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读中国(二)　名家推荐：2007暑假阅读书目

　　目前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史学写作严重脱离一般读者有诸多的批评，强调史学著作的可读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这种声浪里受到忽视的一环，恰恰是如何将历史叙述的生动和史学表述的严谨相结合。阅读这几部著作，正可以对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有所领悟。
　　　　
　　历史篇　　
　　
　　陆扬
　　年龄41
　　现职　哈佛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史　　
　　　　
　　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夏日既是旅行的季节，也是阅读的季节，而阅读其实就是另一种方式的旅行，一种自己可以对交通工具和行动节奏享有完全掌控权的心灵远足。也许因为我曾活跃于个别学术网站，给好学的青年朋友提供过阅读中西方现代史学著作的意见，编辑希望我能将其中有关西方史学的部分整理出一些来，载于报章，充作一份夏日读史的微型参考书目。这个建议自然对我很有吸引力，但开史学书单是件似易实难的工作，尤其是面向一般读者，要在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上取一平衡已是不易，更何况没有可靠且可读的汉译本，原作就是再精彩也只能放弃。我也在中文网络报章上读到过一些学者推荐的西方史学书单，尤其是所谓必读书目，通常给我的感觉是缺乏明确的选择标准和目标。虽说荐书终究随机而随缘，我还是希冀这里推荐的这几部著作，能让阅读者看到现代西方史学特有的一些景观，领略到史学分析的深入灵活和叙述的细腻。
　　第一种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推荐这部众所周知的名作，是因为它是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专著，而且史学眼光是如此周全和深邃。虽说布克哈特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定下的具体框架已经被后来的学者修正得不成样子了，但是他那种将文化的方方面面融合在一起观察，并从细微处辨别出精神大变迁的境界再也没人能超越。除此之外，布克哈特还有一个特点很令我钦佩：他对艺术作品的敏感是历史学家中罕有的(他其实也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史家)，所以审视历史现象不会只停留在文献的解读上，而是有直观的判断力。阅读此书大致可以体会到西方的现代史学如何从一开始就将描述和论证交织在一起。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将此书和丹纳的《艺术哲学》中讲文艺复兴的部分对照来读，就可以了解19世纪西方的史学如何从以士绅型的博雅和某种文化种族的理念为基础而展开的研究类型演进到以实证为基础而强调历史的多变和各种社会文化机制交综复杂互为因果的现代专业史学。两人采用了很多相同的材料，关注的社会群体也相同，但分析的手法和结果却全然不同。和丹纳华丽酣畅的笔调相比，布克哈特的笔触洗炼到了极点，却比丹纳的表述婉约得多，已经体现出现代史学的内敛特色。可惜和傅雷先生的传神的《艺术哲学》的汉译相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中译虽能做到文从字顺，却远比不上原作文字的典雅。
　　第二种是英国史家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2001)。读这部巨著，可以了解现代史学的关注点是如何从上层转换到下层，从结构转换到经验。汤普森对宗教传统、政治宣传和其他意识形态如何渗透到社会的结构中并改变人的团体意识的过程有很细腻的处理。他的史学叙述中到处都潜藏着理论思维的框架，但既不露痕迹，也不为其左右。汤普森史学思想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这部著作却颠覆了惯有的决定论模式，显示出观念和意识的重要。他所揭示的下层，并非受“看不见的手”制约的芸芸大众，而是有独特经验和情感的个体，对这种个体经验的尊重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产生巨大说服力的基础。汤普森运用史料的功夫惊人，能驾驭的面也极广。《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部可以读许多遍的著作，主题看似枯燥，却有能撼动人心的情节。但这部著作不是可以轻松读完的，而是应当伴随着思考。此书的汉译是相当不错的。
　　第三种是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LeRoy　Ladurie)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1997)。此书研究的是14世纪初南部法国乡村的信仰结构和文化心态。作为心态史研究最具影响的经典之一，《蒙塔尤》的情节的转折起伏犹如一本编排巧妙的小说。作者关注点也在下层，但对于《蒙塔尤》所涵盖的时段来说，直接了解这些层面的材料几乎不存在。恰恰是在这点上，勒华拉杜里让我们看到了史家的想象力和敏感：他将宗教裁判所的档案转化为探寻这种线索的最佳史料，通过巧妙的解读勾勒出无形的心态，让我们不仅看到了轮廓，也看到了内涵。虽然此书使勒华拉杜里声名鹊起，但应该指出的是他并非中古史专家，所以在对史料的具体解读上有不少失误，但《蒙塔尤》在史学方法上的贡献却并不因此而减低，而这种贡献看似史家能力的灵活展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孕育的结果。和揭橥意识变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相比，《蒙塔尤》所讲述的故事似乎更生动可读，但强调的却是凝固在一定时空下的心态结构。如何从这种稳定的结构里产生变化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史学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蒙塔尤》本身并没有提供解答，但恰是阅读此书应该思考的问题。这部书的中译本我没有机会读到，但就我所了解的许明龙先生的另一些翻译，我想这部书的汉译本质量应是可以充分信赖的。
　　第四种是法国中古史大家勒高夫(Jacques　LeGoff)的《圣路易》(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这本书虽有许明龙先生流畅和精确的译文，在国内受到的关注似乎不多，也许是主题有些专门的缘故，所以我想借此机会特别加以推介。这部著作是勒高夫近年所写的两部“伟人”传记中的一部(另一部是《阿西西的圣佛郎西斯》)，篇幅浩大。就课题而言，这部围绕中古法兰西最具声望的君主圣路易生平的撰作并不新颖，连其传记型的体裁也似乎和长期站在史学前沿的勒高夫的形象不相吻合，但它的出现却标志着几十年来强调结构心态的年鉴史家终究不得不回来面对政治史的课题。勒高夫投入了十多年时间来写此书，或许可以标志人物研究和政治史书写的某种“复兴”，但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和传记，而是经过心态史学洗礼的“新酒”。作品最可贵的不在于对圣路易的生平事迹的考据分析，在这方面它没有显著超越前人成果的地方，而在于让读者看清楚圣路易的形象有多少种，史家对每一种应该如何处理，它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代表的历史文化意义为何。作者并不认为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圣路易，有的只是各类记忆中的圣路易和借用圣路易来彰显的基督教君主的种种理想。拿这部传记和中国史学界所写的各朝帝王的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所缺乏的是必要的史学思辨能力。《圣路易》的三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很有点像柯文的《历史三调》，但勒高夫对史料的偏见所抱有的警觉更高，处理史料的能力也细腻得多。读一下“饭桌上的圣路易”等章节也可以体会到这是一部何等有趣的著作。
　　我要推荐的第五种著作是美国史家休斯克(Carl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02；李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9、20世纪交替的维也纳是新与旧、沉潜与高明、理性与非理性相颉颃的空间，产生于那个时空的文化很多至今还笼罩着西方世界。休斯克仿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布克哈特，《世纪末的维也纳》就是一部以文化史面目出现的思想史。这部著作其实像本论文集，却犹如多声部的组曲，最后汇聚成一部有多个主旋律的乐章。更难得的是休斯克有一枝轻灵的笔，再沉重的话题也能在他笔下化为精确而优美的阐述。不同于布克哈特的精简，休斯克对当时一些代表人物的心灵成长作了透彻而精辟的个案分析，揭示出的层面常常出人意料。维也纳不同于巴黎，向来不以激进闻名，但读了这本书，可以了解为何19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巴黎一样，有如此令人挥之不去的岁月。我曾在维也纳求学，对那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氛围有亲身的体验，这种氛围在《世纪末的维也纳》里得到最完满的呈现。有趣的是我知道和阅读这本书却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上第一门研究课时的事情，休斯克那时尚未退休，正在普大执教鞭。读《世纪末的维也纳》给了我一种怀旧式的眷恋，所以推荐此书也有个人的因素在其中。
　　最后推荐的一本虽然也是西洋史家的作品，但内容却完全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这就是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北京三联，2004)。这本书有精巧而特别的结构，用春夏秋冬四季来对应明代商业发展的不同时段，虽然这个比喻让人想起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用季节的循环往复来象征文学原型的无所不在，卜正民所强调的却是一种具有独特节奏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千丝万缕，过程曲曲折折，要理解这种变化，必须同时有从各种距离做观察的本领，视野也要放宽到全球历史的范围。虽说叙述结构的安排影响了作者对材料的选择，但书中的选材很有眼光，也不流于一般，使作者在呈现社会活动的各类面相的描述的同时，能照顾到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卜正民有长期处理明代文献尤其是明清地方志的经验，所以他的著作原创性很强，不像有些西方名家，虽能写出引人入胜的史学叙述，但在原始材料的发现和解读上还得仰赖他人的研究。卜正民很自觉地和他描述的对象保持距离，笔触有一种反讽式的幽默和平静。但这种特色的另一面是作者对明代的物质文化和商业活动的精神层面关照不足，所以他笔下的历史虽然立体感很强，却不大能令我感动，这和作者的训练和史学立场有关。阅读时如能将这部书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相参照，会发现同样是描述明代的社会，两书的史观和视角竟是如此不同。
　　我列出的这些著作都是条理清晰、文笔极佳、可读性强的作品，但即便是这样的作品，阅读起来也还是要费一番心思，因为毕竟是纯学术性的著作，写得往往比较浓缩，对基本的背景知识不会做太多的交代。这6种书除了《圣路易》和《纵乐的困惑》之外，都是作者的巅峰之作，而《圣路易》和《纵乐的困惑》也可算是相关作者迄今所撰的最为成熟的作品，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能真正地传世之作大概也就一部而已。这些著作除了布克哈特的以外，都很注重叙事的生动，但这种生动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而是史学意义上的，它们都有深入的史学思考作为后盾，并非为生动而生动。无论是写经济，还是写思想或政治，叙述都必须受到史学表述的严格制约，这是现代西方专业史学的基本准则。目前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史学写作严重脱离一般读者有诸多的批评，强调史学著作的可读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这种声浪里受到忽视的一环，恰恰是如何将历史叙述的生动和史学表述的严谨相结合。阅读这几部著作，正可以对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有所领悟。正是这种对史学纪律的遵守，才使我们能在夏日的自由阅读中得到这些好向导的指引。
　　　　
　　历史篇　　
　　
　　孟彦弘
　　年龄41
　　现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隋唐史　　
　　　　
　　朋友委托我给一般读者开列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著作，以作消夏之用。让一位非专业读者能读某些专业方面的论著，首先就必须考虑这些著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专业读者而言，无论有无趣味，他都必须去读，这是他的工作，是他的饭碗。而过于艰深的专业论著，似乎也不必让非专业读者吃苦去啃。其次，我们还应考虑时间的因素；开得过多，分量太重，根本读不过来，则推荐了也等于没有推荐。本着这样的原则，我想大家在无聊时或许读一读下面的著作。
　　1.严耕望：《治史三书》(辽教，1998)。所谓三书，是指《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及《钱宾四先生和我》；这其中以《治史经验谈》分量最大，也最为详尽。作者是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大家，著作既多，质量亦高，影响也很大。书中所谈，确是作者多年治史的甘苦，非常实用，也很有趣，与坊间流行的“历史研究法”多有不同。比如，他告诫大家，要看书，不要抱定一个题目去找材料。现在电子古籍已很多，找材料更为便捷，但这条经验依然有效，因为检索出的史料，垃圾信息太多，沙汰已颇不易，而同时更能说明问题的“隐性的史料”又绝然不会出现。最重要的是，检索而不读书，则对书本身没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对书本身的了解、认识，又会影响到我们对史料的分析和判断。再如，要少说否定的话，不要忽略反面的证据，引材料不要轻易改字，等等，对我们研究工作都有警示的意义。他在谈这些经验时，举了不少小例子，使这些原则变成了鲜活的东西，我们更易于举一反三。还有类似的一本书，也值得一读，即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名家的严中平先生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1986)。该书是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编写的讲义。有关学者治学的甘苦以及学术史的掌故，大可翻翻张世林先生编的《学林春秋》(中华，1998)和《学林往事》(朝华，2000)，以及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种种学记，如《励耘书屋问学记》、《蒿庐问学记》、《蒙文通问学记》、《郑天挺学记》等。
　　2.《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北京三联，2007)。所谓史源，是指史料的出处或来源。作者在辅仁大学开设史源学一课，主要选择《日知录》、《鲒嵬ぜ》、《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等清代史学名著中的一些条目或篇目，让学生找出其史料出处，看其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本书就是作者给学生所作的示范。他以《廿二史札记》为例，总结道：“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认真阅读此书，会对史料的辨析有一分真切的了解，而史料之收集、辨析，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编者陈智超先生所作注释和编按，对我们领会此书不无帮助。另外，作者非常重视文章的写作，包括遣词造句，比如他在给学生作业的评语中说“‘其之’荒谬，云云、其之连用”，“其字用得不对”，“均皆二字连用”等。“附录六”影印学生作业，其上的批改更可说明这一点。我们应当学习作者精炼的文风，而不宜在学术论文中大量使用口语。
　　3.吴小如、吴同宾：《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中华，1982；天津古籍，2002)。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学文史，首先就要知道大致有些什么书。做到这一点，就要靠所谓“目录学”的修养。过去人们主要是通过《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提要》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这两部书的使用都需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基础。本书对中国文史方面的资料书(如经书、子书、文学方面的总集、戏曲集、类书、政书等)，以及工具书(如人名、地名、年表、文字音韵训诂、书目、索引等)所作的扼要介绍，更易为初学者所接受。它使我们能了解中国文史方面的主要典籍，知道一些主要工具书及其使用方法，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对研究历史更实用的，则是陈高华、陈智超等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天津古籍，2006)。此书大致按中国史断代来编写；编者都是研究相关断代的专家，而不是研究文献目录的学者，因此对书的介绍，主要是从“实用”出发，告诉我们研究某个朝代，主要有些什么书，什么书中有什么样的史料等。
　　4.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上海古籍，1980；华中师大,2004)。研究历史，离不开古籍。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史料。我们不仅要将与自己研究题目有关的史料一条条抄出来，而且对一些基本典籍也需要一再通读。读古籍，就需对古籍的编撰、体例、钞刻流传等情况有所了解。目前，已有相当部分的基本古籍经过整理，出版了点校本，很便于我们的阅读使用；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典籍尚未整理。我们在阅读、使用古籍时，首先要意识到书中可能会有不少错误；怎样发现错误，怎样判断不同版本间岐异的是非对错，就需要“校勘”。本书在论校书时，谈及古书致误的一些基本规律以及校书的一些基本依据；在论读书时，又谈及古书的一些基本体例。这些知识对我们阅读古书都有很大帮助。有了这本书的基础，还可以进一步阅读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和《古书通例》(此二书近以《余嘉锡说文献》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排出版，2001)。对书本身的了解(即所谓“版本学”)，可阅读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1999)。如果想对古代书籍有更直观的认识，可翻阅《中国版刻图录》(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90)。
　　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1982；《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1993；手稿本，中华，2006)。顾先生在1920年代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饮誉学界，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古书中对上古史的记载是靠不住的，越往后的古书对上古史的记载越丰富，其中便不无编制、想象的成分。由此又导致了学界对古书辨伪的风潮。这份《自序》，不仅可以使我们知道作者这一史观的形成过程，作者求学的经历，而且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学术界的状况。同时，顾先生以“能写”著称，由这篇《自序》，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的语体文(或白话文)绝非一片口语。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对古书所记载的古史的否定，并不等于对古史本来面目的否定。当时疑为伪书的许多古书，由近二三十年的出土文献，证明并不是到汉代才有人有意伪作；即使如此，这些古书中对古史的记载，仍需辨析。我们不能退回到对古书中所记载的三皇五帝的世系都信从不疑的时代。
　　也许读者会发现，这些书都读了，自己仍然徘徊在史学研究的大门口。其实，要登堂入室，还需要接受科班训练。史学研究的门槛比自然科学可能要低些，或许在不少人眼里，低得还不是一星半点，但它毕竟是一门专业，并不像“品三国”，或读《论语》说体会那么容易。当然，读者因为这几本书而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以至于立志要终生从事这项工作，那是再好不过的。不过，我也要声明，这种科班训练纯属屠龙之技，似乎并无实用的价值，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要找我算账。　　
　　　　　　
　　社会篇　
　　
　　王铭铭
　　年龄45　
　　现职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
　　　　　
　　“身未动，心已远。”话虽已成旅游广告，却又是在讥讽旅游——时下海外游历，多为“身已动，心未远”。
　　知识分子之游历又如何？借法兰西友人Nicole　Lapierre的书名一用——思想旅行之原旨为，令我们身心暂离故土，“在他处思考”。我们做到这点了吗？读钟叔河先生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在找到自信的同时，也找到了另一番体会:“在他处思考”，是一条漫漫长路。
　　“混合心态”，在以下几本书的“解读”中能得到显现：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岳麓书社，1985；社科文献，2007)。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时写下此书。康氏“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其间，将大量笔墨奉献给意大利和法国。思想跳跃于中西之间，《欧洲十一国游记》对于中欧一统与分化的历史提出了至今仍有意义的诠释。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社科文献，2007)。此为梁氏1903年赴美洲游历的实录，生动表述了一位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家对于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认识。梁启超对于美国之城市化浓墨以描，且以美国从抗英到独立之进程为主线，叙述其对共和制实质之质疑。尤值重视者，梁氏此书所表露出的对于共和政体之失望:“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此话意味深长。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中西二分的世界观在近代中国思想中取得“文化霸权地位”之后，梁氏此书重点在于呈现中国、印度、西方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路向”之鼎立状态，对于我们今日理解世界，甚为重要。梁氏认为，西方文化以历史目的论为特征，所走的是“向前的路向”，中国文化的主调为调和、持中，而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此书之“中国中心论”奠基于跨文化比较，其对于未来文化演进之思考，堪称精彩。国内关注梁漱溟者，多只了解其乡村建设之思想，而忘却中国乃是一个有世界观的天下，而梁氏对此说了不少“大话”。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辽宁教育，2005)。可视为这位1960年代神秘消失的政治思想家之海外随笔。1935年，储安平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系，游学欧洲，途中形成成熟的政治理念，选择英国为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储安平的“他者之心”。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作者的多种文集均有收录)。顾准于1973—1974年间展开西方文明的中国式探索。该笔记旨在比较中西文明，以希腊城邦制度为“表现形式”，透露出其对“东方专制主义”之忧思，为自由思想家之风范。
　　以上书目，选修我在2007年于北大开设的“海外民族志”课程的青年才俊们都已“解读”过，此处重述之，猜想有意踏上“思想旅程”的同好，会有一定兴趣。
　　之所以在北大开课大谈中国人眼里的“非中国”，是因为考虑到：获得一种从中国的观点看世界的知识力，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再重要不过了。
　　开放时代，“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号召一呼百应，而国人却不知中国与世界本非二分。“让中国走向世界”，那不等于是在说“中国在世界之外”吗？
　　除了质疑，固然还是有些许学术想法。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人文学，多聚焦于中国自身。我们喜欢看自己。尽管“看自己”不该以拒绝审视他人为前提，但数十年来，知识上的这种“自力更生精神”，却害得我们丧失了深度了解世界的愿望。
　　人文学，应以事例诠释整体世界。中国人文学若缺乏世界解释力，或缺乏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跨越的本事，则即使我们再渲染自己的“独到之处”，亦无法摆脱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身份。
　　今年上“海外研究”一课时，我要求学生广泛阅读自古以来中国自己的海外论述。课的前半段，我占用了多数时间，筻轮泄的“天下观”，我轻狂却不无沉重地言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等众多古书里的“中国式西方学”，断言，在西方出现东方学之前的数千年，中国已存在着“西方学”，这门不怎么能以现代科学来衡量的“学”，先以“东方君主”穆天子朝拜西王母为起点，到汉唐时期继之以“佛教征服中国”，生成“西方极乐世界”之理想，随着海上交通之发达，则又渐渐自陆至海，至迟于元明，即已生成了“中国式西洋理论”。
　　说古史，为的是看近代。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摇摆于种种“西方学”之间，或以西方为“他处的理想国”，或以西方为“恶之花”，或二者兼之。
　　另外，中国人类学家中，似长期有对海外进行“客观研究”之努力，如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中央民族学院，1992)、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北京三联，1985)、许?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华夏，1990)、乔健编著《印第安人的诵歌》(广西师大，2004)等等，均属此类。这些书与前面罗列的五部以“跨文化政治哲学”为书写宗旨的旅行记及随笔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意味着，迄今中国人类学在此一方面之“境界”，早已被康有为等“不得已而远行者”所抵达)。
　　至于中国人文学“走向世界”之意义，钱锺书先生曾出妙语：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钱锺书序，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页2)
　　一方面，我们再如何也不能将自己疏离于世界之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再如何也是世界本身——深刻！可叹！　　
　　
　　本专题的策划与编辑，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余晖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先生、张帆先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潘涛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先生的惠助，谨此致谢！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