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由于换届效应和新型城镇化投资拉动，2013年中国经济稳中有升，GDP将重返8.0%大关。财政收入的增幅为9.5%。
　　2013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实现“双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是否会回落到最优点22%？关注中。

数学家张益唐破译“孪生素数猜想”

张益唐是个对数字“极其敏感”的人，他能把大学同班同学的出生日期背得“滚瓜烂熟”，并在每个人过生日时发去一封祝福邮件。
同为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数学系第一批学生，美国普渡大学数学系教授沈捷就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但他发现，七八年前张益唐突然“消失”了。因为，从那时起，他再没收到过张的生日祝福，“给他发邮件也没再回过”。
5月16日，张益唐的邮件突然来了，只有一个单词：“谢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沈捷回忆说，此前一天，他和夫人就张益唐在孪生素数方面取得的突破向他发去邮件道贺。
5月14日，《自然》（Nature）杂志在线报道张益唐证明了“存在无穷多个之差小于7000万的素数对”，这一研究随即被认为在孪生素数猜想这一终极数论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甚至有人认为其对学界的影响将超过陈景润的“1+2”证明。
在此之前，“年近6旬”的张益唐在数学界可以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多年前曾与张益唐接触过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也以为“他早从数学圈消失”了，蔡说已经“近30年没他的消息了”，没曾想“他突然向孪生素数猜想走近了一大步”——
素数是指正因数只有1和本身即只能被自身和1整除的正整数，“孪生素数”则是指两个相差为2的素数，例如3和5，17和19等。而随着素数的增大，下一个素数离上一个素数应该越来越远，故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猜想，存在无穷多对素数，他们只相差2，例如3和5，5和7，2003663613×2195000-1和2003663613×2195000+1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孪生素数猜想，它与黎曼猜想、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让无数数论学者为之着迷。
数学家需要做的，是一个证明！
然而，人们甚至不知道它的“弱形式”是否成立，用《数学文化》主编、香港浸会大学理学院院长汤涛的话说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正数，使得有无穷多对素数之差小于这个给定正数，在孪生素数猜想中，这个正数就是2。
张益唐找到的正数是“7000万”。
尽管从2到7000万是一段很大的距离，《自然》的报道还是称其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如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数论教授DanGoldston所言，“从7000万到2的距离（指猜想中尚未完成的工作）相比于从无穷到7000万的距离（指张益唐的工作）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此前，Goldston及其两位同事提出，存在无穷多个之差小于16的素数对，给这项猜想写下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该推论尚不知如何证明。
5月13日，张益唐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主题演讲，介绍了他的这项研究进展。《自然》的报道称，如果这个结果成立，就是第一次有人正式证明存在无穷多组间距小于定值的素数对。换言之，张益唐将给孪生素数猜想证明开一个真正的“头”。
有人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张所做的工作，相当于1920年挪威的布朗证明了“9+9”，“开启”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接下来科学家们陆续证明了“7+7”、“6+6”……直到46年后的陈景润证明攻下离“1+1”一步之遥却或是最难的“1＋2”。
今天，沈捷正在武汉参加国际数学模型与计算研讨会，他告诉记者，他从会上获悉的评价是“这可以说是华人数学家有史以来证明最好的结果。”
张益唐在北大的研究生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彪听闻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他随即给蔡天新发信并附上审稿人、美国科学院院士IWANICE的评价：证明无误、非常漂亮，相信不久会有很多人把“7000万”这个数字“变小”……
根据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统计与精算学系助理教授王若度的说法，世界顶级数学期刊《数学年刊》（AnnalsofMathematics）将准备接受张益唐作出证明的这篇文章，审稿人还评价“其证明是对的，并且是一流的数学工作”。

学界沉浸在一场重大发现的狂欢中。
与此同时，人们却惊讶地发现，除了这篇自然报道，不管是通过哪种搜索引擎，都很难找到有关“张益唐”个人的信息——
“张益唐，华人数学家。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攻读本科，1982年读硕，后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5月15日，也就是自然杂志报道发出的第二天，不知在哪位网友的编撰下，这位被称作“一夜成名”的科学家有了这样的百科介绍。
当天，北京大学官网证实了这一信息，并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78级校友张益唐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他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的一个弱化形式”。然而，针对张个人经历的介绍也是只言片语。
很明显，张益唐从北大硕士研究生毕业，1992年在普渡攻读博士学位后，这位数学研究者去干了什么，则鲜为人知，甚至“连他现在是哪国国籍我都不知道”，沈捷说。
即使是在衡量基础研究的论文阵地上，张益唐也显得异常“低调”——在国际数学领域重要的检索系统ZentralblattMATH数据库中，他名下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1985年发表在国内的《数学学报》上，另一篇是张2001年在美国时发表在《DukeMath》上。
这也被一些学者分析是“张益唐到目前仍然没有拿到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原因。今天，新罕布什尔大学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了张益唐的教职为“讲师”（lecturer），并已经在该校数学系“待了将近十年”。
美国的“讲师”说白了就是临时教学职位，“收入比起同资历教授（包括助理教授）差很多，教学任务也远远比教授们重。”王若度说，“从科研上来说，则是完全得不到任何支持。例如我所在的学校，讲师往往由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来担任，教学任务是普通终身教职系统内教员的两三倍。”这意味着，张益唐的科研时间“很难得到保证”。
“他就是执着于攻大难题，不肯干小的。”张益唐的另一名同班同学、著名作家王小东说，“我认为他是唯一一个数学天分比我高的同学。曾十分坎坷，现在终于有了成就！”
这一点与沈捷的印象一致，他和大学时住在其隔壁宿舍的张益唐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据他回忆，当时，不管是上课还是考试，年龄比他大4岁的张益唐总是“领先一截”，“他很爱自学，我们难题解不出来，都找他”。
沈捷说，他虽然很有才华，但更靠自己的汗水，如果说一个天才做出这样一个成果，或许是碰巧，但他不一样，“他可是一直在做这个！”而且，“他读书很多，对历史很有见解”。
至于经历上的“坎坷”，则是去美国以后的事了——
沈捷回忆，在普渡大学攻读博士时，张益唐师从一位代数几何方面的华人学者，“他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纯数字’，就像数论，但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我猜想多半是因为出国前不太懂国外（在专业上）的安排。”沈捷说。
然而，在作博士论文时，“不服输”的张益唐还是选择了被称作代数几何领域最难攻破的“雅克比猜想”。
最终，他做出一个“结果”来，但“并未发表”。沈捷告诉记者，在他的印象里，张益唐最终拿到了普渡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博士论文“因为自己不满意而没有发表”。
那年是1992年，是沈捷眼中张益唐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找工作四处碰壁，就因为没做出短期的好成果来”。
沈捷记得，张益唐毕业以后，把全部家当放到房车里，便开着车去多个大学一边求职，一边“讲这个结果（指雅克比猜想的成果）”。其中一段时间，张益唐还来到沈捷当时任教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他住我这边的那段时间，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追求‘完美’的性子，有一位教授评价他做出的是雅克比猜想证明中最好的一个，但因为其中一个细节未完全搞清楚，就被他看作是‘一般的成果’，死活不愿意发表。”
当时，包括王小东、沈捷在内的同班同学还知道的一件事是，曾任他们数学系主任的著名数学家丁石孙“非常看重张益唐”，并“力邀他回北大”，但张最终还是没回来。
沈捷后来了解，“有人说他是要面子，我觉得他是不甘心，自己觉得没做成一些成绩就回国，太不甘心。”
他并非陈景润式“性格孤僻”的数学家，沈捷告诉记者：“他尽管有一点自负，毕竟很聪明，但是他待人很亲和。在我看来，他除了太痴迷于数字，其他和我们都一样。”
事实上，在今年5月1日，新罕布什尔大学就在其官网登出了张益唐要发表孪生素数这一成果的消息，上面写着：经过多天数学界的持续关注，张益唐更愿意回到他此前“不为人所注意”的状态。
“我其实是个害羞的人。”张益唐说。

最远的距离，不是从7000万到无穷，而是从7000万到2。

新型城镇化必须放弃土地财政

城镇化应以人为核心，这是李新官上任之时做出的论断。
自从发明土地财政，地方的经济活动就越来越依靠土地，正是土地财政为城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成，土地财政解决了经济建设最重要的一环钱的问题。这也使得中国没有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爆发严重的ZF债务问题。不可否认，中国近十年经济快速增长，土地财政居功至伟。
但土地财政的模式却无法持续，原因有三。其一，城市居民买房，除了需要预支未来收入以外，还需要耗费几代人的家庭储蓄。这对社会的消费能力是极大的损耗。消费的不足限制了商业地产的盈利增长，使得表面辉煌的购物广场变成实际亏损的空中楼阁。失去了消费和商铺盈利，城镇化就变成了简单的城市化，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其二，居民未来收入，本来会自由支配，实现居民效用最大化，但现在提前转变成了ZF的财政收入，由ZF支配，效率大打折扣。其三，土地财政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土地供给，ZF必须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并向郊区农民征地。城市的盲目扩张挤压了农村的发展空间，城乡、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二元差异更为明显。
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这就意味着地方不能一味追求城市规模和GDP数据，而要把重心转移到改善民生、解决二元结构的问题上来。土地财政要维系下去，地方ZF必须不断扩大城市的规划范围，以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土地供给。这就促使ZF热衷于规模扩张和城市基础建设。就好像在建一幢大楼，土地财政引导ZF不断地加高楼层，粉饰外表，让其看起来无比光辉夺目。而大楼内部的装修、物业配套，却因为得不到资金支持而相对落后。土地财政支撑城市规模迅猛增长，可城市教育、医疗等“配套物业”却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这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目标背道而驰。
所以，尽管土地财政支撑了中国近十年的高速发展，但其缺点也是不容回避的。透支了未来收益、损耗了消费能力、扭曲了资源配置，在土地财政模式下，城镇化只能是简单的城市化、表面的城市化，只能是注重规模和名义GDP的粗放式发展，而无法真正关注各种民生问题。尽管土地财政可以筹集大量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但在耕地问题、环境问题、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资产泡沫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当前，走土地融资之路，恐怕是越来越得不偿失。城镇化的思路已经转变，与之配套的土地财政也该改改了。

中国宏观经济三大背离

中国的债务问题，根本还是货币或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在美元相对强势周期，人民币会更强势，更大的挑战在如何应对类似于美元的“特里芬难题”。
恰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当前中国经济“不幸”在下行的过程中，除了各种经济预期的修正和下调之外，还有一些 “不幸”的背离和异象也困扰着市场。最突出的，当数流动性宽松和经济放缓、人民币强势升值和经济下行、CPI和PPI走势三大背离。因为对经济和政策未来走势的判断，正是建立在对这三个背离的理解之上的。所以，眼下有一种最悲观的观点认为，忧郁货币空转受累于产能过剩，债务积累紧缩了需求，中国经济正在滑入“流动性”陷阱，人民币目前的升值，只是在为将来更大贬值预留空间，CPI的最后下跌或将确认经济硬着陆。
中国经济复苏的动能的确不如前期市场所预期的强。看4月的数据，延续了一季度的态势，工业弱(9.3%)，消费弱(12.8%)，投资强(累计投资20.6%)，出口强(17.4%)，物价高(2.4%)。由此估计，目前的复苏更像处于弱反弹的滞胀阶段，也就是库存周期下的被动补库存。担心可能会出现类似于2010年末至2011年年初那样市场预期普遍乐观之后又不断向下修正的现象，是有道理的。但笔者的分析逻辑有些不同，并不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流动性陷阱”。
在上述三大背离中，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基本面的背离最为关键，人民币的逆势升值可能代表了货币政策主动调控的方向。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资本回报率下降，产能过剩严重，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等问题，债务负担越来越重。经过测算的债务与GDP之比已接近250%，并且2012年下半年以来，企业应收账款增速高于主营业务收入，企业的现金流越来越小，资产负债表状况不容乐观。由于CPI和PPI的背离(存款实际利率接近于零，而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为6%，加上 2.6%的PPI通缩，实际利率高达8.6%)，货币政策通过直接降低短期利率以减轻企业债务付息的负担并不可取，反而会加剧通胀和房地产泡沫化。
从国际经济趋势来看，全球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即使面对美元强势周期，只要人民币升值趋势和预期不改，跨境资本就会以各种方式进入国内，这已扭转了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大量资金外流的局面。资本流入增加了金融机构的外汇占款，压低了短期利率，事实上有助于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短期融资，替换到期的成本较高的中长期融资，通过借新债还旧债，实际减轻了利息支出的压力，而且在上游通缩预期下，企业倾向于借款短期化。笔者由此判断，央行启用央票回收流动性以及外汇局新规将使境外的套利压力大增，但并非要从根本上改变跨境资金的流入趋势。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下降，现金流恶化，但短期融资需求旺盛，是推动社会融资规模扩张的需求面因素。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导下的资金流入，是推动社会融资规模扩张的供给面因素。因此，企业短期融资需求旺盛和人民币升值带来外汇占款增长，形成了流动性的宽松格局，缓解了企业可能出现的现金流危机，使之在缓慢的去产能过程中，资本开支没有大幅下降，宽松的流动性短期对经济起了托底而非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全球货币政策普遍宽松，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背景下，保持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结果是加快了以人民币跨境贸易支付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然这种升值结果并不能像2005年至2007年时那样将人民币整体资产向上重估，但能降低国内的资产负债率风险。只是另一方面的代价是通胀和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延续。
虽然部门债务与GDP之比已接近250%，但是静态的高负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时出现“盈利能力下降”和“还款高峰来临”的现金流问题。2010年以来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一直处于下降过程，最近已降至12%左右，并且从去年下半年起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增速已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现金流状况在恶化。从2011年8月开始，企业的资产合计增速一直在缓慢下降，由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下降速度更快，近期资产增速已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持平，表明去产能过程缓慢，资本开支依然很大。
再看费用增速，财务费用增速一直高于主营业务收入，这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因此必须加大短期融资，增加杠杆。这种增加杠杆，属于企业主动负债。在去年四季度之前，由于人民币贬值预期和资本流出，货币一时供给不足，企业的主动负债推高了短期市场利率。而恰从那时开始，人民币保持升值趋势，外汇占款增加，货币供给上升，企业主动负债，同时对应了短期市场利率的下行。只是这种主动负债产生的流动性，是为了应对资产负债表剧烈收缩，对资产估值的意义不大。这与前一轮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企业资产扩张主要由所有者权益增长带动，推动了资产重估截然不同。因此，在债务周期中后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张中，流动性对投资的推动作用会打折扣。
因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高就认为债务紧缩了需求，是没有考虑到国家可以将债务货币化。其实债务占GDP的比例，中国远没有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所以，中国的债务问题，根本还是货币问题或人民币汇率问题。所以，当前决策层的意图之一是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升值，贸易对手才乐于持有人民币。另外，由于历史上美元强势周期会产生强烈资本外溢效应，需要更强势人民币汇率去对冲。所以，在美元相对强势周期，人民币会更强势。
更大的挑战是，这样的人民币升值策略将会面临类似于美元的“特里芬难题”。美国通过经常项目赤字向世界提供美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作为外围国，在出口导向战略下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通过经常项目盈余积累美元储备，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投资使美元回流美国。美元的流动伴随全球产业链分工，带动了全球资金链波动。对人民币而言，一方面为了稳定国内的资产价格，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必须维持人民币强势，吸引资本流入，推动货币供应量增长，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人民币强势，必须抑制货币投放和国内的通胀，这将是非常矛盾和纠结的。

中国经济的黄仁宇困境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把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比作“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 “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上面的文官集团高高在上，人员庞大，既得不到下面的足够的信息，也无力去执行任何新的改革措施;下面由大量的农民组成，这些农民经营规模小，但人数众多，无组织，没有任何进化的动力;上与下之间依靠“尊卑男女老幼”三个基本组织原则联系。换言之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者科举考试的要点”，“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因此，中层是断裂的，或者说是无力的，上面的改革到不了底层，或者受阻，或者到底层就变了样，从而难以实现“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ment)和经济方面的突破，使中国处于一种循环发展甚至停滞不前的境况。
相对而言，英国光荣革命后，通过改组高层结构、整顿低层结构、重订上下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资产与人力的加速交换，实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数目化，这个国家也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这就是黄仁宇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现代化经济管理体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黄仁宇先生剖析的历史片段已经远去，但其深邃的思想依然值得咀嚼回味。
抚今追昔，当下的中国经济又何尝不是一块难以“数目字管理”的“潜水艇夹肉面包”?这似乎可以看做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种困境。破解“黄仁宇困境”，对于打造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版，实现全体国民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宏观层面看，上面是“看得见手”的ZF，下面则是“看不见手”的市场。强ZF弱市场，对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长期存在而得不到解决，恐怕就是大问题了。眼前的例子，强ZF弱市场之下，宏观经济总量数据看上去很美，但宏观经济的回暖没有释放市场的活力，没有给微观企业带来春天。相反，企业利润持续下滑，市场信心也随之陷入漫长寒冬。截至目前，中国的上证指数仍在2000-2500点徘徊，相比危机前6124的高点差之千里，这与屡创新高的欧美金融市场形成强烈反差。
从产业层面看，上面是产能过剩的制造业，下面则是供不应求的服务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一定会出现过剩和不足并存的景象。根据IMF的测算，中国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已经从危机前的80%降至2012年的60%。进一步看，闲置的产能大部分集中于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制造业。以盛极一时的光伏产业为例，中国在2012年的产能几乎相当于全球需求总量的1.5倍。但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企业竞争力不强的境况并没有改变，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却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等问题日益凸显。
从企业层面看，上面是养尊处优的垄断国企，下面则是步履蹒跚的中小民企。国强民弱，有历史的惯性，也有政策引导的因素。国进民退的情况时有发生，国有企业并当作“第二财政”，充当着宏观调控的工具。2012年中国有多达79家企业入选《财富》全球500强，但其中的民营企业只有5家，另外74家全部是垄断性国有企业。大型国企和国有银行不仅占据着最为核心的投资领域，而且还享受着最为优厚的政策和融资支持，弱势的民企只能望洋兴叹。
从个体层面看，上面是日益固化的权贵阶层，下面则是负担沉重的底层民众。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是东亚国家的一个鲜明特点。中国能否走出或避免这一问题，颇费脑筋。以权力为中心而非以市场为中心分配资源，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疾，这种分配方式持续下去，国将不国。不管基尼系数是统计局公布的0.474，还是学者调查的0.61甚至更高，其实都不重要。根本问题是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过大，且这种差距不合理。公平条件下合理的收入差距不仅无害，反而有益，但依附于特权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则完全相反，这不仅会蚕食经济的效率，而且还会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定。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上层和下层面包之间都缺少了顺畅传导和流动的制度纽带，这个纽带就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要想打通这个纽带，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版，出路就是改组高层结构、整顿低层结构、重订上下之间的联系，其核心是加快市场化改革。
首先，正确处理ZF与市场的关系。管住“看得见的手”，放开“看不见的手”，加快ZF职能转变，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实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激励相容，促进ZF导向的粗放式发展向市场导向的集约式发展转变。以GDP为纲的政绩考核方式直接导致了地方ZF大干快上的增长“锦标赛”，这种不顾效率和后果的粗放式发展虽然能带来GDP，但却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加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只有转变ZF职能，为市场健康运行保驾护航，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国民经济集约式发展。
其次，放松管制引导资源流向。加快推动服务业改革，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断层同样源自市场制度的扭曲，一方面，ZF对出口和投资主导型增长的追求使资本被过度的引入制造业，造成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和错误投资(misinvestment)，从而产生“潮涌现象”;另一方面，ZF对金融、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业的管制阻碍了私人资本向这些投资不足领域的流动。因此，未来必须疏堵结合，引导资本向服务业转移，一方面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制造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消费性服务业扩大内需，拓宽就业渠道。
再次，公平公正对待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重新定位国有企业，加快国企市场化改革，保障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构建双方新型竞争合作关系。过去三十年是对外开放，未来三十年要对内开放。一方面，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企业的管理基金化、股权多元化、资产证券化，实现国有企业向公共企业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最后，打破束缚人的自由和发展的藩篱。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打破特权，构建“上”“下”之间互动机制，避免阶层固化，才能真正治本。比如，打破城市居民的特权，使城市和农村人口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打破ZF官员的特权，清理以权谋私的“灰色收入”;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给“穷二代”、“农二代”实现“中国梦”插上“隐形的翅膀”。
历史上，文官和农民两层面包的融合靠的是科举制度改革。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社会的脱节已不只是文官和农民这么简单，真正的融合也不是某一项孤立的制度所能解决。只有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改革，改组高层结构、整顿低层结构、重订上下之间的联系，建立一套“扁平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实现由大到强的蜕变。

过去三十年是对外开放，未来三十年要对内开放。

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锡恩近日在人民论坛发文——关于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思考。

文中建议:中共将党员人数缩减至5100万,可把党员分成三类进行管理。经过“荣誉党员”分离和“预备党员”延缓分离，“正式党员”可以缩编3000万，党员队伍可望回归到十四大时的5100万左右，或许这是可以思考的“适度规模”的参考坐标。

5100万党员就是适度坐标？按照和谐定律估计，7000万也许更适度。



　　　　

土地财政转型决定改革命运

中国“土地财政”如何转型以及成功与否，将决定未来改革的成败。
要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不经历一番剧痛是不可能的，这对各地的经济承受力、忍耐力，都是严峻的考验。当前首要的是推动以分税制改革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地方ZF寻找替代财源，真正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
曾经为我国各地方ZF创造出巨大资本盛宴的“土地财政模式”， 近两年来，随着地方ZF的债务风险不断攀升已越来越难以为继，正面临重要拐点。中国“土地财政”如何转型以及成功与否，将决定未来改革的成败。
在中国，“土地财政”有较强的制度成因和路径依赖。回溯起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彻底，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层财政的困难，表现为财权重心上移而事权重心下移，造成了财政收支的不匹配。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逐步下降至2011年52.1%，而地方财政支出则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一升一降，形成了严重的两级ZF“财政收支倒挂”。
再看“土地财政”的内部结构，也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平衡性包括“总量平衡，结构平衡，过程平衡”等方面。首先，土地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大，表现出总量不平衡性。其次，土地出让金占土地收入比重过大，表现出结构不平衡性。土地收入中税、费、租的比例严重失调，不仅影响ZF的宏观调控，也弱化了ZF的监管力度。最后，在流转环节与保有环节上，过于偏重流转环节，表现出过程的不平衡性，并且占大头的土地出让金属于流转环节，更拉大了两个环节的收入差距。这种重流转轻保有的格局，强化了“一次性收费”的效应，不公平性，不可持续的特征表现明显。
地方ZF财政收入来源比较明确，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外财政收入和ZF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土地出让金收入。从预算角度来看，我国的分税制在实施中并未取消预算外资金，当税收收入增长难以弥补大量支出的压力时，面对财政赤字，各级地方ZF通常总会尽可能通过扩张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来增加可支配的财力。2003 年以来，“土地财政”逐渐成为地方ZF收入的主要来源。从2003年到2012年，土地转让金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0%，2010年最高曾达到72%。
在土地出让金可使地方ZF将以后50年至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的情况下，地方ZF有充足的手段多卖地、快卖地、早卖地、贱卖地，甚至不惜顶风违法用地。2011年，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发布的第4号国家土地督察公告称：“有的省份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已逼近规划目标，有的省份耕地后备资源不足”;“13个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超过一万亩。”而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ZF有关。地方ZF通过土地融资“以小博大”，不断加剧金融、财政风险，通过设立地方融资平台等方式推动地方投资建设，保持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和各项投资项目支出，也积累了庞大的债务规模和融资利息偿还金。
金融危机以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中国ZF部门，特别是地方ZF的债务杠杆率。地方ZF的债务风险随之不断攀升。例如东南沿海的一些县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每年高达数百亿元，财政投入仅占10% ，土地出让金约占30%左右，60%靠土地抵押从银行贷款融资。国家审计署2011年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ZF性债务余额达107174.91亿元，其中ZF负有偿还责任的67109.51亿元，而地方ZF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达25473.51亿元。
与此同时，以地方ZF为主导的城镇化战略提速也给地方ZF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据相关测算，“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催生的地方ZF公共投资规模将达30万亿。根据预算草案，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合计11.5427万亿元，支出总量为11.8927万亿，收支差额达3500亿元。地方ZF财力捉襟见肘，如此巨额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一直是个悬着的大难题。
特别是2010年以来，随着中央ZF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落地”以及土地拆迁成本的大幅上升，土地出让收入的不断减少使得与土地相关的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降。以2012 年为例，地方名义财政收入总规模达13.82 万亿，其中地方本级财政收入6.11 万亿，占比44%。当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27%，其中净收入占比仅为5.9%，加上土地相关税收收入，2012年ZF土地相关净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0%，比10年前31.7%的峰值水平有显著的下降。
而要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实现土地财政的全面转型，不经历一番剧痛是不可能的，这对各地的经济承受力、忍耐力，都是艰巨的考验。当前首要的是推动以分税制改革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匹配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方ZF寻找替代财源，真正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最核心的内容，是建立以物业税为主体税种，以营业税、房地产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为辅助税种，以企业所得税为共享税种的地方税体系。
此外，还须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力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未来，中央ZF允许合格的地方ZF在市场上公开发行市政债或许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2011年10月，为建立规范的地方ZF举债融资机制，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就已在试点地方ZF自行发债了，这可以视作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问题是，如果地方ZF的偿债资金来源依然建立在“土地财政”上，那就说明风险仍然没有消弭。许多发达国家的地方ZF是可以自行发债的，而偿债资金的来源是地方ZF自行开征的地方税收，这是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我们的地方ZF也能走上这条路吗?

两会精神：收入倍增计划之中国经济“双同步”增长

“双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3月5日，中国2013年ZF工作报告：将今年中国GDP增长目标定为7.5%左右。财政部：今年全国预算财政收入126，630亿元人民币，增长8%。

如此设定，其实就是“双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并没有上升至国策，是为今后财政收入的反弹增长预留空间。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将维持在22%左右。与财政收入的和谐定律基本一致。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基数的增大(2012年GDP已超过50万亿元)，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分量与过去已大不相同。中国经济进入转型的“深水区”后，发展的内涵也出现了新变化。2012年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速趋缓的转折年。在关注经济短期增长的同时，更应高度重视如何逐步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合理调配长期与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是在稳定经济增速的基础上，寻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速将保持在7%-8%的“中速增长区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趋于稳定和均衡，投资和消费占比也日趋均衡。财政收入的超常增长风光不再。

近几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关系图

　年份 　财政收入 　GDP 　　 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   GDP
　　　　（亿元）　（亿元) 　　 占比 　   增长率 　增长率

2007 　51321.78 　265810.3   19.31% 　32.4% 　 14.2%
2008 　61330.35 　314045.4   19.53% 　19.5% 　 9.6%
2009 　68518.30 　340902.8   20.10% 　11.7% 　 9.2%
2010 　83101.51 　401512.8   20.70% 　21.3% 　 10.4%
2011 　103740 　　473104 　 22% 　　 24.8% 　 9.3%
2012 　117210 　　519322 　 22.6% 　 12.8%      7.8%

营改增减税规模或达三千亿 利好企业降负

一场专业改革正紧锣密鼓地为全国铺开做着准备，8月1日，“营改增”范围将从12省市扩至全国，减税规模预计全年达两三千亿，而税收杠杆拨动的却不仅是减税本身，改革张力在以减税为主线的循迹中愈加厘清。

一场更大规模的ZF减税

两三千亿元——该如何定位这样的减税规模？如果拿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约10万亿元计算，“营改增”的减税比重占2%到3%。也许有人会认为，作为当前结构性减税的重中之重——“营改增”的减税规模是不是应该更高？
在一些业内人士的观察中，一方面，在中国现行税制格局中，“营改增”带来的是最可行与最有效之间最大公约数的减税；另一方面，随着“十二五”时期“营改增”向整个服务业全面推进，预期的减税效果也将持续放大。
中国现行19个税种中，增值税与营业税在税收中的比重超过40%，两大主体税种几乎涉及每一家企业，而中国几乎90%以上的税收来自企业。所以，同时在这两大税种上做文章，无疑可以实现一种更大规模的减税。
细数近些年的减税大动作——2006年，取消农业税，全年减税1250亿元；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全年减税930亿元；2009年起，增值税由生产型转成消费型，当年减税1200亿元，是当时中国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指出，“营改增”是两大主体税种联动带来的更大规模的减税，这也使得其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不容忽视，ZF、企业、居民间的收入此消彼长，ZF实现大规模减税，才能为企业、居民收入增长创造条件和可能。

一场激活经济之躯的企业降负

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国家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现代化的企业分工已很难去区分增值税的税基——货物与营业税的税基——劳务。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使税收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一道隐形的墙，使二者相互割裂。
如用一句通俗的话去解释“营改增”，那就是以前企业成本也要计税，现在成本可以抵税，减少了服务业的重复征税，实现减负。在“营改增”的先行先试中，90%的企业税负下降，而小规模纳税人更加宽泛的认定，也力促中小企业降负程度达40%。
降负给企业带来更多选择。“营改增”获益后，广东平成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晓波[微博]决定加大投入，提升企业的科技附加值。事实上，在采访中，很多在“营改增”中降负的企业选择了扩大投资、提高生产技术。
“营改增”在给企业降负的同时，也打通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隐形的墙。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一面使企业为实现成本最低化去拆分细化，一面又因抵税上的环环相扣而紧密合作，这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企业特征。
普华永道间接税主管合伙人胡根荣指出，“营改增”拨动了成千上万的经济细胞，它以为服务业减负为切口某种程度上实现对经济之躯的激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税制公平的实现，中国将会用一套统一的流转税制度去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一体发展。

一场写下民生注解的专业改革

税收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中国两大主体税种的大转换可能带来的是两指弹出万般音的改革张力。这种张力在层层传导中将提高整个社会的活跃度，也为这项专业改革写下了必要的民生注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税收是成本的一部分，成本降低，创业空间就加大，有了创业能直接带动就业。‘营改增’促进服务业、中小企业发展会直接扩大就业空间，可以稳定就业，还可以提升就业质量。”
展望今后，“营改增”将会从目前的现代服务业向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全面推进。虽然价格的形成是多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根本是供求，但“营改增”的大规模减税无疑为企业降低产品价格增加了空间。
胡怡建指出，中国当前税制格局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间接税所占比重大，这使大部分中低收入者处于不利地位，让富人少缴税，中低收入者多缴税。“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毫无疑问减的是间接税，这也让“营改增”触及了当前税制改革的主脉。
如今，“营改增”全国铺开已逐渐临近，而无论是物流等行业已经遇到的税负上升，还是电信业可能遇到的税负考验，都在表明，没有改革可以一蹴而就与一片坦途。但应该看到的是，这是一项需要锐意进取的税制改革，只有在步伐不断加快中，其所具有的改革张力才能合理释放。

减税5000亿，直接藏富于民。

中国学者提出广义哥德巴赫猜想

2013年5月，张益唐在哈佛大学作报告率先证明“弱孪生素数猜想”的同时，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Harald Helfgott在网上间接证明了弱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7的奇数都能被表示成三个奇素数之和，从而彻底解决了三素数定理。 2013年，是世界数学界的素数年。

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4的偶数都是两个奇素数之和。

中国一学者在10多年前就提出了广义哥德巴赫猜想：素数对称性定理。定理如下：在首项与公差q互素的等差级数中，对于该级数中的任一项N/2，N/2 >φ(q)*q^2，φ(q)为q的欧拉函数，至少有一对素数关于N/2对称。即：N可表示为该级数的2个素数之和。 Π（N，q）表示对称素数个数，Π（N，q）≥1/φ(q)*1.32*N/(ln N)^2。当q=2，即哥德巴赫猜想。

Hardy曾说过：“如果哥德巴赫猜想有一天被证明，其方法应该类似于我和Littlewood的方法”，不是圆法无力，而是我们的分析工具不够。我们不是在原则上没有成功，而是在细节上没有成功。”

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最有效的两种方法圆法和筛法，现在只能逼近，无法成功。是方法的局限还是细节的疏忽？令人深思。

哥德巴赫猜想与孪生素数猜想同源。

孪生素数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7000万到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邻，却永远无法走到一起。哥德巴赫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对，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广义哥德巴赫猜想所提出的素数对称性定理，揭开了素数的对称性分布之谜。问题的提出，也许比解决问题本身更有价值。

张益唐，一个浮躁社会的独行者。

孪生素数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7000万到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邻，却永远无法走到一起。哥德巴赫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对，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素数对称性定理的发现，犹如打开了素数分布的黑洞，过去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所有证明，包括最好的证明（1+2），有可能变成废纸一张。也许这就是素数对称性定理不为人知的原因。

如果张益唐知道素数对称性定理的发现，不知是有所启示还是从此放弃？

张益唐破译的弱孪生素数猜想，其实是广义孪生素数猜想中当q＜3500万，2q＜7000万的弱形式。q=1,即孪生素数猜想。对于数学家来说，7000万与7000并无质的差别。如同宇宙演化的历史，时间静止一般，一万年与一亿年也无质的差别。

孪生素数猜想首先从广义孪生素数猜想取得突破，出乎数论学家的意料。哥德巴赫猜想能否另辟蹊径，从广义哥德巴赫猜想取得重大进展，也未可知。

6月5日教育部公布数据：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35年间，中国培养了7000万大学生。大学生毛入学率由3%提高到30%，增长了10倍。与和谐定律基本一致。而现在中共党员数为8300万，超过毕业大学生数1300万。

科教兴国任重而道远。

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在哪里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便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因此，真要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收获李总理所一再提及的“改革红利”，就非得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的重大制度改革不可。

刚刚公布的上个月经济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速度可能还会从第一季度的7.7%进一步回落，这不仅表现为投资与出口增长全面放缓，而且表现为严重产能过剩而导致工业企业生产去库存乏力，表现为调整严重扭曲的“房地产化”经济阻力重重，表现为居民消费力越来越弱。

按照往常的惯性思维，有不少市场人士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出台激励经济增长的政策，但是中央新一届政府接任三个月来向各方发出的信息越来越清晰：当下不仅要忍受经济增速下行，而且也不急于出手刺激经济增长。以往那种通过货币数量扩张来保经济增长的思路正在逐渐改变，要求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货币政策在数量上调控更倾向从中性向常态回归。同时，重新定位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提高质量与增高效益来看GDP增长。李总理最近就一再提出，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去激发市场和经济内生动力。

这也就是说，强调经济增长“保八”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最高决策层正设法使经济增速底线全面下移至7%，以倒逼企业及地方真正下苦功推动整体经济转型。同时尽力减少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以期真正激发市场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所以，当前政府以静观其变的方式在观察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准备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政策来应对这种变化。

大方向上看，通过倒逼企业及地方来推动整个经济转型，以此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这条路是走对了。问题是地方政府对GDP增长崇拜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没有改变，只是当前地方政府现在学得更聪明了，只做不说。笔者近几个月到过许多省份，从所观察到的情况看，不少中西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一浪高过一浪，并没有因为地方政府换届而有所改变。市场上所流传的地方政府四十万亿投资规划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而从中长期来看，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弱化地方政府对GDP的崇拜及市场之干预，还难以解决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要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发展目标，尚需找出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矛盾的根源。

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逐渐走低之势，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随之越来越低，从1995年的52.16%降至2007年39.7%；绝大多数居民财产性收入越来越少。比如，近几年来不仅股市持续在低位徘徊，而且严重的负利率使得居民收入严重缩水。有人测算过，在2004年到2011年的96个月内，有52个月是负利率，平均真实利率为-0.3%。仅2011年，居民储蓄存款收入因此就缩水1.5万亿元以上。加上高房价导致居民消费严重萎缩，更使得社会经济不平等在近10年中日趋恶化，居民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中产阶层难以成长壮大、相对贫困化还在增加。而这种大多数收入不高的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源所在。

多数居民消费力不足，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现有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在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经济事权大量分权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制度安排成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及信息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不仅让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或影响土地、金融、能源等各种经济资源分配与经济事权，更让地方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及干预者，也让地方政府成为市场制度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及仲裁者。两种角色混淆在一起，地方政府不仅可参与市场和经营市场直接谋利，也可不断地把其既得利益甚至于非法利益制度化，这就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为谋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无论是当前的地方土地财政还是高房价，都是只有少数人获利而绝大多数人利益受损。当前社会中的不少利益冲突及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其根源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公正性程度低。因“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贫二代”而形成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是与社会发展机会的不公正不公平有关。假如不能真正消除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不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无从谈起。

回首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通常，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便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因为，只有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才能让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全面提升，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分享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之成果，才能真正调动全体人民劳动与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激发出全体人民努力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潜能，由此促进整个社会管理成本的降低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近十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了一个怪圈，在中央政府的持续的严厉宏观调控下，房价反而越走越高，房地产的泡沫反而越滚越大，绝大多数民众对房地产市场感觉越来越无奈、越来越失望，这固然有太多内外的现实原因，而最根本的还在于现有的经济体制下，房地产市场已扣上了一个死结，不从土地、户口、财政等制度改革上下手，各种既得利益团体的阻挠和抵制，足以让出台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或变调或扭曲或失效。

概而言之，真要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收获李总理所一再提及的“改革红利”，就非得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的重大制度改革不可。

地方财政收入吃紧 房产税或成地方税重要来源

经济下行，地方财政收入吃紧，如何保证后土地经济时代地方财力的稳定，或成为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目前，多个官方机构正在进行论证，重要课题就是地方ZF的稳定财源。

昨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证实，目前一直在讨论地方财源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到构建地方税体系，地方财源的方向会有变化。”

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ZF已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社科院法学研究员刘海波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表示，中西部县城不适合这样的土地财政模式，三、四线城市做土地财政比较难，因为增值的收益有限，同时也无法引入全国的资本进行购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地产在增值，远乡地产在相对贬值；沿海工业化地区土地在增值，中部土地在相对贬值，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目前，土地财政是地方ZF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随着经济下行，土地收入增幅下降，土地财政模式进入低潮，不同地区地方ZF出现了不同程度地方债的问题，尤其是在新一轮地方ZF主导的投资下，地方债不断升高，地方债危机爆发风险日益加剧。

国家审计署在6月10日公布的《36个地方ZF本级ZF性债务审计结果》中谈到土地财政时言简意赅，但与2010年审计署对全国地方债的全面审计对比，最新数据表明了几个现实：2010年底，ZF性债务大约有40%要靠土地收益来偿还，而现在部分地区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地方ZF债务偿还高度依赖于土地收益。
进入后土地经济时代，地方财源从何而来？目前，多个官方机构正在进行调研论证，重要课题就是地方ZF的稳定财源。

“十八大”报告提到，“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

我国现行的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框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随后税制调整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也对应着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利益关系。

财政部财科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透露，稳定地方财源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面临的一个改革方向，“稳定地方财源正在考虑的思路是适度下放财权给地方，建立完善的房产税、消费税体系，为地方ZF培育财源。”他表示，未来地方税体系的构建，一个重点是资源税，既可以与价格机制改革相配套，又有助于欠发达但资源富集地区构建稳定的支柱财源；另一个支柱是房产税。

贾康也表示房产税有利于稳定地方财源，“房产税本身就是柔性切入，是为建立基本制度框架，具有打造地方税体系，并对收入分配中再分配环节进行税收调节的宏观意义。”

这是自然规律啊

宏观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