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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好的工程学府之一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德里分校，我们见到了21岁的施拉姆(Shriram)。他在48.5万名参加了该校入学考试的考生中，排名第十九位。我们管他叫第十九先生。这所学院的入学考试对考生要求极高。

施拉姆能告诉你他得知自己考试结果的具体日期和时间。这个考试，以及为之所做的准备，几乎是他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全部内容。他在很小时就因为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独具天赋而作为“大天才”被挑选出来。为了备考印度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他报名参加了一个私人培训机构，这家机构专为学生进行备考前的强化训练，训练内容包括物理、化学和数学这些主要的考试科目。按照施拉姆自己的估算，那两年里，他每周学习90个小时。

来到印度理工学院后，施拉姆发现班里都是学习尖子。老师们则对学生寄予着厚望。在第一次数学考试中，他这个一年级班级同学的平均成绩是30%。施拉姆也考得很差，不过很快成绩就升上去了，为此他牺牲掉了部分睡眠，以便能够多些时间用来学习。他说，“长这么大，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到这里来。我知道如果我能够进入印度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专业，努力工作，努力学习，那么我们的一生将会完美无憾。我将娶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开一家公司，帮助我的国家发展，实现家族的希望和梦想。”

印度和中国都有竞争激烈的全国统考制度，通过考试帮助国内的顶尖大学选出最聪明的学生。其竞争之激烈、准备过程之艰苦、举国上下对考试结果之焦虑，无不让美国的大学本科入学考试SAT看起来如同儿戏一般。在中国和印度，押在考试成败之上的筹码要沉重得多。那些考入前1%的幸运儿们有机会进入自己选择的大学，未来职业之路从此被引入了快车道，将有更高的收入，并将开始享受中上层阶层的生活。

对于剩下的99%考生而言，统考制度带来的结果并不怎么样。在中国和印度有近4,000万名大学生。大多数人就读的学校只是在以低成本大批量地制造着毕业生而已。学生们抱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如同工厂炮制一般，枯燥乏味。用人单位也是叫苦连天，称许多毕业生需要先重新参加培训，之后方能完全胜任自己的工作。

目前来看，美国的大学体制仍是远远领先。不过再过十年，全球在下一代的教育方面，将有一争，中国和印度有潜力改变当前的力量均衡。随着大量适龄学生即将进入大学求学阶段，这两个国家已经将改革本国大学列为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

中国和印度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简称BCG)，我们开发了一套新的排名系统，对各国的教育竞争力进行比较，我们称之为BCG E4指数。这套排名基于四个E：Expenditure（开支，即ZF和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投入水平）；enrollment（人数，即在校就读的学生人数）；engineers（工程设计人才，即进入就业大军的合格工程设计人才数量）；elite institution（精英学府，即在全球高等教育院校中名列前茅的学校数量）。

美国和英国分列第一和第二位，主要因其教育开支较高，且在全球排名靠前的大学以及工程类院校数量多。中国排名第三，印度是第五，主要是因在校就读人数多（排在第四位的是德国）。美国独占鳌头的原因很明显：其一，美国用在教育上的花费最高，每年的教育开支达9,800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印度的五倍。美国还是生产工程设计人才密度最大的国家，每一百万名居民中就有981个工程专业毕业生，而中国和印度分别是553个和197个。

目前整体而言，美国大学在给学生提供就业准备方面，做得最好。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预计，美国81%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可以立刻胜任工作，而只有25%的印度毕业生做得到这一点，中国的这个比例是10%。中国某大学的系主任对我们说,“中国学生能够照猫画虎地解决一个问题，但一旦需要独创的思维和自己的发明创造时，我们就没辙了。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弥补这个不足，我们正努力让我们的理工科教育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础。”

在中国，成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整体实力在国内名列前茅。一位北大的学生以极其严肃的口吻告诉我们，“要能在图书馆占到位子那你运气够好。哪怕是凌晨三点，你在那里都找不到空位。”

目前，北京大学是中国的九校联盟之一，九校联盟是中国借鉴美国常青藤盟校模式、于2009年建立的学校联盟。其目的在于通过九大资金雄厚之院校的合作，吸引到最好的学生和教师。最近，这些院校每家从ZF那里得到了2.7亿美元的资金，他们还在吸引“海归”（即那些在海外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学子）回来领导这场中国的文艺复兴，给海归的回迁红包高达15万美元。

尽管这九大院校最有实力闯入全球精英院校之列，不过中国ZF还选出了一百家主要大学院校作为第二梯队，ZF为这批院校投入了总计28亿美元的资金。

这两批院校在校生之间的差距通常并不十分明显。每年参加中国教育系统全国性高考的高中学生有1,000万人，高考决定了他们的排名以及能够进入哪所大学。高考状元们都成了全国皆知的明星。不过，批评者们认为，高考过于强调记忆能力，依靠对事实的死记硬背以及考生的反应速度就能决定是否可以被大学录取，这未免过于武断。有个最近高中毕业的考生告诉我们，“高考那天我感觉不太舒服，结果我的排名在前10%，不是很好，进不去九校联盟。我感觉好像生命就此完结了似的。”

与中国相比，印度未来要走的路更长。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一位资深系主任说，他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去处理设备短缺、教师的薪酬过低以及学生指标问题，有些时候一些不会说英文或是读懂英文的学生会凭借指标进入大学（这个指标旨在弥补印度种姓制度所造成的后果）。他在自己那间敞着门的酷热办公室里抱怨道，“我们资金不足，教师队伍中拿博士学位的人太少，而我们的入学人数有五分之一被指标生占据了，对此也没有任何补救措施。”

印度大学资金不足的一个原因在于，印度中央ZF拿出来的教育经费相对较少，只占教育总开支的15%。印度28个邦的教育开支则因富庶程度和基础设施情况而异，悬殊很大。不过，同中国不一样，印度的私立教育系统很发达，私立学校有近20万家，还有1.7万所私立大学。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私人投资者正源源不断地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印度的教育领域，而印度ZF也计划进一步发展壮大印度最知名的综合性大学以及社区院校。当前这个五年计划中建议将教育领域的投资提高到180多亿美元。

不过，即便是加上目前所做的这些努力，中国和印度用于高等教育的资源合在一起也不过是勉强达到了320亿美元──这是哈佛大学(Harvard)一所学校就能筹集到的资金水平。不过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就成功的基础而言，重要的不只是资金，还有态度。印度理工学院那位第十九先生代表了发愤图强、天资聪慧且有意改善自己生活状态的一代学生。在北京大学一间学生宿舍，贴着的励志箴言反映出了这一代学子上进的决心：“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Silverstein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Singhi是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印度的消费者业务部门的合伙人兼主管。本文节选自由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于10月2日出版发行的《10兆美元的奖赏：吸引中国与印度的新富阶级》(The $10 Trillion Prize: Captivating the Newly Affluent in China and India)一书，该书的联合作者还包括Carol Liao和David Micha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