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权威张五常教授曾经告诫过：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没有希望的。

我赞同他的观点，虽然听起来有些激进，有些反叛，可是现在国企改革的困境足以支持我的观点。

正因为国企面临着困境，学习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才有饭吃，才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有困难，制度经济学的权威就简单地认为国有企业没有希望，那将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是没有希望的。果真如此，我建议大家就不要研究制度经济学了。

当然，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是要从制度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主张私有化。正是从这一点考虑，近来我反而认为制度经济学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一门经济学科。

政治环节的嵌入，使国有企业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而已。即使没有政治环节的嵌入，在政府对其实施有效影响的情况下，所谓的改革问题依然是困难重重。就像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然是不管用的。

国有企业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是缺乏人格意义上的所有者主体，一是政府施加了太多的干预。

1、国企改革不只是想强化领导者的责任感，而是要重新确立一种广义的游戏规则，所有的人都

得按规则办事，不管企业领导，政府领导，还是普通工人。

2、其实国企所需的只是强化监督，管理。

若没有“只是”二字我说什么都要双手赞成你的观点了。但要加上只是这显眼的限定词，我想你的观点就大有问题了；再着，国企要监督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你不说别人也知道是这样，用张五常的话讲这叫模糊理论，是没有办法用事实检验的，一个学者的问题应该是这样：怎样才能实现有力的监督、管理。计划经济时代的监督力度不可谓不强：思想改造、学习再教育、精神的、肉体的都有，可就是行不通，为什么呢？BARZEL说“人是一种流动资产”人是活的啊，你什么都可以强制管理，但惟独人这种资本，你要想从外部强制监督、管理谈何容易啊！

国有企业没有希望了？暂且不论个真伪！

但是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它的替代品——非国有企业——那些处在边层的企业。他们才是制度变迁的内部规则的制定者。我国的历史中可以印证这个路径的可行性，边层的创新在逼退旧的制度安排，最终在和核心的讨价还价中得到核心的承认！由核心推广到一般，所以制度变迁的外部规则是由政府制定的。邓小平曾说过。农村改革的思路是来源于人民之中。

所以，目前的制度变迁路径是合适的，至少不会出现苏联和东欧的突变

以上曾是我的学位论文的思想！但受到过上上下下的批判！

有意思，奖励50积分。有一个问题，非国有企业获得内部规则制定权的条件是什么？如何体现出来？在什么阶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19 12:03:33编辑过]

斑竹问的好难回答！

我的文章是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争夺保护性管制方面论述的，这里的管制被我定义成一种资源。最后一问在我的文章里有论述，非国有企业在争夺这种资源的过程中还处在弱势的地位（话语权不够）。一方面是价格系统不健全，二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没有选票机制。所以资源不是通过“拍卖”的形式进入到需求者那里，说简单点就是没有自由竞争的环境。我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非国有企业表现出了和国有企业相反的情况，国有企业出现了行政性壁垒降低，反而非国有企业在依赖行政性保护。我的初步解释是非国有企业在通过“钻空子”的方式起家，发展过程中，在没有竞争环境的情况下，提出保护性要求是最为便捷的，所以非国有企业对内部规则的制定影响能力还处在初级阶段（共有三级：初级，单个企业资产积累；中级，合谋企业；高级，政治合谋企业。）

对于第一问，我只是有一个三个阶段分类的初步分析的工具，如果要有制定权，要到高级，起码要有非常成熟的中级情况，因为我认为要争夺制定权的条件也有三个阶段的不同，一，人际关系（只能靠寻租）；二，行业协会（独立的，有对内部的监管权）；三，有立法影响力的某个东西（我不知道在中国这是什么？我叫他“吹枕边风的人”，文中叫有立法和修法参与权的人，但我自己不满意这个说法）。

关于第二文，应该就在第一问中，可惜我知识不够用了，在前两问上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第三问的回答也只是一种主观设想！

1、奖励情满珠江经验30。

2、我建议你更精确地定义规则制定权，如果需要模型化的话，比如对行业或国家技术标准的影响力。如果你认为企业发展的目标是争夺保护性管制，我想这不是企业的真正目标，而且偏离市场经济的要求。实际上，多数民营企业都不是靠管制而是靠开放竞争获得生机的。

可能是我只讲了一个面，让斑竹误解了，我当然是主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

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不是非要以自由竞争为批评的标准呢？或者针对某一阶段！

我在三个民营企业蹲了一个暑假才有一些想法！我用这些零碎的想法和那张讽刺美国国会的漫画，就是在每个议员后面都有一位大肚子的资本家的那张漫画，我才想到：如果对政府管制主导权转移到企业（非国有企业）上去，本身是否已经是体现了价格机制的复苏过程。因为我觉得这种改革是贴近现实的方法！而不是从理论开始，自上而下的过程！诺斯总结过管制的起源，他也认为在欧洲当时的不开放环境中，管制是被寻求的，是企业在主导。自然的，管制和市场经济就是同生同长的。

这个的确是我的死门，我的导师对我这方面最不满意。在这一点，我自己也感到黔驴技穷。我现在用的是寻租所得对需求的弹性与市场势力之比来定义的。文字的说明是：企业寻租后面临的需求曲线正好是他所能发挥的市场势力时的需求曲线。（我的导师用库恩的科学方法论来批评我的定义，毫无用处）

现在我不做这个研究了，因为资格被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