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在帮助家父整理案头时，第一次看到了授业恩师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无意间翻开了导言，尚未卒读，就被先生那深厚的学养，严密的逻辑，犀利的剖析和流畅的文字所吸引。我立即搁置身边琐事，迫不及待地捧读这本教材。越读越有兴味，我开始喜欢上了经济学，并由此心仪先生，以至后来报考了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是先生受原国家教委委托，为全国高校经济类专业和管理类专业主持编写的共同基础课教材，也是许多高校指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读书目。教材的特色，是在全面、系统、准确、简明地介绍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之后，先生加写一段精彩点评。在充分肯定相关理论可取之处的同时，也恰如其分地指出其不足和应当注意的问题。认真研读这些点评，有如当面聆听大师教诲，顿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教材多次荣获教育部和北京市奖项，一版再版，久盛不衰。迄今已经出版发行了四版，1000多万册。受惠于这本教材的莘莘学子，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先生，都自认是先生的弟子。先生桃李满天下，是名符其实的著名教育家。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按照计划研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0版），再次领略了先生的资深翻译家风采。萨翁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经济学》是按照他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体系编排的，在西方国家大学教材中居于统治地位。该书一经先生在大陆独立翻译出版，就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书是当时国内惟一完整全面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作品，开一时风气之先。当时莘莘学子与经济界人士几乎“人手一册”。当今许多有造诣的经济学人，就是受这本书的启蒙，踏入经济学大门的。诚如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所说，该书影响了整整一代经济学人。它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为过。先生翻译评介萨翁的《经济学》，功不可没。学界公认先生为“西方经济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确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顺便提及的是，萨翁不仅是经济学大家，同时还是一位文字大师。他那部享誉全球的《经济学》的妙处，只有在先生翻译的第十版中才能淋漓尽致地得以体现。尽管其他学者后来也翻译出版过萨翁的《经济学》，但同先生译本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为什么在曼昆和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教科书大行其道的今天，仍有许多学者不知疲倦津津有味地通读先生译本，并念念不忘地向学生力荐的个中原因。先生翻译的萨翁《经济学》，确实达到了“信达雅”的完美境界。先生不愧为资深翻译家。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规矩，博士研究生入学笔试前，须先由导师面试。我就是在面试时，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先生的。记得在明德楼的一个房间里，初次见到声名显赫的先生时，我吃惊地呆立着，半天没有讲出话来。因为坐在我面前的先生，竟然是一位身躯不到一米七，且已经严重弯曲的瘦弱老人。与我想象中的那位身材伟岸的经济学泰斗毫无共同之处。更让我汗颜的是，先生自始至终用地道的英语提问题，我虽然勉强能听懂大意，却由于紧张不能自如地回答。心里越紧张，大脑就越不听使换，反应就越迟钝。事后才知道，先生的用意是考察学生的英文功底。因为，最新的西方经济学文献多数是用英文发表的。没有相当的英文基础，不能直接阅读英文文献，同西方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攻读西方经济学博士学位将会遇到相当困难，入学后会相当吃力。先生考察考生的英文功底，更多地是出于对学生日后学业的关切。先生对学生的入微体贴，由此可见一斑。有此教训，我入学后一直不敢放松英文学习，坚持阅读最新英文期刊，间或翻译一点英文文献。这完全得益于先生的言传身教。

在博士研究生入学复试时，我再次见到尊敬的先生。这次先生没有用英语讲话，而是用汉语提了两个问题。一是问我为什么辞掉大学教职，报考西方经济学专业，二是问我考虑过毕业后的就业困难问题没有。我如实地回答了先生的问话。我说，学生报考西方经济学专业，首先是有兴趣，喜欢这门学问；其次是觉得西方经济学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有用，可以服务国家。至于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学生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完全有信心。我回答完了以后，先生没有直接评论，而是又追问了一句，如果西方经济学专业名额已满，是否同意转学外国经济思想史。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师从先生，同意调换专业。事后我反复思考先生的问话，其初衷仍然是关心学生未来的工作和生活，生怕学生选择有误，追悔莫及。先生爱生如子，其情也深，其意也切，使学生没齿不忘。　

秋季新学期开始后，我和师弟拎着几斤水果，如约来到先生住所拜会导师。先生打开房门，引导我们进到客厅，示意我们坐下。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学生，经济上尚未自立，来这里不要带东西（指我们带的水果）。我们说，只是学生一点心意，花不了几个钱。先生接着说，要是真有心意，就把心思放在学业上。学业有成，比什么都好。接下来，先生就给我们开列必读书目和必修课程。必读书目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斯密的《国富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马歇尔的《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的《通论》等，大约有四十余种，多数要求阅读英文原著。先生怕有些书籍在图书馆里借不到，就叮嘱我们可以来家里借阅先生的藏书。必修课程除了院里规定的学位课外，先生特别要我们选修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等。最后，先生送我们在封二上有亲自签名的《高鸿业选集》。我凝视着“徐秋慧学棣留念　高鸿业　2006年秋”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合书。先生指着《选集》平静地说，本书只是记录我从事经济学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一些资料。其中既“缺乏能规范思维的理论体系，又没有能高瞻远瞩的济世良策。即使存在着某些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管见，那也会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失去实践意义。” 先生淡泊名利，诚实谦虚，平易近人，甘为人梯的大师风范，一览于斯，令我等无限感慨。

入室之后，我们就有机会随时请教先生，接受先生耳提面命。经过一些时日的读书和思索，我们逐渐明白了先生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总体态度：系统地了解，详尽地研究，有分析地吸收。先生认为，国内的经济学人，首先应当对西方经济学有充分的了解。这是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研究和借鉴的前提和基础。先生还强调，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方式，是阅读西方经济学的原著，不用或尽量少用二手材料。只有通过系统地阅读原著，才能掌握西方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才能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原意。关于详尽地研究，先生认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来研究西方经济理论，以辨良莠；二是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假设前提与适用条件。先生认为，在经过充分的研究之后，我们就可以有分析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一些有用的观点、概念和方法，为我所用。鉴于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总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在彼时彼地有用的理论或政策，在此时此地未必有用，因而先生极力反对不顾前提条件，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针对改革开放以前有人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如今又有人盲目崇拜、全盘肯定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先生提出了三个层次区分的思想：一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经济理论，即有意识形态的部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纯技术的内容区分开来；二是把西方经济理论的整个理论体系与其中的某些论点、概念和方法区分开来；三是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论点、概念和方法本身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它们的解释和运用区分开来。事实证明，先生提出的三个层次区分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人如何评价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针对经济学中日甚一日的数学化倾向，先生指出，数学方法只是一种分析工具。数学方法是否产生有用的效果，关键是应用数学的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因此，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先生经过研究后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数学被用于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成为问题，原因并不在于数学方法本身，而在于西方学者在许多场合把数学方法和使用数学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不恰当地运用到经济理论上来；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么，它一方面可以造成西方经济学有很强的科学性的假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不到西方经济学使用的数学方法对我们经济工作仍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不论就哪一方面而言，都不利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做出正确的评价，也不利于我们自己的经济研究工作。”（选集，第20页。）

先生一辈子浸淫在西方经济学中，但对马克思经济学却情有独钟，笃信不移。回国后，先生下功夫通读了《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经典著作，后来又业余学习了俄文，全面地掌握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针对当前马克思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倾向，先生十分忧虑。他说：“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没什么用，我说有用。什么东西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照搬西方经济学所推祟的模式。如果完全照搬，跟前苏联差不多，整个经济很快就会垮下去。什么东西使得中国人采取局部、有限度推行市场经济的办法？我觉得是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