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近乎无知

叶匡政：中国史学病了！

中国史学之病，每一个粗通历史的人都看在眼里。凡是喜爱历史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还有史学吗？现在终于有一位历史专家站出来说话了，他叫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教授，他掷地有声说：“中国史学作品活像一些毫无人文血色的贫血婴儿。”是的，就是这些贫血的婴儿，陪伴中国人生活了几十年，直到今天它们还横陈在当代中国贫血的思维中。

历史原本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先生，我们的史学究竟要如何做，才能让这位先生重新清爽、神气地站在我们面前？历史这位先生，在中国究竟被剥夺得还剩下了什么？到每一个中国人发问的时候了。不是替我们自己发问，而是替我们的子孙后代发问。难道我们真的要留下一本充满谬误与谎言的历史活页册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难道每一个历史学家就这么心甘情愿地在沉默中死去？一切都会得到清算，历史也终究会回到他真实的一天。

历史这位先生是如何被迫害致残的？首先是中学历史课，弄坏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史学的胃口。僵化的图解模式，死记硬背的考题，教条化的授课法，硬是给活生生的历史加上许多无趣、无味的条条框框。多少年来，史学在中国人的脑中，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遥远的中国历史让人读来没有丝毫的亲切感，读来读去读到的只有残酷与野蛮。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了解几乎可以用无知来概括。

读史、学史从来就是传统中国人读书生活的一部分。西塞罗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之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所以，中国人读史，倒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是想弄清人在过去的所作所为，以此来判定自己应该的作为。历史记下的无非是过去的人与事，知道了哪些人做过哪些事，就会明白自己该成为哪种人、该做哪些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认知。

史学，看起来记下的是行动，但其内核却是思想。行动起起落落，只有人的思想真正贯穿始终。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没有错的。所以读史，应多问历史何以如此，不要只想历史应当怎样。思想是人的思想，只有知人才能懂史，二十四史多以人物为主。有的事成，有的事败，今人多关心成事之人，不免失之偏颇。我们细数历代的一些人物，像孔子、屈原、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所主之事均不圆满，正因其不圆满，才显出其人格的不朽。钱穆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的史心”、“中国文化精义所在”，是让人称服的。但他未说另一层意思，大人格、真性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难以善终，这也是中国历史的诡谲处。

过去中国人读《史记》《左传》，是可以当作文学来读的。今人大多把历史当作科学，这个观念更需审视。找寻历史背后思想的流变，需要史家用心的体验，史家的人文情怀与人生体验，便也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认识、理解与表达的深浅，这一点有别于自然科学。古人认为“文史不分家”，我认为自有它的理由。以此看今天的学人，像林贤治、吴思、谢泳等这样有着人文精神的史学写作，反而可能是未来史学的方向。他们像唤醒自己的过去那样，为我们唤醒了历史。

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值得史家反复揣摩。好的治史者，不仅要写出人事，更要道出天机，这里的天机就是我们说的自然。古人强调人与天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与自然，只有参透自然才有对世变的预知。今人治史，大多只关心“有”，不知道“无”，其实“有”“无”相生才能成就历史的格局。在读《尚书》《史记》的一些篇章时，我们能真切地感知人对天行的是宾主之礼，读通人事的同时，也觉出了万物的安定与自然的生生不息。所以传统治史的一些大境界，是不应被忘记的。

中国史学之病尤其体现在近现代史部分，当代中国对这一领域的真正研究几乎还未开始。黄仁宇先生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得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史学的价值，首先是因它真实，这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所以真实史料的收集与公布，是史学发展的第一步。除文献外，应该说所有复述与口述的历史，都隐含着叙述人的价值标准。如何做到客观，做到只解释事实并让事实说话，是史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后代保存的史料，能否做到尽量弱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保证史料的基本客观。其实今天要做到这点，已很艰难。史家的任务，主要在对文献与史料的选择，这本身就体现了个人的价值追求。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细节中，归纳出符合本民族真实品质的思想，抽绎出能独立观照千秋万世的精神向往，这从来都史家最神圣的使命。

如今，历史这位先生，成了很多中国人书房里的常客。虽然这位先生已经病得像个婴儿，然而他终究是实在的，是永不会变化的。虽然我们要在今天看清这样的实在，也许难如上青天。如果不愿常常看到令人震惊的事态，就更需要我们去真实地梳理历史。今天我们展读历史，可以体会到历史的当事人，在当时对未来是完全无知的。所以他们做出有悖历史的事，也许并非出自心中的恶意，而正是这种对历史或未来的无知与愚蠢更让我们惋惜。他们忘了还有历史这位先生，它最后会站出来，检查每个人与每件事。

今天发生的事，在后人看来就是历史。中国的史学已经病入膏肓了，我常常想，我们的史学家们该如何做，才能让后人在面对历史这位先生时，说出一句这样的评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