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斯科特著，郑广怀、
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50元。

　　□自由撰稿人，上海

　　梁捷

　　耶鲁大学人类学名家詹姆斯·斯科特的主要代表作正在陆续译成中文，前些年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15.80元)，后来的《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版，35.00元)，还有眼下这本《弱者的武器》。从原著出版时间表来看，《农民》一书出版于1976年，《国家》一书是1990年代后期的作品，而《弱者的武器》出版于1986年，正是连接前后两本书的思想关节。

　　再从内容上看。《农民》一书的立足点是东南亚的农民生活，而且是关涉到最底层农民生存问题的“生存伦理”。《国家》则主要谈国家指导下的农村以及城市改革的失败，研究对象和规模似乎有所放大，追求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弱者的武器》的讨论范畴也正好在两者之间。

　　社会学理论中一直有“冲突论”这一流派，往往把马克思和齐美尔奉为鼻祖。这两位大师固然都谈冲突，可理念中实施冲突的方式和看待冲突的态度截然不同。马克思很喜欢使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在民国时期介绍马克思思想时，国内还有学者把这个概念翻译成“阶级战争”，在某些理论和实践的环境下，“战争”倒是比“斗争”更符合实际。齐美尔则委婉得多。他当然一样深刻地体会到身处底层、被压榨、被欺负人群的“怨恨”，这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可是怨恨并不一定就会激烈地爆发出来，也可能被深深埋藏、发酵，最后变成另外形式的能量。

　　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主要遵循的就是齐美尔的思路，去探究农民那些日常的、隐藏的、不易观察和监督却又无所不在的反抗。农民可不管什么理论，他们只是按照“防止最坏，期望最好”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决定自己的反抗策略，这种反抗被斯科特称为是“弱者的武器”。
　　
　　谨慎的反抗

　　弱者的手里有哪些武器？大概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疯卖傻、诽谤、暗中破坏等等。其中没有哪种形式是我们中国人陌生的，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人感受会更深，这就是一代人的生存策略。纵观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些对抗形式和对抗思想具有普遍性。据说过去苏联或者东欧流传着这么两句话，“资本家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给资本家工作”，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符号性的反抗。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里更多地谈论明显的、直接的反抗，因为农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生存”。对于任何可能直接威胁到生存的举措，比如大规模征税，比如土地制度变革，一无所有的农民只有起来反抗。这本《弱者的武器》则更偏重无形的、间接的反抗。剧烈冲突不可能天天有，潜在冲突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

　　如果不直接涉及生存，只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那么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不一定会明目张胆地反抗政府。直接的正面冲突，代价非常高昂，可能要耗尽农民手上微薄的资产，而且结果难料。也就是说，正面冲突往往不是生存尚未受到威胁的底层农民理性的最优选择。农民也是经济人，算得可精细了。

　　另一位很边缘的经济学家赫希曼也研究类似问题。他的专业并非研究农村问题，而主要研究企业问题，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斯科特颇为类似。他在一本出名的小册子《退出、呼吁、忠诚》里概括了工厂内工人对企业家不满时的三种反抗手段。第一种是退出，这在农村里情况不太一样，暂且不论。第二种是呼吁，就是通过工会或者直接地喊出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更常用的是第三种，不忠诚。这样不会和老板扯破脸皮，也不会丢了工作。至于不忠诚的办法可就多了，劳动合同里不可能规定所有的劳动细节，偷懒、懈怠、消极罢工、出工不出力这样的行为还算好，暗地里做手脚、搞破坏，让老板吃哑巴亏，则是更为严厉的反抗形式。

　　斯科特的视野更开阔，把那些不直接指向财富而只是“符号”或者“象征”层面的反抗也收入研究范围。工厂也好，农村也罢，只要是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工人或者农民就必然有很多工作内外的交流，这是一种劳动的文化。劳动文化的主体往往是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大众文化永远是掌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工人手里，他们通过文化手段来丑化、挖苦、讽刺压迫者，也用文化来影响其他人对工作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农民和工人都会服从管理，遵循规范，但他们都只是部分地遵循。他们在审慎地保持合作的前提下，想尽各种办法，寻求着自己的最优策略。
　　
　　日常的计算

　　国内读者很容易想起一系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比如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吴思的《血酬定律》，特别是去年高王凌先生的著作《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15.00元)，高先生研究中国人的“反行为”正好与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相对应。于是有必要介绍一下经济学界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原理的阐释，可以和斯科特讨论的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小动作做一个对照。

　　林毅夫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给农民退出人民公社的权力，只能进不能出。在政治压力下，所有农民都被迫加入了人民公社，可是由于产权不清晰，每个人的劳动不能直接与土地上的作物产量挂钩，收入分配只与劳动时间有关，那么偷懒、搭便车的行为就不可避免。

　　总的来看，大跃进时期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偷懒现象普遍存在，再加上各种瞒报、谎报，最终酿成大祸。人民公社的效率低下，与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的效率作一对比，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按照斯科特的理论，当时中国农民由于缺乏产权而没有劳动积极性，虽然没有明显的反抗行动，但日常劳作中的反抗是天天存在、处处存在的。

　　农民们总有着精准的计算，包括物质上和非物质上的，对组织，也对其他农民。斯科特曾循着莫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路数研究过农民的“礼物交换”或者“合作互惠”行动，知道很多礼物是以“人情”方式来计算的，和货币财富不能直接冲销，大家照样记得一清二楚。

　　在具体生产劳动时，虽然一般会有明确的制度和监督，但是监督者和劳动者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有钻空子的机会。一般来说，监督可以分成“监督劳动过程”和“监督劳动成果”两种，在监督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在这两方面同时监督。如果你重视劳动成果的质量，那么农民就会在劳动过程中偷懒，减少产出；如果你重视监督劳动过程，那么农民可以在不减少劳动时间和数量的情况下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总之，劳动永远是劳动者自己付出的努力，监督者要对付劳动者，信息上总是不利的。

　　与其监督，不如“激励”，这是高层组织对付“弱者武器”的办法。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拓展，就是一步步寻求有效激励的办法。这是斯科特思考的另一个大问题，在《国家的视角》中得以详细阐释。斯科特也意识到，国家或者集体往往会寻求一种“过于清晰”、“过于明确”的激励机制，以为能把小小农民的算盘彻底搞清楚。

　　可无数实验都失败了。统治者骄傲的设计和计算才能，在数量惊人的小农狡黠智慧面前，全都变成了致命的自负，可笑的狂妄。为了实现政府期望的富裕、有效率以及公平等目标，政府在何种范围内设计何种程度的激励机制，这个问题过于复杂。而且光有机制似乎不够，还必须同时干涉农民的理念，这就需要理论层面的反思了。
　　
　　统治的霸权

　　斯科特是极为重视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的，虽然在他书里，任何大学者名字出现的频率都赶不上那些他深有交往的本地农民。在《农民》一书中，他是沿着波兰尼(Karl　Polany)所区分的“形式经济学”与“实体经济学”的分析路径，区分出农民生存伦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然后发展出独特的“社会理性”。

　　而在这本书里，他就试图把“形式”和“实体”的分析结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工具来自文化研究先驱葛兰西，即“霸权”(hegemony)。所谓霸权，就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从而全面地驾御社会的生产循环。斯科特另一本比较新的著作，题目是《统治与抵抗的艺术》，进一步把这种“霸权”上升到艺术高度。

　　通过在马来西亚的塞达卡这个小地方的长期观察，斯科特开始认识思想或者意识的重要性。传统观念认为，作为强者的统治者，主要武器就是国家机器，是法律，是暴力，是税收。可是作为弱者的农民很快找回了自己的武器，是偷懒，是暗中破坏。强者的武器虽然强大，但弱者的武器更丰富，智慧无穷，防不胜防。

　　在这种情形下，统治者只有同时在制度和思想上努力，在思想上控制弱者，使他们盲从顺服。毕竟塞达卡之类的乡村小镇，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据斯科特观察，能够深刻洞悉官方意图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农民只是根据本能和直觉，做出包含小聪明的反应。政府更多地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把权力、地位、财富的分配原理重新包装和阐释，从而实现“霸权”统治，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霸权”统治，真的能取得比目前复杂局势更好更有效率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吗？

　　就以土地租赁关系为例。塞达卡农村过去常常是使用谷物交租的，现金很少。过去租赁契约往往是活租而非死租，即可以根据自然天气等原因修改契约。但是这些趋势都逐渐在改变，政府似乎更愿意施行明确的可以计算的管理，却不管农民是怎么想的，大大影响了农民甚至地主的积极性。

　　要知道，农村是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有很多方面，很多契约签订的特殊关系都非城市人所能想象。就以分成租这种形式为例，分成佃户对地主除了经济依赖关系外，常常还有超经济劳役负担，如在节假日向其地主问安，帮地主修建房屋等；而反过来更主要的是，作为地主在佃户经济因各种天灾人祸，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时，就要给予佃户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比如佃户家遇到丧事时，地主则一般都要出棺材钱。

　　这是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租佃合同，使得佃户和地主在多个维度上勾在了一起。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建成之前，我们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吗？

　　我们自然可以从小乡村的复杂环境里，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理论”，去推测和设计它下一步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前景。斯科特对此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观情绪，他不愿相信革命家的承诺，不相信现代化的建设手段可以消除那些贫困和不平等。倒是弱者的武器充分展现了韧性，它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用斯科特的话来说，弱者的武器，它是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最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