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隐藏的内容

若我们要追溯现今经济学的种子，就会自然而然的提到蒙克莱田，1615年，他出版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小册子，就是后来著名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而这本书的形成前有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贾图、西塞罗及奥古斯丁所精心培养的经济土壤，让这颗种子有着充裕的肥料。同时重商主义的积极推广，皇室贵族对财富的渴求形成了适宜的气候，自我欲望的无限导致其竭力想追求一种能够最大限度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而经济学就在这样的寄托下，磕磕绊绊的启程了。经济学的宠儿经济学的价值被自上而下的认识，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职掌经济学大门的钥匙。那些被上天选为宠儿，名字随青史流芳百世的人，都有着为世人所妒的才华。而他们的才华往往是多元的，丰富的。劳动价值论之父，被马克思誉为“现在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威廉·配第，同时开创了统计学科，在数学上依旧有着极强的能力。用“自然权利”“自然法”来解释地租和利息的思想家洛克，同时是哲学经验主义的开创者，也是阐释“宪政民主”的第一人，无论是《ZF论》还是《关于教育的思想》，其在哲学、政治学甚至教育学的理念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同样作为苏格兰哲学家的大卫·休谟，在经济学上有着同样的作为，货币数量论也曾在经济讲坛上征得一众欢呼。就算是在自然科学上获得过如太阳般地位的牛顿，其前半生所追求的力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及其光谱分析在表面上与经济无丝毫瓜葛，但其担任英格兰皇家造币厂厂长一职和他研究自然一样久远，并建立起意义深刻的金本位制度，成功解决货币铸造问题……这样范例林林种种，不可尽述，而这整部的经济学家史告诉我们的哲理却仅此一条，成功者必然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成功者。因为获取知识的手段越是丰富，距离真理越接近，但越是专注于手段本身，离开知识就反而越远。曾有社会上对全才和专才哪个更适合社会发展的大讨论。这样的争论自然是见仁见智，但单就从那些天才们的光辉历程而言，我们需要博览群书，在各个领域有所涉猎，有所感悟。但就经济学自身的学科发展而言，我们是否需要其他科学的紧密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反证那些经济学大家们的成就与理论，其他的学科确实为他们思想改善，理论更新有着或明或暗的影响。在当代进化论里，有一种新型理论理念称为“协同进化论”，她与之前最初的进化论有着最为不同的本质区别，便是认为进化不再单单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单独进化，更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经济学便也是如此，经济学的进化不再是学科内部逻辑优化的单独进化，而是和其他学科一起形成的整体科学环境下的协同进化。就各个学科本身而言，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学最初的讨论便是在哲学家们之间开始的。经济学最初的理性人假设也好，经济人假设也罢，或者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等理论体系的基础硬核都是一代哲学家们心血凝聚。而几何以及代数的分析应用使得经济思维趋于缜密，框架结构趋于严谨，同时也为现代经济学的长足发展提供可能，拓扑学等一类现代数学的发展也必然会为经济学的进化提供新的动力。而其他学科也对经济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学使得经济学的语言更加凝练，基本思想更易于传播。弗里德曼就写过语言优美的经济学小说，吸引了大众加入经济学的讨论中来。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加重了砝码，使得诸如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进一步向外延展。同时，也使其基本人性假设越加符合现实社会。协同进化式的发展使得今日的经济学及其追随者，已不再是单纯的财富的管理者，而是要追究更深层次的经济根源以及更加普世的经济原理。主流抑或非主流的流派们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路上总避免不了口舌之争。主流经济学在大卫·李嘉图之后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了非主流的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在思想上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就古典经济学派自身而言，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论的选择，国家应该自由贸易还是进行贸易保护……诸如此类的争论，洋洋洒洒，鸿篇巨制。这样的争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里，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里，在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里，也在西斯蒙第的《新原理》里……凡此种种，有如黄金轴心时代的稷下学宫亦或是雅典学院，思想在历史的长河里交锋，抗争，奋起，最终都成为了经典。接着便是疾风骤雨之下，杰文斯带着他的效用论、门格尔带着他的财贷论、瓦尔拉带着他的一般均衡论力图打破旧思维，就这样边际革命浩浩荡荡的开始了。熊彼特说，边际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数学的运用开始更加得心应手。但这些理论并不是彼此背离，一如经济学大家马歇尔所言，流派们所展示的都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方面。于是，马歇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回顾现在，除开古典经济学外，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新制度主义、公共选择派等等一大批主流或是非主流的流派，希冀新的马歇尔将其理论归结在更高层次的统一之上。流派的分化，是新思想对旧思想的杨弃，而危机正是分割量变与质变的那个度。20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长期慢性萧条和世界性经济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而20世纪6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胀严重恶化有让货币主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20世纪70—80年代的滞涨——这一新问题——催生生出了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故事似乎总是这样，新的危机——新的解决方法——新的理论。危机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走下神坛，净化自我的力量，一如《华尔街2》的末尾所说，bubbles are evolutionary.而经济学却在这300年的尘与土中焕然一新。大ZF还是小ZF经济学不断面临的一大难题便是大ZF还是小ZF，就这一点而言，就算是西方经济学家们一致推崇自由市场，但ZF的定位一直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凯恩斯认为，ZF应该积极干预经济。而同时，作为自由主义坚定的捍卫者——哈耶克——则极力强调小ZF理念，认为ZF的权力尽在最小范围之内，保障公民财产与生命安全即可，无须干预经济。在中国，这样的争论却出奇的倒向一边，我们所需要的是“小ZF，大社会”。现今中国因其社会主义等特殊的体制问题，常常被批判ZF袭有太大的权力，而公民权利与ZF权力相悖时，ZF选择保障自身权力最大化。曾有人提出，我们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是ZF成为了最大现有利益者。改革成为了ZF自我自觉的表现，而没有法律的强制保障，很多事在于ZF自身，ZF是否肯自己割肉还在于其自身利益的多少。因此，这样的社会体制之下必然是“大ZF，小社会”，亦很难深化改革。现在的斗争，有时便是ZF与民争利，这是很危险的表征。当我们对着国企口诛笔伐的时候，《国企备忘录》却告诉了我们一些更多关于国企的事实。鞍钢承担了与其现有职工人数相同的退休工人，作为国企，承担养老成为其义不容辞的职责。而广受批判的中石油，却在一次次石油危机中，为使国内石油稳定，甘当国际市场的冲击缓解器。当然，无论ZF还是国企，都有其错与对的纠葛，而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双经济学人的双眼，以探清真伪，以理服人；而非让感性的思维控制自己理性的大脑。         经济学的发展巍然成章，而中国模式显然是一种新的问题，而经济学必然会有一套理论是为中国量身定制，这套理论必定含有经济学最为基础的硬核，但反之，若是我们的一条理论能够触动哪怕一条硬核，并展示其先进性、实效性和普世性，那即为“革命”。一如杰文斯们、一如凯恩斯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