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7日，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本期报道林毅夫教授做主题发言，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做了相关评论。

林毅夫教授上半场简要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内容，同时也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出反思，反思的目的是希望更深入理解经济政策，解释传统发展经济学不容易解释清楚的经济问题。他认为第一版的传统发展经济学过分强调微观经济基础、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注重结构主义。当时解释发达国家发达和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原因，在于其劳动力生产的水平高，且有现代化的产业，主要是大型重工业；相比，发展中国家仅拥有农业和自然资源。所以，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够像发达国家那样实现高收入和较高的劳动力生产水平，核心在于不具备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产业。但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这些产业呢？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失灵、结构的刚性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无效。因而，当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发展现代化产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速，但是，随后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

在七十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开始对基于该理论的政策进行反思，新自由主义盛行。当时流行的看法是用政府失灵解释发展中国家长时间经济危机的现象。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缺乏竞争，导致贪污腐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他们的就形成了后来所谓华盛顿公式改革。华盛顿公式改革基本有三个内容：市场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但是拉美跟非洲国家，推行了华盛顿公式改革后，基本上效果低于预期。有一些学者做了很详细的实证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平均的经济增长，比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而且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经过华盛顿公式改革以后，它的经济的危机跟波动的频率是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还高，所以就说，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这段时间有些国家经济表现不错，如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但他们当时的经济政策在主流理论看来是不对的。他们当时采取的是出国导向政策，而不是进口替代政策。但是他们的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从原来低落收入经济变成中等收入经济。

相比，中国和越南在这段时间有了较为快速的发展，究其原因，在于两国对于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的改良。中国和越南八十年代开始改革，从双轨制的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十多年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稳定且快速，越南的改革也同样如此。林毅夫教授刚刚走访乌兹别克斯坦，该国实行双轨制，政府干预比较强，但其在独联体经济中最稳定且发展速度最快。在东欧国家，斯洛文尼亚在东欧国家经济发展表现最好，其没有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而是选择进行国家拥有、国家干预，政府在其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说，发展快速的国家均非照搬照抄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重新反思了主流发展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用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动态发展过程。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

已过的要素禀赋在任意特定的时刻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它决定了已过的比较优势，并从而决定了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一个特定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新技术的引进，同时基础设施也要相应改善以有利于经济运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办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对于新技术的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他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然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需要协调投资行为，并对由先行者产生的、无法被私营企业内部化的外部性予以补偿。没有这样的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补偿，经济发展的进程将放缓。因此政府应主动设法缓和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从而促进结构转变。

不难发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提高国家竞争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水平的提高，前提是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则依赖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即增加人均资本。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投资，资本回报率最高，禀赋积累最快。可以看出，政府如何发挥作用，产业政策是十分重要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通过其建立的理论框架来对产业政策提供一定支持。

最后，林毅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家应如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呢？企业家是独立追求利润，其要根据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产业技术选择。一个前提就是需要比较完善的价格信号体制，在竞争的市场体制下，价格信号体系反映了不同要素的稀缺性。此外，经济发展并非产业结构不变、技术不变，更多的是在现有的产业下改善资源配置，同时，配套基础设置也需要改善。但基础设施的改进无法由企业独立完成的，需要政府帮助不同企业改善基础设置，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所以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看来，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发展，一个国家必须有市场经济，该市场经济必须是开放经济。

平新乔教授在评论中指出，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更为系统地对结构主义经济学进行阐述和创新，使发展经济学起死回生。首先，林毅夫从理论上分析了很多国家的发展经验——如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社会结构扭曲，禀赋学说，金融结构如何内生决定，现在金融市场、股票市场是否适合中国等，进而更深刻、系统地提出新结构学，为发展经济学理论作了很大贡献。

其次，林毅夫的新结构学强调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着重解释经济结构如何内生地被决定。经济结构在平新乔教授看来，就是产品、技术，不同产品呈现不同的内在的联系，不同技术在空间方面呈现不同的阶级关系，不同识别方面形成一个发展分工，这样一种结构的表述，其实就是分工。而新结构理论认为，如果结构不转型，且经济结构中存在套利空间，结构扭曲就存在套利行为。这个学说就结构变化内生性进行了系统的解释。该理论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主要从四方面做简要评论。第一，林毅夫教授回顾了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一边是自由主义；另一边是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则在这两者之间摇摆。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的变迁才是经济学发展的本质和关键。第二，张曙光认为书中谈到的结构变迁可以概括为沿着动态比较优势的方向遵从资源要素的禀赋法则，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第三，该理论可以继续进一步发展和延伸。摆来摆去的实践也有综合的过程，经济与理论发展都有一个综合的过程，实际上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对原有的老一辈的结构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的新综合。过去只要政府，不要市场，而现在的新结构经济学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这是本书成功的地方。第四，书中提到六步甄别程序。发展经济学不再是一些大的原则，利用现有的可操作的程序，可以思考、研究并进一步分析。这是《新结构经济学》比其他都要成功的地方。

张曙光教授还讨论了本书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如何协调市场和政府的矛盾。书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政府因势利导，另一种是政府主导发展。林毅夫认为二者实质是一个东西，而张曙光教授并不这么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既然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根本性体制，在这个基础上，就没有政府主导该过程的说法，只有在危机关头，政府才可能起主导作用。

第二，是应然和使然的问题。为什么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提升决定了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过程，这是使然的，本身的逻辑是自洽的，但是在讨论政府作用的时候，林毅夫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应然的。张曙光教授认为本书缺少组织行为过程的分析，而这方面分析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关于假设的问题。在进一步推进关于政府行为假设的问题上，尽管是按照新的方式来做的，严格遵守新禀赋的假定来做，该书中将政府设定为一个好人，书中总会看到这个地方是个好人政府，政府一心一意谋发展，到底政府是不是一心一意谋发展，但张曙光教授并不这么认为。

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在评论中首先肯定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三大新理论进展与贡献。在资源配置与比较优势、企业自身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更强调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强调微观企业作为技术选择和产业升级主体，要按照与一国的禀赋结构决定其比较优势，在发展生产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提出政府的作用是产业升级的“助产士而不是永久性保姆”。提出本国产业结构变迁中政府的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作用。

同时，韦森教授也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按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与发展新兴产业和产业升级的内在张力。第二，除了金融体系结构外，货币政策是否也会对产业产升级产生影响。第三，金融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外生变量，还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经济结构的内在结构部分。

对第一个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毅夫非常正确地提出，“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特征的”。 再看第二个问题，按照米塞斯—哈耶克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战略周期理论，尤其是按照“哈耶克三角”所展示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有人认为压低利率到“自然利率”之下，给予企业的“虚假信号”会导致投资远离，消费品不足，资本产品的投资不是“过度投资”，而是“不当投资”，这种不当投资的结果是“结构资本生产阶段到资本过多，最终导致产品过剩”。对最后一个问题，在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中，两位作者非常全面地回顾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系。

进而，韦森教授站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当前重要宏观经济格局做了基本判断：第一，任何社会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时期。第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自然与必然的趋势。第三，货币政策在目前中国经济的格局中已经基本无效，重新启用货币政策会把中国经济推入更大的困境。此外，韦森教授表示同意林毅夫，应该动用财政政策，并加大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来维系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速的政策建议。第四，政府财政政策应包括减税和加大基础建设投资。第五，中国经济潜在危险不是政府负债，而是巨额的企业负债。

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认为，本书核心内容是第一次详尽地讲解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给予了明确的建议。政府干预经济的特点，是提供基础设施，选择所谓的优势产业，该理论主要强调政府作用。回到现实，首先要考虑政府是一个什么样体制下的政府，是一个民族体系的政府还是集权体系的政府，政府总不能按照学者的愿望去做事情，政府是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它的行为模式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约束政府少做坏事，鼓励它做好事。

值得讨论的，是用分析框架还是理论框架？仅仅一个要素框架没有“肉”，而要把“肉”长起来对该理论的发展会更好一些。框架本身是非常重要，同时，林毅夫特别强调要从国情出发，要采取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辅，发展优势产业。此外，这种比较优势包括市场与政府的有利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另外对林毅夫提出的框架可以进一步做如下扩展性的工作，比如，林毅夫认为人力资本是要素禀赋的一个层面，同时，人力资本本身也是生产力，人力资本和其他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未来可以通过发展人力资本实现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