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篇文章居然被删了？贴回来，对照着看看，颇有意趣。】



英国学者何以痛批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2010年06月17日 新民周刊

朱伟一

　　“金融暴政”(the tyranny of finance)是英国学者克里斯·布拉莫尔教授所强调的新概念。其特点是不受管制的金融业、自由贸易、最小福利ZF等，定义比较模糊。但更奇怪的是，“金融暴政”标题的一节中，布拉莫尔教授所写的第一句话，是批评中国经济学家，矛头直指大腕经济学家樊纲：

　　樊纲和胡永泰深信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越性。然而，证据并不那么充分。以金融为例，关于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樊纲和胡永泰提出了相当明确的观点。他们大胆断言：“在经济领域最大瓶颈是私营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整个金融体系仍由国有部门所控制，市场竞争基本缺失。”

　　樊纲和胡永泰都是名气很大的人，时常在电视上以布道者的形象出现。布拉莫尔教授却对中国这两位主流经济学家不以为然。他说：“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金融自由化造成的问题将比其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在布拉莫尔教授看来，“中国经济需要一些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摆脱其赌场般的股市将是一个开始。”

　　布拉莫尔教授说到点子上了。当然，股市如赌场绝不是中国所有、特有的问题。正如布拉莫尔所说，“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系中，资本市场失灵现象很普遍，并且只能通过ZF干预才能避免。”很可惜，外国不好的东西我们一学就会，丝毫也不顾忌什么中国特色。

　　暴政离不开政权，金融暴政也是如此。华尔街和华盛顿在许多问题上保持惊人的一致，甚至是穿一条裤子。布拉莫尔教授没有给“金融暴政”一个精准的定义，没有展开谈。其实，金融暴政就是借助其金融创新工具(实质上是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对中产阶级实行专政，从中产阶级身上割肉。

　　金融暴政是全面专政。资本市场的势力是要扩大到其他领域的，华尔街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以及相关部门向国会议员的候选人提供巨额政治捐款，其金额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中达17亿美元，其中很多给了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任何个人或公司，可以无限量地出资进行广告宣传，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

　　金融暴政如此黑暗，难道连一线光明都没有吗？布拉莫尔教授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活法——莱茵型资本主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ZF对银行部门的控制，都是莱茵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所谓莱茵型资本主义就是德国模式，是高福利的模式，贫富差别较小，社会比较和谐。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遇到了困难，但其债务问题不是德国的问题，主要是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四国好吃懒做、超前消费、寅吃卯粮，反倒要德国援手。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莱茵模式中，布拉莫尔教授认为，“樊纲和胡永泰含蓄地提出，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复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机制。”

　　布拉莫尔这位英国教授与樊、胡两人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与其说是痛恨樊、胡两人在中国以讹传讹，不如说他是痛恨英国本国的资本市场，以及英国工党高层那些叛徒。英国曾经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险以及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那是布拉莫尔教授的“理想社会”，其基础是“普遍保险、基础实施国有，继续实行为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筹资金的国家保障体系”。

　　布拉莫尔教授的观点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近年来在经济、金融领域，中国的理论家们大多是打着洋人的旗号，拉大旗、做虎皮，很少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而洋人的旗号又以华尔街的旗号为主。其实，洋人也有批判自己资本市场的，洋人中也有批判西方在中国的代言人的。布拉莫尔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其批评樊、胡的文章题为《走出黑暗》，已被译成中文登载在2010年5月期的《国外理论动态》上，这是一份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核心期刊。▲

附文：

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

作者：［英］克里斯·布拉莫尔著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5期


摘要： 《现代中国》杂志2009年7月号刊登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题为《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的文章。作者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一直在快速增长，然而，中国也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没有继续发展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转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过于一味地追求增长，这造成了很多问题。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这一模式遭到了质疑，这同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而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另外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文章内容如下。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可以肯定，其前景比它在2008年夏季全球化的“高潮”时期要暗淡，但30年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全球经济衰退使增长率削减了几个百分点，但依照世界标准，这一比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事实上，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购买力等价来衡量（这种评价标准赋予非贸易部门较高的权重，从而降低了外部冲击对统计数据的影响），那么，经济放缓甚至不太明显。

　　樊纲和胡永泰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平行推进”（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中国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没有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而是很早就开始在几乎每一个部门进行改革。在每一个领域都很快进行彻底的转型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进程在每一个领域都开始了，并且推进迅速。一个部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即改革由此在某些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开始并被推进到得出一种结论）将不可能十分有效。然而，中国的改革在某些领域确实太慢；樊纲和胡永泰特别指出了金融自由化步伐缓慢。其结果是，中国无法利用获得外国资本所提供的机会。王绍光有着与樊纲和胡永泰相同的乐观评价。他批评了农村医疗改革的诸多方面，但他仍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已显示出它自身既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又是善于学习的。

　　黄宗智对中国的转型道路有着更多的批评。他的很多文章为中国的“非正规部门的社会公平”进行了呼吁，实际上就是要创建体制和机构以改善非正规部门的大量雇员的待遇，包括工厂内部的待遇（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而言）和工厂外部的待遇（就非正规部门工人的孩子所能获得的医疗和教育而言）。但黄宗智认为，不存在一种简单的新古典主义的补救办法。相反，中国需要同时拒绝过去30年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毛主义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不仅对于非正规部门是如此：更一般地讲，中国需要在极左和极右两极之间开拓出第三条道路。

　　所有这些作者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解决关于中国转型之路的两个基本问题：它是成功的吗？中国现在应该走什么路？

　　局部改革的局限

　　我发现樊纲和胡永泰为跨越所有部门同时进行改革而举出的例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对这一证据的解读是，中国在那些改革既是必要的又进行得彻底的领域（如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做得较好，而在改革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改革只是局部的领域就做得较差。有许多失败的局部改革的例证。中国的双轨制价格体系被一些人看作是帕累托改进型的“没有输家的改革”的一个例子。但是这忽视了双轨制所带来的价格套利（price arbitrage）的各种可能性。它可能增加了产量，但它形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这一阶层通过在国有部门低价买进商品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在市场卖出而致富。当今中国存在的大部分的不平等，尤其是财富的不平等，都根源于双轨制价格体系。

　　开放政策也说明了樊纲和胡永泰倡导的局部改革的危险。中国严格遵循着自己的改革方案，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最初的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之间过去了很多年。局部开放政策背后存在着这样的逻辑，通过把开放区域限制在工业相对欠发达的广东、福建，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和辽宁）避免了“资本主义污染”。然而，这一做法导致了切实的代价。上海的再次发展被耽搁，邓小平自己后来承认，没有及早给予这座大都市经济特区的地位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由局部开放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这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中国非正规部门提供了局部改革固有危险的第三个例证。在许多方面，中国的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如黄宗智所记录的，遵循了樊纲和胡永泰所提出来的进程。改革是局部的：中国只是缓慢放宽了对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同时很少关注劳动条件。其结果是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劳动力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黄宗智恰恰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异议。沿着这些思路展开争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而且中国越早改善它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所面临的条件，其情况会越好。此外，提高工资几乎肯定会提高效率。通过减少由小型企业对中国的大公司所形成的竞争性的、基于价格方面的威胁，它将使中国的大公司能够更加注重产品的开发和售后服务，这对于打入全球出口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对全球出口市场而言，是质量而不是价格决定成败。在非正规部门中，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将提高效率，因为这将迫使小规模的公司变得更加趋向资本密集和创新。

　　所以，与樊纲和胡永泰认为的相反，真正的教训是这样的：如果改革（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是值得实施的，就应该迅速和彻底。

　　莱茵型资本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

　　由樊纲和胡永泰提出的关于中国转型分析的更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型道路的问题而不是最终目标的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所走过的路”是循序渐进的或连贯的，而是对任何转型进程最佳终点（optimal end瞤oint）的确定。

　　樊纲和胡永泰含蓄地提出，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复制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不受管制的金融业、自由贸易、最小福利政府，以及关注于技能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不是特定行业的补贴的非选择性产业政策。这是美国、英国、新西兰的经济的特点，而自1990年以来，这种类型的许多政策已经日益被西欧、日本和韩国采用。然而，显然存在另外一种选择——莱茵型资本主义，它在日本（80年代末以前）、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前）以及创建欧元区之前的法国和德国得到实行。尽管大多数莱茵型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了高工资和一个发展成熟的福利政府（在日本和韩国）的可取性，但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对银行部门的控制都是莱茵型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金融暴政

　　樊纲和胡永泰深信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越性。然而，证据并不那么充分。以金融为例，关于中国应该做什么，樊纲和胡永泰提出了相当明确的观点。他们大胆地断言：“在经济领域最大的瓶颈是私营金融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整个金融体系仍由国有部门所控制，市场竞争基本上缺失。”但是他们像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还是不明白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根本性的体制缺陷。金融市场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唯一避免的方法是关闭市场并引入对银行部门的政府控制。当然，这将阻碍金融创新的步伐，但由于正是“创新”首先引起了危机，所以很难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而中国是幸运的，它没有沿着美国的道路走下去。

　　此外，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例如英国和美国）中金融部门产生的周期性泡沫仅仅是金融自由化所固有的不足的例证之一。更严重的问题是对长期风险投资项目和新兴产业资金供应不足。英国提供了一个说明这一金融偏斜（finance bias）的明显例子。部分地说，英国的问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金融（“伦敦城”[英国最古老的金融服务区。——译者注]）对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是，因投机和完全不称职而接受调查的银行家们仍然被指派到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属中央管理机构），成为政府顾问。更普遍的情况是，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呈现出一种持续的通货紧缩偏向。即使在英国的跨世纪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失业率仍然长期居高不下，因为“伦敦城”（作为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代表）对通胀的害怕更甚于对失业的害怕。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着同样的风险；它所导致的不平等螺旋（spiral of inequality）将强化金融资本，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会弱化中国政府。

　　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中，工业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银行借贷所特有的短期盈利主义，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少会有长期贷款，并迫切要求快速偿还贷款。结果，英国经济已经变得依赖于金融服务，所有这些意味着它容易受到冲击以及技术进步的长期过程将放缓。从这方面看，英国的问题很多年来已经众所周知（它们在麦克米兰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中就被提到过），但是因为金融资本的政治权力，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比之下，德国和其他莱茵经济体创立了国有开发银行（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它们在为小型公司和中等规模企业，即德国著名的中小型企业（Mittelstand）扩大长期融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好文章！！

兄台这篇文章分析的很有深度，特别是对于里克尔梅的例子举的甚为精彩，能够深入浅出的进行讲解，可见兄台对金融的理解已不是于皮毛和释义的层次，已放之于人类社会进程和文明的机制中进行探讨，的确好文，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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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方观点，让我对金融界的了解受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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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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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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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谢谢

乔治-索罗斯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荣誉学士（相当于硕士）
这句话有错误：
一等，2.1或者2.2都是荣誉学士学位，并不等同于硕士……

实话

受教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长姿势了···

看看

作为一个金融与投资行业从业人员要说，这文章越到后面越不靠谱。

先顶再看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