可能包括一些人们熟悉的手法:更快地递上账单和清理桌子;指示侍者问顾客是 不是需要另外的服务;甚或不耐烦地看着进餐缓慢的人。香港许多餐馆在中餐时间所用的不太巧妙的手法是允许等候的顾客站在进餐者的旁边。在这种场合,顾客被用来驱赶其他顾客。

现在考虑另一个更精妙的假说。让我们证明,在实行租金管制时,一部分租金收入会变成非专有收入;就是说,房东和房客都没有被授予租金总收入的专有权。因此,通过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实行租金管制的建筑就会像不存在私有产权一样成为非专用的。这个论点的一个含义是某种形式的侵占将会发生。但是,这个论点的经验证明在其他地方即使能够的话也是十分困难的。而在香港,证据则俯拾皆是。在战前式样特殊、租金被管制得大大低于市场租金的建筑物中,侵占屋顶十分盛行。这些外人在属于别人的屋顶平台上建房,有时甚至建商店。这是大规模的侵占。遗憾的是,我对这种做法的调查还没有出版。但就冲着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上面的侵占者和下面的房客，,我也一定要完成这篇论文。①

在这里进行研究还有第三个不容置疑的优势。这里的亚洲背景是一个相对未开发的领域,可以提供全新的现象和见识。这里得到的资料可以支持或反驳现有的一些论点6甚至可以提供一些启示，将老问题以全新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个人的一些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我发现,在香港,批发商有时只一对一对地批发卡蒂尔打火机－零售商每买一个金打火机必须搭买一个银打火机。同样,照相设备的批发商有时也不单独卖长焦镜头,而是要求零售商连带购买其他产品。其他产品如胶卷、闪光灯等都有不同的商标名称J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闻的这种搭配销售称为一条龙强这在美因是不常见的。时间不允许我对这些现象作详细解指出的要点是,香港的这些例子明显地驳斥了这类搭配是垄断扩张的论调。卡蒂尔公司为什么要在自已同一专利下制造的金打火机或银打火机上发挥垄断力呢?长焦镜头的批发商为什么试图通过兜售一些零售商必须打折出售的副产品来扩张垄断呢?

关于在香港背景下可能得到新见识的另一个例子,我举有 线电视这个实例。这种有线服务属于“公共”物品的范围。从传统上来说，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公共物品的生产需要政府的干预。的原因有三个;第一,这类物品的生产对私人企业来说无利可图，,因为存在收费的困难;第二,公共物品实际上是一种需要调控的自然垄断;第三,供应额外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故价格也应该为零。①在美国,政府给予特许的有线电视受到的管制多如牛毛。但香港却发生了令人着迷的偏离。由于电视信号是以直线传播的,那些住在低处的人发现邻近的高层建筑阻碍了他们接收。结果如何呢?一些精明的企业家找到了一些地势高的地方设置大功率天线。然后他们在路边的亭子里收费和经营,并将电缆线接到需要服务的家庭。换言之,“公共”物品现在由私人企业来生产－没有任何管制。而出人意料的是, 香港政府看来竟然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可以获得新见识的第三个例子也来自我自己的研究。这个例子涉及宝石市场。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某些信息成本是“浪费”的论点。流行的题目称为“甄别"或“发信号”，这些题目是由肯尼思.阿罗、杰克.赫希莱佛和迈克尔.斯彭斯引用进来的。①简短地说,该理论是,如果信息只导致了收入再分配,而没有导致资源的再配置,寻找信息的成本就是一种浪费。例如,研究气候以便对未来的小麦价格进行投机就是一种浪费,因为未来价格的任何变化都只有利于一个集团而损害另一个集团,而小麦的种植量是不变的。同理,对工人根据其生产率进行甄别也是一种浪费。据证明,在这两种活动中,一些人得利,另一些人受损,但资源配置仍然不变。因此,用于寻找信息的努力是一种浪费。

由于我怀疑这个论点,故1977年我来到香港调查宝石市场,这怎么相干呢?我知道,玉石很久以来一直是不切开就出售的ぉ有时只在面上稍微开一个小口以帮助估价。要成为分类专家,玉石的估价者平均需要16年的培训。即使在这以后,他仍可能出大错。根据“甄别"论,从浪费信息成本的角度看,这似乎是最大的经济无效率。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了无数代人。至于其中的原因,现在的问题就成为“为何会这样”?既然出售前切开会大大降低信息成本,玉石为什么未切开就出售?这里时间也不允许我解释我对这个谜团的答案。要点只是,由于观察到一个不同的现象,我能够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在任何科学中，正确地提⑻间题通常都是事半功倍。

这些研究机会只是从我自己作为应用价格理论家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而来的。在这一领城我还能举出更多的例子。我肯定,桓其他领域,如货币理论中,在香港也可以找到大量同样发人深思的问题。各种经济学家己注意到了这些儿乎只属于香港的问疆中的一些问题。例如特许银行制度;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地区撇制;港币和人民币之间各种汇率的特点和含义。 “在这里,我们还享有进行重要研究的另一大优势:我们享有难得的机会来观察相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大陆和香潘。这两个经济体制由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香港的人蹲甚至更稠密,自然资源更少。今年7月我遇到了几个先到大陆燃后到香港旅行的杰出经济学家。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偶然看到的相差悬殊的经济绩效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有教益的经验。其中一个人甚至说,进行这样的旅行应该成为所有经济系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前提条件。

姑且不谈亚洲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本身也是最有希望的经济研究领域－中国还提供了研究运行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无可比拟的样本。在整个文明史上,还没有哪种制度被推进到这样极端的地步。以前的研究大都毫无益处,因为闭关良守政策使外界得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然而,现在门户已经打开－虽然没有全开,但至少已开得足够大,/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东西。进行一些可信的经济研究看来巳确有可能。仅仅在几年以前,人们还难以想象会放松管制,但现在已可以把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译成中文。

我们不能天真地希望研究中国问题会一帆风顺,或者研究者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必须公正地、极其客观地和严肃地对待这一任务。14年以前,我在芝加哥费力地翻阅了十余卷讨论中国人民公社的材料,结果却完全没有得到它们是什么和如何运行的概念;字里行间充满了华丽辞藻和口号,以及对毛泽东的无限赞美。今天我们大有希望透过华丽辞藻而直达事实真相。

像科斯这样的权威人士坚持支持这种研究。他承认,经济研究的成果事前都不能断定。但他说,他所能想到的任何其他研究都难以超过研究中国经济制度可能带来的成果。持这种观点的并非他一人。中国是评价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运行的新场所。

ⅤⅠ.结束语

这个演讲以悲观的调子开始。太多的未经检验的理论和太少的确凿事实,构成了我所追溯的早期经济研究的特征。诚然,今天我们仍然带有一些传统的观念。经济学中的许多人仍然不愿意检验含义;他们仍然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来接受;他们还敢作无根据的政策建议。

但我们也要看到乐观的一面。潮流正在转变,且是不可抗拒地转变。这种转变开始于50和⑽年代,在70年代变成了经济解释而非政策建议的持久不衰的滔滔洪流。当世人看到亚洲两类国家经济绩效的鲜明例子时.人们更迫切地感到需要这种转变。

现在当我们进入80年代时,这些变化已不言自明。不久以前,“外部经济”或“不经济”还是经济发展领域中的热门课题,与“瓶颈”“起飞”“恶性循环”和“平衡与不平衡增长"这类模糊不清的词语一起出现。现在,这些概念看来已经过时。仅仅在20年以前,“合约”一词还只限于艾奇沃思-鲍利箱形图中的“合约曲绽”,但现在它已成为经济学的常用词。产权以前是博士生未涉足的领域,现在则出现了研究产权的中心,这一题目甚至已在本科一级教授。交易成本范式已经扎下根来。

在整个演说中,我极力强调了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的重要性。我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根据脱离实际的分析和粗糙的凋查而提出政策建议的倾向。但我并不想否定透彻的经济研究在指导公共政策方面的用处。推测政策效果的任何分析都有助于说明政策的价值。我们受到的训练就是要进行这种分析,并且我们如果具有献身精神的话,可以干得很出色。但是,我们不必走得太远,不必去判断政府应该做什么。

同样,我并不想判断教育和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补贴。但是我们感谢我们受到资助来履行一些特定的职责。我们要教书,要研究,要阐述,要解释。

我们要传授知识。当我们审视中国的时候,我们接受训练而从事的这一狭窄专业看来意义重大,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弥合这种差距。我们也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的经验能够大大增加我们自己的知识。

当我们付诸行动的时候,让我们谨记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留给我们的格言： 从这类争论中得到的经验显示,在用理性来考察和解释事实以前,是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到任何东酉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此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马歇尔是伟大的。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如果我们利用我们所处的时间与地点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对理解经济体制的运行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Garrett Hardin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Garrett Hardin, Science, 162(1968):1243-1248.

At the end of a thoughtful article on the future of nuclear war, J.B. Wiesner and H.F. York concluded that: "Both sides in the arms race are…confronted by the dilemma of steadily increasing military power and steadily decreasing national security. It is our considered professional judgment that this dilemma has no technical solution. If the great powers continue to look for solutions in the are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ly, the result will be to worsen the situation.'' [1]

I would like to focus your attention not on the subject of the article (national security in a nuclear world) but on the kind of conclusion they reached, namely that there is no technic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n implicit and almost universal assumption of discussions published in professional and semipopular scientific journals is that the problem under discussion has a technical solution. A technical solution may be defined as one that requires a change only in the technique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demanding little or nothing in the way of change in human values or ideas of morality.

In our day (though not in earlier times) technical solutions are always welcome. Because of previous failures in prophecy, it takes courage to assert that a desired technical solution is not possible. Wiesner and York exhibited this courage; publishing in a science journal, they insisted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was not to be found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They cautiously qualified their statement with the phrase, "It is our considered professional judgment...." Whether they were right or not is not the concern of the present article. Rather, the concern here is with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 a class of human problems which can be called "no technical solution problems," and more specifically,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iscussion of one of these.

It is easy to show that the class is not a null class. Recall the game of tick-tack-toe. Consider the problem, "How can I win the game of tick-tack-toe?" It is well known that I cannot, if I assume (in keeping with the conventions of game theory) that my opponent understands the game perfectly. Put another way, there is no "technic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 can win only by giving a radical meaning to the word "win." I can hit my opponent over the head; or I can falsify the records. Every way in which I "win" involves, in some sense, an abandonment of the game, as we intuitively understand it. (I can also, of course, openly abandon the game -- refuse to play it. This is what most adults do.)

The class of "no technical solution problems" has members. My thesis is that the "population problem," as conventionally conceived, is a member of this class. How it is conventionally conceived needs some comment. It is fair to say that most people who anguish over the population problem are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avoid the evils of overpopulation without relinquishing any of the privileges they now enjoy. They think that farming the seas or developing new strains of wheat will solve the problem -- technologically. I try to show here that the solution they seek cannot be found. The population problem cannot be solved in a technical way, any more than can the problem of winning the game of tick-tack-toe.

What Shall We Maximize?

Population, as Malthus said, naturally tends to grow "geometrically," or, as we would now say, exponentially. In a finite world this means that the per-capita share of the world's goods must decrease. Is ours a finite world?

A fair defense can be put forward for the view that the world is infinite or that we do not know that it is not. But, in terms of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we must face in the next few generations with the foreseeable technology, it is clear that we will greatly increase human misery if we do not, during the immediate future, assume that the world available to the terrestrial human population is finite. "Space" is no escape. [2]

A finite world can support only a finite population; therefore, population growth must eventually equal zero. (The case of perpetual wide fluctuations above and below zero is a trivial variant that need not be discussed.) When this condition is met, what will be the situation of mankind? Specifically, can Bentham's goal of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be realized?

No -- for two reasons, each sufficient by itself. The first is a theoretical one. It is not mathematically possible to maximize for two (or more) variabl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was clearly stated by 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3] but the principle is implicit in the theory of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dating back at least to D'Alembert (1717-1783).

The second reason springs directly from biological facts. To live, any organism must have a source of energy (for example, food). This energy is utilized for two purposes: mere maintenance and work. For man maintenance of life requires about 1600 kilocalories a day ("maintenance calories"). Anything that he does over and above merely staying alive will be defined as work, and is supported by "work calories" which he takes in. Work calories are used not only for what we call work in common speech; they are also required for all forms of enjoyment, from swimming and automobile racing to playing music and writing poetry. If our goal is to maximize population it is obvious what we must d We must make the work calories per person approach as close to zero as possible. No gourmet meals, no vacations, no sports, no music, no literature, no art…I think that everyone will grant, without argument or proof, that maximizing population does not maximize goods. Bentham's goal is impossible.

In reaching this conclusion I have made the usual assumption that it is the acquisition of energy that is the problem. The appearance of atomic energy has led some to question this assumption. However, given an infinite source of energy, population growth still produces an inescapable problem. The problem of the acquisition of energy is replaced by the problem of its dissipation, as J. H. Fremlin has so wittily shown. [4] The arithmetic signs in the analysis are, as it were, reversed; but Bentham's goal is unobtainable.

The optimum population is, then, less than the maximum. The difficulty of defining the optimum is enormous; so far as I know, no one has seriously tackled this problem. Reaching an acceptable and stable solution will surely require more than one generation of hard analytical work -- and much persuasion.

We want the maximum good per person; but what is good? To one person it is wilderness, to another it is ski lodges for thousands. To one it is estuaries to nourish ducks for hunters to shoot; to another it is factory land. Comparing one good with another is, we usually say, impossible because goods are incommensurable. Incommensurables cannot be compared.

Theoretically this may be true; but in real life incommensurables are commensurable. Only a criterion of judgment and a system of weighting are needed. In nature the criterion is survival. Is it better for a species to be small and hideable, or large and powerful? Natural selection commensurates the incommensurables. The compromise achieved depends on a natural weighting of the values of the variables.

Man must imitate this proces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 fact he already does, but unconsciously. It is when the hidden decisions are made explicit that the arguments begin. The problem for the years ahead is to work out an acceptable theory of weighting. Synergistic effects, nonlinear variation, and difficulties in discounting the future make the intellectual problem difficult, but not (in principle) insoluble.

Has any cultural group solved this practical problem at the present time, even on an intuitive level? One simple fact proves that none has: there is no prosperous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today that has, and has had for some time, a growth rate of zero. Any people that has intuitively identified its optimum point will soon reach it, after which its growth rate becomes and remains zero.

Of course, a positive growth rate might be taken as evidence that a population is below its optimum. However, by any reasonable standards, the most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s on earth today are (in general) the most miserable. This association (which need not be invariable) casts doubt on the optimistic assumption that the positive growth rate of a population is evidence that it has yet to reach its optimum.

We can make little progress in working toward optimum population size until we explicitly exorcise the spirit of Adam Smith in the field of practical demography. In economic affairs,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popularized the "invisible hand," the idea that an individual who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is, as it were,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the public interest." [5] Adam Smith did not assert that this was invariably true, and perhaps neither did any of his followers. But he contributed to a dominant tendency of thought that has ever since interfered with positive action based on rational analysis, namely, the tendency to assume that decisions reached individually will, in fact, be the best decisions for an entire society. If this assumption is correct it justifies the continuance of our present policy of laissez faire in reproduction. If it is correct we can assume that men will control their individual fecundity so as to produce the optimum population. If the assumption is not correct, we need to reexamine our individual freedoms to see which ones are defensible.

Tragedy of Freedom in a Commons

The rebuttal to the invisible hand in population control is to be found in a scenario first sketched in a little-known Pamphlet in 1833 by a mathematical amateur named William Forster Lloyd (1794-1852). [6] We may well call i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using the word "tragedy" as the philosopher Whitehead used it [7]: "The essence of dramatic tragedy is not unhappiness. It resides in the solemnity of the remorseless working of things." He then goes on to say, "This inevitableness of destiny can only be illustrated in terms of human life by incidents which in fact involve unhappiness. For it is only by them that the futility of escape can be made evident in the drama."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develops in this way. Picture a pasture open to all. It is to be expected that each herdsman will try to keep as many cattle as possible on the commons. Such an arrangement may work reasonably satisfactorily for centuries because tribal wars, poaching, and disease keep the numbers of both man and beast well below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land. Finally, however, comes the day of reckoning, that is, the day when the long-desired goal of social stability becomes a reality. At this point,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commons remorselessly generates tragedy.

As a rational being, each herdsman seeks to maximize his gain.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more or less consciously, he asks, "What is the utility to me of adding one more animal to my herd?" This utility has one negative and one positive component.

1. The positive component is a function of the increment of one animal. Since the herdsman receives all the proceeds from the sale of the additional animal, the positive utility is nearly + 1.

2. The negative component is a function of the additional overgrazing created by one more animal. Since, however, the effects of overgrazing are shared by all the herdsmen, the negative utility for any particular decision璵aking herdsman is only a fraction of - 1.

Adding together the component partial utilities, the rational herdsman concludes that the only sensible course for him to pursue is to add another animal to his herd. And another.... But this is the conclusion reached by each and every rational herdsman sharing a commons. Therein is the tragedy. Each man is locked into a system that compels him to increase his herd without limit -- in a world that is limited. Ruin is the destination toward which all men rush, each pursuing his own best interest in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the freedom of the commons. Freedom in a commons brings ruin to all.

Some would say that this is a platitude. Would that it were! In a sense, it was learne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but natural selection favors the forces of psychological denial. [8] The individual benefits as an individual from his ability to deny the truth even though society as a whole, of which he is a part, suffers. Education can counteract the natural tendency to do the wrong thing, but the inexorable succession of generations requires that the basis for this knowledge be constantly refreshed.

A simple incident that occurred a few years ago in Leominster, Massachusetts shows how perishable the knowledge is. During the Christmas shopping season the parking meters downtown were covered with plastic bags that bore tags reading: "Do not open until after Christmas. Free parking courtesy of the mayor and city council." In other words, facing the prospect of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already scarce space, the city fathers reinstituted the system of the commons. (Cynically, we suspect that they gained more votes than they lost by this retrogressive act.)

In an approximate way, the logic of the commons has been understood for a long time, perhaps since the discovery of agriculture or the inven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n real estate. But it is understood mostly only in special cases which are not sufficiently generalized. Even at this late date, cattlemen leasing national land on the Western ranges demonstrate no more than an ambivalent understanding, in constantly pressuring federal authorities to increase the head count to the point where overgrazing produces erosion and weed-dominance. Likewise, the oceans of the world continue to suffer from the survival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mmons. Maritime nations still respond automatically to the shibboleth of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Professing to believe in the "inexhaustible resources of the oceans," they bring species after species of fish and whales closer to extinction. [9]

The National Parks present another instance of the working out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t present, they are open to all, without limit. The parks themselves are limited in extent -- there is only one Yosemite Valley -- whereas population seems to grow without limit. The values that visitors seek in the parks are steadily eroded. Plainly, we must soon cease to treat the parks as commons or they will be of no value to anyone.

What shall we do? We have several options. We might sell them off as private property. We might keep them as public property, but allocate the right to enter them. The allocation might be on the basis of wealth, by the use of an auction system. It might be on the basis of merit, as defined by some agreed璾pon standards. It might be by lottery. Or it might be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administered to long queues. These, I think, are all objectionable. But we must choose -- or acquiesce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mmons that we call our National Parks.

Pollution

In a reverse way,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reappears in problems of pollution. Here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taking something out of the commons, but of putting something in -- sewage, or chemical, radioactive, and heat wastes into water; noxious and dangerous fumes into the air; and distracting and unpleasant advertising signs into the line of sight. The calculations of utility are much the same as before. The rational man finds that his share of the cost of the wastes he discharges into the commons is less than the cost of purifying his wastes before releasing them. Since this is true for everyone, we are locked into a system of "fouling our own nest," so long as we behave only as independent, rational, free enterpriser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s a food basket is averted by private property, or something formally like it. But the air and waters surrounding us cannot readily be fenced, and so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s a cesspool must be prevented by different means, by coercive laws or taxing devices that make it cheaper for the polluter to treat his pollutants than to discharge them untreated. We have not progressed as far with the solution of this problem as we have with the first. Indeed, our particular concept of private property, which deters us from exhausting the positive resources of the earth, favors pollution. The owner of a factory on the bank of a stream -- whose property extends to the middle of the stream -- often has difficulty seeing why it is not his natural right to muddy the waters flowing past his door. The law, always behind the times, requires elaborate stitching and fitting to adapt it to this newly perceived aspect of the commons.

The pollution problem is a consequence of population. It did not much matter how a lonely American frontiersman disposed of his waste. "Flowing water purifies itself every ten miles," my grandfather used to say, and the myth was near enough to the truth when he was a boy, for there were not too many people. But as population became denser, the natur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recycling processes became overloaded, calling for a re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How to Legislate Temperance?

Analysis of the pollution problem as a func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uncovers a not generally recognized principle of morality, namely: the morality of an act is a func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system at the time it is performed. [10] Using the commons as a cesspool does not harm the general public under frontier conditions, because there is no public; the same behavior in a metropolis is unbearable.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ago a plainsman could kill an American bison, cut out only the tongue for his dinner, and discard the rest of the animal. He was not in any important sense being wasteful. Today, with only a few thousand bison left, we would be appalled at such behavior.

In passing,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morality of an act cannot be determined from a photograph. One does not know whether a man killing an elephant or setting fire to the grassland is harming others until one knows the total system in which his act appears. "One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said an ancient Chinese; but it may take ten thousand words to validate it. It is as tempting to ecologists as it is to reformers in general to try to persuade others by way of the photographic shortcut. But the essence of an argument cannot be photographed: it must be presented rationally -- in words.

That morality is system-sensitive escaped the attention of most codifiers of ethics in the past. "Thou shalt not…" is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ethical directives which make no allowance for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The laws of our society follow the pattern of ancient ethics, and therefore are poorly suited to governing a complex, crowded, changeable world. Our epicyclic solution is to augment statutory law with administrative law. Since it i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to spell out all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is safe to burn trash in the back yard or to run an automobile without smog璫ontrol, by law we delegate the details to bureaus. The result is administrative law, which is rightly feared for an ancient reason -- Quis custodies ipsos custodes? --Who shall watch the watchers themselves? John Adams said that we must have a "government of laws and not men." Bureau administrators, trying to evaluate the morality of acts in the total system, are singularly liable to corruption, producing a government by men, not laws.

Prohibition is easy to legislate (though not necessarily to enforce); but how do we legislate temperance? 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it can be accomplished best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We limit possibilities unnecessarily if we suppose that the sentiment of Quis custodiet denies us the use of administrative law. We should rather retain the phrase as a perpetual reminder of fearful dangers we cannot avoid. The great challenge facing us now is to invent the corrective feedbacks that are needed to keep custodians honest. We must find ways to legitimate the needed authority of both the custodians and the corrective feedbacks.

Freedom to Breed Is Intolerable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s involved in population problems in another way. In a world governed solely by the principle of "dog eat dog" --if indeed there ever was such a world--how many children a family had would not be a matter of public concern. Parents who bred too exuberantly would leave fewer descendants, not more, because they would be unable to care adequately for their children. David Lack and others have found that such a negative feedback demonstrably controls the fecundity of birds. [11] But men are not birds, and have not acted like them for millenniums, at least.

If each human family were dependent only on its own resources; if the children of improvident parents starved to death; if thus, over breeding brought its own "punishment" to the germ line -- then there would be no public interest in controlling the breeding of families. But our society is deeply committed to the welfare state, [12] and hence is confronted with another aspect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a welfare state, how shall we deal with the family, the religion, the race, or the class (or indeed any distinguishable and cohesive group) that adopts over breeding as a policy to secure its own aggrandizement? [13] To couple the concept of freedom to breed with the belief that everyone born has an equal right to the commons is to lock the world into a tragic course of action.

Unfortunately this is just the course of action that is being pursu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late 1967, some thirty nations agreed to the following: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describes the family as the natural and fundamental unit of society. It follows that any choice and decision with regard to the size of the family must irrevocably rest with the family itself, and cannot be made by anyone else.'' [14]

It is painful to have to deny categorically the validity of this right; denying it, one feels as uncomfortable as a resident of Salem, Massachusetts, who denied the reality of witch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t the present time, in liberal quarters, something like a taboo acts to inhibit criticism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re is a feeling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is "our last and best hope," that we shouldn't find fault with it; we shouldn't play into the hands of the archconservatives. However, let us not forget what Robert Louis Stevenson said: "The truth that is suppressed by friends is the readiest weapon of the enemy." If we love the truth we must openly deny the validity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even though it is promo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We should also join with Kingsley Davis [15] in attempting to get Planned Parenthood-World Population to see the error of its ways in embracing the same tragic ideal.

Conscience Is Self-Eliminating

It is a mistake to think that we can control the breeding of mankind in the long run by an appeal to conscience. Charles Galton Darwin made this point when he spoke on the centennial of the publication of his grandfather's great book. The argument is straightforward and Darwinian.

People vary. Confronted with appeals to limit breeding, some people will undoubtedly respond to the plea more than others. Those who have more children will produce a larger fractio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than those with more susceptible consciences. The differences will be accentuated,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In C. G. Darwin's words: "It may well be that it would take hundreds of generations for the progenitive instinct to develop in this way, but if it should do so, nature would have taken her revenge, and the variety Homo contracipiens would become extinct and would be replaced by the variety Homo progenitivus. [16]

The argument assumes that conscience or the desire for children (no matter which) is hereditary-but hereditary only in the most general formal sense. The result will be the same whether the attitude is transmitted through germ cells, or exosomatically, to use A. J. Lotka's term. (If one denies the latter possibility as well as the former, then what's the point of education?) The argument has here been st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pulation problem, but it applies equally well to any instance in which society appeals to an individual exploiting a commons to restrain himself for the general good -- by means of his conscience. To make such an appeal is to set up a selective system that works toward the elimination of conscience from the race.

Pathogenic Effects of Conscience

The long-term disadvantage of an appeal to conscience should be enough to condemn it; but it has serious short-term disadvantages as well. If we ask a man who is exploiting a commons to desist "in the name of conscience," what are we saying to him? What does he hear? -- not only at the moment but also 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night when, half asleep, he remembers not merely the words we used but also th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cues we gave him unawares? Sooner or later, consciously or subconsciously, he senses that he has received two communications, and that they are contradictory: 1. (intended communication) "If you don't do as we ask, we will openly condemn you for not acting like a responsible citizen"; 2. (the unintended communication) "If you do behave as we ask, we will secretly condemn you for a simpleton who can be shamed into standing aside while the rest of us exploit the commons."

Every man then is caught in what Bateson has called a "double bind." Bateson and his co-workers have made a plausible case for viewing the double bind as an important causative factor in the genesis of schizophrenia. [17] The double bind may not always be so damaging, but it always endangers the mental health of anyone to whom it is applied. "A bad conscience," said Nietzsche, "is a kind of illness."

To conjure up a conscience in others is tempting to anyone who wishes to extend his control beyond the legal limits. Leaders at the highest level succumb to this temptation. Has any president during the past generation failed to call on labor unions to moderate voluntarily their demands for higher wages, or to steel companies to honor voluntary guidelines on prices? I can recall none. The rhetoric used on such occasions is designed to produce feelings of guilt in noncooperators.

For centuries it was assumed without proof that guilt was a valuable, perhaps even an indispensable, ingredient of the civilized life. Now, in this post-Freudian world, we doubt it.

Paul Goodman speaks from the modern point of view when he says: "No good has ever come from feeling guilty, neither intelligence, policy, nor compassion. The guilty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object but only to themselves, and not even to their own interests, which might make sense, but to their anxieties.'' [18]

One does not have to be a professional psychiatrist to see the consequences of anxiety. We in the Western world are just emerging from a dreadful two centuries-long Dark Ages of Eros that was sustained partly by prohibition laws, but perhaps more effectively by the anxiety-generating mechanisms of education. Alex Comfort has told the story well in The Anxiety Makers; [19] it is not a pretty one.

Since proof is difficult, we may even concede that the results of anxiety may sometimes, from certain points of view, be desirable. The larger question we should ask is whether, as a matter of policy, we should ever encourage the use of a technique the tendency (if not the intention) of which is psychologically pathogenic. We hear much talk these days of responsible parenthood; the coupled word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titles of some organizations devoted to birth control. Some people have proposed massive propaganda campaigns to instill responsibility into the nation's (or the world's) breeders. But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conscience? When we use the word responsibility in the absence of substantial sanctions are we not trying to browbeat a free man in a commons into acting against his own interest? Responsibility is a verbal counterfeit for a substantial quid pro quo. It is an attempt to get something for nothing.

If the word responsibility is to be used at all, I suggest that it be in the sense Charles Frankel uses it. [20] "Responsibility," says this philosopher, "is the product of definite social arrangements." Notice that Frankel calls for social arrangements -- not propaganda.

Mutual Coercion Mutually Agreed Upon

The social arrangements that produce responsibility are arrangements that create coercion, of some sort. Consider bank robbing. The man who takes money from a bank acts as if the bank were a commons. How do we prevent such action? Certainly not by trying to control his behavior solely by a verbal appeal to hi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Rather than rely on propaganda we follow Frankel's lead and insist that a bank is not a commons; we seek the definite social arrangements that will keep it from becoming a commons. That we thereby infringe on the freedom of would-be robbers we neither deny nor regret.

The morality of bank robbing is particularly easy to understand because we accept complete prohibition of this activity. We are willing to say "Thou shalt not rob banks," without providing for exceptions. But temperance also can be created by coercion. Taxing is a good coercive device. To keep downtown shoppers temperate in their use of parking space we introduce parking meters for short periods, and traffic fines for longer ones. We need not actually forbid a citizen to park as long as he wants to; we need merely make it increasingly expensive for him to do so. Not prohibition, but carefully biased options are what we offer him. A Madison Avenue man might call this persuasion; I prefer the greater candor of the word coercion.

Coercion is a dirty word to most liberals now, but it need not forever be so. As with the four-letter words, its dirtiness can be cleansed away by exposure to the light, by saying it over and over without apology or embarrassment. To many, the word coercion implies arbitrary decisions of distant and irresponsible bureaucrats; but this is not a necessary part of its meaning. The only kind of coercion I recommend is mutual coercion,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affected.

To say that we mutually agree to coercion is not to say that we are required to enjoy it, or even to pretend we enjoy it. Who enjoys taxes? We all grumble about them. But we accept compulsory taxes because we recognize that voluntary taxes would favor the conscienceless. We institute and (grumblingly) support taxes and other coercive devices to escape the horror of the commons.

An alternative to the commons need not be perfectly just to be preferable. With real estate and other material goods, the alternative we have chosen is the instit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coupled with legal inheritance. Is this system perfectly just? As a genetically trained biologist I deny that it is. It seems to me that, if there are to be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inheritance, legal possession should be perfectly correlated with biological inheritance-that those who are biologically more fit to be the custodians of property and power should legally inherit more. But genetic recombination continually makes a mockery of the doctrine of "like father, like son" implicit in our laws of legal inheritance. An idiot can inherit millions, and a trust fund can keep his estate intact. We must admit that our legal system of private property plus inheritance is unjust -- but we put up with it because we are not convinced, at the moment, that anyone has invented a better system. The alternative of the commons is too horrifying to contemplate. Injustice is preferable to total ruin.

It is one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warfare between reform and the status quo that it is thoughtlessly governed by a double standard. Whenever a reform measure is proposed it is often defeated when its opponents triumphantly discover a flaw in it. As Kingsley Davis has pointed out, [21] worshipers of the status quo sometimes imply that no reform is possible without unanimous agreement, an implication contrary to historical fact. As nearly as I can make out, automatic rejection of proposed reforms is based on one of two unconscious assumptions: (1) that the status quo is perfect; or (2) that the choice we face is between reform and no action; if the proposed reform is imperfect, we presumably should take no action at all, while we wait for a perfect proposal.

But we can never do nothing. That which we have don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s also action. It also produces evils. Once we are aware that the status quo is action, we can then compare its discoverabl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ith the predicte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roposed reform, discounting as best we can for our lack of experience. On the basis of such a comparison, we can make a rational decision which will not involve the unworkable assumption that only perfect systems are tolerable.

Recognition of Necessity

Perhaps the simplest summary of this analysis of man's population problems is this: the commons, if justifiable at all, is justifiable only under conditions of low-population density. As the human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the commons has had to be abandoned in one aspect after another.

First we abandoned the commons in food gathering, enclosing farm land and restricting pastures and hunting and fishing areas. These restrictions are still not complete throughout the world.

Somewhat later we saw that the commons as a place for waste disposal would also have to be abandoned. Restrictions on the disposal of domestic sewage are widely accepted in the Western world; we are still struggling to close the commons to pollution by automobiles, factories, insecticide sprayers, fertilizing operations, and atomic energy installations.

In a still more embryonic state is our recognition of the evils of the commons in matters of pleasure. There is almost no restriction on the propagation of sound waves in the public medium. The shopping public is assaulted with mindless music, without its consent. Our government has paid out billions of dollars to create a supersonic transport which would disturb 50,000 people for every one person whisked from coast to coast 3 hours faster. Advertisers muddy the airwaves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pollute the view of travelers. We are a long way from outlawing the commons in matters of pleasure. Is this because our Puritan inheritance makes us view pleasure as something of a sin, and pain (that is, the pollution of advertising) as the sign of virtue?

Every new enclosure of the commons involves the infringement of somebody's personal liberty. Infringements made in the distant past are accepted because no contemporary complains of a loss. It is the newly proposed infringements that we vigorously oppose; cries of "rights" and "freedom" fill the air. But what does "freedom" mean? When men mutually agreed to pass laws against robbing, mankind became more free, not less so. Individuals locked into the logic of the commons are free only to bring on universal ruin; once they see the necessity of mutual coercion, they become free to pursue other goals. I believe it was Hegel who said, "Freedom is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ity."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necessity that we must now recognize, is the necessity of abandoning the commons in breeding. No technical solution can rescue us from the misery of overpopulation. Freedom to breed will bring ruin to all. At the moment, to avoid hard decisions many of us are tempted to propagandize for conscience and responsible parenthood. The temptation must be resisted, because an appeal to independently acting consciences selects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all conscience in the long run, and an increase in anxiety in the short.

The only way we can preserve and nurture other and more precious freedoms is by relinquishing the freedom to breed, and that very soon. "Freedom is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ity" -- and it is the role of education to reveal to all the necessity of abandoning the freedom to breed. Only so, can we put an end to this aspect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Notes

1. J. B. Wiesner and H. F. York, Scientific American 211 (No. 4), 27 (1964).

2. G. Hardin, Journal of Heredity 50, 68 (1959), S. von Hoernor, Science 137, 18, (1962).

3. J. von Neumann and O.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47), p. 11.

4. J. H. Fremlin, New Scientist, No. 415 (1964), p. 285.

5. 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1937), p. 423.

6. W. F. Lloyd, Two Lectures on the Checks to Popu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England, 1833).

7.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Mentor, New York, 1948), p. 17.

8. G. Hardin, Ed., Population, Evolution, and Birth Control (Freeman, San Francisco, 1964), p. 56.

9. S. McVay, Scientific American 216 (No. 8), 13 (1966).

10. J. Fletcher, Situation Ethics (Westminster, Philadelphia, 1966).

11. D. Lack, The Natural Regulation of Animal Number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England, 1954).

12. H. Girvetz, From Wealth to Welfa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 1950).

13. G. Hardin,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6, 366 (1963).

14. U Thant,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News, No. 168 (February 1968), p. 3.

15. K. Davis, Science 158, 730 (1967).

16. S. Tax, Ed., Evolution After Darw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0), vol. 2, p. 469.

17. G. Bateson, D. D. Jackson, J. Haley, J. Weakland, Behavioral Science 1, 251 (1956).

18. P. Goodm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 (8), 22 (23 May 1968).

19. A. Comfort, The Anxiety Makers (Nelson, London, 1967).

20. C. Frankel, The Case for Modern Man (Harper & Row, New York, 1955), p. 203.

21. J. D. Roslansky, Genetics and the Future of Man (Appleton-Century-Crofts, New York, 1966), p. 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