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对，不能笼统地说文化不能模型化，关键在于如何选准“替代指标”。演化博弈论就是要内生各种博弈规则——文化，制度，等等。但是，目前还很少有文献模型化中国古代文化，比如孝道、忠君、中庸等。如果有网友发现，欢迎提供，给予奖励！

这两句话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中国真的没有产生吗？

中国有？你倒是说出来啊。

你如果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会发现明朝的经济形势对比宋朝有了巨大的后退，

宋朝至少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关键我们没有办法计量分析,数据太少，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知道）。

中国古代也存在，财政制度，例如我读《货币史》的时候就感觉到宋朝每年铸钱90亿枚。

明清各朝铸钱每年不到1亿枚。

3）中国没有宗教势力，市民阶层是重要的原因，但是似乎也是结果？如果从制度起源角度来讲，我们还是需要探询为什么呢？期待高见。

偶不同意Nie楼主第三条看法，中国社会宗教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不够的领域之一。中国（至少）有（民间）宗教势力，比如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道教势力组织领导的，北宋方腊起义、元末刘福通、朱元璋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清朝的回部与蒙古族叛乱、嘉庆年间王聪儿起义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都有宗教背景，还有当代的法轮功邪教组织，这些都是民间的宗教势力。就拿当时的社会上层来说，西晋八王之乱是天师道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唐武宗等灭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羲之、周处、崔浩等世家大族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参考陈寅恪《今明馆丛稿初编》），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一直较高，寺院经济势力也不小。而且宗教伦理对民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比官方的儒家伦理逊色。

再有一条，在社会基层，宗族的势力一直存在，国家政权较强时依附国家，在国家政权较弱的地方，其势力便趁机而起，把持一方。

这些应该都是中国与欧美宗教社会的发展不同轨迹的路径限制的因素。

版主是姑娘？失敬。建议你去读一下《东方专制主义》，不是说它有多好，而是因为它的副题是“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宋主要靠铜钱为流通货币,而明清是白银已经是普遍流通的货币,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铜钱.特别一个鞭法等制度实施使白银成为纳税的货币形式.

诸位是否应注意传统朝廷中“贵戚（望族世袭）---皇帝/宦官---士大夫（通过举孝廉、科举选拔）”三者的权力争夺？这三者的演绎在“秦汉--隋唐--明”这三个汉族统治鼎盛的时期表现的相当明显。

另外中唐、晚唐的“藩镇割据”及其后延绵几十年的“五代十国”，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分治的因子。

皇帝——天子，中国的统治者集神权、儒家世俗权于一身是不是也值得思考？另有较小的官僚阶层，及长期奉行的盛世“无为而治”。

或许西方世界的兴起与中国的超稳定，应该加入一个不同的竞争环境：

中国的诸侯竞争或者军阀割据状况，由于地区之间地理条件难以形成稳定，既使是长江天堑和蜀道艰难也无法抗拒一般性的军事力量差异，结果能够在轻易在内部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相反，欧洲受海峡和高山的阻隔，更容易形成地区割据状态，尽管欧洲也曾一度统一在罗马帝国的旗帜下。

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容易长期持续，既使出现了较大的军事力量差异。当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由于新大陆的发现，转向了争取殖民地的竞争之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可能演化出不同的制度。有的制度更为有效，有的制度可能相对无效率。但是，既使是无效率的法国和西班牙，也能持续存在，他们的损失只是失去了自己早先占领的殖民地。无效率的制度最终也会模仿有效率的制度模式，演化出与有效率制度相类似的制度，尽管由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还会保存很大的差异。

中国人在自相残杀之后容易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并保持一定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缺少外界的竞争，这种制度容易保持稳定。制度越稳定，路径依赖也越严重，调整和改革也就越困难。这或许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文明古国（印度、埃及、希腊等国）只能在这种全球殖民地竞争和现代全球经济竞争中处于落后的地位。

这不能归因于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同样没有这种传统的日本和韩国却发达了；而作为民主的发源地的希腊却同样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恩，Barro在他的书中认为非洲在没有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片面而采用外来的民主制度，是不可维持的。他的分析建立在民主引起的长久争辩而导致的低效率。虽然独裁可能会导致错误，但确是在贫穷的情况下最有效率的制度选择方式。如果一味的追求民主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并将导致这个制度的瓦解。

他用了很多实例来说明，详见：making it right

1.中国的历史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是一条路径。中国的封建体制完全不同于欧洲，是    “皇帝（皇亲国戚）----官僚阶级----庶民”这样一个树形结构，是明显的绝对的垂直型集权，内部地方势力被压制，制衡也只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制衡，两个阶级之间的唯一流通渠道是科举制度，新进的也被同化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皇帝是暴力机器军队的唯一拥有和指挥者，谁掌握军队，谁掌握整个国家，产生“权力（暴力）拜物教”。

2.中国自战国时代开始，由于诸侯国间战争，需要军队，军队需要人口，各国纷纷鼓励奖励生育，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反过来导致井田制的瓦解，地主小农生产方式的确立。由于中国地理环境多山少平原，导致交通恶劣，商品交换相对于自身生产调整更浪费，所以商品经济发展停滞在农贸集市阶段。加上统治者对权力的理解思路：权力---->军队---->粮食，所以重农抑商，由此几方面导致商品经济无法发展起来。

第一条导致皇权对宦权的绝对控制，或者说是产生了稳定的控制和被控制，而不是制衡；第二条商业资本发展不起来，导致市民阶级无法产生，没能产生第三个力量，少了制衡“三角架”的一条历史关键的边。

先秦时期的中国，诸侯分立，小国竞争，模式上还是分权的；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说过，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但是西方发展了基督教，中国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为中心，两种社会构造和演化从此不同。那么，即便秦统一中国是一种偶然，如西方社会也发生过吞并和侵占，但是为什么主宰中国两千多年的始终是一统天下的专制主义，而西方则一步步进入分权、民主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呢？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以因为治水所以专制解释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周孔说教的家国一体意识形态与治水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的结构走向呢？

诚然，无论什么样的政权都必须以有效的税收制度为基础，秦晖从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直捣最高皇权统治者的史实出发，建立了“大共同体本位”的解释，专制统治者是天下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农民只是土地使用者，农民直接向皇权纳贡，这样一个“制度创新”摆脱了先秦天子受诸侯牵制、为了收税可能建立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这个制度被历代统治者继承，使专制主义统治可以周而复始地生存。

一个现象很好玩，在封建制瓦解时，西欧的王权得到强化，以前“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的状况逐渐结束，国王的税收范围扩大，已经可以向贵族领主和教会管辖之下的平民百姓直接摊派苛捐杂税。从兵源上看，国王不再依赖vassal（低一层次的领主），而通过税收建立了直隶于国王的常备军。但另一方面，农奴制的瓦解使市民阶级的权利也空前扩大。王权的扩大伴随的是市民权利的过大，被削弱的只有vassal和教会。国王为了对抗vassal，笼络市民阶层，这就形成了英国的下议院。
但在中国，西周时期，却是王权的衰落了，而诸侯崛起，市民阶层虽有发展，却最终受喾于官僚势力。一直到商鞅变法，秦国的市民阶层宣告瓦解。从古至今，中国的商人势力从分享到过政治权力。
我认为用模型去解释历史仍为时尚早，我们当前需要的是更多的历史比较。因果关系固然要梳理，但当前最迫切的还是对“果”的认知。nie太急于想分析因果关系了，而对历史本身的了解不够深入。

我想接着为何中国没有在长期的王朝更迭中演变出民主制度这一观点探讨一下，可能答案来源于各位已经指出的几个因素，我进行一些总结和梳理。
首先，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在长期以来中国的王朝中，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利益集团，尤其是没有形成有力的市民社会。这导致无法对王权进行约束。这里所谓的利益集团，不能理解为泛指的“地主”之类的说法，而应该是指“具有类似社会背景且具有相同利益的可以彼此沟通的群体”，中国的“地主”不具备这种能力。没有有效的利益集团对无权进行的约束，导致一头独大的超稳定政府——既社会上的利益集团只有一个“皇权”，只有皇权的利益是有保障的，其它所有人的利益都必须依附这一“皇权”体系才能展开，并且中国社会主体“认同”这一点。
其次，这归因于某些特定的历史情况，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至少可以说它统一的太早了）。秦统一六国以后，开始大规模取消民间的“兵器”，让中国除政府以外的社会团体都不能拥有暴力手段，这是导致权力无法制衡的重要因素。政府利用这一条件不断的清洗社会集团中的主体，就像文革出现的问题一样，虽然有名义上的“集团”和阶级，但里面的人是不断变化的，不能称之为有利益集团。秦统一六国导致中国政府丧失了前进的动力，这和春秋时代差别非常大。在诸侯纷争的年代，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想生存，就必须注意自己在百姓中的认可度。百姓也有足够的武力、有权利在国家之间进行迁徙。秦统一六国使得这些可以促使政府不断调整、不断适应民间需求的因素都不复存在。

为什么中国封建制的瓦解是早在两千年前，而欧洲却是在500年前，什么经济因素在当中起了共同的作用呢？还是仅是一种封建制度本身的周期。欧洲农奴制瓦解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的工业革命却为何没发生在2000年前？欧洲的市民阶层崛起了，而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却没有得到自治权？     问题太多。

强烈关注！期待再出新作！

要是能够整理下，形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就好。

1# nie 还是自信看看Greif的文章吧

1楼楼主，我觉得你这问题太大了。无法讨论的。
     你想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讨论是解决不了此问题的。前面提到的那些获得过诺奖的学者，我感觉他们的观点是站不住的。不能拿一两个国家的现象就得出一种结论。然后，这个结论解释不了别国情况时，又再生出另一种理论出来。就如国家起源一样，你不能近代的某个国家的情况来下普遍结论呀。契约论、匪邦论、图腾论，你再列些理论出来，也概括不出呀。
    中国超稳定结构，我觉得要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统治的有效性去考虑，而思想教育（或如有的同志说的文化角度）可算非正式规则吧。

在讨论国家起源时，又何偿不是如此呢？？？你再深入到某国的税制等，又何偿不是如此呢？？

鄙人的文章“李约瑟之谜”与科教兴国战略”， http://www.pinggu.name/space-11768-do-blog-id-15424.html此文英文版曾在"MODERN EAST ASIA"杂志发表。版主如感兴趣可以浏览，文章对于所谓的超稳定结构有过论述，仅供参考。

敢问

有一点，商品市场的兴起和扩张的原因我认为是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引起的，换句话说极有可能是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引起的。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了。

金老师很火呀~~~

nie分析不错。今年麻省Acemoglu教授出版新书“why nation fail”。强调制度在国家发展与衰落中的作用。提出两种制度类型：inclusive instuitution ,exclusive institution. 前种制度激励创新、保护创新，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支持创造性破坏，可以实现国家内部平等与民主，与持续的稳定与发展。而后种制度，集权独裁，掠夺财富，窒息创新，维持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惧怕创造性破坏，可以利用专制力量配置资源取得暂时性的发展，但是由于内部不断增长的不稳定性以及对资源配置的失效、腐败等，不可能获得真正持续的发展，内部的不平等也会进一步加剧内部的不稳定。。。
    该书历史资料详实，逻辑性强，可读性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借鉴作用大。建议国内有识人士，引入版权，翻译出版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