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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人不仅仅是一个写论文的机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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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罗河畔随想》，张信刚著，生活·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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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谈大学人文教育 人不仅仅是一个写论文的机器 文化课的效果和成绩还要再等十年、二十年才看得出来 南方都市报：你五一刚刚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退休后还会做一些跟教育相关的工作吗？ 张信刚：会。清华大学邀请我今年九月在清华开一门两个学分的课，叫做《游走于文明之间》，教一个学期。北京大学因为我是他们的名誉教授，明年春天他们也请我去，和一些学者一起设计一个为非人文专业学生开设的文化课程，针对北大的包括法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等等设计一个简单一点的人文课程，让学生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脉络有一个熟悉。 南方都市报：人文教育几乎贯穿了你退休前后的教育事业。 张信刚：我想是这样的。因为去北大清华都不是我主动要做这个事，而是他们找到我的。他们都跟我比较熟了，觉得我挺适合做这事。比如清华最早的人文学科在王国维的时代很强，后来比较偏重理工科。他们的校长顾秉林教授就跟我两次提到说，你要来现身说法多好啊。因为我以前是学理工出身的，最近十几年又提倡人文教育。他的话其实也给我不少压力。 南方都市报：你这些年宣扬人文教育的观点，内地高校的同事都认同你吗？ 张信刚：是的。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内地高校的负责人，对这点都很认同。我没有听到过反对的。 南方都市报：最近一则新闻引起内地很大的讨论：教育部建议高校必修语文课，汉语不过关不能毕业，赞同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强烈。和这个非常相似的是，你十年前也在城市大学实行文化课为必修课。当时学生有没有抵触情绪？ 张信刚：我设置一个课程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我们有一个学校教务委员会，是经过严格的程序决定下来的。每个本科生不管是什么系，都要念6个学分一年的中国文化课程。当文化课成为必修课之后，它影响到的就是每个学生了，那他会怎么想？确实有极少数人因为文化课不过关不能毕业的。但是这些年下来，学生从最初的不理解，以无可奈何的心态来念它，到后来同样这一批人回到学校告诉他们的学弟学妹说，你们可要好好念这门课，这个课程可有用了。他们说的并不是学了文化可以具体用到哪里，能让你今年加薪两次什么的，而是说大学毕业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具有了这种素质，在工作的际遇中可以让他感觉到自身有文化的价值。 南方都市报：现在这门课已经开了近十年了，效果如何？ 张信刚：我觉得效果很好，没有人说它不好。但我觉得它真正的效果和成绩还要再等十年或者二十年才能看得出来，因为现在刚刚念过这个课的人才三十岁左右，还看不出来他的事业是否因此更为顺利，生活是否因此更为丰富。我想当他们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回顾这段经历，他会感觉到，就是这个课引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让我在这二十年学到了什么东西，而不仅仅固定在学校上的专业课。 南方都市报：其实你自己对这一点应该就有很深的体会。 张信刚：对，事实上我就是因为自己的亲身体验，才会这么热心地做这件事情的。我是学工的，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打小从家庭、从老师那里受到的人文学科熏陶是一个优势。点点滴滴这么积累起来，我自己觉得内心明白很多，然后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也会更加正确一点，品位应该也高一点。这个和你的科学论文写得好不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不仅仅是一个写论文的机器吧，人毕竟是要生活的。 “不了解人类社会，你当一个精算会计师也当不好” 南方都市报：你是世界知名的生物医学工程专家，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但你做了很多关于文化的事情。像在电台开节目“张信刚随想曲”，在报纸上长期发表文化随感，在大学设置文化必修课。作为一个理工出身的大学校长，这种做法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 张信刚：(笑)我觉得应该分两段来说。一个是因为我从小家庭的环境和经历，师长的开导等等，我对历史、地理、民俗、语言学等等都一直保持兴趣，几十年来累积了一些知识。但它还是置于我的专业工作之下的。我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工作就是在实验室，然后做系主任、院长，一直都在工学院。直到我五十五岁来到城市大学之前，人文的一切都只是我个人的爱好，我的工作从来没有需要我发挥它们。 但1996年到城市大学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工学院长了，我所思考的问题成了如何最有效地教育下一代的学生，所以，如果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教育方法，那么它就是“务正业”了。 南方都市报：我知道香港城市大学主要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你为什么觉得人文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呢？ 张信刚：城市大学的学科设置确实主要是培养应用型的专业人才。比如我们的政治系不叫政治系，叫公共行政管理系；不叫经济系叫经济金融系，不叫心理系叫社会研究系等等。 但我一直觉得，这些人在二十一世纪为了能够更出色地完成工作，以及更美好地过他们的生活，就需要在专业知识之外追求一定的人文内容。比如说不了解人类社会，你当一个精算会计师也当不好。尽管城市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学工学商的，真正学人文的很少很少，但如果他们能够视野广点，心胸开阔点，知识面宽点，对他们的专业一定有很大帮助。即使没有帮助，这个人的生活情趣，品位也会高点，对整个社会也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你有两个最突出的身份，一个是世界知名的工程专家，一个是推动大学人文教育的教育家。你自己会更看重哪个身份？ 张信刚：这个问题我真是没有想过。事实上在来城市大学之前我在工程界做得挺成功的。我也是美国工程学会的会长、英国皇家工程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的工学院也是我一手创建的，所以单凭工程这一个方面我也算是很心安理得的。这一点是我的本，我吃饭的家伙，所以我不希望别人只知道我是个文化校长而不知道我是学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方面，仅仅某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这个人。 南方都市报：大概是三年前，你作为政协委员曾经提出一个议案，建议硕士学位由三年缩短为两年。此后不久，很多高校实行了两年制。但近一两年，不少高校又认为两年制硕士质量下降，就业困难，把学制调回了三年。这件事最近引起了内地媒体的热烈讨论。你现在对此持什么看法？ 张信刚：我觉得因为学生就业不理想就认为硕士要学三年的想法是不对的。就业竞争力涉及到高校工作的很多环节，关键是看你的专业设置、教学方式是不是符合市场的需要。很多专业本科生都比博士要容易找工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应该调整对硕士研究生的期望值。目前欧盟国家是这样的，大学本科缩短为三年，硕士两年，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要连续读完五年的，中途退出属于异常。国外的硕士研究生要么是巩固型的，把本科阶段的学习巩固一下；要么是为继续攻读博士作准备的。并不是说读了硕士就有很强的就业竞争力。 “我是‘短笛无腔信口吹’，张信刚的口胡吹的意思” 南方都市报：说说你这次的新书吧。你的多数文章都是关于东西方不同地域文明的联想和比较。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和多年在欧美生活的经历来看文化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会有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眼光？ 张信刚：我想应该有这样的不同。比如在我历次的文章里面，我会常常提到一些科技的东西，我可能比一些纯粹从文科角度出发的人更能体会到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推动促进作用。另外可能我去的地方比较多，我也会三种语言，这样可能容易做一个比较，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流，这样也容易触发我的联想。 南方都市报：从相对论到科举制，从张骞通西域到世界工厂，你的随笔思维总是古今中外地自由跳跃。有人曾经说很像“意识流”。 张信刚：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他也很喜欢这些文化的东西。如果他来写文章和演讲，我估计也是这样的。我自己开玩笑说我这种文体是“昌龄体”，因为他有一句话叫做“秦时明月汉时关”，把秦和汉、月和关都拉到一起，时间、地域跨度都比较大。有一次演讲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我是“短笛无腔信口吹”，这个“信”就是张信刚的“信”，张信刚的口胡吹的意思。当然背后并不是没有条理，没有一根线索。 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书里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你年轻时候在美国学习，曾经从工科转向生物医学专业。你说自己如果不是因为一块豉油鸡的缘故，你可能就转行做计算机系统工程了。 张信刚：(笑)对，豉油鸡的故事。我当年考大学，台湾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是最难进的，所以我就报考了。进去以后念得还不错，也拿到斯坦福的奖学金。但我进斯坦福以后发觉自己没有巨大热情，不是一辈子想做结构工程，那时候就想以后念博士换一个专业。 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国同学星期六去中国饭馆饱餐一顿。我一个台湾的同班同学在饭桌上就很兴奋地跟我说他现在在做一种试验，就是把很多个晶体管一次做成放在一个手指那么大的晶片上，叫做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我那时念的是力学，我也不懂什么叫IC。我最喜欢吃豉油鸡，那天我要抢吃那块豉油鸡，所以他的话给我的印象不深刻，后来这位朋友成了今天Intel公司最高层的一个华人。就是那块豉油鸡害得我没有想到要转行。要是知道那个IC的重要性的话，我可能也转行念微电子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文章中说，你去到土耳其看到他们正在出现奥斯曼文化的热潮，跟国内的传统文化热一样。这些年国内关于儒家经典、中国历史解读类的书都很热，《百家讲坛》推出一系列专家讲述孔子、孟子、李白、三国、红楼等传统经典的节目，收视率高，相关图书都非常受欢迎。你觉得现在出现这种潮流的原因是什么？ 张信刚：中国也好奥斯曼也好，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有过辉煌的文化，但他们近100年弱下来了，所以就希望能从古时候的文化里吸取一些力量。但我觉得今天之所以在中国出现这种文化现象，还包括了今天中国人缺乏一个普遍有效的共同信仰。可以说，放眼看去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情况会像中国过去三十年那样，那么多的人口整个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形态和社会组织方式，而原有的一些教条化的理论也普遍都不提了。今天又是一个信息的社会，因此我认为一点也不意外，某些人会希望找到一个更为宁静的内心世界，找到稳定自己内心的力量，而不仅仅是过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内心的和谐需要某一种美学的修养，需要一种文化的支撑，也往往在很多人身上需要一种宗教信仰的支撑。像蔡元培这样的人不需要宗教，他们靠美学和文化的支撑足够了。但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需要某一种宗教的支撑。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复古热可能是众多人在寻找一种内心价值观的体现。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孙骁骥 张信刚头上有一大堆光环：生物医学工程专家、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曾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但在公众当中，他最著名的却不是自己的科学家身份，而是一个推动高校人文教育的“文化校长”形象。据说，当年张信刚回香港，发现香港学生都只会背诵一首古诗“床前明月光”，这直接刺激他萌生了在城市大学设置文化必修课的念头。 5月，65岁的张信刚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同时出版了他的随笔集《尼罗河畔随想》。埃及、巴黎、印度、土耳其，这本新书汇集了他对世界各地的文明、历史、社会、科技和教育的种种思考。从相对论到科举制，从张骞通西域到世界工厂，他的思维跳跃联结古今中外，展现了一个科学家的文化思考视野。(源:南方阅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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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最精明的人——安然破产案始末》，(美)贝萨妮·麦克莱恩、彼得·埃尔金德著，静恩英、杨励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42.00元。 [社科]安然神话是如何破灭的 |
(徐瑾评)“诚信：我们公开，诚实并真挚地为顾客服务，为未来而工作。我们说到做到，我们信守承诺。”这段话摘录自安然公司的1998年年报，如果不是牛市的终结暴露出安然如锦繁华背后的败絮，安然或许还会继续书写类似的格言隽语。 在2001年前，安然看起来是一个如此伟大的公司，伟大到永不可能失败：美国第七大公司，连续六年被《财富》杂志评为最具有创新力公司，触角深入白宫，甚至能够左右美国能源政策。竞争者畏惧它，分析师赞美它，投资者尊敬它，监管者称许它。这个创建于1985年的休斯敦能源巨头一直标榜放松管制，十多年来成为美国新经济的标杆。伟大的公司有伟大的错误，这个纸牌堆起来的王国在顷刻之间宣告破产，不仅是一个腐朽企业王国随风覆灭的悲哀，同时也是华尔街的失败，大时代的失败。安然的轰然坍塌，不仅导致当时第一大会计事务所安达信的破产，也迅速终结了华尔街最大的牛市，甚至波及全球股市，这不啻是资本市场的9·11事件。 时过境迁，不同叙述版本也在试图还原这段历史，比较著名的比如《愚者阴谋：一个真实的故事》、《24天安然垮台真相》、《安然帝国梦》等，纪录片《扭曲的E》甚至提名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但是《房间里最精明的人——安然破产案始末》的存在不可替代，“无论你知道安然多少，但本书还是会让你震惊。” 本书作者之一麦克莱恩是原高盛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后来投身《财富》杂志。他是最早公开质疑安然股价居高不下必有内情的人。安然事件爆发后，他与另一作者埃尔金德联手，经历16个月的深度调查，还原出最详尽的安然往事。 即使在尘埃落定的今天，回首安然审判，还是令人感到困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接受各方监督的上市公司，安然内部长期充斥着如此之多令人发指的欺诈、共谋、内部交易，为什么能够保持十多年的股票只涨不跌？各方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首先是安然的高管，他们都坚称并不知道公司内部很多项目的详情，因为经济垮了，伟大的安然才会被媒体毁掉；其次是安达信，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安然背叛了，甚至法院对安达信的裁定“是错误的，只代表了一种技术定罪”；那些本来应该明察秋毫的第三方评级机构以及证券分析师，多年来一直为安然摇旗呐喊，亲手把安然送上股市偶像祭坛，在安然高管哐当入狱与安达信破产之后，他们却纷纷表示自己是被安然的会计账簿所欺骗，换上“无知群众”的嘴脸；至于安然神话的最大支持者——一些冠冕堂皇的银行与投资银行，面对调查，他们却往往以“我们是安然破产最大的受害者”来躲避与撒谎。 本书的名字叫“房间里最精明的人”，颇有寓意，因为乍一看上诉几方好像都很后知后觉，但事实则相反。 安然的高管们早在股票暴跌之前就大量脱手，套现无数；安达信因为舍不得放弃安然这个金主，不止一次帮助安然销毁会计账册，制造出“完美报表”；分析师的转向更是离奇，似乎把尽职分析财务报表看做分析师的分外事；那些银行与投资银行在与安然的非法项目运作交易中大多获利不菲。安然丑闻的调查成为一场令人心酸的闹剧，至今仍有不少既得利益者逍遥法外，当整个公司以如此无耻的方式倒台之后，埋单的只是安然的普通员工以及中小投资者，前者的退休金毁于一旦，后者则大多血本无归。 安然的故事听起来好像很怪诞，但是如果放在大时代狂热的背景下看，就可以理解其具有某种必然性。安然丑闻虽然使不少商学院重拾商业伦理课程，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公司治理的失败，更是华尔街机制的失败。新经济的狂潮催生了无数神话，只要逻辑上貌似可靠就可以续写股市概念，CEO大多关心股票表现甚于公司事务，安然的种种可疑生意也在这轮牛市的背景下蒸蒸日上。这样的本末倒置听起来不可思议，但集体性狂热的力量不容小觑，在今天中国也有同样的场景。 时势造英雄，牛市猪会飞。1980年代以来，华尔街进入监管放松的年代，投资银行业务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一切为了扩大交易的行为都不断得到赞许与奖励，杜绝内部交易的中国墙制度形同虚设。在安然如日中天之时，很多问题已经日益严重，但是由于不少投资银行都与安然有业务往来，华尔街便臣服安然裙下，这些投资银行旗下的分析师如果不能如安然高层之意“正确认识安然股票”，就会被扫地出门，原瑞士信贷分析师奥尔森就是因为给予安然“持有”评级而被解雇。 安然的生意理念是只要放松管制就能赚钱，无论是老本行天然气，还是贸易、水务、宽带等新生意。尽管很多投资成为资金黑洞，让安然愈陷愈深，但领导团队仍旧信奉安然永不会犯错，因为在牛市背景下钱总能源源不断地从资本市场募集来。一切如意算盘都是在股票继续上涨的背景下运作，股票只涨不跌已经成为管理层一切决策的出发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新经济的幻灭，美国股市登高调整，安然股票一蹶不振，把安然公司拖入无底深渊。如果牛市继续，那么也许安然能够逃得一劫，续写神话？ 往事并不如烟，安然事件早已经成为经典案例走进无数商学院，成为一种象征，人们甚至记得每一个主角的名字。本书完稿于2003年，尽管当时安然案还纠缠于不断的诉讼中，但是书中已经披露了大量有价值的机密文件。2006年5月，安然案件正式结案，安然前董事长肯·莱被指控的所有6项罪名成立，前首席执行官斯基林被判19项指控有罪。年老的肯·莱因为病逝而逃得牢狱之灾，斯基林则可能面临长达185年的监禁，在监狱度过余生。有人评论说这代表丑闻时代的终结，但是如果制造安然这样公司的机制还在运转，一切都将会继续。(源:南方阅读) □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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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公元八世纪的公务员考试 |
(仇鹿鸣)假期总是嫌不够长，不知不觉中五一长假就过去了。不经意间从新闻中留意到，原来不到一个月后，新一届的高三学生就要迈向考场，想想他们连享受这个悠长假期的机会都没有，心中不免愍然。 很多人喜欢将高考与古代的科举考试相比附，窃以为与科举取士功能更为匹配的，是近年来大热的公务员考试，两者的目的皆是为国求才，吸收普通民众中的精英分子进入官僚体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普通人打开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在十八世纪，中西方开始有了最初的接触的时候，欧洲思想家无不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制度，极度推崇。对比于当时的欧洲，平民甚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科举制度甚至一度被理想化，伏尔泰曾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但其实历史的背后有着很多微妙的细节值得慢慢品味。 唐代的进士考试大都安排在一年的正月中举行，地点则定于长安，有不少年份也会在东都洛阳设置考场，《长安的春天》这个书名正是寓意于此。只是这长安的春天并不那么惬意，与考生相伴于贡院的，除了青灯苦笔之外，往往是漫天的飞雪。富家子弟大可自备炭火御寒，甚至可以享用预先置备好的精美小食。至于贫寒人家的子弟么，只能伴着窗外的冽冽北风奋笔疾书，或许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凭着真才实学金榜题名。 较之于明清两代，唐代的科举其实还是颇具人情味的。尽管进入考场之前也需要搜身，不过大多时候是虚应故事罢了，不像明清，科考之前每个举子要脱裤子检查，以防挟带。这难免会让人怀疑，一个国家对于它的预备官僚队伍如此缺乏信任，这个国家还能好到哪去？同样，唐代的科举也没有糊名、誊卷这样一系列防止作弊的措施，考官很容易在试卷中找到自己赏识的考生名字，所以唐代的科考更多地有着功夫在诗外的味道。 士子的首要大事是将得意诗文装裱成精美的卷轴，分送权贵、名士之家，希望得到赏识与提携，从而身价倍增，这便是唐人所谓的“行卷”。那一联著名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年轻的士子朱庆余以小心翼翼的新妇自喻，忐忑不安地等待张水部对其诗文的评价，名人的一褒一贬，往往决定了士子的科场命运。于是考试尚未开始，考场之外的竞争已是如火如荼，唐朝关于科举的种种规定表面上看似乎有鼓励作弊的倾向，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真正才高八斗的士子通过这一方式往往在考前便已名满天下，考官需要拔擢谁，在考前便已心中有数，避免了因一时发挥失常造成的遗珠之憾。公共舆论的存在也为科场取士平添了一份监督机制，考官一旦选举不公，选用私人，便会激起举朝非议。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行卷”方式花费不小，考生七月就要赶赴长安打通关节，而长安素以百物贵、居不易而闻名于世，这番高昂的费用决非一般人家所能承负，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贫寒士人仕进之路。而舆论的褒贬对科举取士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驱使更多的士人结为朋党，互相延誉，试图控制舆论。 唐代进士科每年取士的人数甚少，连考几十年不中的大有人在，当时便有“赠得英雄尽白头”的浩叹，但是更多的人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功名荣禄，选择了犹作长安下第人的艰难生涯，抛妻别子留在长安，一边复习，一边结交权贵名士，希望能来年高第，光宗耀祖。若是失利还乡，恐怕连老婆都要给脸色看了，“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只能乘着夜色，偷偷地回家。当然一旦高中，曲江的夜游、杏园的探花、雁塔的题名，新科进士是全城瞩目的对象，多少年的甘苦在瞬间都得到了回报。这名目繁多的游宴，官方的，私人的，连日欢饮，夜夜笙歌，一直要持续到六月。 除了科举人生的悲喜剧，长安城也存在着繁荣的考试经济，高第的人自然要大宴宾朋，考不中的往往也要借酒消愁，于是每年放榜后，长安的大小酒肆就可以热闹许久。那些踌躇满志的新科进士不但是达官显贵争抢的东床快婿，也是平康里青楼名妓的座上嘉宾，牡丹花下的放浪形骸或许是对十年寒窗无人问的寂寞生活最好的弥补。只是家里的老小，这时候又要担心了，那位曾经要丈夫半夜进门的女子，此时又在幽怨地轻叹：“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历史似乎又要开始演绎男人一有钱就变坏的普遍真理。此时，她会不会对当年逼着丈夫博功名的举动，生出一番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哀伤呢？ 科举演绎出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在唐代文士的生活中打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翻检唐人的诗文笔记，我们不难找到吟咏科场遭际的篇章。《长安的春天》的作者杨波花了很多功夫将这些零散的史料勾辑出来，串联成线，勾画出了唐代士子秋天经营、春天拼搏和夏日狂欢的世俗画卷，同时作者也花费了很多笔墨来描写失意士人的落泊生活，分析唐代科举制度的利弊，让读者能够从中窥见全貌。 马克斯·韦伯说，在西方社会人们关心一个陌生人的父亲，但在中国他可能会被问及已经通过了几次科举考试。科举曾经在中国社会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甚至有段时间内成了中国的象征，我们每个人多少应该对此有所了解。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长安的春天》很好地完成了“正说”的任务，告诉我们进士是怎样炼成的。(源:南方阅读) □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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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3 7:39:06编辑过]
| [视野]中国如何撼动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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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撼动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詹姆士·肯吉(James Kynge)著， (彭砺青)目前，“中国撼动世界”已成为世界各地的话题，说到这问题，不能不提最近中国股市发生的大事。本书中译序(刘忆如撰)说：“2007年2月27日，中国大陆股市大跌8.8％，全球股市旋即随之振荡，爆发全球股灾；欧美亚三大地区股市市值瞬间蒸发1兆2400亿美元。”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华尔街股灾相比，这次股灾的潜在影响仍然不可小觑。 与当年崛起的美国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比当年的美国更压缩，爆发的威力也更大。今日国内最大的城市重庆，每年人口增长一百七十万，比起当年处于美国中西部枢纽的芝加哥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九十年代起，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果，国民生产力大幅增加，促使中国国力上升，欧美各国担心，中国会成为他们的新威胁。对中国来说，欧美各国的担忧似乎很偏执，因为中国人只希望富起来，无意成为世界各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胁。可是中国潜在的经济实力，与对世界所造成的撼动，亦着实不容忽视。 在欧洲，数以万计的工人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工而失业，但对欧盟各国政府及企业财团来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动因，促使他们纷纷在中国投资，结果这些跨国企业除了制造出价钱低廉的产品外，亦引带中国国内新兴企业以更低廉成本与之进行国际竞争。在全球化及自由贸易的大纛下，不单欧美各地工人，甚至欧美中小企业亦深受其害，而对此中国人当然体会不到。外国人希望中国尊重自由贸易的公平原则，这是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可是中国人看重的是如何干活、养家、国家不出乱子，因为需要稳定社会和维持百姓小康生活，中国对美元采取固定汇率以保持出口竞争优势、政府大力资助企业。双方的价值观有分歧，亦设法提防对方，这样的贸易，对西方大企业来说确实获利丰盈，也令许多中国人尝到了经济起飞的甜头，但过程充满矛盾和不信任。 目前中国劳工正以爆炸速度向世界各地扩散，作者以意大利的普拉托镇为例子。从温州到那里谋生及做生意的中国人正人满为患，扼杀了当地传统时装制衣业的发展，许多名牌公司正面临中国人低成本廉价货品的挑战。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循非法途径入境，即透过人蛇集团安排，他们领取比当地工人低廉得多的薪水，然而仍然有许多温州人偷渡入境，因为在家乡连这样的薪水都找不到。当地一位女性企业家王怡华说，“在普拉托的中国劳工，他们的薪水是温州的十倍。”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一家钢铁企业收购德国的蒂森克虏伯钢铁(Thyssen－Krupp Steel)，后者自十九世纪以来，即为德国著名的钢铁制造业与军工业巨子，蒂森克虏伯曾大量生产两次大战德军的大炮、子弹和坦克车。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国内钢铁公司以极低工薪累积巨大资本，于是有能力染指国际贸易，然而蒂森克虏伯的员工却一直为工时、工薪和福利问题而争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走向福利社会，社会主义中国却以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威胁走下坡路的西方经济。 近十几年来，讲述“中国崛起”的书汗牛充栋，但都着重于中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这本书则着眼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德国、意大利到非洲的华人劳工和华人企业家都有谈及。作者年轻时曾在青岛留学，既深谙中国国情亦对中国有一份深厚感情，所以作者对于海外中国人及其与当地人的互动也特别深入观察。他认为，海外华商华侨从不理会当地社会，只顾拼命赚钱，但也带来不少恶果，他们既孤立无援，又不肯去接触了解身边的事物，结果只会酿成更多绑架惨剧和社会冲突。 有人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很苛刻，而且充满超级大国的偏见。我觉得，中国人对世界各国其实也充满偏见，问题只是中国人有没有深入去思考而已。例如“人定胜天”概念，固然鼓励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人为了追求幸福和致富而战胜大自然，但由于中国人只开发而不保育大自然，自然环境亦因为过度采矿及能源消耗等问题而受到严重破坏。作者举出许多例子，例如大庆油田的产油量正日渐缩小，石油蕴藏量也在逐渐消耗。中国近日之所以发生埃塞俄比亚油田员工被掳事件，正是因为中国国内产油量日渐枯竭，石油公司只好到非洲国家寻找开采石油的特许权，而这种特许权是以抢占当地石油业为代价的。 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一样，既消耗了世界上最多能源，亦成为全球最大的空气污染国家。如果照目前速度开发天然资源，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很快便会有用光的危险，全球最巨大的尘暴也有可能制造出来，而这些污染却要许多林木蓊郁的国家及地区如西伯利亚、加拿大、巴西等一起承受。不单如此，目前中国人口持续膨胀，粮食需求不断增加，为此巴西需砍伐大量雨林以种植大豆，印度尼西亚每年有一块面积像瑞士般大小的森林遭到盗伐，想一想后果也会毛骨耸然。 对中国来说，“中国崛起”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作者不单指出这种趋势对欧洲的影响，也指出对中国现今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发展总会涉及牺牲，这也是中国撼动世界时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本书也不是一味指出中国之非，作者也希望中国可以发挥“良性作用”，将自身和全球经济引入新时代、新局面。(源:南方阅读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3 7:32:54编辑过]
| [重点]以理性解读疯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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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反犹史》，(德)克劳斯·费舍尔著，钱坤译， （范昀）翻看《德国反犹史》的过程，绝对是场异乎寻常的体验。正如本书作者费舍尔所言，这的确是个“让我神经崩溃的噩梦”。 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几乎是一场梦魇，启蒙理想遭受重创，文明世界颜面扫地，历史虚无主义则在深处发端，滋生蔓延。纳粹和第三帝国的问题，随着反法西斯胜利纪念，在国内炒得火热。前有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厚厚三大卷的经典《第三帝国的兴亡》，后有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哈夫讷分析精到的薄薄小册子《解读希特勒》，此次江苏人民出版社又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的《德国反犹史》。这是一本相当出色的研究论著。不说它的文献充实，不说它的视野开阔，更不说此作的思维缜密，译笔清新，就是这穿插于其中只言片语的点评，具体而生动的细节，都给人灵光乍现的感觉。 从排犹、恐犹到屠犹 1871年，一位犹太裔的普鲁士国家下议院议员在犹太人获得法律上的地位时，如释重负地评论说：“经过多年无望的苦苦等待，我们终于停泊在了安全的海港。”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位乐观的议员可曾预料到在六十年之后的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那时，曾经安全的港湾早已沦为人间地狱，“大屠杀后再对其进行回望和观察，这个事件在历史评价方面的悲剧性错误急切地需要一个解释”，费舍尔的话里满含叹息。 做这种历史梳理并不容易。在材料堆积与主观好恶之间，研究者往往掌握不好平衡。好在费舍尔的叙述颇有分寸感，从早期欧洲的排犹史，病态恐犹主义的兴起直到晚期的血腥大屠杀，事无巨细，娓娓道来，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德国反犹历史的基本脉络，并在云遮雾绕的复杂历史境况中，试图讲述大屠杀的因果关联，为这一超乎想像的人类疯狂找到一丝理性的线索。 毫无疑问，排犹之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脱不了干系。但费舍尔却向我们指出，尽管排犹是欧洲事件，但病态的恐犹主义，要想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事情，恐怕是德国独有的。随着十九世纪生物种族主义的登场亮相，新的排犹主义出现。之后的一战失败，大大激化了德国国内的排犹情绪。到了1918年后，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与日俱增，并超过了其他国家。随后德国式的恐犹症又进一步在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煽动下，演变成纳粹恐犹症。犹太的形象进一步妖魔化，他们是劣等民族，是德国社会机体里的脓疮(戈培尔语)；犹太人的处境也进一步恶化，轻则被迫离开家园，颠沛流离远渡重洋，重则遭遇灭顶之灾，最终化为奥斯维辛上空的一缕青烟。 这是犹太人的悲剧。种种的神话与生物学的谣言使他们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冷漠、经济上的富足，以及宗教上的和平主义，使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直至满盘皆负；这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因为在近代解放运动之后，犹太人早已融入德国文化，将自己视为一个纯正的德国人。对犹太宣战，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人对德国人的战争。犹太人的身份意识在这一刻才觉醒，但却无所归依。我不是德国人，那我是谁？茨威格满含感伤地书写“昨日的世界”；爱因斯坦则愤然声明不回德国。这更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的生命良知遭受亵渎。某个人会因为杀一个人而感到畏惧，但他却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信念而夺取数百万人的生命。 不容忽视的“德国因素” 一方面，作者通过梳理各个时期德国反犹主义的状况，将纳粹的大屠杀与一般的排犹浪潮予以区分，进而说明，反犹主义并不绝对导致大屠杀；另一方面，他将德国特有的阴暗文化心理与纳粹高层人物的人格相关联，进而表明崇高意识形态背后的卑鄙目的，“邪恶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有时也会戴上高尚的面具。”因此，我们在不把罪责推给全体德国人的同时，却不能忽视“德国因素”，历史的机缘促成这些因素孕育出最后纳粹式的疯狂。 所谓的“德国因素”是什么？费舍尔告诉我们，“德国人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不加怀疑地对权威俯首称臣。”这种思维习惯来自于遥远的传统，即便是二十世纪号称以“批判与解构”为弘旨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竟也喊出“不要让思想和学说做你的指导，元首是唯一的德国的现实和法律”这样的昏话。此言一语道出了德国文化远离甚至抵制近代启蒙的实质。 尽管德国文化有过康德、歌德和席勒创造的黄金时代，但费舍尔依然诚实地告诉我们，这只是启蒙浪潮在个别领域的昙花一现，“德国的启蒙运动主要是由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发起，且对政治漠不关心，行事谨慎，在大方向上走的是形而上学的路线”，它提出了崇高的博爱和自我教育的哲学思想，“但它只是预想一种建立在纯粹的美学和精神层面上的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却忽视了改变政治体系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于是个人的内在自由，竟与外部必须严格服从的政治权威没有什么瓜葛。 作者对德国浪漫派作出负面评价，认为保留了一种农业的、前工业时期的意识形态，敌视理性，并通过神话的方式宣扬“恶魔的存在，非理性的力量和在死亡阴影里的黑暗生活的一面”。即便在《格林童话》中都包含了许多阴暗的生命意识，塑造着一代代的德国民众与他们的统治者。关于犹太人是魔鬼的故事，就是这样不胫而走。尽管莱辛和门德尔松的友谊显示了某种和解的可能，但萦绕德国人脑海中的终究是挥之不去的看法，“一旦是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 在这一传统中，德国教育常常只培养政治驯服工具。他们盲从迷信，缺乏必要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特点自然被后来的纳粹党魁善加利用。他们拒不接受当时最进步的魏玛宪政，却对希特勒神祗式的独裁期待甚高；同时，大多数人还会接受明显荒唐的生物种族学说，服膺于犹太是一战失败幕后黑手的舆论。于是，当这种德国式的政治非理性与犹太式的政治冷漠(犹太因为共同体生活的缺乏而缺乏政治意识)相遇之时，反犹行动就彻底演化为大屠杀，突变为超乎想象的“最终解决”。 现代性与大屠杀 1941年11月18日，希姆莱向德国新闻记者团体宣告，“对欧洲所有犹太人的生物灭绝行动已经开始了。”五个集中营开始履行它的罪恶使命。“最终解决”终成事实，六百万犹太人遭受工厂式屠杀，举世震惊。从最初的安乐死到最终的种族清洗，短短几年间，纳粹制造了人间最大的罪恶。我们难以相信良知良能的人竟会在此刻成为魔鬼，弗里德伦德尔则提示我们：“在一个只生产尸体的工厂，人很快就会变得麻木，失去和受害者及其他人之间的感情联系。” 从阿多诺、鲍曼到阿伦特，不少学者都将“坐在桌椅上的屠夫”的出现，视为现代性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费舍尔对此并不苟同，认为将纳粹的疯狂行动仅仅归于“平庸的罪恶”，“其实是一种自欺和撒谎。”我们的确应该看到，将现代性与大屠杀直接关联，意味着纳粹的罪恶不是德国人特有的罪恶，而是普遍的政治现代性的通病。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刽子手们找到了辩护的理由，也为纳粹政权推卸了罪责。 阿伦特的深刻与片面并行而至，她看到了现代性功能主义在大屠杀中发挥了作用，但没看到这一功能主义背后暗藏着不可告人的意识形态操控，同样，她看到了法庭上艾希曼的低能平庸，却没有看到希特勒、希姆莱、海因利希们身上的人格分裂，精神错乱。理性与科技在二十世纪的大屠杀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背后操控它们的却是带有神话性质的谬论与荒诞不经的谎言。看到了这些，我们是否还要让理性背上骂名，启蒙担上罪责，现代性担负起人类全部罪恶的十字架？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该忘却康德关于启蒙的教诲：公开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通过详实而理性的分析证明了作家的天真，也反驳了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的罪恶”的观点。罪恶并不源于生物技术，也不应直接归咎于捉摸不定的人性，它更多地与特定的文化有关。希特勒可以说是汉斯·柯登的复制品，他们也同是德国反犹文化的复制品，只不过命运让后者难以得逞罢了。事实上，正如费舍尔观察到的，在德国存在着新的排犹暗潮，虽然他认为这种暗潮永远“不可能发展成另一股纳粹洪流”，但我仍然认为，只要反犹行为仍在发生，判断反犹文化的土壤是否彻底铲除，人们还是悲观一点好。 ■ 西闪(源:《南方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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