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道义承担，是时下一些文化名人的最大软肋

当今之世，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那就是一些红得发紫的文化名人，譬如余秋雨、余丹、易中天等，在大面积收获公众赞誉的同时，也广为社会所诟病。余以为，这些诟病之辞，除了“枪打出头鸟”的不健康社会心理作祟之外，从名人们自身的角度上看，在一些社会问题上，甘当没嘴葫芦，缺少道义承担，不能不是个重要原因。
以传播文化为已任的文化名人、名流们，拥有话语权，占有并消耗着许多公共资源，但另一面却未见他们为社会公正问题、为民生问题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公众从电视上所看到听到的，只是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慷慨高歌，在报纸网络上看到的，往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类的道德说教。前者__“修身齐家”、“独善其身”，他们倒是做到了，而且常有超常发挥；至于后者____“治国平天下”，“兼济天下”，为社会的公平、公正，鼓与呼，恕本人孤陋寡闻，往往鲜有所闻。是因为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之类的明哲保身术作怪；还是功于心计、利害权衡，这就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的了。
一个人要有良心，一个社会，也要有良心。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文化名人，本身就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所谓的社会良心，也就是在大是大非的社会问题上，要成为真理，成为弱者的代言人；要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发言、出声。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时下一些红得发紫的文化名人、名流，时常出现令人遗憾的缺位。电影明星巩俐，正是因为缺席政协会议，缺少象样的施政建议，而受到舆论的抨击和公众的批评。身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名人、名流，参政议政，是权利也是义务，是荣誉更是责任。
自然，时下的文化名人和名流，也不都是缺少道义承担者。比如常为弱者声援仗法直言的北大法律教授贺卫方，常对文化界不良现象开炮，被正人君子们视为文化痞子的王朔，常对社会不公正现象发出正义之声的具有鲁迅风骨的杂文家鄢烈山、刘洪波、王若望、曹林，以笔为枪，向社会丑恶现象开火的艺术家则有沙叶新、吴祖光、张杨等____他们所以赢得人们的尊敬，显然与他们的道义承担和社会责任感高度相关。
相形之下，另一些红得发紫的文化名人所以令普罗大众失望，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他们最为上心和津津乐道的只是自己的电视节目收视率高低，书籍的印数多寡，粉丝队伍的壮大与否。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被殴致死，人们翘首期待这些名人、名流，勇敢地站出来，为正义发声，为弱者声援；当一些贪官巧取豪夺，肆无忌惮搜刮民脂民膏时，人们殷切盼望这些名人、名流能够出离哪怕是半点愠怒；当进城民工被称为盲流，忍受着种种歧视：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累，吃的比猪差，工资被无故拖欠，孩子读书，还要交高昂借读费，人们很难见到听到这些名人、名流，在媒介上发表自己的片文只语。面对社会种种应予以鞭挞的丑恶现象，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自己认为最聪明最合算的选择：失声。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们难以忘却的名人：鲁迅。面对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的高压，鲁迅先生在七十多年前写下了千古绝唱《为了忘却的记忆》和《纪念刘和珍君》，时隔七十多年的今天，我们重温一下鲁迅先生的道德文章，仍然感到热血奔涌：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
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
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
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
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
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
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
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
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面对鲁迅先生和鲁迅先生七八十年前写下的这一篇篇檄文，我们当今一些红得发紫的文化名人、名流们，难道不应该感到汗颜吗？
作者：检察日报社记者 徐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