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到过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关于2004年10月23号日本大地震的，文章题目叫《当大地震袭来》（经济观察报 2004年11月1日 06版），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并没有过多的描写其损失是如何如何惨重，而是详细地描写了当地政府如何迅速有效地协作一致的应对灾情，同时也描写了当地居民的一些心态——忙而不乱，急而不慌，其中有两段话让我深有感触，这两段话都是描写这场灾难的一个受难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坂牧宇一郎的。
难过之情令坂牧宇一郎无法吃下老伴做的早饭。在他心里，有一种东西也在一夜之间被改变了，他再也不会是过去那个整天笑呵呵的小个子老头，喜欢向人夸耀古志村的稻米是多么好吃，自已又是个多么厉害的种稻能手。”</P>
“坂牧宇一郎说，要是我们没能把锦鲤和斗牛的文化传给子孙，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P>
从这两句话里看的出来，显然这位坂牧宇一郎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但是一个农民竞能够如此热爱自已的职业并引以为傲，而且在他的内心里把这种职业看成了一项神圣的事业，并立志要把它传递给子孙。而相比之下，我们中国有几个农民能如此的把自已的工作看作一种事业并引以为傲的？又有几个人真心愿意自已的下一代继续从事农业的？当然，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他们的生活水平似乎理所当然的要比我们高，但是我认为这种精神这种态度并不就理所当然的也要比我们高。</P>
想想看，他在日本作为一个农民，他的收入肯定是不能算高的，他也肯定不是一个在物质上十分富有的人。按句话说，如果把他的所有物质财富换成人民币来算，那么在中国拥有他那么多甚至比他更多的物质财富的人肯定有很多，但是能够像他那样追求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人却是少的可怜。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的财富在日本人手里就可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就可以产生和创造更多的外部效益，而在我们中国人手里却始终让人停滞在对生存和安全这两个最低级的需求层次上？而且始终不能产生更多的外部效益？归根到底，我认为这就是那个仓廪盖的盖子问题。</P>
仓廪实而知礼仪。这是一个真理，因为一个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社会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知礼仪，守信用的社会的。但关键问题是那个“实”字。怎样才算“实”呢？倘若仓廪盖子很高很高，那么再多的东西放进去也会觉的很少很少，而如果做一个恰当合适的仓廪盖子，那么可能放进去的东西是一样多的，但是人们却会觉的很“实”。而只有当人们变的“实”起来后，人们才有可能变的真正知礼仪起来。否则，始终停滞在生存和安全这两个最低级的需求层次上是永远不可能真正知礼仪的。所以，同样的财富在别人手里可以发挥出更多的效用，可以满足更高层次的追求，但在我们手里却不可以，根本原因就在于别人的仓廪盖子做的比我们更恰当更合适。</P>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另一篇文章，看看中国的仓廪盖子有多高。</P>
这是在同一期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个人消费信贷是否可以持续》（刘建昌 经济观察报 2004年11月1日，35版），对这篇文章我最有感触的是几组关于中国家庭债务数据的比较。</P>
“笔者根据各地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个人消费信贷余额计算了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宁波、杭州等城市的家庭债务比例，发现这些城市居民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接近或超过100%，尤其是上海高达155%，已经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居民的家庭债务比例。北京仅次于上海，家庭债务比例达到122%，青岛、杭州、深圳、宁波等城市的家庭债务比例分别达到95%、91%、85%、79%，天津最低为44%。”</P>
“根据各地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平均房价，按照三口之家80平米一套住房的标准计算，平均20年按揭，按照目前利率水平，目前一些城市的债务承担率在50%左右的水平，远远超过了美国2003年的18%的水平。以上海为例，2003年平均房价5118元/平米，人均可支配收入14867元，80平米住需要贷款327552元，每年还款26027.28元，占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8.36%，债务负担相当沉重。”</P>
“以上海为例，一套80平米住房的价格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54倍，而国外一套住房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为：德国11.41；英国10.3；意大利8.61；法国7.68；美国6.43；连在一般人认为人均土地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这个比例也不过是11.07。可见我国一些大城市的房价高到了何等程度。”</P>
从以上几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这个仓廪盖子做的有多么高了，而这还只是老百姓的购房支出，如果再加上最近几年急剧上涨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以及独生子女政策下造成的老人负担费用等各种费用，可以说大都数中国人的这个仓廪盖子是看不到顶了。而其实这些开支中很大一部份并不需要当期支付，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根本不需要的开支，但是仅仅是因为它们可能要支付的，所以人们就不得不把盖子做的一高再高。于是每个月所挣的一点点钱往那个高不见顶的仓里一放，顿时心恢意冷——如此大的一个仓何日才能“实”啊？而这时又有专家有学者对他们说要再努力再努力，要再竞争要再竞争。于是他们就只有拼命的再工作再挣钱，一个人做二份工作甚至三份工作，挤占了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工作岗位。于是竞争激烈万分，销烟四起。于是又有专家有学者出来眉飞色舞的说；看吧，市场经济发展的多么好，人们的竞争意识多么强烈，看吧，中华民族多么勃勃生机！而由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便荡然无存，城市之中满目皆是铁窗铁门铁锁铁心肠。而由于失业率的升高，就业薪水的下降，贫困也日渐增多，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日渐紧张，常常顾此而失彼，于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也日渐淡薄。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已，于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靠自已的力量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预期支出问题，而这就只有靠增加积累，而大量的积累就造成了一种滞后消费。而这种对他人对政府的不信任使的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而这种不信任也成了当前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主要就是这个盖子问题。</P>
显然，要解决这个盖子问题就是要大大降低人们的心理预期支出，而解决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政府。政府应该制定一个恰当合适的盖子，让人们在他的财富积累到这个盖子的高度时就可以感觉到足够的安全感，从而可以让人们的需求层次提升到下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比如对爱的需求，对尊重的需求，对自我实现的需求。而这三个需求都是对他人，对社会极其有益的需求，都是真正让人变的高尚变的知礼仪的需求。而倘若长期处在生存和安全两个最低需求层次上就会让人变的消迷、颓废、极度自私和丧失自信。而这是十分危险的。</P>
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由于购房支出成了当前人们的最大的预期支出之一（另外一大预期支出应该属子女的教育支出）。不难看出，购房需求往往具有消费性和投机性双重特性。对某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必需品，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可能就成了一种高极的奢侈品。对必需品，显然我们应该要控制其价格，防止被投机抄作。比如对粮食价格，如果国家完全放开其价格的调控，纯粹交给市场调节，那后果显然不堪设想。但是作为奢侈品，国家又不应当控制过严，一定程度上还应该鼓励竞争，鼓励投机，应该说房地产作为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某种程度上必须有点适度的泡沫才是恰当而且合适的。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来区分出消费者买房是出于对必需品的需求还是对奢侈品的需求呢？如何即能保证满足正常的消费性需求又不挫伤投机需求，保持适度的泡沫呢？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一种“澡堂现象”。</P>
有一家澡堂，刚开张时票价定为每人每次1元，这个价格按理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当时当地的水价为每吨水四毛多点（理论上不可能洗一次澡要用一吨水），再加上其它的成本，每人洗一次澡的人均成本大约就是五角多点，显然，按店家的想法应该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结果却并非如此。由于大家的心理都认为这是花了钱来洗的，所以一方面都洗的比较久，另一方面都尽量的占用时间，造成单位时间里洗澡间的利用效率大大降低，而更严重的是一元一次对不少人来说是个很低的费用支出，于是很多人每次来不但在里面洗澡而且还在里面洗衣服，甚至有的人特意带一大包衣服来洗，对这些人来说，来洗衣服成了主要目的，洗澡反而成了次要目的。这样一来，成本显然大大上升，老板不得不提高价格改为2元每人每次。本以为这样会让那些洗衣服的人不会再为洗衣服而来，同时会减少一些需求，实现供求平衡。但事实上来洗的人却似乎更多了。因为价格提高使来洗澡的人因为付了更高的价格而在里面呆上了更长的时间，甚至有很多人在里面呆的时间超过了一小时！而由于洗澡间的人均占有时间大大加长，周转率大大下降，于是造成很多人不得不在外面等待。于是一时间看上去似乎需求十分旺盛，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而实际上呢，资源被大量的浪费了。而随着成本的提高和需求旺盛的假象，店老板不得不再次提价，这次老板把价格定在了3元每人每次上。如此一来，来洗澡的人是少了，但是来洗的人几乎个个都泡在里面超过一个小时，而且来洗澡的人几乎必来洗衣服，而来洗澡的人在心理上都不打算或不肯定下次是否一定会再来这里洗，所以对一些诸如水管水笼头的公共设施也常常被损坏，下水道也常常被堵塞，而且来洗澡的人的洗澡次数明显减少，并主要集中在傍晚和周末，其它时间里的利用率大大降低，由于过于集中，所以一方面空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另一方面忙的时候又常常没有空位，所以有不少人因为不愿等候太久而离开。显然澡堂的效益其实仍然并不好，而且造成了大量的水资源的浪费。最后，有一天，这老板想了个办法，他贴了张公告出来：</P>
15：00——22：00</P>
洗澡25分钟以内的，每人每次1元；</P>
洗澡25分钟以上35分钟以下的，每人每次2元；</P>
洗澡35分钟以上45分钟以下的，每人每次3元；</P>
洗澡45分钟以上60分钟以下的，每人每次5元；</P>
洗澡一小时以上的，每人每次8元。</P>
8：00——12：30 可打五折（周未除外）；</P>
12：30——15：00 可打七折（周末除外）。</P>
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时间控制在45分钟以下，而且其中大部份人都控制在35分钟以内，甚至有不少人是控制在25分钟以内的，显然，35分钟以内是一个人洗一次澡的正常所需时间。虽然有一些家境比较好的人仍然会呆在澡堂里洗衣服，但是这样的人被其他人认为是不道德的人而且是成了奢侈的另类，在这种压力下，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少数的几个这样的人也无法形成拥挤现象，因为大部份的房间周转率大大提高了。而同时由于在这里洗澡不用等太久，价格也实惠，所以来洗的人也更多了，老板和顾客之间彼此都熟悉，建立了信任关系。想到要洗澡，他们首先就会想到这家来，而为了下次能够再来，他们都很自觉的爱护一些公共设施。于是一时间，这家澡堂的效益大大提高，生意红火起来，并纷纷被其它同行仿效。</P>
显然，其实常来洗澡的人数（也即需求量），在一定时间里是基本不变的。但是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造成了需求过旺现象，而解决的办法不是搞单纯的提价或降价，而是应该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措施。一方面挤出非正常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正常的需求。我认为房地产行业也存在类似问题。有很多人买房其实并不是其真正的消费需求，而是一种投机需求，虽然对房地产存在投机需求是无可非议的——就像有人在洗澡的时候顺带洗了件衣服一样——但是一旦这种行为过了度，市场上存在了大量的投机行为，从而使的正常的消费需求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又由于房产又具有必需品的特性，对很多人来说他是必须买房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缺乏弹性的商品。所以这种被扭曲和被利用的消费需求又反过来进一步的刺激了投机需求，而随着价格的上涨，就造成了一种需求旺盛的假象。</P>
现在国家也看到了房地产业的泡沫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控制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提高贷款买房的利率和首付比例等来防止房地产过热。但是我认为这种措施就像澡堂老板开始时想靠提价达到目的一样过于简单化，而没有更具体到各个个体需求上去. 。 我觉的应该像澡堂老板制定不同的价格区分不同的需求一样，制定不同的政策区分出消费需求和投机需求。因为整体的提价或降价要么会打击和抑制正常的消费需求要么会打击和抑制有益的投机需求。而如果能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引导和区分消费需求和投机需求，那么就会十分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也即有利于去掉其表层的过多的泡沫，同时又有利于保护正常的消费需求和有益的投机需求。</P>
而区分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出正常的消费者需求和不正常的消费者需求。显然，买房者不可能自已承认其购房是投机性或消费性的（有时其实他们自已可能也说不清）。所以这就要靠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来引导了。比如国家可以作如下规定：</P>
凡拥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在全国任何地方购房，在60平方米以内（硕士生在90平方米以内，博士生在120平方米以内）可以以当地政府的优惠价购买，但超过这一数额的部份必须以市场价购买。而政府的优惠价可以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以及市场价格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市场价格高的地区，政府价格也可以相对较高，市场价格低的地区，政府价格也可以相对较低。但这个政府优惠价必须以当地建造成本价为基础制定，而且必须远远低于市场价。</P>
于是，这样一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P>
第一; 最大的一个好处在于有利于解决前面提到的仓廪盖子问题。试想，如果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明确地知道了政府对他们的信任与关怀，同时也明确的知道了这个盖子的高度，那么显然，其心理压力将会大大减轻。而这一政府价格显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象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变动那么厉害。而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水平和需求层次很大程度上决定和代表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需求层次，减轻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很大程度上就减轻了整个社会所有家庭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因此这必将大大降低盖子的高度，大大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大大减少预期支出，尤其对增加当前消费大大有利。</P>
第二; 由于这一政策只是保护了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大学生的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而一方面青年大学生在数量上对全社会来讲还只占少数；另一方面政府的优惠价格只限定在一定数额的购房面积内，比如本科生只有60平米的优惠价格购买权，超过了这一定额就必须仍然以市场价格购买，因此即不会影响到正常的有益的投机需求，又保证了部份正常的消费需求。另外，由于政府的优惠价格也是根据不同的地区而有所不同的，所以这种定价并不会对当地的市场价格造成太大的压力，更不会影响到正常有益的投机需求。但又由于政府限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对知识青年的保护性，所以它又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市场价格防止过度炒作的作用，从而避免形成过度的泡沫。</P>
第三; 由于这一政策只有少数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大学生才能享受到。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当前人们对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和他的地位高低的判别基本上取决于其个人财富的多少，这种价值观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这一政策就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价值观标准，也正是符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这一理论精髓的。所以一方面这必然引起人们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从而有利于大大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对中华民族强盛有极其重大的长远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社会精英相对比较容易满足自已的对生存和安全的需求，因此十分有利于提高他们的需求层次，产生巨大的外部效益，大大提高教育的外部经济性。</P>
另外，现在高校扩招，收取了高额的学杂费，但是就业压力，竞争压力使的大学毕业生们长期处在生存和安全这两个最低极的需求层次上。所谓“取而不予”的政策显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极为不利。众所周知，在国外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渠道里，有很大一块是来自于校友等方面的捐赠资助，而我国的这一块却少的可怜，其实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有钱也不愿捐赠给学校），而主要就是这种错误的“取而不予”的策略。而造成有钱也不愿帮助别人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盖子问题，盖子太高了，使人们无法从最低级的需求层次上摆脱开来，上升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上来。而只有人人开始追求对爱的需求，对尊重的需求和对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个社会的人才会真正变的高尚起来变的“知礼仪”起来！</P>
最后，我想再解释一个仓廪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仓廪盖问题就是社会保障问题。但我觉的他们两个概念是有所不同的。他们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但是仓廪盖子的问题虽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是它决不受它的控制。仓廪盖的高低可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调高或调低。比如在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是显然人们彼此都很团结，很信任，撇开政治因素，从马斯洛的五项需求考虑，那时的人们对生存和安全的需求是比较容易满足的（虽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有些时候满足不了，但那时就有很多人在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了，应该说正是这些人造就了共和国之初的一些辉煌的成就。这也是为什么像李四光之类的人愿意回到贫穷的祖国来的根本原因，倘若这些人的仓廪盖子很高，有着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那么他们未必会回来。（而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分析下为什么现在的贪官们的胃口如此之大，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其实这也也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极度不安全感，为了能让事发或逃脱后其本人及家人有充足的金钱度过余生，他们就不得不一而再，再二而三的犯罪。特别是那些想到国外去度过余生的，更是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事发后或是顺利逃脱后究竟要用多少钱才够，又由于其平时生活的奢侈，所以他不得不把他的仓廪盖子做的越来越高。因为一旦他离开了这个位置，他可能再也不能获得物质财富。所以假若国家能制定这么一个恰当合适的盖子，为社会提供一个标准，让这些人知道他的财富早已远远超过生活所需了，那么也许对缓和腐败现象也有一定的帮助。毕竟，我相信，有很多官员至少是曾经有过良心的。而现在有一种学习新加坡的所谓“高薪养廉”的说法，我认为想学“高薪养廉”就必须先学别人之所以能“养廉”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我认为就是一个恰当合适的盖子问题，否则的话，是根本不可能廉的起来的。）显然，那时人们的仓廪盖子都是比较低的，而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也是由于政府获得了人们的充分的信任。</P>
因此，我认为仓廪盖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能力能及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而社会保障制度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应该有不同高度的仓廪盖子，而恰当合适的仓廪盖子可以促进经济的正常有序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提高和完善；而不恰当不合适的仓廪盖子将会阻碍经济的正常有序的发展，也将使社会保障制度漏洞百出，顾此失彼，苍白无力！所以二者紧密相关，但也是有所不同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