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作者真有点才，对期刊贡献率比我们都大，可以立个碑了
许经勇：我的快乐在学术中
www.taihainet.com 2006/8/4 15:58:35 台海网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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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许经勇 １９３８年生，福建惠安人，现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市经济学会会长。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专长农村经济学研究。个人独立撰写及与他人合作撰写的著作共十六部。在全国核心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５００多篇。１９９１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９２年被国家人事部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从大学时代开始，许经勇就沉浸在学术的海洋中。他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每天唯一的放松方式是一个小时的散步时间。早在１９９８年，他发表的论文数分值（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就名列全国经济学科界第１位。他在给研究生们做报告时说：“我走的这条路很苦，你们学不来。”而事实上，他所有的快乐也是在学术研究之中。
１６岁时的重大决定
许经勇出生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之后又经历了四年内战。所以，他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
那段日子，家中生活很是艰辛。父亲为谋生计，随同乡前往印度尼西亚做工，母亲则在老家惠安辛勤耕作，拉扯几个孩子。对于童年，许经勇印象最深的是饥饿的感觉，总是找不到足够的东西来填饱空空的肚子。那时候的主要果腹之物是地瓜渣，那是磨地瓜粉剩余的下脚料，把那东西加水煮成一碗稠稠的喝下去。穷虽穷，家里还是坚持让他上学。他课余时间什么农活都干，种地、放牛、捡牛粪……
当时，惠安流传着一句话，叫“吕宋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是形容去菲律宾谋生的人衣锦还乡的盛况。“吕宋客”当时在当地是富裕的代名词，他们回乡时总是能引来周边乡亲艳羡的目光。看到这般情形，年少的许经勇开始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惠安这么穷？为什么中国这么穷？什么时候我们这才能变成像菲律宾一样富裕？”那年，他１６岁，在惠安一中读高中，他给自己的未来做了个重大决定：学经济，用我的所学帮助我们国家富裕起来。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是“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热门专业是理工科，但成绩优异的许经勇却毫不犹豫地填报了相对冷门的经济学系。
凌晨三点的“晨读”
１９５７年，许经勇如愿考上厦门大学经济学系。他感慨地说，读大学期间经历了“斗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学习的时间很少。即便如此，他每天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早早地到教室自习，或者去图书馆查资料，直到晚上教室熄灯后才回宿舍。功夫不负有心人。在１９６１年那场毕业总考（当时是将大学四年所学课程的内容综合起来出卷考试，考核学生学习成果）中，许经勇考了９２分，全系第一名。因为成绩优异，他毕业后直接留校，在经济系任教。
许经勇说，因为大学期间被政治运动耽误了，他很多专业知识是在毕业后自己补上的。毕业那年，他与妻子在惠安老家成亲。之后，他在厦门妻子在惠安，两人过了近２０年的两地分居生活。那段时间，他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学术研究上。他每天三四点钟就起床，为的是多点时间看书。三四个钟头的“晨读”后再去买早餐填饱肚子，之后去给学生上课，下课回到家后，他又是直扑书桌，看书看到晚上十二点才肯睡觉，而第二天又是三四点钟起床看书。一天的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他的生活很单调，除了书本还是书本。那时候厦大建南礼堂每周有一场电影放映，许经勇每个月才去看一场，那是他唯一的休闲活动。
前段时间，厦大经济学院请他给研究生做场有关自己学术生涯的报告，他很坦诚地说：“我走的这条路很苦，你们学不来。”但事实上，他说的苦是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而他自己却从来是把单调的学术生活看作一种乐趣。他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少，读书、写文章就是最大的乐趣。
一组数据带来的巨大触动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经济学界曾经为是否要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进行很激烈的辩论。针对这场辩论，８０年代初，许经勇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为“家庭承包责任制”摇旗呐喊。而这一切都始于一次社会调查。
１９８０年，许经勇到安徽合肥做社会调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接待了他。当时，万里语调沉重地给他讲了一组数据。他说，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间，因为粮食供应不足，全国饿死了３０００万人，仅安徽省就饿死７００多万人，而凤阳县全县饿死了１／３的人。许经勇当时触动很大。他深刻感受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再也不能让计划经济、人民公社这一类的落后制度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否则，还会有更多的人饿死。
所以，８０年代初，出于一位经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证实行“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必要性。他在文章中一再申明，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由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为了更加有力地论述这个观点，他经常下农村去调研，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所以，那段时间，龙海县不少农民、地方干部凡到厦门来办事或看病都是由许经勇接待的。除了向群众和地方干部了解第一手资料，许经勇还自学了生物学、土壤学、生态学、化学等各方面与农业相关的知识，以便从理论角度更加有力地论述农业生产的特点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相适性。
“学者应该像他那样”
谈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许经勇思考良久后说：“应该是孙冶芳。我很佩服他那种一以贯之的学术态度，尤其是在强大的反对压力之下，还能坚持自己正确的学术主张的精神。”
孙冶芳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就大胆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并主张社会主义也要讲市场经济。这在计划经济大行其道的当时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文革开始后，他受到了很严厉的打击。
至今，许经勇还对当年的那一幕记忆犹新。他随串联大队来到北京，因为对孙冶芳的学术主张很是钦佩，他特地赶到社科院想见孙冶芳一面。那一次，他看到的是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拿着扫把在扫院子里的纸屑。他觉得很辛酸，但也由衷地产生了一股敬意，觉得眼前佝偻着身躯的这位老者正是自己想成为的那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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