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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恒甫看来，当时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已经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在与西方隔绝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学术基本是空白。邹恒甫大学时代崇敬的老先生们，都曾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数十载过去，当他们重新以一个学术人的身份走出去与国际同行对话时才发现，他们已经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西方经济学早已经数学化。而在邹恒甫

首次从哈佛回来的1980年代末，虽然国内一些高校经济系已经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却都只是用于批判。刘道玉让邹尽快回来教授西方经济学。“如果不是88年刘校长出事的话，我就不会要这个哈佛博士啦。”还在哈佛求学的邹恒甫动心了，但时事没有给他机会。“刘校长被免除职务，哇，我就跑出来啦。一下子刘校长家里电话线都被拔掉了。当时家里有一个电话是了不起的。刘校长下台以后，还有好多小报告打到上层机构，检举到教育部，说他请了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邹恒甫回来讲课。”

邹恒甫没有放弃。1991年，进入世界银行不久，他就动了一个念头，想在国内组建一个先进的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由于当时政治环境还很紧张，直到1993年此事才有了眉目。1994年，在武大梅园的一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在揭牌仪式上，董辅礽给予自己的弟子以高度期望，他说：“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就是现在，邹恒甫从哈佛回来了。”

邹恒甫将武大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称为“小IAS”。1930年，美国成功的百货商人路易斯·邦伯格兄妹在普林斯顿小镇投资成立了一家名为IAS（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研究院，历经80多年发展，IAS如今成了一个汇集全球顶尖学者的学术圣地，从这里曾涌现出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另有34名教授获得过各自领域的全球最高奖。但两者是根植在各自不同的土壤之上的，一个根本不同是，普林斯顿IAS的宗旨是为各领域各学科的科学家提供纯粹的尖端研究场所，不受教学任务和科研资金甚至赞助商的压力。邹恒甫的IAS却远难达到这一点。

当时，中国已经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人们的思维还未完全转化。要在经济学领域建立一套与传统经济学完全不一样的理念和研究方法，乃至成体系地推动，必然面临各种阻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龙永红9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现代经济学教育，在他看来，当时的武汉大学允许邹恒甫自主尝试，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勇气。

忽然一下，你找到了一个秘笈

同学们都说“四无”（无钱、无教学办公用房、无师资、无教材）办学的邹恒甫是回国办学的武训，一位深悉邹恒甫办学历程的朋友却更愿意把他比作那个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在他看来，邹恒甫办学面临的很多压力，表面看是人的问题，实质上这些问题更多是体制造成的。有人给邹恒甫泼冷水，认为他做此事会费力不讨好，但他依旧坚持，要在中国办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教育。

在一些场合，邹恒甫和同学们会为现代经济学的地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的同学认为，现代经济学确实“更符合未来的走向”，“但你要搞得全球都是这样的东西，那不可以”，“比如说你认为搞经济就是搞计量经济，那传统经济学呢？大量搞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的人，他们靠这吃饭的，那也是社会绝对不可或缺的东西，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的鲜明性格决定了他一定会碰到非常多的困难，但同时也成就了他。如果他中庸一点，要照顾那边、照顾这边，可能做不到今天这样。他是根本什么都不管。”邹恒甫的同学这样对《人物》记者评价。

没钱，他向朋友们募捐。他的老师董辅礽自己掏出8000多元给中心购置了第一台空调，还发动他所有能赚钱的学生都给中心捐钱。没有教学用房，他就向学校要，从梅园的两间平房到后来财务部楼上，中心多次更换办公场所。没有教材，邹恒甫就自己从美国扛回大量原版经济学教材复印后发给学生。他还亲自写好讲座、招生海报，和他的同伴一起到校园各角落粘贴。

如今回想起来，邹恒甫还是觉得那句英文谚语说得好，“The olddays are good days.”他说，自己拿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但为了钱办学就一点都不过瘾。

1996年，邹恒甫如愿以偿，开始招收“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参照普林斯顿IAS的课程体系，所有的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数学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学习。他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部课程；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都被他请到武大来给学生们上课，他们包括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忠全、朱晓东等。当时回来讲学的学者们曾开玩笑，在邹恒甫那儿讲课，是要“放血”的，不仅没有分文讲课费，往返路费也要自己负责。一贯以自我为中心的邹恒甫说起这段也有些唏嘘：“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靠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

邹恒甫把业余时间都给了IAS。一位深悉邹恒甫办学历程的朋友回忆：他印大量的公益性的材料，大家都可以看，世界银行那些不花钱的材料，他就是往回背啊。他对办教育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很痴迷的状态。每次回国，虽然世界银行给他报销回国的商务舱机票，但为了省钱，他通常都选择从北京站15个小时到武汉。2007年，邹恒甫备受质疑之时，在美国耶鲁等名校留学的18位IAS学生写信支持他们的“邹老师”，信中详述了这位哈佛博士兼世界银行官员坐火车的细节：“从1990年到1998年，您坐飞机头等舱一到北京，便改火车站票去武汉。我们帮您扛书箱子，但您比我们更有力量。您同我们一起在拥挤不堪的硬座厢里打拱猪牵羊，起一张牌和出一张牌都同我们鞠躬……每次，我们都挤在硬座厢的厕所旁，受尽了来往客人和列车服务员的白眼……”“站票，一个座位都没有，一直站到武汉大学。这一定要省，实际是在为教育省钱。他确实能省下一切的服务、待遇，为什么呢？就为了__这个教育。” 曾经在北京接待过邹恒甫的一位朋友说。

IAS带来的现代经济学的清风，吸引了武汉乃至全国各高校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老师和学子。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当时在武汉大学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尹恒这样描述IAS带给他的影响：“就好像一个练武功的人，练了一辈子武功，却苦于上不了层次，在江湖上面被人打得东奔西走，忽然一下，你找到了一个秘笈—那就是那个时代的武功秘笈。”

邹恒甫从国外带回来的“武功秘笈”也的确惠及了一代人。尹恒告诉《人物》记者：“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一代搞经济学的学者，很大一部分人的现代经济学核心教材和原版著作的信息，是受到那个时候武大IAS的引导的，或者说直接来源于IAS。”

这个专业是搞死人的专业

在武大IAS，邹要求学生们第一学期修初级经济学，第二学期修中级经济学，用以熟悉经济学英文教材，大二开始上高级经济学课程。所谓高级，即国外一流学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教材。同时学生们还要兼修相当数量的数学课程，包括英文原版的数学分析原理、动力系统、时间序列分析、拓扑学等等。据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的学生回忆，大一时，学生宿舍几乎没有人是两点以前睡觉的。初上大学的人都比较迷茫，邹恒甫的学生尤其如此。“他可能自己觉得理论很重要，但他没有让我们真正明白。”一位武大IAS的学生回忆，有些年，邹恒甫乐于从美国打长途电话给他的学生们。在男生宿舍，他会让人把实验班所有男生都召集到一起，按了电话免提，他便开始给他们“上课”。主题不外乎两个，除了批评国内的经济学教授们，便是告诉学生们要专心学术，不要去ZF，不要去投行“摸钱”。曲高和寡在所难免。学生们听完，精神短暂振奋，但平时接触的人、面临的话题都太实际。久而久之，电话那端滔滔不绝的时候，电话这头渐渐意兴阑珊，只偶尔有人凑近电话机“嗯嗯”回应两声，以示有人在听。

2001级实验班上八十多个同学，继续留下来念硕士的，只有二十来人，其余要么本科毕业便找了工作，即便读研也去了别的学校或别的专业。“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继续留下来读研的话，会继续本科时代的高‘压’生活。”2001级实验班学生曾辰航说。

也有坚持下来的学生们，是后来才领悟到武大那几年辛苦对他们的意义。2000级实验班的李三希后来进入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经过第一年的淘汰机制，班上四十多人只留下了十来个，李三希是其中之一。“我们比较有优势，在那儿学的那些东西，我们本科就学过了，所以我学来就很轻松。”李三希说。

1998年8月，在中山大学，邹恒甫见到了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的张维迎。彼时，武汉大学国际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已经步入正轨。张邀请邹到光华办一个与之一模一样的班，初定由邹管宏观经济学，张管微观经济学。

在邹恒甫报到后，光华管理学院新增了一个系—应用经济系，“我只想当个班长，但张维迎硬让我当系主任”。邹恒甫要求老师们都用他指定的英文高级教材，且必须用英文授课，“他们都受不了，都跑掉了，我就变成孤家寡人了”。实际上，他也几乎不给原光华的教授排课，因为“他们水平都不行”。邹恒甫决定另起炉灶，他将在武汉大学办学时的人马全部拉到了光华，同时去北京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找老师来上课。

“当时张维迎是挺我的，他要利用我把光华神气跋扈的教授都打压下去，我确实做到了。”邹恒甫“哈哈哈”笑着回忆他和张维迎 的“蜜月期”。

按照课程设置，该系学生必须修满经济学和数学两个学位的课程。研究生培养计划随之改变，很多课程学生们必须重新学方能毕业。1998级的博士生则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尴尬境地。他们在邹恒甫的课堂上把他围住，险些打起来。“我说原来的计划是别人制定的，现在我是新的系主任，你们必须听我的。他们说我不对，我说那你们把我搞死啊。他们都要疯掉啦。”邹恒甫说，“后来所有本科生都不愿意考我们的这个专业，知道我们这个专业是搞死人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