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先生的人本思想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是我们的基本任务。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科。张培刚先生是国内外上公认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他在1945年完成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开创性地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基本主题——农业国工业化理论。该文获得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并继张伯伦、萨缪尔森等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之后，获得了大卫.威尔斯奖，成为东方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先生根据发展经济学的新动态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经验，老骥伏枥，又擎起了创建新发展经济学的大旗。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张先生带领一群年轻学者，初步建立起了新发展经济学的雏形。

学界和新闻界对张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和新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已进行了不少介绍，本文不拟重复，而只想就张先生农业国工业化和新发展经济学中的人本思想尝试性地进行探讨。只所以选择这个角度进行探讨，一是因为发展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陷入了“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即主要研究物质财富的增长、结构变化和物质要素，而较少研究人类自身的发展、主体行为和影响主体行为的制度；二是因为我国政府目前正在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就是“以人为本”，但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学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需要说明的是，人本思想不仅包括“满足人”，而且包括“依靠人”和“提高人”。

张先生理论体系中的人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研究农业国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可以不考虑人的价值取向，但发展经济学是具有很强应用性质的经济学科，离不开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张先生生长于湖北红安农村，自小对广大农民的困苦有着深切的体验，出国前又在由陶孟和先生主持的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先后对河北、浙江和广西等省的农村进行了6年的深入调查，相继写出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和《中国粮食问题》等四部著作。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生活和实践基础，因此张先生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一方面严格遵循了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在其字里行间又始终蕴藏着对祖国贫穷落后农村农民的深切人文关怀，真心实意地探索农业国农民如何摆脱贫穷的工业化道路。后来张先生在创建新发展经济学的过程中，对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与众不同的分类，特意将自己的理论归于“民族、民主观点的发展经济学”派别，并指出这一学派的学者“是站在本国作为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的立场，其主要的研究目的是真心实意地探讨在本国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真正做到经济起飞和达到经济发展”[1]。

二是强调企业家和劳动力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依靠人，特别是必须依靠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和劳动力。强调行为主体的作用也是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张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将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归结为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和制度，其中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为首要的发动因素，而且他特别强调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重要意义，认为企业家精神不仅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而且包括最重要的“为企业本身的发展而经营企业”的精神或志愿[2]。在张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体系中，劳动力是工业化的基本主体，农业部门源源不断地向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是工业化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劳动力自农场转向工厂——人口的职业转移是工业化的基本规律[3]。而且他认为，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发动因素的“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都离不开人的主导作用，前者体现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管理才能，后者体现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4]。

三是强调制度对人的行为和工业化的关键影响。制度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用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只要强调人本特别是人类主体行为的作用，就离不开对制度的关注，因为制度是影响人类行为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张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深刻认识到制度对工业化的重大影响，将社会制度（人的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作为影响工业化的基本因素，而且认为社会制度既可能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又可能是工业化的限制因素[5]。在2002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中，张先生又充分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论证了制度创新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从微观层次看，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反映某一技术关系的生产要素组合才能实现；从宏观层次看，各种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技术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从经济发展史看，制度的调整和变动又决定着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长期走势”[6]。

四是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必须依靠人，即必须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要想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必须为人提供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必须为人提供好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还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张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专门写了“智力投资或‘人力资本’投资”一文，对舒尔茨等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发动因素，有了它，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两种发动因素，才得以产生出来并真正发挥作用。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抓科技（包括现代社会科学和管理），抓教育，抓国民的文化素质，让有知识的人为官当政和率先发财致富[7]。

最后，张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必须提及。笔者在张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了四年（读硕士三年，工作一年），深切感受过其拳拳爱国之心。先生最重要的生命支柱就是为中国人争口气。“我自己觉得最欣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光有光辉灿烂的历史，在科学上中国人也可以做出成绩。我自己写的这本书，就是证明中国人在今天还是有能力跟世界上任何民族，包括那些有优越感的民族，在他们自己的强项上比个高低，一决雌雄”[8]。类似的话笔者曾多次聆听到。张先生治学非常严谨，一字一句一标点都非常讲究，在其著作中能看到大量的着重号（强调对关键词的准确理解），而且非常注重行文的转承起合，使人读起来如行文流水。张先生非常尊重他人的劳动，在撰写文章时，凡是为之付出不同程度劳动的人，他都会在文中一一列举说明，凡是引用他人的著作和文章，不管他是大学者还是未出道的青年学子，他都会在其书或文中清楚注明。张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对几十年前老师、朋友、学生的姓名、爱好甚至其出生年月娓娓道来，常常使我们这些学生惊诧不已。张先生一生坎坷，但对生活极为乐观，而且风趣幽默，爱好广泛，喜欢读历史书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喜欢看武打片，喜欢看足球、篮球和排球比赛等，因此在其讲话中常常将历史典故、武狭人物、体育逸事、农村谚语等信手拈来，凡是听过其讲话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听其讲话是一种难得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