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着看了林毅夫同志的三本书，《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今天写一点儿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和思考。      林毅夫同志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和政策制定都是基于一国的比较优势，即一国某一时段固有的资本与劳动的禀赋结构，他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与政策制定都不能背离自身的禀赋结构太远，任何一个具有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经历的经济体的发展过程都是沿着其禀赋结构，遵循比较优势的连续谱，这种长时间的累积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促成了经济增长的实现。
      与旧的结构经济学不同，林毅夫强调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必须遵循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而不能偏离禀赋所映射的比较优势太远，否则会导致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进而导致政府对企业长期巨额的或明或暗的补贴，以及为了实现这些补贴而伴随的这种这样的政策和经济信号扭曲，尽管这样的发展过程可能会出现暂时的经济增长，却是难以为继的，当社会的资源耗尽之后，企业得不到持续的补贴，而其本身又不具备在市场环境中的自生能力，经济发展的进程就会停滞甚至出现倒退。
      尽管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观点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之上的，两者都承认市场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关键性信号，但新结构经济学比新古典经济学更看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林毅夫认为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不同规模的产业积聚和升级，而这一过程中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的收集和升级初级阶段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都必须由政府提供或者提供一定的补偿。与旧结构经济学不同的是，这里的企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故而这里的补偿不是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无底洞式的打水漂，而只是“扶上马，送一程”的帮助。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我的看法是，这是妄图复制已有理论发展进程的中庸之道。事实上，自从凯恩斯的《通论》以来，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了经济学者关注的重点，同时也催生了所谓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在大萧条年代之后的几十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工具，也导致了宏观经济学主要关注短期的波动和总需求管理，而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则使得古典主义经济类的辐射，理性预期革命引领宏观经济学回到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变成了“华盛顿共识”里的自由开放和私有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让人们想起了政府和监管部门的缺失，于是乎，林毅夫同志在新古典理论中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正是希望借危机的爆发，重新在既有经济模型中加入政府这一变量，从而引发经济理论的变革。
      尽管林毅夫在这三本书中引用中国的例子不多，但他的中国背景不得不让我认为这些理论事实上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的描述与刻画。所谓不能偏离比较优势太远的意思就是步子要迈得小一点儿，步子迈得大了容易扯着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渐进式的改革过程；而中国个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种种招商引资的政策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就是对政府介入的最佳诠释；我们提倡的中小银行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关于最有金融结构的现实写照。
      尽管我认为林毅夫同志有投机取巧之嫌，但我还是认为林毅夫对以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做出一个符合现实的阐释，只是我并不认为这能算得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