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在所有的学科里面,经济学的科学性几乎与各门社会科学相近,与严谨的科学逻辑之间是有一定偏离的,但是,经济学因为可以描述虽宏观但是大家都能感知到的现象以及微观操作层的内容,还是会引发大家对于这个方向最高成就的关注。
当然,在所有的学科中,就所谓科学性而言,我个人认为大家口中常说的这个顺序是基本反应可事实——1数、2理、3化、4天、5地、6生,排名最后的生物的科学性虽然比我们管理科学还是要强一点,但是和数学一比可谓天壤之别了,属于科学界具备科学性学科中的高阶无穷小。
有趣的是,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他各个奖项之间关系并不大,因为诺贝尔经济奖是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以“瑞典银行的名义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经济学奖”,据说这个奖诺贝尔的家族是不承认的,但是,因为里面有诺贝尔的名字,所以,大家也就简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不去追究其背后的更详细的说法。
另外说了,一个奖励所以能够站得住脚丫子,与被它授奖的人也有关系,如果那些人都确是经济学的名家,也就是说在同行评议里都是属于高山仰止的人物,而不是沐猴而冠的人,自然就能权威得起来,甚至这个奖叫“王小六与狗剩子联合经济学奖”也不耽误它的权威性。试想,如果我们国家来一个系列奖项——“古老的远东国家中国为纪念诺贝尔而设立的XXXX奖”,即便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颁发,也很难得到承认。
二
2007年给赫维奇、马斯金、迈尔斯等三人颁发的这个貌似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其实有点古怪,因为这个奖和其他奖励不同,它过于数学化了,或者说,过于理论化了,大量过深(当然,对于大数学家们来说还属于过浅)的博弈论模型用于其间,有时候会损害理论本身的经济学实质。
而研究“机制设计理论”的学者们觉得这甚至可以超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本身,而成为所有的机制设计的一种指导或至少是参考。也就是说,它们是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都能(或以一定概率)普适的一种理论,只要存在机制的选择,就可以采用这一理论框架进行设计,并一定能得到最好的设计思路与策略。
看到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应用这套理论,完全可以选择出对你最好的机制与模式,以达到你最终的目标。
我相信,这个说法言过其实了,我和自己的弟子们有段时间每次都研讨这个理论的所谓精髓,我做质疑的反方,让学生们做这套理论的拥趸和辩护者,我问:既然这套理论真的可以帮你选择出最好的经济模式,那么,请告诉我,究竟谁拿这套理论做过这样的选择,而且效果很好。哪怕你告诉我一个很小的案例,也可以。
争论来争论去,大家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理论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话,那么,迈尔斯研究的招投标的那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例子是说,我们让投标的第一名中标,但是,金额却用第二名的。
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个可实现可操作的例子是的迈尔斯也位列得奖人之中(俺的陈氏猜想),否则,其他两位老兄的东西还是属于过于抽象和理论化的。
三
因为我在论辩过程中自我选择了做“机制设计理论”的反方角色,使得我必然会考虑这个理论的缺陷和问题之所在,也从而引发我们考虑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究竟应该怎么异于这套东西。
得奖的这套机制设计理论有几个基本假设: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和决策分散化。而前两个基本假设其实很经济学了,而且很市场经济学了。
恰恰在管理中,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没有自由选择权,自愿交换也往往难以实现,也就是说,经济学里的基本假设在管理学中恰恰是不适用的。自由和自愿在管理中从来不存在,以后也不会存在。
或者我们换句话说:管理总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我们定义奴隶制的强制性是100%的话,那么,今年即便是在民主国家,管理的强制性也绝对不是0,而且永远不会是0。
既然基本假设有巨大差异,2007那个得奖的“机制设计理论”其实只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而与管理关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或者相距甚远。
学生们担心地对着陈老师劝告:“陈老师,我们是不是不适合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与人家诺贝尔奖的内容对立的一面啊,那样,人家不会把我们当狂妄自大看吧。”
陈老师笑道:“就我们目前的情况,别人连看都不会看我们,更不要说说我们狂妄的事儿了,根本没到这个份上。”
陈老师继续笑道:“我们如果能够说清楚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和人家的而不同,而且我们是可以自洽的一套东西,站在谁的对面或者屁股后面都没有关系,要相信同行评议的人有自己的眼光——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对面是牛人而选择蔑视你,也不会因为你一直跟在牛人后面距离很近而直接尊重你。真正的学者是什么?都是些只相信自己判断而对其他人的说法或介绍嗤之以鼻的家伙。
陈老师三笑道:“而且我们的研究要以20年为时限,以应急管理为我们这套理论的实践场地,我相信。未来18年的研究一定能够给出一些漂亮的机制设计实践与应用来,让大家本质信服。陈老师一点都不着急。”
(未完待续)
陈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