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地震重建成新型城镇化实验基地

“新型城镇化” 有望成为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重建工作很可能成为“新型城镇化”最理想的实验基地。

针对“4·20”芦山地震，机构分析称，雅安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比仅为0.07%左右，此次地震的严重程度小于2008年汶川地震，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宏观经济将延续前期运行逻辑。此外，除少数公司略有损失外，绝大部分川籍上市公司均通过公告“报平安”。机构提出，“新型城镇化” 有望成为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重建工作很可能成为“新型城镇化”最理想的实验基地。

对宏观经济影响有限

国信证券认为，从目前情况看，芦山地震的严重程度客观上比2008年汶川地震小，伤亡与损失主要发生在雅安地区。此次地震对全国经济影响相对较小，不应夸大上市公司的损失以及灾后重建的物资需求拉动，宏观经济将延续前期运行逻辑。
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从当前能够获得的相关信息看，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小于汶川地震，经济损失主要集中在雅安地区，而雅安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四川占比不到2%，在全国占比仅0.07%左右，此次地震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限。展望后续政策，预计除了针对灾区的一些对口重建和支援措施外，宏观政策的整体基调不会有所变化，二季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基调将延续。
目前A股91家川籍上市公司已披露地震的影响，除少数公司受到损失外，绝大部分公司“报平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地震对A股整体影响不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截至21日上午，上交所已与挂牌的全部36家川籍上市公司取得联系，并协助川籍上市公司及时制作公告，说明震灾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其中，除4家公司遭受轻微损失外，其余公司未受地震灾害影响。深圳证券交易所22日发布公告称，截至4月21日，深市全部55家四川上市公司均已就灾情发布公告。

重建将推进新型城镇化

上海证券研究报告认为，位于震中地区的宝兴县及芦山县在此次地震中大量倒塌的房屋为砖混结构的老式房屋，建设年限久远，抗震能力较差，其倒塌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本次灾后重建工作将在相关救援工作之后同步展开。新一届ZF提倡的“新型城镇化”有望成为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重建工作将很可能践行“新型城镇化”思想。
目前宝兴县及芦山县的城镇化处于较低水平。上海证券分析师胡月晓表示，可以合理预期，本次灾后重建工作如果能将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起来，将能为两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拉动力量。一方面，受损居民及工业房屋重建将采取更高的建设施工标准，配合赋予相关居民城镇户籍，这样不仅能让受灾地区旧貌换新颜，还能让相关居民直接进入城市居民行列，享受相关社保、医保、就业及教育的权利，提升收入及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灾后重建将促进当地建材、钢材及家电家具等房地产相关投资及消费的增长。此外，本次地震暴露出的公路交通瓶颈显示出西部基层地区仍具备巨大的基建投资潜力。  

“中国梦”究竟是什么？

“中国梦”的内涵：
       大国梦 责任与担当
　　财富梦 实现与超越
　　文化梦 寻根与重建
　　幸福梦 保障与安居

说的简单点就是八个字：民富国强，民族复兴。民富国强是前提和现实需要，民族复兴是长远目标。“中国梦”的核心是民富国强。“中国梦”的本质是民族复兴，是文明的复兴，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复兴梦”。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全面复兴。保障是“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和谐之道，道法自然。这个“道”，就是民富国强之道。即个人的安居乐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当且应当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多省份GDP增速高于全国 数据虚高再上演

20省份中13省份增速低于去年同期，显示经济复苏放缓；各省份GDP增速均高于全国。
各省份近日陆续发布了一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成绩单”。截至昨日，已公布数据的20个省份中有13个省份的GDP同比增速低于去年同期，显示经济复苏势头仍缓慢。
数据显示，一季度20个省份的GDP增速全部高于当季全国GDP增速（7.7%），GDP数据虚高问题再次上演。

分析称投资效率未提高

在去年第四季度GDP终结连续7个季度的跌势后，中国经济增速在2013年第一季度再度出现放缓态势，低于市场普遍预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GDP达11885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较去年四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
各省份公布的GDP数据也呈现增速放缓的态势。除少数省份如云南、福建、广东、浙江、北京等，其他省份当季增速大都低于去年同期。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一季度经济增速意外回落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投资效率的下滑。
他表示，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依然稳健，但其为经济带来的附加价值一直在减少。特别是尽管经历了近期的库存调整周期，一些关键行业（如钢铁、水泥等）的产能过剩现象依然严重。大规模ZF投资和国企在某些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仍然阻碍着私人投资的进入并对投资回报率造成了拖累。经济再平衡，特别是投资效率的提高仍未出现。

增速现“东低西高”

对比数据发现，今年一季度各省份GDP增速仍延续了此前“东低西高”的态势，除天津、福建外，增速排名靠前的均为中西部省份。其中，云南和贵州领跑全国，增速达12.6%；东部省份如山东、江苏、广东等地，增速普遍低于10%。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造成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东部地区投资增速明显下降。经过了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东部省份目前大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数据上就表现为GDP增速的放缓。
“比如目前增速最慢的北京，其服务业比重已经突破70%，说明已经摆脱了过去高投入换高增长的粗放式发展”，他表示，西部省份落后东部发展约9年的时间，所以仍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因此呈现高增长。
专家说

GDP“虚高”影响改革布局

数据显示，一季度20个省份的GDP增速全部高于当季全国GDP增速（7.7%），GDP数据虚高问题再次上演。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近十年来地方GDP“掺水”问题愈演愈烈，这固然与可能出现的跨区域重复计算等技术原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目前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各地方ZF仍存在追求政绩工程以及互相竞争攀比的情况。在GDP的驱动下，不少地方ZF过分注重招商引资，一味加大投资规模，使得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协调受到地方力量阻碍，中央的改革布局很难落到实处。
他认为，要根除这种现象，除了要改变地方ZF绩效考核方式外，还需进一步深化财税分权改革，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尽快建立统计直报体系，减少地方对统计数据的干扰。

国际资本抱团唱空中国

在经济数据低于预期等因素影响下，沪指23日大跌2.57%，2200点关口再度失守。更值得关注的是，种种迹象显示，在三大评级机构配合下，国际资本市场新一轮“做空中国”的风暴正在酝酿。
“中国金融危机势必发生，只是或早或晚的区别。”全球最大空头基金公司尼克斯联合基金总裁吉姆·查诺斯日前作出如此预言。据悉，这位大空头正在香港市场大举做空内地建筑业相关股票及矿业、银行业股票。似乎是受到了这种做空观点的影响，本周二，A股再度出现大跌，上证综指大跌2.57%，收报于2184.54点，再度跌破了2200点；深证成指则大跌2.92%，收报于8793.13点。当天，金融、地产、建材等权重板块均遭遇了大跌，也使得A股的前景越发显得难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查诺斯一直唱空中国，这次可能不仅仅是空洞的威胁。更多的迹象显示，国际投资者对于那些跟踪中国股票(无论是境内上市还是境外上市)指数的投资热情正在出现明显降温的迹象。
国际资金跟踪监测机构EPFR的统计显示，截至4月17日的一周时间里，国际投资人从各类离岸中国股票基金净赎回4.77亿美元。EPFR跟踪的中国股票基金覆盖了全球范围内近400只以中国为投资主题的股票基金，其中涵盖了中国几乎所有的QFII，另外还包括那些投资海外上市中国股票的基金。与此同时，美国资金跟踪监测机构TrimTabs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6日，在美上市的中国ETF遭遇的资金净流出规模占到总资产的0.7%左右。TrimTabs跟踪的中国ETF，主要是挂钩在港股上市的H股以及内地B股。
另据彭博的最新统计，截至3月底，在美上市最大中国ETF———安硕富时中国25指数基金的做空头寸达到4860万股，占总流动股的3.2%，创下自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安硕富时中国25指数代表了包括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和中石化中石油等中国股市最大规模公司的业绩。4月23日，该指数大跌2.50%，自今年2月攀上高点以来，该指数已经累计下跌了15.33%。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22日，2013年以来美股三大指数均录得上涨，道琼斯指数累计上涨了11.1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7.09%，标普500指数则上涨了9.56%。相比之下，i美股中概30指数(ICS30)已经从今年年初的700点左右下滑至650点，下滑幅度达到了7.1%，而即使表现不佳的上证指数，今年以来也仅下跌了2.57%。
稍早之前，似乎是作为这场做空行动的配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于中国经济的忧虑。标准普尔称，中国将不得不为经济刺激政策付出代价；惠誉则宣布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降至A+，这是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999年以来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穆迪维持中国政府债券的“Aa3”评级，但同时将评级展望从正面转为稳定。惠誉和穆迪的上述行为的主要依据均是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和影子银行风险。
信达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刘景德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从上述情况来看，存在这些机构集体“做空中国”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行动可能是处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些机构真的担心中国经济前景；另一个更有可能的情形是，这些机构先做空再抄底。
在这场“做空中国”的集体行动中，中资银行股由于其被广泛关注的风险而成为了主要做空对象。据港交所披露，农业银行4月17日遭美资大型基金TheCapitalGroup场内减持1亿股H股，套现3.422亿港元，持该股多头头寸比例由11.24%降至10.91%。摩根大通和花旗也被披露在4月12日，分别减持了4236万股及9259万股农行H股。
分析人士认为，促使国际投资者看空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汇丰银行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中国制造业PMI初值为50.5，较3月的51.6小幅回落，降至两个月来最低。4月中国制造业产出指数初值为51.1，同样为两个月来最低。
不过，本周一中金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下滑主要原因在于消费增速大幅下降和企业的库存调整。而消费增长疲弱，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大力反腐的影响。中金公司预计，二季度消费的环比增速将会显著回升。同时，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速增长也将逐步带动企业库存扩大，预计二季度GDP增速将小幅回升至7.9%。

一说到中国的财政收入，经济学家就晕。

房屋没了，震后房贷还要不要还？

雅安震后，因地震引发的一些特殊法律难题逐渐浮现。其中，地震房屋毁损的按揭贷款人，是否还应履行原来的贷款合同继续还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包含了两个相关问题：一是房屋没了，抵押权还在不在？二是房屋没了，贷款还要不要还、怎么还？

　　首先，因地震毁损房屋的法律事实，导致抵押权归于消灭。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按揭的房子因为地震毁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用房子作为担保的抵押也就随之没有了。但是，我国采用的是“房地分离”，地震将房子震没了，但其土地使用权依然还在。

　　不过，本次地震较为严重，不仅地面上的房子已经倒塌，有的相应的土地也因严重地质灾害，已无法继续使用，此时作为抵押物的土地使用权，也一同没有了。有的地方在地震中仅是房子毁损，土地还会继续使用，那么，对银行来说，土地使用权就变成抵押物。将来银行可以通过拍卖、变卖或者折价的方式，保障资金回笼。

　　其次，银行可以通过实现贷款人因房屋毁损得到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优先受偿。按照规定，保险金、赔偿金和补偿金，将作为原来房子的“替代物”，来承担抵押效果，这就是民法上所说的“代位物”。

　　值得注意的是，地震作为特殊自然灾害，一般不在保险范围之内，所以，在地震中毁损的房子很难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金很难成为“替代物”。就赔偿金来说，因为地震属于不可抗力，除了ZF公益性补偿和社会救助外，并不存在对房屋毁损赔偿的主体。但是，如果房屋倒塌的原因是因为房子质量不过关，按照规定，房屋建造、设计和管理者应该承担对此的赔偿责任，这部分赔偿金属于“替代物”的范围。

　　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国家给予灾民的抚恤金，性质上是基于抚恤性质，在法律上具有强烈的“人身性”，就不属于“替代物”，不能被银行作为抵押物。同样，国家和社会援建的公益性住房，也不能成为按揭贷款的“替代物”。

　　最后，还款义务不能因为房屋毁损而归于消灭。虽然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可能因为地震毁损导致抵押无效，但是按照《合同法》规定，按揭人和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还是应该继续履行的，只不过变成了没有抵押的普通借款合同而已。

地震塌屋还需还贷,显失公平

芦山地震摧毁了不少人的幸福家园。不少网友疑惑,如果正在还月供的房子倒塌或者成了危房,是否还要继续还房贷?有律师解释称,“如果人在房子没了,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和借款人与贷款银行签订的房屋按揭贷款合同约定,借款人仍有义务清偿尚未偿还的贷款本息。”也就是说,如果你房子倒了,房子按揭的月供你还得继续还。银行人士解释,贷款是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关系,房子是抵押物,因此,即便房子没了,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停止还月供。

　　地震后,房子倒塌了,只要人活着,就要继续还房贷。谁听到这样的消息,也许都会觉得恐怖。众所周知,当下国内大多数房子都是没有购买财产保险的——而且很多的财产保险都将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排除在外。换言之,房子因为地震倒塌了,就只能由房屋所有人自行承担损失——辛辛苦苦多年买的房子,现在因为地震灰飞烟灭了,自己不仅一分钱财产没有了,反而还倒欠银行一屁股债。这样的事情,谁能接受得了呢?

　　在公众的理解里,房屋贷款都是以房产作为抵押物的,如果贷款人无力偿还贷款,则银行有权收回房屋拍卖处置。换言之,在借款人还完贷款之前,房子等于是借款人和银行共有的。现在房子没有了,借款人此前支付的房款固然灰飞烟灭,银行是否也应相应承担其余部分的责任?更何况,购买房产,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购房人购买的只是使用权。房子震垮了,标的物也就丧失了使用权承载物的意义,贷款人不应该为此承担无限责任。

　　最重要的是,我国《合同法》第117条明确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显然,房屋因为地震倒塌,业主本身没有任何过错,是典型的不可抗力因素。因为这样的不可抗力,业主没有权利向开发商追问房屋质量问题,更不能从开发商处获得任何赔偿；凭什么不可抗力条款,在借款人面对银行时就失去了效力呢?

　　房子都没有了,银行还要求购房者继续还房贷,这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显失公平。按照合同法规定,理应给予撤销。

　　如果银行非要追索剩余部分的房贷,那也不应该找业主,而应该去找开发商,因为房子是他建的；如果房子如果购买了保险,银行还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

　　总之,不应该要求购房者为已经不存在的房子继续还贷,不可抗力条款也应适用于地震塌屋还贷,否则也未免太不人性了。

如果楼主预言成真，201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双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也许会成为明年两会第一提案！或者成为中国国策。

问题是：财政部会不会答应？

谁在“唱空中国”

查诺斯“唱空中国”由来已久，几乎与“末日博士”罗比尼（Nouriel Roubini）的论调如出一辙，查诺斯多次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1000倍以上”、“中国的银行系统极度脆弱，是建立在流沙之上”、“中国房地产相关产值占GDP的50%以上”等等。

查诺斯并非书斋里的学者，也不是经济学界的泛泛之辈，查诺斯是闻名世界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全球最大空头基金公司尼克斯联合基金总裁，曾经准确预见美国天然气交易巨头安然公司的垮台，还预见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查诺斯警告中国用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不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持续繁荣。尤其是中国飙涨的房价，是由涌入的投机性资金在推动，查诺斯并不理会中国的GDP数字。他说：“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

在4月5日举办的Wine Country Conference上，查诺斯用一份19页的PPT对诱发中国金融危机的一些因素做出解释，声称中国金融危机势必发生，只是或早或晚的区别。查诺斯表示中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而多米诺骨牌似乎已经开始倒塌。

查诺斯观点的主要支柱是房地产泡沫、贪腐、成本攀升等。在此之前，有关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争论就已经不绝于耳。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但是房地产市场情况并无好转。查诺斯认为，诸多重大结构性因素的存在，是导致中国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的元凶。

由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信托产品和财富管理产品构成的影子银行体系，正在加速一个越来越昂贵和杠杆化越来越高的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贪腐之风，使得一些贪腐行为的参与者将资金藏在房地产市场内。

城市化的加速，以及高于农业和其他区域性活动的工资，或许是导致中国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因素。2011年和2012年，中国工厂工资分别增长了20%和16%。显然，这种成本增长水平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工厂”或将走向衰败。经济减速也将削减中国城市的吸引力，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崩溃。

中国工厂的利润已经受到严重挤压，一些工厂已经开始对自己的高成本经营状态进行调整。中国不再是曾经的“低成本生产天堂”，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美好的旧时代”。

弥漫的不满情绪正在积聚，稍有不慎，便可导致中国社会陷入混乱从而拖累中国经济。中国在国内维稳安全方面的支出甚至超过国防开支。对于政府而言，民生问题如同其他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环镜污染和生活品质的下降，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担忧所在。食品质量也令人担忧，更要命的还是贪腐横行，民众对政府反腐倡廉几乎完全丧失信心。

在查诺斯看来，中国已经坐在一场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房地产危机之上。查诺斯认为，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名义经济规模翻了两番，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投资目的地。中国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许多投资者可能颗粒无收。

查诺斯坚信自己的判断，通过国家统计局与发改委的公开资料判断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高度参与了房地产开发，一旦市场出现逆转，中国银行业将遭受重大打击，经济全面崩溃，查诺斯认为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中国经济有60%是固定资产投资，即便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比例也是无法持久的。日本当年没有出现这么高的比例，韩国也没有。”

查诺斯唱空中国房地产已经三四年了，期间中国房价仍在高歌猛进，并不理会他的唱空，同样，他在这个市场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实际上，查诺斯没有任何能力唱垮中国经济，真正能够搞垮中国经济需要全民警惕和讨伐的对象，是那些疯狂掠夺、大搞贪腐、转移财产的利益集团！

中国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中国人均GDP从不足400美元进入到6000美元，目前行走在“中等收入陷阱”边缘，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矛盾正处于集中爆发期。如何平衡增长与分配，如何让全民分享发展成果，如何让全民参与改革进程，对执政者而言，才是最大的挑战。

十大败家企业年亏500亿 全是国企

“2012年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盘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各类榜单也都粉墨登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曾经占尽行业风光的大佬们，如今包揽巨亏榜单前十，中国远洋亏损95亿元领衔，十大巨头去年一年亏掉了500亿元。这边亏钱那边补，在570亿ZF补贴润色之下，亏损大户在极力掩饰自身的尴尬。主业不兴，上市公司纷纷另辟生财之道，或炒股、或炒“钱”，大搞副业。两市最大散户“金陵药业”2012年买进卖出的股票就达170只。”

A股何日告别“吃软饭”、“捞偏门”

中国股市市值目前超过23万亿元，是最直观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指标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每年三四月份是A股上市公司年报的集中发布时间，每到此时，股市往往随之起落。
翻看A股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处于上行行业中的企业制造着高额利润，而处在下行周期中的企业实现巨亏；这边厢ST公司囊中羞涩变卖家产艰难求生，这边厢手握重金的公司另辟蹊径，炒股炒钱，借鸡生蛋；有公司大手派现，如方大特钢、双汇发展，拥有高比例股权的大股东坐拥巨额分红；也有公司象征性拔毛，如长征电气、大连热电乃至中国船舶，数万股东分享百万余元，股息率几可忽略不计。
无论盈利还是亏损，上市公司都少不了当地财政的大力庇护，披星戴帽的公司乞求以财政补贴躲避退市，业绩不俗的公司也是补贴榜常客，希望年报数据锦上添花。
抑制二级市场的过度投资，引导投资者走向价值投资，是近年来管理层大力推动的事情。但在二级市场之外，股民们看到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行为，似乎同样弥漫着浓重的投机气息，其“吃软饭”、“捞偏门”的做法让中小股民不吐不快。判断一家上市公司是否优秀，应该看它是否有明显的主业优势、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还有良好的主业成长性。当一家上市公司整日不务正业东游西逛，即便数据一时亮眼，或也难以为继。对于这样的公司，投资者大可用脚投票。
今天是本报“年报看中国”专题报道的最后一期，希望这组报道为您解读和呈现一个数字化的财富中国现实。

关键词·烂筹

十巨头一年亏掉500亿

截至昨天，两市最大“败家子”榜单公布。统计显示，十大巨亏企业2012年度合计亏损金额高达497.24亿元，全部为央企或地方国企。

远洋蝉联亏损王

据中国远洋年报，其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720亿元，净利润为-95.6亿元。2011年度，中国远洋已经亏掉了104.5亿元。连亏两年，中国远洋也因此披星戴帽，成为A股市场上最大规模的ST公司。
对于巨亏的原因，中国远洋归咎于各种不确定性，比如运价水平偏低、油价上涨、干散货航运市场低迷等等。

国企包揽十大榜单

中国远洋蝉联亏损冠军，另两大央企中国铝业、中国中冶“败家”也不逊色。受制于铝价低位运行，2011年尚有2.38亿元盈利的中国铝业2012年亏掉82.3亿元；中国中冶同样首次陷入亏损，亏损额度69.5亿元。截至4月26日，十大亏损企业变成清一色的国企，包括五家钢铁企业，其中的*ST鞍钢去年亏损41.57亿元，由于2011年已亏21.46亿元，股票今年同样戴帽；鞍钢同门兄弟马钢股份、山东钢铁、安阳钢铁、华菱钢铁亏损额分别为38.63亿元、38.36亿元、34.98亿元、32.54亿元。

不能穿越周期的蓝筹实为“烂筹”

翻阅亏损上市公司年报，几乎所有企业都将责任推给行业与市场。对此，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微博)直言，行业下行虽是致亏的原因，但企业对经济周期的整体错判同样不能忽视。
叶檀认为，所谓下行期不破产并非好企业的标志，只有禁得起市场周期考验的企业才是好企业，能够保全市场甚至逆势盈利才是好企业的标志。以往央企成为领头羊，不过是托周期上升、不公平竞争之福。而那些大量给予偏食的企业，在周期上升时开足马力获取利润，一旦到了周期下行时往往露出祼泳者的真面目。这样的蓝筹股，其实是烂筹股。

关键词·不务正业

哈投股份获封A股新股神

上市公司炒股由来已久。一些手握重金的上市公司，在主业之外另辟生财之道，或炒股、或炒“钱”，大搞副业。数据显示，2012年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共计发生1991笔，其中信托公司承接888笔，首次超过银行。而今年至目前近320笔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中，信托又承接130多笔，占比超四成。

哈投股份：A股新“股神”股价创新高

从今年3月6日至3月26日，哈投股份股价从6.71元起步，不足一个月即站上12.88元，涨幅达九成。刺激其股价暴涨的，是其3月6日发布的拟出售“金融资产”的计划。数据显示，截至当日，哈投股份持有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中包括民生银行8423.4万股、方正证券2.96亿股。按照民生银行和方正证券3月6日10.5元、7.53元的收盘价计算，哈投股份持有的民生银行、方正证券市值合计超过31亿元。据粗略计算，哈投股份投资民生银行和方正证券的浮盈超过22亿元。
据哈投股份发布的年报，该公司去年净盈利2.8亿元。显然，对于上述资产“适当”进行处置，不仅会让净利润数据膨胀，且膨胀系数基本可控。哈投由此获封两市上市公司股神。

金陵药业：超级散户一年证券投资亏损318.3万元

纵览A股上市公司，可能没有一家像金陵药业这样热衷于炒作别家公司的股票，其从2007年开始就痴迷“炒股”。
金陵药业2012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痴心不改，又买进卖出170只股票。公司去年还加大了对基金的投资，并开始投资债券，当年买入了2只债券和5只基金，耗资2215万元。据其披露的炒股成绩，一年在证券投资方面累计亏损了318.3万元。

华锐风电：15亿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013年的眼球公司华锐风电，此前不久也抛出一份购买理财产品的计划。公司称，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使用不超过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华锐风电动用巨额资金理财，被解读为意在借力投资缓解当前的经营困境。

关键词·进补

重庆钢铁获封年度进补王

来自地方财政的补贴，年年润色着上市公司财报，对那些连年亏损的公司，财政补贴往往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中旬，在已发布2012年年报的公司中，获得ZF补贴的公司占九成，累计额度约570亿元，多家公司获补贴超过10亿元。其中，重庆钢铁以获得20.02亿元的额度暂居2012年度“进补王”宝座。

重庆钢铁一年收受20亿财政红包

去年前三季亏损11.7亿元的重庆钢铁在当地财政的大力庇护之下，成为钢企中的幸运儿。2012年12月19日，重庆钢铁宣布收到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5亿补贴资金，5天之后公司收到一个更大的红包，是来自重庆市财政局的15亿元资金。
20亿元的补贴，覆盖了重庆钢铁的全部亏损，公司随之于今年1月29日发布了公司将盈利约1亿元的业绩预告。也就是说，重庆钢铁从即将被ST到全年盈利仅仅用了6天时间，公司也一举荣升2012年度A股“进补王”。

数百亿补贴润色上市公司业绩

对A股上市公司的补贴依赖症，业内人士认为，出于对企业发展的方向性引导和扶持，采取适当的财政补助本无可厚非，但现在财政补贴明显偏离了预定轨道，尤其在年底集中下发的各种补贴或补助，无法排除为本地上市公司粉饰全年业绩的嫌疑。而滥发补贴和明显的投机性补贴，不仅造成财政资源的配置浪费，也无益于企业发展。

关键词·奇葩

“杰士邦”还是“爱卫”请自选

除流行多年的迷你式分红，今年的A股市场还首次出现向股东“免费”派发产品之举，发放产品不一而足，先是芝麻乳，后有龟苓膏，甚至有公司宣布允许股东三选一，选择范围包括感冒药、安全套以及艾滋试剂。由于证监会前日正式表态不支持实物分红，因此2012年流行的另类回馈可能成为A股最后的奇葩。
首提赠送股东产品的南方食品4月8日宣布，以免费方式赠送黑芝麻乳产品给公司股东品尝。初始方案是每持有公司1000股的股份赠发一礼盒装（12罐装）黑芝麻乳，持股余数少于1000股的不作赠送，之后更正方案，持股1000股以下的股东，无论持股数量多少均发放简易包装（6罐装）一份。南方食品首开上市公司发放实物先例，量子高科、人福医药迅速跟风，量子高科称将赠送股东龟苓膏，人福医药股东则可在杰士邦SKYN极肤安全套、祖卡木颗粒以及“爱卫”艾滋病快速自检试剂中任选一种。
对于发放细则，本报记者分别致电三家公司，南方食品证券办人员确认，持股数量庞大的大户或者机构的确将获赠为数不少的黑芝麻乳。另外两家公司量子高科、人福医药，答复均是“无论持有多少股，每位股东一份”。三家公司均反复强调不是“分红”，不涉及同股同权的问题。不过，对那些手握人福医药、量子高科百万、千万市值股票的大户或者机构，会否能够耐着性子填写若干资料来申领12杯龟苓膏或者两盒感冒药，实在是个谜。

关键词·抠门

中国一重推“一分钱分红”

在监管部门力促上市公司提高对股东的回报、股民“加大分红力度”的呼声与日俱增的背景下，A股遍地铁公鸡的现象似有改观，越来越多的公司加入分红之列。不过，翻阅2012年年报可见，大手笔派现者有，象征性“拔毛”者也不少见。已出具年报的公司中，22家公司推出了每10股派0.1元甚至更低的分红方案，折算每股分红仅有或不足1分钱，“葛朗台”味道十足。
截至4月26日，两市有6家上市公司每10股的分红金额低于0.1元，分别是中国一重、东风汽车、大连热电、长征电器、招商轮船、美都控股，其中中国一重每10股派现1分钱，另五家每10股派现金额三五八分不等。以股息收益率计算，最抠门的前三家为长征电气、中国一重和中国船舶，均约为0.05%。
上市公司频频出现的迷你分红没有让普通投资者感到太多欣慰，相反，更多的股民大有被忽悠之感，认为如此分红形同鸡肋。

央企新命题：社会责任

经历近10年的做大做强，央企到了该履行责任的时候吗？4月23日的中央企业一季度经济形势通报会给出了答案。国资委在这次会上提出要求，中央企业今年增加值增长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要达到10%以上，并强调，中央企业必须承担保增长的重大责任，这既是重大经济责任，也是重大政治责任。

国资委此番表态有两个宏观背景：首先是一季度GDP增长7.7%，复苏滞缓于预期，中国经济乍暖还寒，加上H7N9疫情和四川震灾的影响，“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成为下一阶段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其次，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首现负增长，拖累全国财政收入增幅降至去年同期的一半，虽然去年下半年中央财政也曾连续两个月负增长，但更早、更严重的一次负增长，则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2008年10月，翌年政府就推出了旨在保增长的4万亿投资计划。

尽管各界基本认定如今再出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国资委首次提出具体而明确的经营发展目标，以及重提和强调责任意识，对于央企来说仍然意味深长。

归属于国资委的115家中央企业，因其拥有规模庞大的资产和举足轻重的体量，同时所处行业或关乎国计民生，或高居基础产业中上游，从而对整体宏观经济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可以认为，重提经济责任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清醒认识——央企，特别是石油、电信、电力等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型央企，几乎是国内少有的不必大量依赖投资便可获利的企业。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048.7亿元，同比增长16.5%，而地方国有企业仅实现利润1088.6亿元，同比下降16%，这样的负增长状况已经延续了一年多。利润增幅最大的仍然是电力、电子、房地产、医药、石化等行业，这主要是中央企业的“地盘”。利润降幅最大的有色、建材、煤炭和化工等行业则是地方国企扎堆，均严重依赖国内的投资驱动；而除了房地产、医药、轻工等个别领域的民营企业依然活得滋润外，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只能抢食央企不屑染指的“边角料”，即使偶尔搭上新兴产业的早班车，一不小心也会挣扎在破产的边缘。

因此，如果连央企都无法在缺乏大规模投资刺激的新常态经济中，大胆坦言获利并成为带动经济稳步增长的动力，就更不要指望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们能够有所作为了。换言之，央企的经济责任在于提供信心，为政府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提供支撑力，进而帮助稳定整个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然而，硬币都有两面。央企本就是市场中的强者，不仅可以轻松地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得到由政府投资的大项目，而且可以得到政府权力所给予的刚性倾斜，并且它们已经凭借这些优势在很多领域占有了市场支配地位。而国资委提出的“保增长”目标，尤其是10%以上的利润增长目标，相比去年全年2.7%的利润增长现实，显然已经超出了大多数央企的能力，那么，我们期望看到什么？

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央企借资源品价格改革之名行其涨价之实，通胀隐患卷土重来；一些仍游弋于竞争市场的央企用各种行政资源和政策支持排挤民营经济，国进民退再度重演。这肯定不是国资委希望看到的，之所以强调政治责任，正是基于此。

央企如何做大做强，这是上一个时代的命题；做大做强的同时，该怎样履行责任，这是新时代的新命题。我们认为，央企责任，不仅体现在追求业绩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和承担政治任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转变经济结构的目标，明确自身边界，尊重市场规则，调整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布局，实现“有进有退”，主要体现控制力和影响力，并以此纽带为其他市场主体构建更有活力的生态系统。

而这些责任能否很好地履行，取决于国家对央企的功能定位以及基于这一定位的进一步改革，改革是央企可以用好的最大红利，而国际化和公众公司更是央企可以大展拳脚的舞台。

什么叫通货膨胀？

求证：1元=1分 解：1元=100分 =10分×10分 =1角 ×1角 =0.1元×0.1元 =0.01元 =1分 证明完毕 陈景润哭了 很多人都哭了

和谐是现代社会的主题之一，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的梦想啊

对的

对的

国企进补超创业板盈利之和

随着A股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披露完毕，众多上市公司获得名目繁多的ZF补贴也浮出水面，其中，国有企业占据了补贴金额的绝对大头。而在近几年来的ZF补贴前十名排行榜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均占多数。
然而，尽管来自地方财政的补贴年年润色着上市公司财报，对一些连年亏损的企业，财政补贴也起到了暂时避免暂停上市甚至退市的作用，但很多公司在失去补贴后再度陷入亏损，而有的公司在补贴之下仍旧增收不增利，甚至无法摆脱亏损的尴尬。

补贴难救亏损国企

在所有获得ZF补贴的上市公司中，最大的“赢家”当属“两桶油”。两家公司的年报显示，中国石油(601857.SH)和中国石化(600028.SH)去年分别获得补贴94.06亿和28.14亿。而在2011年，中国石油就以67.34亿元夺得当年的“补贴之王”称号。
三大国有航空也是获得ZF补贴的常客。2012年，包括中国国航、东方航空以及南方航空在内的国有三大航空公司，再次获得了共计超过40亿元的ZF补助，而且补贴数额均超过2011年，但净利润却普遍出现了下滑。
而作为国内产销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600104,股吧)，2012年获得的ZF补助也达13.80亿元，比2011年获得的9.57亿元同比增加幅度达36.68%，ZF补贴的增长也远远大于营业利润的增长。
事实上，由于航企和车企都是地方ZF招商引资和解决就业的重要工具，因此普遍会获得不菲的补贴金额，但补贴的增长却很少与其利润的增幅同步，甚至反而带来了运力、产能的分散扩张。
而与上述国企相比，一些国企即使有ZF补贴相助，但依然没能摆脱亏损的尴尬。比如去年*ST远洋、中国铝业和中国中冶(601618,股吧)三大央企获得的补贴数额就达到22亿元，但三家企业的累计亏损额高达247亿元。
此外，虽然近两年各地ZF加大了对钢企的财政补贴，但大多数钢铁企业也没有逃脱业绩下滑甚至亏损的厄运。统计数据显示，沪深两市35家钢企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别得到ZF补贴13.43亿元和30.57亿元，补贴增长幅度高达127.6%，但企业净利润总额却从2010年的304.3亿元大幅下滑至184亿元，净利润缩水了约四成。
当然，也有包括钢铁企业在内的一些公司，通过临时性的巨额补贴，暂时摆脱了亏损甚至退市的尴尬。
比如2012年实现净利润9880多万的重庆钢铁，就在当年合计获得各种ZF补贴20.02亿元，而如果没有此项收入，公司铁定亏损。公司的年报显示，2012年12月19日，重庆钢铁收到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5亿补贴资金，5天之后公司又收到来自重庆市财政局的15亿元资金，这些补贴主要是为了弥补2010年至2012年公司因环保搬迁增加的环保费用性支出等成本。
而在2011年，重庆钢铁还处于亏损当中，公司当年的净利润亏损14.71亿元，如果2012年再度亏损，将被戴上ST的帽子。
不过，去年有补贴不代表年年有补贴，去年有好运不代表年年有好运。值得注意的是，在2011年通过高达11.65亿元的ZF补贴成功扭亏摆脱暂停上市风险的华菱钢铁(000932,股吧)，在2012年ZF补贴“断奶”后，就再度陷入了亏损泥沼。
华菱钢铁的年报显示，到2012年，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ZF补助约为1000万，比2011年减少了11.55亿元，同时，公司的业绩再次由盈转亏，净利亏损32.5亿元。

十国企补贴接近创业板盈利

对于上市公司的补贴依赖症，业内人士认为，出于对企业发展的方向性引导和扶持，可以采取适当的财政补助，但如果明显偏离预定轨道，尤其是在年底集中下发的各种补贴或补助，无法排除为本地上市公司粉饰业绩的嫌疑，而滥发补贴不仅造成财政资源的配置浪费，也无益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并有损公平竞争。
总的来看，重庆钢铁、东方航空、上汽集团、中国国航、南方航空、海螺水泥(600585,股吧)、*ST远洋、中国铝业这8家国有控股企业获得的ZF补贴也十分可观，分别为20.02亿、17.20亿、13.8亿、12.83亿、12.58亿、10.31亿、9.04亿、7.44亿。加上“两桶油”获得的122.2亿，1273家上市公司中，仅这10家国有企业获得的补贴就达225.42亿，不可不谓壮观。
可资比较的是，创业板集中了大量的民营以及创新型企业，355家创业板企业中，大约95%，即337家为民营企业。最新的数据显示，355家创业板公司2012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247.6亿元，按照95%计算，创业板民营企业盈利约235亿元。
两相比较，十家获得补贴最大的国企，其补贴金额和创业板中所有民营企业盈利相差不过10亿元。

企业财政补贴该“瘦身”了

“没有必要再给国企补贴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此番言论引来一片喝彩。翻看上市公司公告，有关公司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公告内容比比皆是，这其中具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更是占尽很大比例。企业，尤其是国企吃财政补贴似已变为“家常便饭”。
有媒体统计，在目前已披露2012年年报的上市公司中超过九成公司获得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而所涉补贴金额中有超过七成补贴给了具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如央企亏损王中国远洋仅2012年获得地方财政补贴以及增值税先征后退金额就达9.04亿元。
理性地看，“没有必要再给国企补贴了”的说法有点过于偏激。给企业吃财政大补确实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例如一些企业从事外部效应大的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或处于技术创新的新兴产业，政府补贴之对于企业、行业的生存与发展，以及维护公众利益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一些本身处于市场化程度很高行业的国企来说，市场风险本应自担，但在市场行情不好、企业经营不善身陷困难时，却以各种理由伸手向政府讨要财政补贴实属无理之举，而政府出于各种考虑往往会解囊相助，纳税人的钱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难怪会招致公众的一片质疑。
财政补贴作为政策手段可被政府用来实现多重目标，但是如果随意不当运用补贴，不仅会使财政背上沉重包袱，而且会对深化改革造成严重障碍。10年前，为履行WTO协议有关承诺，我国曾全面清理国企补贴政策，取消了一批明显违反WTO有关规定的补贴。当前，各项改革在推进，财政收入增速也明显出现下降，财政究竟该补贴什么样的企业？如何补贴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这些问题该是重新考量的时候了。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企业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竞争力、而不是依靠垄断、依赖政策的优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与企业负责人和经济学者座谈时指出，要国企、民营、外资都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在笔者看来，国企享受国家各种财政补贴是对民企的最大不公，消除不公的第一步可从削减政府对国企的保护性财政补贴入手。另一方面，减少甚至取消对一些国企的财政补贴，也会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竞争力，真正走向市场。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转变政府职能体现在政府要减少对企业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干预，而取消对企业财政补贴式的保护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呈下降趋势，而财政支出需求却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对企业过多的财政补贴不仅会加重财政支出负担，而且势必会挤占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在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进程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其重点内容。公共财政预算用于国有企业的支出应不断减少，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如果说，10年前取消一批国企补贴政策是外部压力所迫，那现如今，财政补贴企业政策到了内因促其必须“瘦身”的时候了。

经济学中的牛顿定律

经济“双同步”增长规律：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GDP增速类似于加速度，同步增长即加速度基本相同。

历史上的今天： 马克思诞辰(1818-5-5)

中央力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再重走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之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5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回落至50.6%，较3月下降0.3个百分点。5月2日，汇丰银行发布4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50.4%，较上月51.6%有所回落1.2%。
由于被认为分别反映规模以上企业和中小企业经营景气的两项经济指标同时萎缩，关于中国经济又临下行风险的担忧再起。
在此之前，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意外”讨论经济议题，认为今年一季度经济“开局平稳”，并打出了提振经济的三记“政策拳”，即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这进一步显示了政府促进转型的决心。短期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降低，未来政策或更着眼于经济调结构与转型，布局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转型悄然提速

正在发生的产能过剩是 4月PMI数据中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
4月PMI分项数据显示，4月新订单指数为51.7%，比3月回落了0.6个百分点。其中，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制造业等6个行业低于50%;而生产指数为52.6%，4月生产指数仍高于订单指数。
瑞穗证券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4月的PMI走势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牢固、下行趋势尚未改观的预期。
“4月的PMI数据中生产指数仍旧高于新订单指数，再次验证了当前产能过剩仍是困扰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因。”他表示。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自去年十八大以来就开出的“药方”。4月底，全国有31个省(区、市)已陆续晒出今年一季度GDP“成绩单”。截止到4月27日，《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发现，根据各省(区、市)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西高东低”态势明显。东部11个省市一季度GDP平均增速为9.48%，而中西部地区20个省份平均增长10.55%。
“中西部GDP的基数比东部小，增长比例会更高一些。”宏源证券(000562,股吧)固定收益总部首席分析师范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中西部基础设施仍不太完善，工业化进程落后东部，投资在GDP占比较大，仍是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然而，在增速较缓的东部省份，结构性调整的意图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广东省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广东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5% ，三个产业结构比例为4.6∶46.9∶48.5，其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比2012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
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10.4%和9%，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比重较大，其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新动向。
从一季度GDP数据中亦凸显经济转型迹象。7.7%的增长中，约4.3个百分点由最终消费贡献;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为8.3%，较第二产业高0.5个百分点。
“日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和消费、产能过剩等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一味地强调GDP的增长，投资增长过快只会加剧这些矛盾，因此国家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下，未来会注重改善经济布局与加快结构调整。”范为称。
眼下，监管层正频频释放结构转型信号。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美国出席IMF会议时表示，“中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为了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必须牺牲短期经济增长。”
银监会在4月24日发布的2012年年报中指出，今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是首要任务，要严防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和产能过剩行业风险。

政策指向潜在动力

此次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样在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召开，却以“平稳开局”为背景，其政策主张从“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改为“按照稳中求进的要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对比去年二季度GDP增长7.6%发布后，7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随即定调，“要求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于7.7%的增速，此次中央明显“淡定”许多。
此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目前的经济定调为“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强”，并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受访人士称，措辞上是“稳增长”而非“保增长”，意味宏观政策不会加大放松;但“社会政策要托底”暗示准备承受低速增长、淘汰过剩产能之痛，进一步显示了转型决心，未来政策重心或转向在调整结构中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在措施方面，虽然也笼统提到“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需要加强防范”，但在具体政策部署中并未提及相应的内容。光大证券(601788,股吧)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对记者表示，相比国务院“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信贷等方面存在的风险”的表述，政治局会议传递出了很强的稳增长意味，超出了之前的政策信号。
记者注意到，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先行取消下放一批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严格控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会议透露的重要信号——即中国可能不再重走用以大投资刺激增长的道路，转而刺激消费、下放审批引致经济增长，对产能过剩的调控将更趋严厉。
对于如何释放内需潜力，此次政治局会议在具体政策方面提出“增加能源资源、先进技术和设备等进口;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开放;支持服务业新型业态和新型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政策目标。
中信证券(600030,股吧)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一季度经济相对平稳局面下，政府的政策着眼点已经转为释放内需潜力，在更加关注长期增长质量的背景下，短期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对于投资者而言，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将不断涌现出符合中国经济转型方向的优势企业，所以结构性投资机会持续，但这种机会可能持续到明年、后年，甚至更长时间。
不过，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滨提醒，在推动转型升级的同时，更要警惕投资效率的下滑。
在他看来，大规模政府投资和国企在某些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仍然阻碍着私人投资的进入，并对投资回报率造成了拖累。经济结构再平衡，特别是投资效率的提高，还需加大力度。

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增长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变
　　
    在短期内，以投资拉动为主，消费拉动为辅；在长时期内，以消费拉动为主，投资拉动为辅。依赖投资推动的高增长，是没有效率，没有质量的增长，对结构调整、经济转型非常不利。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由消费导向的创新和创造力。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领先消费增长，消费增长带动GDP增长。

凤凰周刊《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 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中国至少需要7000万党员，360万个基层党支部，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数为7000万，公务管理人员约为360万，企事业单位各类管理技术人员7000万，硕士以上的专家级管理技术人员需360万，军人至少需360万。
中组部2011年公布统计数据: 中共现有8000万党员，380万个基层党支部，与定律结果基本一致。
中国有正规军230万，加上武警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约有380万，与定律结果一致。
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偏多，专业管理技术人才不足，这就是目前我国人才资源的现状。

记得以前有人分享过

历史上的今天： 清ZF宣布铁路国有(1911-5-9)  呵呵。

GDP的误用之中国经济“三祸”

GDP是衡量“国民收入”增长结果的尺度，而不是什么“经济增长”的结果。那么，什么是“国民收入”？国民财富就是国民收入的积累（亚当·斯密），就是“经济财货”，是“能够满足人类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的商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米塞斯，《货币与信用原理》），就是“享用物品”（欧文·费雪，《利息理论》），“享用物品”的过程就是“消费”。所以，“需求的满足”也就是“消费”才是经济之最终目的；所以，“货币在花费以前是没有用处的，用货币购买到的享受物品才是最后的收入。”（欧文·费雪，《利息理论》）既然经济之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么经济之手段就是交易，这一点已经无须证明。所以，贸易生财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那么，任何经济政策制定的唯一目的，都应当是为促进交易之进行。
　　一、“转速表”当“引擎”－重商主义之祸
　　尽管GDP作为标尺本身存在不少缺陷，但是至少在目前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工具。衡量GDP没有直接的方法，最方便的计算方法也是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进行累加。换句话说，要想知道“国民收入”在过去的一年中是否增加，我们没有办法用一把尺子直接测量，必须使用三把尺子分别测量。这三把尺子本身，仅仅是衡量“国民收入”增长的测量工具，绝不是“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或者说，这三把尺子，相当于汽车引擎的转速表，而不是引擎本身。但是对于大多数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而言（其中不乏经济学者），“转速表”却被当成引擎在使用，所以 “三驾马车论” 就此被杜撰，并且居然能够深入人心？！
　　“消费”理所当然是“国民收入”的直接构成，可是“净出口”也是“消费”：“净出口”为正，意味着国外居民的消费；反之则意味着国内居民的消费。因此一国“净出口”的正值，即使不代表该国“国民收入”的减少，但也绝不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那么，“投资”又是什么东西呢？马歇尔说，投资是“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经济财货”；米塞斯说，投资是“间接满足人们需求的生产财，或高级商品”。所以，GDP的真实公式应当是：GDP＝ “直接消费的商品（服务也是商品）”+“间接消费的商品。那么，怎样才能知道“生产财”是否能够“满足人们需求”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市场知道，企业知道。所以，投资的主体只能是企业，ZF投资只能作为辅助。有效ZF投资必须也只能以促进交易为目的。
　　把“转速表”当作“引擎”引发两种恶果:
　　一是在重商主义和“拜金教”思维的支配下，中国ZF长期实行管制汇率、出口补贴和进口税壁垒，这导致1994年开始“净出口”长期为正值，并且在2005年之后其占GDP的比值保持在7%左右的高水平。这就意味着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有7%左右的“水分”。为了实现促进出口的目的，中国居民不得不承担两种税收：一是出口商品的价格补贴；二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税”。中国的净出口已经荒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出口企业用出口商品换回来的居然是RMB？！既然如此，还不如ZF直接给出口企业家和雇工发放RMB，那样还无需建设工厂生产商品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
　　二是大量投资由于是ZF主导而非市场主导，越来越多的投资既不能降低交易的成本，也无法提高交易之效率。由此产生的“无效投资”不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为目的，是为了“投资”而“投资”，又构成GDP的“水分”。
　　因此中国ZF每年的“保8”只有数字意义而没有收入意义，是人为调整“转速表的刻度”而非“维护保养引擎”。结果，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2010年居然下滑到48.1%！中国经济至少在2008年就已经陷入了停滞。
　　亚当?斯密说：“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但是在中国，生产却有三个目的：1. 供本国居民消费 2. 供外国人消费 3. 浪费。
　　二、“货币”当“资本”－凯恩斯主义之祸
　　交易离不开货币，因为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并且仅仅是交易之媒介。经济财货只有两种：消费财和生产财，而货币既非生产财也非消费财。所以，货币根本就不是资本。“货币不过是国家的脂肪，如其过多，就会使国家不那么灵活行事；如果其过少，也会使国家发生毛病。” “推动一国商业，需要一定数量和比例的货币，过多或过少都对商业有害。”（威廉·配第，《献给英明人士》）“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的大工具。把收入分配给那些应得收入的人，固然靠了货币所包含金银的流通。但是那金块或者银块，决不是收入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国富论》）所以，货币政策的唯一目的是使货币保持适当的数量，既不存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也不存在“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的唯一目标，则是要让货币流动起来，循环起来，“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财政政策与其说是“财政政策”，不如说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所以货币既是交易之工具，也是分配之工具。离开了公平，也就没有了效率。“自由放任经济”固然造就了工业革命和19世纪中晚期世界经济的突飞猛进，但是最终也成为引发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的重要根源之一。矫枉过正的“罗斯福新政”的终极意义在于：货币的流动与数量同样重要。
　　但是中国ZF的经济信条是凯恩斯主义，即通过不断增发钞票来刺激经济。因为中国ZF同样深信马克思关于“货币是资本”的论断。不仅如此，中国ZF对经济的全面强力干预不但未能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平台，未能“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却“把收入分配给ZF认为应得收入的人”。所以中国经济的另一颗“毒瘤”就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表现在货币指标上就是流通速度越来越慢。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对经济的唯一“贡献”在于：货币的集中使得通货膨胀压力不至于极端化。
　　另一方面，对货币数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的“中国式利率”，不但强行把存款者应得的收入分配给贷款者，更导致资源配置结构严重扭曲：低利率诱使资本投入回收期更长的产业，比如制造业。然后当市场利率（在中国被称作“高利贷利率”）随着货币数量水涨船高之后，制造业顿时全面陷入困境，因为当初的投资已经很难收回。市场利率高涨之后又驱使资本投向投资回收期更短的行业，比如房地产。因此，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无论如何打压，总是越压越高，“就是没办法”。所以，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伪两难境地”：放开金融管制，高利率将彻底击垮大多数基建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从而压垮银行业，开始新一轮的调整；不放开金融管制，货币政策行将失效，温水煮青蛙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动写照。或者说，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长痛”和“短痛”的选择。
　　既然货币只是交易的工具，那么“增加货币数量，除了能够提高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之外，别无他用。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增加货币数量可能会刺激产业增长，因而会对产业有一些影响，但在价格稳定之后，就没什么影响了。”（大卫·休谟）反对“货币数量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师就是凯恩斯，结果同样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日本央行却发现日本经济深陷泥淖：无论如何增发货币都无济于事。
　　中国ZF必须牢记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一书序言中的教诲：“货币不过是交易的媒介，如能使商品劳务之进行较物物交易（barter）更为顺利，即可谓完成其使命。若企图从货币方面展开经济改造，除了通过信用之扩充而予经济活动以人为刺激之外，不会有任何重大成就。我们必须重复强调者，此项刺激势必将导致危机和恐慌，经济危机之循环发生，乃是ZF不顾过去经验之教训及经济学家之警告而企图以增加信用方法来刺激经济活动的后果。”
　　三、以“调控”之名－“万能ZF”之祸
　　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也是唯一动力是“需求”，而“需求”是不可能被“调节”的，更不可能被“控制”。如果一个人每天需要消费1公斤粮食，难道他会因为“调控”而改变消费量吗？那么，经济也就不存在“调控”之说。对中国经济腾飞至关重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但不是“调控”，而是“放弃了调控”。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调控”之说同样深入人心，几乎人人都认为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定向爆破”的“调控”方式解决。于是，借“调控之名”，ZF对经济的干预几乎无以复加：已经走到死胡同尽头的户籍制度依然如故，经济垄断程度也几乎达到30年来的顶峰。一个国家的成品油零售价格，居然都需要一个部门来定价？！当ZF试图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必然只能选择“投资”和“出口”，尤其是“投资”。因为只有“投资”和“出口”才能人为改变“转速表显示的转速”。毫毛疑问的是，“调控”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比如“家电下乡”“节能补贴”“以旧换新”的“救市举措”，不但起不到“救市”之初衷，反而由于扰乱了供需而带给家电业以灾难。越来越多的投资也改变了相关行业的发展规律，它不但在投资伊始快速带动了基建行业的繁荣，而且会在投资无法持续时带给这些行业灾难。机械、钢铁、水泥这些行业就正在从繁荣步入灾难。楼市和车市在2008年的“托市令”之后，如今又改成“限购令”，更是意味着“调控手段”的登峰造极。
　　中国ZF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道路上，因为需求只能是“人的需求”，不是企业的需求，更不是国家的需求。“以人为本”，才是改革的唯一目的。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对占人口半数的农民子女的教育歧视和畸形的教育体制。这意味着下一代中国人缺乏足够的正常教育。我们不禁要问，缺乏教育的国民凭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中国ZF直到今天仍然坚持所谓的“渐进式改革”，这只能让人理解为：“慢慢地改正错误”。“两难”之说，更是滑稽无比：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两难冲突的学问，或者说任何决策都是选择，选择必然就意味着放弃。那么，所有的决策本身就是放弃。
　　无论如何，保罗·克鲁格曼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发源地。这是中国人为过去的错误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得益于老百姓的储蓄习惯，这一轮经济危机，绝不会象“大萧条”那样惨烈。但是受制于经济的系统性缺陷，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将会很长，恢复难度也会极大。如果说10年前中国经济可以通过ZF对银行和国有企业救助得以恢复的话，今天，单纯就银行和企业的货币化规模而言，几乎没有可能再行通过这种办法救得起。而这种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银行和企业的方式，其合法性在今天也会受到置疑。
　　所以，中国经济只有真正实行市场经济一条道路，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如果非要给出什么“建设性意见”，我只能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心攻玉。如果非要给这个“意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永远”。

城镇化规划重启修改 抑制地方投资冲动

自2012年底“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地已近半年，根据各方意见反馈，规划日前开始进行再次修改。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目前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核心起草小组正就规划所涉及的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并听取有关部门、地方ZF、机构和专家的意见。“此次征求意见范围较之前有所缩小。”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人士说。

“重新修改的根本原因是地方对"初稿"的误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说到发展城镇化，地方便盲目上项目，认为这就是发展，其实不然。城镇化应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顺其自然的产物，欲速则不达。”上述人士表示，正是由于地方对城镇化根本意义的误读，对“初稿”的反应仍是项目至上、开发圈地，因此，规划修改重点便是改变地方ZF固有发展观念，避免地方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走弯路。

此前，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袁喜禄在社科院城镇化与投资研讨会上表示，虽然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和消费潜力，但在多因素的约束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是无限的。另外，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转型、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城镇化将是积极稳妥、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是爆发式发展。

“目前多地加快城镇化速度，提高城镇化指标，是希望通过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加大土地投资开发力度，带动经济高增长。”袁喜禄说，这种城镇化冲动，是把一个长远的战略性任务当成短期的应急机制，这是忽视城镇化的基本背景，其发展方向也会脱离城镇化正常的轨道。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最近也表示，目前地方ZF对于城镇化的认识有误区，加大了城镇化的推进难度。“在国家确定推进城镇化后，地方官员拜访络绎不绝，甚至有的直接表示要建数万人的农民城。”
李铁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之前不同的是，不再只是上项目，搞建设。城镇化首现应明确，其核心是让低收入农民进城，而不是有钱人进城；是让自愿上楼的农民上楼，而不是农民被迫上楼。

据悉，修改中的规划强调重在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则是通过完善体制，推动户籍与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行政管理和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

此前广州已经对户籍改革进行试点，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登记为“广州市居民户口”。
但李铁认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逐步消除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差距，放宽对自愿进城落户农民的限制，降低农民落户门槛，而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空转”现象，即直接把农民的户籍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农民需要的不是身份转换，而是福利待遇。”
“规划涉及诸多制度改革和创新，需要研究和协调的政策措施比较复杂，涉及部委较多，难以形成较为一致的方案。现在正是希望尽快就一些难点问题形成共识并找到解决办法。”上述人士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地方的城镇化被房地产化，袁喜禄表示，在体制的分割没有完全消除的同时，城镇化发展又面临新的障碍或新的门槛，例如高房价不仅提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也制约了城镇化内需潜力的发挥。“城镇化绝对不是房地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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