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nt5
-- 发布时间：2004-3-25 20: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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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起炉灶（《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三）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索罗斯在哲学之路上走到死胡同，于是他决定改变方向，重操旧业进入他并不熟悉的美国证券行业。

　　6
　　他划出16个格子，每一格都填上他认为有希望的股票，然后用这些钱来建立投资组合
　　索罗斯不想重操旧业，反而看出有一个新的机会，可以学习新东西。他觉得自己对美国证券的了解一直不够深入，所以设计出一种能够学习、又能获利的系统。安贺记得索罗斯来找他，提出一个建议，说要设立一个模范的股票账户。由于索罗斯的记录优异，又很聪明，他和凯林立刻同意这个计划。索罗斯也从他第一次做奥利维蒂公司的交易时，认识的米兰经纪商傅利亚那里得到10万美元的基金。
　　接着他划出16个格子，每一格都填上他认为有希望的股票，然后用这些钱来建立投资组合。索罗斯说：“我设法发展出新的业务，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并教导自己如何投资。”他也在这个系统里建立了控制机制，用来比较风险、成长和不同领域的报酬率。他表示：“我建立了一个跟经纪人联络的工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可以让我在理念上得到回馈。”
　　在新计划的激励下，索罗斯越来越热心。他在纸上记录自己不断出现的想法，而且写出每一个投资决定的原因，然后撰写月报，追踪投资绩效，并且把月报发给旧客户，重新建立原有的关系。
　　有一阵子，他对货运业很有兴趣，因此在16格中有4格填了货运公司，在很短的期间内，他就变成了货运股的专家。索罗斯说：“新顾客开始打电话来，而我则开始得到更多的回馈。大家问我问题，迫使我测试和改善自己的构想。”
　　这个模范账户在1967年的获利良好，于是安贺·布莱施洛德公司决定把这个账户改名为第一老鹰基金，并开放给公司的客户购买，由索罗斯担任经理人。
　　这个基金设立时，资本额为300万美元，索罗斯父亲为家族设立的信托基金是原始的投资人之一，索罗斯也把自己的钱放在基金里，开始他后来为别人、也为自己投资的事业。
　　这个基金强劲成长。1969年，索罗斯还在安贺·布莱施洛德公司时，设立了第二个基金双鹰基金，资本额为400万美元。这个基金与第一老鹰基金不同，它不是共同基金而是避险基金，这表示索罗斯能够采用更广泛的投资方法和策略。
　　7
　　当时，避险基金的资产规模不到20亿美元，25年后，它的规模已达到2000亿到3000亿美元
　　避险基金从1949年开始出现，当时一位叫琼斯的人创立了第一支避险基金。他开创了在同一种产业中，用不同公司股票的多头与空头仓位互相抵消的方法，基本理念是：同时做空与做多，就能够避开整个产业总体因素造成的风险，同时可以从逆势表现优异的特定公司中获利。
　　琼斯认定，同时拥有多空仓位，可以提高报酬率，也同时降低暴露在市场的风险。这种基金因为拥有降低风险的特质，所以叫做避险基金。
　　除了这个特质之外，琼斯的构想让基金经理人可以大幅扩张自主性，这个特点也是避险基金越来越风行的原因，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市场飞跃上升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避险基金的形式是私人合伙结构，可以不受政府的限制和监督。
　　共同基金经理人受政府法规的限制，只能投资经理人认为价值会上涨的股票，避险基金经理人则可以从事更复杂的交易，做多和做空，而且超脱股票的领域，投资商品、外汇、债券和其他资产。因为没有政府的监督或限制，避险基金能够借贷大量的资金，因而可以用相当小的资金，做庞大的交易。
　　60年代中期时，这些基金还相当怪异，基金公司数量相当少，控制的资产估计不到20亿美元。25年后，避险基金已经多到几千支，规模据说已达到2000亿到3000亿美元。读者无意间都可以在财经版上，看出最著名的避险基金和经理人。
　　索罗斯多年来已经熟悉避险基金的观念。他在威特海姆公司工作时，曾经跟琼斯的公司打过交道，发现管理避险基金的自主性对他非常有吸引力。索罗斯说：“其中没有任何限制，你可以放空，可以做多，可以用融资，可以尽情自由发挥。”
　　除了自主性之外，双鹰基金和第一老鹰基金都是在海外注册的基金，只限于在美国拥有免税地位的外国人投资。
　　双鹰基金迅速壮大，索罗斯的精力和信心也急速提高。在这段期间里，他开始把过去的哲思和金融市场的策略性概念结合。他说：“这时我开始运用自己的盛衰反射理论，我的哲学有了实际用处。”
　　古典经济学家和市场参与者长期坚持说，市场总是正确的，但索罗斯认为根本不是这样，市场始终只是不完美地反映经济活动。索罗斯也根据过去的一个观念，断定自己以前探索人类经验时所指出的动力，也会表现在股价上，就像他后来在《金融炼金术》（TheAlchemyofFinance）一书中所解释的一样，“股价并非只是被动地反映，而是决定股价与公司前途过程中的主动因素。”
　　总而言之，这些从索罗斯过去思想中引用的因素，形成了他对盛衰循环反射性分析的基础。索罗斯写出一些名言，例如：“市场总是偏向一边或另一边”和“市场可以影响市场所预期的世界”。他从其中分析出三个环环相扣的变量。
　　第一个是基本趋势。基本趋势就是影响或造成股价变动的趋势，这种变动可能被投资人看出来，也可能在没有人察觉的情况下运作。第二个因素是主要偏差，主要偏差表现在股价的涨跌上。第三个因素是股价本身。索罗斯指出，股价由另外两个因素决定，但是同时也会影响基本趋势与主要偏差。
　　三个因素处在彼此动态摩擦的状况下，互动时会不断地改变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彼此可以互相增强，先向一个方向强力波动，然后再向另一个方向波动，这就是他所说的盛衰形态。能够快速辨认出这种形态的人，就会有绝佳的机会。
　　8
　　索罗斯的思想越来越复杂，而且具有原创性
　　这个理论并非总是很容易了解，有时候，这个理论似乎简单而明白，就像泡沫最后会破裂的说法一样，平凡无奇；有时候却又难以理解，互相矛盾。
　　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中，承认很多投资人长久以来就了解盛衰循环。但是从几乎可以自我证明的观察中，索罗斯的思想越来越复杂，而且具有原创性。就像他指出，很多高明的投资人受到既有的错误观念误导，认为股价只是反映若干基本现实，本身不是主动的因素；股价是历史程序中的反应和刺激，投资人忽略这一点，会错失有价值的信号，反应远比他慢，这就是他掌握优势的地方。
　　他在60年代的集团企业热潮中，第一次大规模把理论有系统地运用在实务上，让他能够在热潮上升和消退时都赚钱。后来他解释说，兴盛时期开始后，很多公司知道如何透过并购创造每股盈余增长。他断定这种基本趋势已经开始，因为很多高科技国防承包商知道，他们靠冷战时期国防预算大增而刺激的惊人增长率，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于是就靠着并购其他公司，作为避险手段。
　　这种方式的扩张促成了高增长和盈余增长，出乎大家预料，于是更多公司跟进，采用这种手段。市场反应热烈，让推动并购的公司股价上涨，每股盈余也到了失衡的地步，这样就变成了流行偏见。流行偏见受基本趋势强化，这两种因素又刺激集团企业股价上涨，进一步推升了偏见和趋势。
　　大厂商并购比较差的公司，导致每股盈余增长时，大家就学习这种行为，导致若干差劲的公司也追求并购。新会计技巧的发展以及基金经理人推波助澜，使这种流行偏见进一步加强。
　　对索罗斯来说，这些都不足为奇，他写道：“世界照着我描写的程序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种热潮的基础是错误的观念。为了维持动力，并购规模越来越大，到达极限后就会结束。最后，这种程序会逆转，每股盈余主导股价的力量逐渐消失，集团企业的繁荣就走向衰退之途。”
　　在很多年后解释这个事实并不困难，在财务上也不会获利，但是索罗斯当时就看出这一点。他评估相关股票的走势图时，看出线型多么类似他自己的基本模式。他很早就看出当时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势，因此利用机会在并购热潮发展到高峰时，放空已经到达顶点的股票，获得丰硕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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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特质（《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四）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衡量和维持跟别人适当的感情距离，是索罗斯最主要的控制机制———无论是对待朋友还是对待父亲

　　9
　　韦恩仍然对索罗斯的高不可攀耿耿于怀，他也曾经提到，索罗斯交朋友有一种现实的特质
　　在大规模投资索尼公司使基金增加三倍后，他第一次到日本考察，遇到很多企业界、新闻界和学术界的人物。他回来后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提到性在日本繁荣经济中的意义。他说：“我深深觉得日本人的自卑感很重，因此我了解日本人可能是在追求补偿。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特别勤劳，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动力。我在报告的序言里也提到这一点。”
　　他新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叫韦恩的。韦恩打电话给索罗斯，因为他听说索罗斯对日本非常了解；结果索罗斯对日本的看法让韦恩十分钦佩。
　　此后，他和索罗斯变得非常亲密，1995年索罗斯写作一本问答式的书时，还请韦恩担任主要的提问人。虽然如此，韦恩仍然对索罗斯的高不可攀耿耿于怀，他也曾经提到，索罗斯交朋友有一种现实的特质。
　　很少人能像葛雷斯坦一样，跟索罗斯有这么密切的日常接触。葛雷斯坦在1985年加入索罗斯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总经理，管理基金的营运。这段期间，该公司的员工人数从24人增加到20世纪结束时的220人。
　　索罗斯非常信任葛雷斯坦，授予他管理员工的庞大权力，而且把自己个人的支票簿交给他。葛雷斯坦负责替索罗斯搜集税务资料，并且替他申报像曼哈顿电话簿一样厚的报税表，可是葛雷斯坦说：“索罗斯从来没有对我敞开他内心的思想。”
　　同样地，1987年被索罗斯选为基金首席交易员与策略师的朱肯米勒也说：“虽然我知道他的活动，事实上我对他所知甚少，他当然很高傲，但是也很害羞，真的，十分害羞。”
　　衡量和维持跟别人适当的感情距离，是索罗斯最主要的控制机制。葛雷斯坦指出，索罗斯只让人亲近到某一种程度，然后就把别人推开，他不允许任何人跟自己变得非常、非常亲密。
　　在他和索罗斯密切合作的15年里，从来没有听索罗斯高声喊叫或骂人。葛雷斯坦说，索罗斯不高兴的时候会变得冷酷无情，或者变得行为很突兀，生气时会走出房间。
　　索罗斯脱下哲学家的外衣，变得比较没有那么闭关自守时，交往的朋友不限于纯粹的商业界人士。他对自己和太太结交的新朋友比较亲密，甚至比跟商界朋友还亲。他们此时已经和两个小孩搬到俯瞰中央公园的大公寓里。
　　罗伯特在1963年出生，安德鲁两年后出生，第三个小孩乔纳森在1970年出生。同时他父亲的身体逐渐衰老。
　　10
　　双方伙伴关系破裂之前，索罗斯和罗杰斯合作了12年之久，在华尔街留下传奇的投资记录
　　1966年，他父亲得了腹腔癌，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检验和手术期，让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索罗斯再度把区隔情感的能力发挥出来，专注于事业，在父亲生前最后几个月，把事业跟父亲的情感严格地分开。他父亲于1968年2月22日去世，享年76岁。很多年后，索罗斯承认，他处理父亲的衰老和死亡时的表现很差，把大部分事情留给医生和其他健康专家处理。
　　23年后，这种理解使他的表现大不相同，他协助母亲面对死亡，确保她在离开人间时，处在熟悉的环境里，由她最爱的亲人陪她走完最后一段。最后，他对双亲死亡的不同处理方式，促使他捐出千百万美元，设立“美国死亡计划”，鼓励和推动死亡这个禁忌议题的讨论和对话。
　　在他父亲衰老死亡的时候，索罗斯更加专注在工作上，并跟罗杰斯结成企业伙伴关系。两人的合作最初创造了惊人的利润，最后却没有善终。
　　索罗斯是在管理第一老鹰和双鹰基金时认识罗杰斯的。而罗杰斯，在和索罗斯分手以后，就一直拒绝讨论任何有关索罗斯的问题，也不愿意为这件事情接受访问。
　　罗杰斯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自传式的旅游书籍《投资骑士》，书里根本没有提到索罗斯。可是在1979年双方伙伴关系破裂之前，两个人合作了12年之久，在华尔街留下传奇的投资记录。
　　索罗斯于1968年把罗杰斯引进公司，他是索罗斯第一个任用的重要助手。安贺·布莱施洛德公司里很多人都认为，26岁的罗杰斯特别难缠。索罗斯比他大12岁，认为罗杰斯就是他所需要的人。这两个人拥有一些共同的特性，都极为有野心，工作非常努力，天生具有才智，而且阅读广博；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反向操作的好手，相当鄙视华尔街的凡俗之见和被他们认定为跟风的人。
　　但是他们之间也有差别，有一些很细微而且明显的差别。两个人虽然都很有自信，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聪明，索罗斯却比较克制。他认为没有必要像罗杰斯一样，经常宣扬自己高人一等。罗杰斯从来不会忘了提醒别人他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乡下，一路辛辛苦苦挣扎到遥远的耶鲁大学，然后得到奖学金到牛津大学攻读。
　　总之，索罗斯没有理会这家老派公司众多同仁的意见，他从1968年起聘用罗杰斯，并认为罗杰斯的确是行动派人物，能够协助完成他的使命和达成目标。从一开始合作，索罗斯就是领导人、资深合伙人和负责决策的人，但也处理交易事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负责做最后的决定。罗杰斯则是分析师，研读数十种罕为人知的杂志，从中寻找投资方向的提示，因此两个人很快就有杰出的表现。
　　11
　　索罗斯知道这种身兼经纪人、分析师、投资顾问和基金经理人的情形必须结束
　　1970年，索罗斯在不动产投资信托证券上，看出另外一个符合盛衰理论的投资机会。在这种投资机会刚刚出现时，他就断定整个事件会分成四个阶段发展，就像戏剧分为四幕一样。第一幕时，这些房地产投资信托是相当新的投资形态，前途光明。投资人对这种投资信托的观念已经发展成熟，预期现有和新设立的投资信托会迅速发展。于是他认为自我强化的过程已经开始。
　　第二幕时，可以预见住宅兴建会很繁荣，投资信托的规模和每股盈余会快速增加，投资信托的数目也会增加。
　　接着就到了第三幕，这时，营造活动会变得越来越投机，呆账增加，房地产美好前景会消退，出现住宅过剩。最后第四幕开始时，投资人对整个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评价会降低，自我强化的过程逆转。
　　情势果然照索罗斯预测的一样发展。索罗斯在市场开始热络起来时大量投资，赚了很多钱，且在第一和第二幕时都密切注意房地产投资信托，接着他忙着做其他的事情。后来他偶然拿起原来的报告一看，发现自己的预测正确。同时间，市场已经走到尾声，于是他决定大致上全面放空这一类投资信托，结果非常完美。
　　索罗斯在不动产投资信托的成功是重大胜利，但是也凸显日益增加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很快就会导致他离开安贺·布莱施洛德公司。他根据自己对不动产信托投资的分析采取行动，为双鹰基金和投资人赚了很多钱，但是公司把他撰写的报告也分发给其他客户、普遍流传，以至于索罗斯曾经接到一个来自克里夫兰银行打来的电话，要求他寄一本新的报告，因为原来的报告经过一再影印，已经看不清楚了。
　　以分析师的身份，建议投资人采取行动，以及以基金经理人的身份，采取同样的行动，似乎跟证管会防火墙的精神互相冲突。索罗斯知道他正在接近最后关头，而且他得到结论，知道这种身兼经纪人、分析师、投资顾问和基金经理人的情形必须结束。
　　“我非常勉强地决定自立门户。我在安贺·布莱施洛德公司很愉快，他们是很好的人，很照顾我。”索罗斯说。他确定自己可以变成公司的合伙人，凯林和安贺两位先生都同意，如果他留下来，他会成为公司家族以外的第一个外人合伙人。
　　索罗斯也明白他和罗杰斯在公司里管理基金，只能得到管理费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们自立门户，就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管理费。他记得自己15岁时，在布达佩斯替人兑换外币时得到手续费的教训。毕竟，当他管理双鹰基金五年后，这个基金的规模已经从400万美元成长为1700万美元。即使他没有得到全部的利润，也已经变得相当富有。
　　他说：“情况已经很清楚，我不可能继续在经纪商公司管理避险基金。我知道自己对管理避险基金的兴趣大于担任经纪人，所以我在1973年自立门户。我们分手的情形很融洽。”
　　的确如此，索罗斯自立门户之后，旗下基金总是以安贺·布莱施洛德公司担任主要交割经纪商。
　　“因此罗杰斯和我带着两个秘书自立门户，我们设立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这时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准备就绪，我的自我已经充分投入。”索罗斯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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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成长（《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五）
惊人成长（《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五）


　　
　　梗概：索罗斯和罗斯杰所创立的基金在高速成长，他们的伙伴关系却濒临破裂，最后他们各立门户。

　　12
　　从一开始，索罗斯就像高高在上的核心人物
　　索罗斯和罗杰斯一起开设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司只有两个房间，位于曼哈顿的哥伦布圆环旁，远离所有经纪商、银行总部或保险公司。
　　在20世纪70年代，这里似乎不是投资公司应该设立的地方。索罗斯说，选择这里完全是为了方便，因为他住在两条街外，又在中央公园打网球，而且在附近的健身俱乐部游泳。此外，父亲去世后，他母亲也搬到附近的公寓来，索罗斯可以经常去她那里吃中饭或喝咖啡，而他小孩上的私立学校也在附近，加上索罗斯的生活范围相当有限，所以他不用花时间来来往往。
　　因为跟安贺·布莱施洛德公司愉快分手，所以双鹰基金的受益人可以选择把资金继续放在原来的基金，或是把资金移到新成立的公司。在分手时，双鹰基金已经成长到大约2000万美元，其中大约有1300万美元的资金投资人选择跟着索罗斯，也有一些新投资人加入新基金。因此在索罗斯基金成立一年内，基金规模已经略微超过1800万美元。
　　选择把钱留在原来公司的人发现这支基金表现不错，因为双鹰基金很快就把一半的资金，投资在索罗斯基金，同时把其余的资金放在有固定收益的稳定投资上。但是把钱交给索罗斯直接管理的人则发觉表现得更好。如果他们在1969年的原始投资是10万美元，而且一直把资金放在索罗斯的基金，让获利继续复利增长，到了1997年底，已经增加到超过3.53亿美元。
　　到了1998年，原名索罗斯基金，后来改名为“量子基金”的总价值约有60亿美元。索罗斯在1973年8月，创设量子基金的前身索罗斯基金时，任何人都想象不到会有这么惊人的增长。原来的投资人大部分都是富有的欧洲人，他们和索罗斯已经交往多年，对索罗斯来说，找投资人根本不是问题，他也从来不太关心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来，投资人的数目只有小小的变化，有些人撤资，也有人新加入，通常是以溢价买进，但是股东人数始终相当有限。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总经理葛雷斯坦说，包括量子基金在内，索罗斯所建立的六支基金，股东人数很可能从来没有超过1000人。这些投资人都是很有钱的个人，而不是投资机构。索罗斯的基金根据法规与行规，对投资人的身份绝对保密，因此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人都不知道投资人有哪些，而索罗斯本人也可能不认识所有的投资人，不过他也不在乎这一点。
　　但是，所有的投资人都认识他。从一开始，索罗斯就像高高在上的核心人物，除了设在古拉索的公司外，索罗斯也在开曼群岛设立类似控股公司的量子合伙有限公司，加上在纽约设立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对于所有在这个系统内做事的人来说，不但索罗斯的构想和他的思考是至高无上的准则，而且他们操作的资金也是索罗斯的钱。
　　13
　　“量子”传达出他的基金价值快速、惊人的成长，就像量子跳跃一样
　　高级经理人和员工经常宣称，这个基金体系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主要责任是操作索罗斯的财富，替他投资赚钱，而且索罗斯的财富占了基金中的最大部分。1989年索罗斯把最后责任交给朱肯米勒前，索罗斯一直是基金的主要人物。他负责制定策略，寻找大部分的投资机会，而且决定数千件的交易。公司创立之后的若干年，基本上基金是由索罗斯和罗杰斯共同负责，但挂着索罗斯的名字。
　　但是在基金财富增长之后，索罗斯和罗杰斯的伙伴关系濒临破裂，于是索罗斯在1979年决定更改基金的名称。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免出风头和自我宣传，他无意吸收新的投资人，也不想宣扬自己的财富，更不希望受到慈善团体包围，要求他捐款。更重要的是，他也记得父亲当年的教训，知道出名总是会带来不幸。
　　基金选用“量子”当新的名字深具意义，而且跟过去的第一老鹰或双鹰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过去的名字都带有帝国主义的阶级意识。量子这个名字是取自物理学，和索罗斯的观念，如人类容易犯错、反射和不完全的决定论都有关系。另外一方面，这个名字也传达出他的基金价值快速、惊人的成长，就像量子跳跃一样。
　　索罗斯对于和罗杰斯合作的最初几年印象深刻：我很辛苦地工作，彻底投入，导致压力很大，有时候甚至极为痛苦。尤其是在放空的时候，如果碰到市场激烈震荡，那么压力就会极为庞大，而且总是跟成功与否相关。如果你很成功就没有问题，如果你不成功，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我的意思是，就像我的原始恐惧和贪婪的直觉在发挥作用，我可以察觉到事情的发展。
　　这个基金好像获得生命一样，成为我体内的寄生虫，我可以感觉得到神经末梢似乎接在基金上。表现好的日子里，我很乐观，表现不好的时候，我很绝望，局势恶化之前，我可以感觉得到事情会变坏。我有背痛的问题，我的身体内部会发出信号，告诉我灾难即将来临。这种情形就好像有个有机物活在你身上一样。
　　1974年是他们自立门户的第一年，基金价格增长了17.5%，道琼指数却几乎下跌了24%。隔年，基金增长27.6%。第三年也就是1976年，基金增长率暴增为61.9%，超过道琼指数23%的增幅。到1978年，索罗斯基金的价值已经超过1亿美元。
　　14
　　银行股长期受到忽视。索罗斯认为这一切即将改变
　　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索罗斯于1978年也遇到过问题，被证管会指控炒作股价。证管会认为索罗斯在1977年10月11日，大量抛售一家叫做计算机科学公司的股票，压低股价，隔天在这支股票公开上市时，又用经过人为打压的低价买回。这一年证管会提出的控案一共有267件，索罗斯的案件只是其中之一。最后索罗斯签署同意书，基本上表示他没有认罪，也不否认证管会的指控，只是同意以后不再这样做。
　　这个案子对基金的成长毫无影响。1979年，基金再度创下高达59%的增长率，接着在1980年，居然涨了102%，让道琼指数22%的涨幅相形见绌。到这时候，这支基金还没有亏损过。
　　依照罗杰斯的说法，他和索罗斯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投资股票、债券、外汇、商品和其他项目，而且多空都做。操作时全面利用融资，而且总是把融资利用到最高限度，以至于有的时候甚至没有钱可以再买进。需要买进新标的时，必须出售现有最没有吸引力的项目。大部分时间里，索罗斯专注于总体经济思考，罗杰斯则专注比较小的趋势和机会，研究特定产业和公司。索罗斯开玩笑地回忆说：“情况很清楚，他负责工作，我负责发号施令和执行。我是执行长，他是研究长。”
　　事实上，这种分工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或这么一致，两个人在工作上都有杰出表现，罗杰斯比较可能去研究50多种塞在办公室里的产业杂志。而索罗斯则花较多时间，跟世界各地日益增加的消息人士磋商。他发展出的理念很有创意，却经常是简单的观察，指出很大的机会。
　　最早的例子是，索罗斯看出银行和银行家的本质即将发生剧烈变化。1972年，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在纽约举办晚餐会，招待证券分析师，他们认为索罗斯不够重要，所以没有邀请他。可能是因为受到排斥，他自行对银行业进行研究，断定银行业即将从沉睡中苏醒。
　　银行业本来是很沉闷的行业，从业人员也很沉闷，在银行业里，没有什么创新或波动，因此银行股长期受到忽视。索罗斯认为这一切即将改变。他指出，商学院出来的新一代银行家纷纷出头，远比前辈更重视利润，他在报告中建议买进若干银行股，结果在一年内，他的基金从这些股票赚了大约五成。更重要的好处是，索罗斯因为做了这份研究，因此做好在一年后可以更善用机会的准备，当固定汇率变成浮动汇率时，他在国际外汇市场中大有斩获。
　　罗杰斯也自行研究，发掘了很多赚钱的机会。例如投资肥料厂商的股票，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之后，罗杰斯是最早看出国防工业股会大涨的分析师之一。他们的基金买进诺斯洛普等国防承包商股票，从中获得庞大利润。
　　20世纪70年代中期，索罗斯刻意保持低调，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但是华尔街人士都知道他的成就惊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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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nt5
-- 发布时间：2004-3-25 2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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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捉摸的直觉（《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六）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大家都在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成功，是在他能够看出信息背后的意义，还是他的分析技巧或是他的意愿，还是一连串的好运？有人甚至认为他应该是天才。

　　15
　　他改变市场仓位，原因都是他的背痛得很厉害，这跟理性无关。他真的会突然痛起来，这就是早期警讯
　　但是跟他最亲近的人说明他的特殊能力时，强调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不能用科学来说明，应该用艺术来解释。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难以捉摸的直觉。他儿子罗伯特曾经指出：我父亲会坐下来告诉你，他这么做有什么理论依据。但是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屁话。他改变市场仓位，原因都是他背痛得很厉害，这跟理性无关。他真的会突然痛起来，这就是早期警讯。
　　跟索罗斯密切合作十五年的葛雷斯坦说，他的老板有特殊能力，能够掌握整个世界的资金和信用流向，而且几乎是用神秘的方式在运作。葛雷斯坦指出，公司一向在总体方面，也就是外汇和债券交易方面，赚到最多的钱。他对整个世界有宏观的看法。他消化所有的信息，然后得出自己的看法，知道什么东西会冲击美元或其他货币或利率市场。他会看着线型图，但是，他过滤的信息大部分都是文字信息，而不是统计资料。
　　没有人像朱肯米勒一样，这么深入研究过索罗斯的操作。索罗斯雇用过很多人，又迅速把这些人开除掉，这点让朱肯米勒上任时备感威胁。朱肯米勒非常努力工作，持续不断地追踪市场。他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晚上9点前就睡觉。2000年春天他离职时，已在索罗斯基金担任首席交易员和经济策略师超过十年。因此他站在很有利的地位，可以观察和评估索罗斯的角色。
　　“他有多杰出？基本上他就是业界的标准。”朱肯米勒说，他发展出避险基金的模范，管理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也比任何人都成功。能够这样做五或十年是一回事，但是能够持续不断、从1969到1989年始终如此，却是另外一回事。
　　朱肯米勒说：“在我看来，这不是能够学习的东西，完全是一种直觉、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
　　朱肯米勒在索罗斯的支持下，完成量子基金最著名的投机行动：1992年赌英镑会贬值，赚了10亿美元以上。朱肯米勒认为，索罗斯这种把赌注和报酬提高到最大限度的能力很难找到。他说，善于分析的人有几千人，也有几百人善于预测趋势，但是到了运用信息、发号施令、付诸行动，赚取理论上应该赚的钱时，这样的人就降到只有几个人。
　　1992年时，朱肯米勒估算，虽然英国政府公开保证英镑绝不会贬值，英格兰银行却无法避免让英镑贬值。他打电话给索罗斯，讨论自己的看法，“我告诉他为什么认为英镑会崩溃，我的理由是什么，同时跟他说我已经投下多少资金。他没有骂我，只是我得到的回答跟骂人差不多。他说你既然相信这一切，为什么只赌二三十亿美元。”在索罗斯的鼓励下，朱肯米勒把赌注提高了三倍多。
　　16
　　索罗斯非常善于认赔，他就是能够认赔，而且不担心自己的自尊，不担心别人怎么说
　　朱肯米勒举的另一个例子，也跟外汇操作有关。1985年，七大工业国财政部长在纽约集会，达成所谓的“广场协议”，认为美元汇价高估，需要压低。在这个协议出现之前，索罗斯已经吃进日元，预期日元会升值。
　　广场协议宣布后，日元飞速上升。这时日元已经上升8%，索罗斯的基金获利惊人。事实上，索罗斯的交易员已经开始卖出日元，但索罗斯要他们立刻停止卖出，而且要买进更多的日元。一般人都是希望获利落袋，但是索罗斯看得更远，认为日元会涨更多，远超过当时已经有的涨幅，真正的大赚还没有开始。结果这一年因为日元的操作，索罗斯的基金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增长率，获利达122%。
　　朱肯米勒说：“谈到利用融资追求最大的利润，我根本望尘莫及。”朱肯米勒举了另一个例子，说明索罗斯在极端的情况下，具有果决行动的能力。朱肯米勒说，索罗斯在1987年的股市崩盘中亏损严重。当时他在美国做多，在日本放空，在美国的仓位不断下跌，在日本的空头仓位却没有下跌，因为日本政府采取护盘举动。他靠融资操作，使基金的生存受到威胁。后来他找到一位伦敦的交易员，用低于行情的价格，把整个投资组合卖掉。
　　“当时的我还在德瑞福斯基金工作，”朱肯米勒说，“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星期天，《巴隆周刊》刊出一篇很长的文章，说索罗斯一定是白痴，怎么会在底部出清，但是他们不了解其中真正的动力。这个人18年来一直都在赚钱，他知道自己很行，知道他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实力，然后他的能力会回来。虽然这样看起来很傻，他却不愿意坐以待毙，危害基金。
　　我所认识的每一个经理人，几乎都被崩盘困住，随后，几乎每一个人都动弹不得，再也不能继续经营。我说的人都是这一行的传奇人物，索罗斯的亏损比任何人严重，可是在两周内，他就重新操作庞大的美元仓位。他有智慧能够立刻东山再起，在一两周内他就放空美元。这一年虽然碰到崩盘，他的基金却增长了将近15%。
　　朱肯米勒说，这一行里没有人能够很高明地承受损失，因为其中的痛苦根本难以承受。很多人在应该认赔时不肯认赔，他们的自尊不能应付这种状况。但索罗斯非常善于认赔，他就是能够认赔，而且不担心自己的自尊，不担心别人怎么说。
　　索罗斯从哪里得到这种特质？朱肯米勒说，他认为索罗斯童年时处在战争中的经验很重要，显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很重要的训练场所。他说：“我们这种情况涉及很多资金和自尊，但是跟生死存亡相比都不重要。”
　　17
　　他希望维持比较小的规模，只有我们两个人对抗全世界，因为我们比所有的人加起来还聪明
　　没有人提过索罗斯善于管理。跟他共事的人说，他很不善于看出人性或让整个机构顺利运作。索罗斯同意自己缺乏这种能力。先前他和罗杰斯合伙时，操作顺利成功，办公室增加人手的问题并不重要，他们两个加上两位秘书，就可以处理一切。但是随着基金增长，像经营杂货店一样的运作，变得越来越不通。索罗斯不希望被人事问题困扰，所以授权罗杰斯雇用和培训职员，问题是罗杰斯对增加人手并不特别感兴趣。虽然索罗斯希望扩大用人，职员人数却没有增加。随着利润成长，工作负担和两个人的紧张也持续升高。
　　索罗斯说，这一切都在1978年爆发出来，这时基金规模达到一亿美元。他说：“情形越来越明显，我们越成功，要做的工作就越多，要知道的东西越多，要找到的构想就越多。”
　　在这之前好几年，索罗斯就已督促罗杰斯招人来分担工作压力，但是公司职员却从来没有增加多少。索罗斯说：“罗杰斯似乎对我很迷恋，对他来说，我好像是一种父亲的角色。我们的合作是排他性的关系，任何人都不能插进来。”
　　索罗斯说，罗杰斯会定期从没有华尔街经验的女性中，寻找一些职员，罗杰斯也喜欢主导培训。但是这些人到了某个水准，有能力跟他对抗或者跟他有不同意见时，他就不能承受，于是开始摧毁他们，因此办公室里的互动并不愉快。职员来工作几年，正要发挥生产力的时候，他就把他们赶走。
　　索罗斯认为，在职员问题背后，基本的差异是他跟罗杰斯对未来和对发号施令的看法相反。索罗斯说：“他希望维持比较小的规模，只有我们两个人对抗全世界，因为我们比所有的人加起来还聪明。”
　　至于索罗斯自己，他发现压力很沉重，但是乐于面对新的挑战，想知道这种高成长能够持续多久。基金规模越大，维持这种记录所需要的聪明才智就越多，或许有一天，他的基金可能达到十亿美元的规模；到那时为止，从来没有一支避险基金成长到这么富有。
　　整个70年代的压力不断升高，但公司的人手从来没有超过8个人，而且很少有人做得很久。另外一方面，罗杰斯表现非常优异，工作量等于6个人那么多。索罗斯知道，总是要有人退让。于是1978年，他跟罗杰斯达成协议，设法分两阶段解决办公室工作压力的问题。第一阶段是公司是由索罗斯主导，罗杰斯不参与，第二阶段是由罗杰斯主导，索罗斯不参与。第一阶段在1979年结束，罗杰斯同意带着他赚的千百万美元离开公司，这是两个人分手的前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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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nt5
-- 发布时间：2004-3-25 20: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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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七）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48岁的索罗斯过得越来越痛苦，他知道自己的生活中有严重的矛盾，虽拥有亿万财富，却濒临崩溃。

　　18
　　更多的钱、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痛苦
　　1979年，罗杰斯同意带着他赚的千百万美元离开公司，这是两个人分手的前奏。索罗斯回忆说，他们的分手相当平和，但是在1980年实际分手时，罗杰斯的敌意变得特别严重，其间没有法律行动，但是“他坚决地反对我，而且散布流言，认为我失去他之后会倒霉”。此后他自行其是，管理自己的钱，后来骑着摩托车环游世界，并且写了一本书。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始终不曾好转。有一次，索罗斯想跟他要一些资料，准备写书，罗杰斯也拒绝提供。
　　跟罗杰斯的分手显然意义重大。索罗斯跟他合作12年，创造过很多可观的胜利，两个人变成了华尔街的传奇团队。但是，和同一期间的另一件风暴相比，跟罗杰斯分手还不是最难过的事情，就在索罗斯快50岁的时候，他跟安娜丽丝20年的婚姻也摇摇欲坠。
　　48岁的索罗斯过得越来越痛苦，他知道自己的生活中有严重的矛盾。他富有而成功，但根本不满意，更不快乐。他说：“我的事业极为成功，但我却刻意否认自己的成就。我像狗一样地工作，以为如果放弃了自己的不安全感，就会危害到自己的成就。而我得到什么报酬呢？更多的钱、更多的责任、更多工作和更多的痛苦。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一亿美元，我个人的财富应该也有2500万美元，但我却濒临崩溃，这样实在没有道理。”
　　更荒谬的是，索罗斯在某种层次上似乎鄙视自己赚的钱。他记得父亲的教训，总是把钱当成工具而不是目的。他父亲对钱并不看重，所以他也相信这种教训，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索罗斯没有很多富人的习惯。他不是收藏家，不喜欢赌博，不爱豪华名车或奇技淫巧的东西；他不虔信宗教，也不喜欢当善人，不喜欢因为施舍而看到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他不希望自己因为财富出名，也不希望买下一家公司来经营，他其实不是物质主义者。
　　有一次在晚宴中，一位小说家坐在他旁边，问他什么时候判定自己喜欢赚钱。索罗斯正色地告诉他说：“我不喜欢赚钱，我只是善于赚钱。”不过，当华尔街知名的策略师韦恩指出，索罗斯其实对钱的兴趣不大时，索罗斯却反驳说：“我一定要对钱有兴趣，没有兴趣的话，不能做这么多年。我对钱有兴趣的程度，就像雕刻家对陶土或青铜有兴趣一样，那是我工作用的材料。”
　　不过，韦恩指出，索罗斯对钱的兴趣跟豪华奢侈的生活关系比较小。但这不表示索罗斯夫妇过得很刻苦。他们的公寓俯瞰中央公园，很有品位，墙上挂着很多真品画作，但是这些画家都不是知名人物；另外，他们的儿女上昂贵的私立学校。他们有一个司机，但是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有一个女佣，但是安娜丽丝喜欢自己烹饪，而且很会做菜；索罗斯则喜欢美食，各式各样的美食他都愿意尝试。他们的生活很富裕，但是不会乱花钱。安娜丽丝总是穿得很体面，但从来没看她穿过设计师的服饰。
　　19
　　索罗斯和安娜丽丝两个人好像注定会分道扬镳一样
　　矛盾和荒谬非常明显。这个人这么善于赚钱，却鄙视自己赚到的钱，同时他的自尊和好胜心十分坚强，使他不能够停下来。他不断累积人人想要的金钱，却知道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超过他所能想出如何有意义使用的程度。
　　由于少年时的种种经验，使他讨厌慈善事业，认为这是虚伪的自尊在发作。为了不断赚钱，他继续利用不安全感的那种自我惩罚的感觉，他认为这种感觉是促使自己赚更多钱的基本动力。
　　这样看来似乎很好笑，也令人难以相信，但是痛苦却很真实，最后甚至迫使索罗斯采取行动。就像他儿子说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连串的再创造。
　　他的儿子罗伯特说：“基本上，我父亲的整个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再创造。早年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用别人的名字躲避纳粹。17岁离开家，单独一个人在伦敦变成学生和哲学家，再到美国变成金融奇才，他不断地在进步和成长。等他跟家母分居时，他再度这样做，而且这次他决心让自己变成更公众化的人物。”
　　依照罗伯特的说法，分居和随后的离婚，主要原因是他父亲希望追求更公众化的生活、希望变成更崇高的人物，但安娜丽丝一向重视自己的隐私。索罗斯长久以来，一直希望追求更知性的友谊和更热络的社交生活，因此两个人在这方面，好像注定会分道扬镳一样。
　　但是这两个人的关系中还有更实质的紧张，很多摩擦都跟小孩有关。索罗斯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失败的父亲，他说自己跟孩子的距离很遥远，是他自己的高傲造成了这些问题。夫妻两人分居后，他对一位老朋友坦承，几个月前，他拒绝安娜丽丝的请求，不去找逾时未归的女儿，这对婚姻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
　　索罗斯还有其他的性格容易造成家庭不安宁，而且让青少年期的子女难以忍受。
　　事实上，对子女来说，最痛苦的是他不断地批评。其实索罗斯会批评每一个人，但是他的小孩发现父亲的批评特别难以承受，即使他们知道他是出于爱心，也不会因此觉得好过一些。
　　索罗斯有时候也非常直率，到了好比当面赏人家耳光的程度。直率是好是坏很难说，但显然会造成孩子的痛恨和尴尬。他们在家里的冲突并不严重，但是这段期间以及随后的分居，却让小孩子难以承受。他们分居时，罗伯特15岁，安德鲁13岁，乔纳森只有9岁。
　　罗伯特说，他们三个小孩都受当时的紧张气氛影响。分居过程相当平顺，夫妻俩并没有上法院诉讼。事实上，索罗斯对安娜丽丝的律师印象深刻，以至于在完成离婚手续后，聘请他担任自己的个人法律顾问。
　　从任何观点来看，协议分手的条件都很慷慨，索罗斯跟前妻仍然保持良好关系，经常去看她。提到她时，也总是充满关心和欣赏，他跟三个小孩也变得比较亲密。乔纳森在开放社会基金会工作，然后到哈佛大学念书，同时取得法律学位和肯尼迪公共行政学院的硕士学位，再加入索罗斯基金。而罗伯特当然是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里工作。
　　20
　　“我心里想，这个家伙一定是骗子，口袋里恐怕连一分钱都没有”
　　1978年夏末，索罗斯和妻子分居、搬出家中，并在中央公园南端隔几条街的地方，租了一栋小小的公寓。他离开时搭的是出租车，随身只带几箱衣物和一些书籍。他把东西带到新居之后几小时，就到哥伦布大道上的网球场打球，在隔壁球场打球的人叫苏珊·韦伯（SusanWeber）。他跟这位23岁的女孩见过一次面，两个人都认得对方，于是彼此挥手、打招呼。不到一小时，暴雨打断了他们的运动，索罗斯和苏珊就到俱乐部的房子里聊天。
　　苏珊从巴纳德学院毕业，专攻艺术史，曾到欧洲停留一年，现在为一位叫赛尔的女士工作，制作当代纽约画家的纪录片。前一阵子，她加班到相当晚的时候，接到一个叫李维安打来的电话。李维安是赛尔商场上的朋友，他说想邀赛尔共进晚餐，让她认识一个对纪录片有兴趣的朋友。
　　这个朋友就是索罗斯。索罗斯很少用这种方式跟别人交往，但是他现在单身一个人，而且对艺术一直很有兴趣。赛尔当时不在纽约，因此李维安问苏珊是否愿意一起晚餐。他们在东城的一家餐厅吃饭，苏珊记得她和索罗斯长谈，主题是他的女儿，她说：“他不断地问我问题，希望能够更了解他的女儿。”苏珊后来知道他女儿正在经历青少年期的危机。
　　这件事之后大约三个礼拜，索罗斯和苏珊碰到暴雨而在俱乐部聊天，索罗斯问苏珊是否愿意一起吃中餐。他在出租车上还问苏珊：“你到底几岁？”苏珊看来比较年轻，而索罗斯几个礼拜前刚满48岁。中饭的时候，他告诉她，他刚跟妻子分手，那天下午准备去搬东西。索罗斯还问她愿不愿意帮忙，她拒绝了。
　　苏珊说：“我很害怕地逃之夭夭，我说我还要去别的地方。”但是，她同意隔天晚上跟他共进晚餐。她记得在午餐时，索罗斯告诉她说，自己在华尔街很成功，在股市赚了很多钱。“我心里想，这个家伙一定是骗子，口袋里恐怕连一分钱都没有。因为我受到的教育就是没有人会谈钱，如果你有钱，你绝对不会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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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nt5
-- 发布时间：2004-3-25 20: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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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三（《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八）《金融大鳄索罗斯传》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每日邮报》在头版上刊出索罗斯的照片，他面带微笑，拿着一杯酒，斗大的标题写着：“英镑崩盘，我赚十亿元！”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多月以前，就是9月16日。这一天，后来称为“黑色星期三”，英国政府被迫让英镑贬值了20%。

　　21
　　索罗斯成了世人所知的惟一赢家，还打败了英国政府，邮报上刊出的照片让他看来像一个恶棍
　　1992年10月24日，索罗斯人在伦敦。由于苏珊不喜欢住在伦敦，而她解雇了英国籍的管家后，英国的小报又大肆渲染，报道她跟管家夫妇冲突的八卦消息。这些事情让他们不悦，促使他们加速决定在几个月前搬回纽约。但是他们仍保有伦敦的房子。索罗斯经常在那里停留，当作前往欧洲各地发展慈善事业的基地。
　　在这个10月底的星期六早上，索罗斯正要出门去跟一些朋友打网球时，一打开大门，外头就有一大堆记者和摄影记者对着他吼叫，要求他接受专访。他回到屋里，把事情想清楚，然后打电话给《泰晤士报》的经济版主编柯涅兹基。他们两个人是在1983年认识的。当时柯涅兹基是《泰晤士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索罗斯曾经写过一篇挽救拉丁美洲国家债务问题的文章，让柯涅兹基印象深刻。这几年来，他们常常讨论经济问题，也变成了朋友。
　　“索罗斯打电话给我，说他被新闻媒体包围，并以朋友的身份问我应该怎么办。”柯涅兹基说。那天早上，记者群集在索罗斯的屋前，是因为《每日邮报》刊出一篇文章。这家报纸在头版上刊出索罗斯的照片，他面带微笑，拿着一杯酒，斗大的标题写着：“英镑崩盘，我赚十亿元!”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多月以前，就是9月16日。这一天，后来称为“黑色星期三”，英国政府被迫让英镑贬值了20%。
　　10月的这个早上，索罗斯发现自己陷在众多喧闹的记者群中。每个英国人都知道，梅杰总理和拉蒙特财政部长吃了大败仗。从8月起，他们就信誓旦旦说政府会对抗投机客，他们花了数十亿英镑的外汇储备购买英镑，支撑英镑汇价，却徒劳无功。英国人突然发现，和美元、德国马克或法国法郎相比，他们的薪水、退休金和储蓄突然缩水了20%。
　　在一片愁云惨雾中，也有一些评论员说，贬值是现实主义迟来的胜利，应该会扭转英国陷入困境的经济。在黑色星期三那天，柯涅兹基就在《泰晤士报》上写了一篇分析文章，语气相当乐观。他认为贬值会刺激英国经济增长，压低英国利率，同时提高英国的国民所得。
　　一个多月来，英国人看到很多报道，都跟投机客打败英国政府、迫使英镑贬值有关，但是从来没有提到是哪些投机客打赢了这场战争。投机客通常不会宣扬自己的胜利，银行也不会发表新闻稿，宣称他们赚了多少钱。但是在这个星期六，《每日邮报》公布了其中一位赢家。
　　索罗斯变成了世人所知道的惟一赢家，而且还打败了英国政府。对众多英国人来说，邮报上刊出的照片让索罗斯看来像一个恶棍。
　　索罗斯很快就了解，他至少有了公关问题。打了几个电话之后，他知道邮报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因为量子基金配合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严格规定，发布每季财报，显示英镑部位大幅增长，这一点点的信息传到华尔街，然后有人通知邮报。邮报凑了足够的细节，足以证明他们在头版上刊出的照片和报道。
　　这篇报道其实很短，甚至没有指出索罗斯赚的是10亿英镑，还是10亿美元。
　　22
　　柯涅兹基也在头版上写了一篇短短的报道，把索罗斯比喻为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
　　索罗斯向柯涅兹基求助的时候，后者问他邮报上的故事是否正确，索罗斯说基本事实都正确。柯涅兹基记得，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通了几个电话之后，索罗斯说：“我觉得我应该说明真相。”
　　柯涅兹基告诉他，如果他想撰写一篇第一人称的说明，他可以让《泰晤士报》来做，不然的话，柯涅兹基也可以专访他。索罗斯说他希望专访，柯涅兹基就表示他不能完全只听索罗斯的一面之词，也可能要参考其他消息人士的话，索罗斯说没有问题。那天稍晚，柯涅兹基穿过门外众多的新闻记者，走进索罗斯的房子。
　　“他告诉我全部的事实，”柯涅兹基说，“他不只说明他在黑色星期三的所作所为，也说明了避险基金如何运作。我知道他很有钱，但是从来不知道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家。让我惊异的是，他给了我一些数字，我问他在基金中占有多少比率时，他说他不想说正确的数字，却表示：‘你可以说大约三成左右。’”
　　柯涅兹基写完专访，刊在《泰晤士报》星期一的版面上，占了五栏之多。标题很平实，也配上一张在索罗斯家里拍的新照片。柯涅兹基也在头版上写了一篇短短的报道，把索罗斯比喻为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
　　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就介绍索罗斯是很有知识的人，也说他是世界最大的外汇投机客。在黑色星期三前两周，他跟英国政府玩了一场历史上赌注最高的赌局。
　　索罗斯说：“我们的确放空英镑，赚了很多钱，因为我们的基金太大了。我们在黑色星期三之前的仓位，几乎价值一百亿美元。我们本来还要放空更多的，但是事情的变化比我们预期的快，所以我们没有建立全部的仓位。因此赚十亿的估计大致正确，不过是美元，不是英镑。”
　　索罗斯解释，他在放空英镑之外，也做多大量的英国、德国和法国汇率期货，此外还买了很多英国股票。柯涅兹基说，在这段期间内，索罗斯替旗下的四支基金大约赚了20亿美元。
　　索罗斯解释说，他们对英镑会贬值十分肯定，因此借钱放空英镑。借来的钱是基金资产的一倍半，放空英镑的策略则是朱肯米勒拟定的，但是索罗斯接受朱肯米勒的推论，敦促他把放空英镑的仓位，从他已经投入的20亿美元增加五倍。
　　报道中也提到，索罗斯这样做不完全是经济上的自私自利，其中一段引用索罗斯的话说：“任何汇率制度都有缺点，惟一的办法是没有汇率制度，形成欧洲的单一货币，就像美国一样。这样会让投机客失业，但是我乐意这样牺牲。”
　　23
　　黑色星期三之后一年，索罗斯的慈善计划数量增加，他本身也积极投入
　　这篇专访的影响非常大，专访刊出后不久，柯涅兹基向索罗斯说，他的新闻同业要求访问他。索罗斯说，他们可以通过索罗斯在纽约基金会的办公室，安排访问。后来索罗斯同意了几次访问，几乎对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有问必答，十分坦白。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固然他不能说服西方国家政府大规模援助东欧国家。但他现在发现，自己好比在东西欧国家之间做转账的工作，实际上是把钱从英国大众手中，拿去协助东欧国家的人民。
　　奇妙的是，他没有借由公关专家的协助，居然得到了英国人民某种程度的容忍，甚至还得到不少人的欣赏。他走在伦敦的街道上，不需要保镖保护他。柯涅兹基说：“这种反应让我惊异，这个家伙让英国纳税人损失了一百亿美元，大众却觉得他是天才，而且像个英雄，没有人说他是恶棍。”
　　索罗斯得到的新名声还传播到英国之外，有关他的报道和专访，很快就在几百个城市出现，他也很快抓住这种形势的讽刺性和可能性。他原来无意利用投机行动来增加自己的声名，他接受柯涅兹基专访，基本上是要突破门口记者的重重包围，没有预料到结果是他因此被人更加看重。他以前通过理念、文章、慈善事业，甚至庞大财富，都不能够增加影响力。现在他变成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声名和影响力突然大增，让他得到长久以来渴望扩大的力量。而他也不吝于运用这种资产，来扩大慈善事业。
　　黑色星期三之后一年，索罗斯的慈善计划数量增加，他本身也积极投入。而随着东欧剧变，他的慈善基金会数目也跟着增加。新的基金会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波罗的海三个国家设立。接着，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因此他也要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设立索罗斯基金会。
　　他和大多数的慈善家不同，不仅止于出钱而已，他会充分参与、选择和监督慈善计划及人员。从1989年起，他把量子基金的主要责任交给朱肯米勒，就把兴趣转移到他原来所说的慈善妄想上。索罗斯尽量设法使世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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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nt5
-- 发布时间：2004-3-25 20: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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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九）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政府官员一向对索罗斯嗤之以鼻。他于1992年首次踏进这个领域时，极少人愿意接纳他，认为他好管闲事，或者像是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但在基辛格眼里，“大致来说，有钱人的特征是，在外交政策上和我赚钱的能力一样差。索罗斯却远胜于此。”

　　24
　　集哲学家、金融家、慈善家于一身的索罗斯在国际事务上当起玩家，他把这个角色称为“没有国籍的政治家”
　　1995年1月，布鲁克在《纽约客》杂志谈到索罗斯时，引述艾布兰莫维兹的话说：“政府官员一向对索罗斯嗤之以鼻，视之为对匈牙利感兴趣的狂人。现在，他成了政治玩家，但这是最近才有的新现象。他没受过训练，独树一帜。他进到政治环境里，卷起袖子就干，而且对政府十分不耐心。我常说美国只有索罗斯拥有本身的外交政策，而且有能力去执行。”
　　索罗斯在国际事务上当起玩家，有时候，他把这个角色称为“没有国籍的政治家”。这是索罗斯个人的另一个转变。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他以前种种身份自然而然的综合体，集哲学家、金融家、慈善家于一身。不过，利害关系因此大为提高，索罗斯也陷身在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处境。
　　要当没有国籍的政治家，就必须排斥某些政策、主张某些政策，厚爱若干领袖、抨击其他领袖，而这些行为难免会引来争议和树敌。但他于1992年首次踏进这个领域时，极少人愿意接纳他，或许现在没人敢公开嘲笑，不过职业政策专家当时的反应十分冷淡。就像博学多闻的哲学家鄙斥索罗斯浅薄无知一样，外交政策圈内许多人也认为他只属玩票性质。专家圈一想到独立且有钱的外人，用自己的钱支持个人的主张，不免坐立难安，认为他好管闲事，或者像是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索罗斯既非学者、外交官，也不是军人或新闻记者出身，插手国际事务未免不当。现为欧亚基金会主管的梅恩兹回忆当年，他提名索罗斯为外交关系协会委员时，所引发的反对声浪。外交关系协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圣地。“尽管索罗斯拥有致力推广人权，以及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记录，反对他的意见仍然相当强大。”梅恩兹指出，这样的观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索罗斯“只是另一个有钱人”。
　　但这样的态度慢慢在改变，有关索罗斯从事计划的消息也传播开来，人们慢慢看得很清楚。他自己写文章，而且在出席的会议和演说的场合中，经常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提供实用的见地。如果他只是“另一个有钱人”，这些事情是做不来的。梅恩兹说：“委员会终于接受了他，不过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赞誉索罗斯，“我曾经公开表示，我敬重索罗斯是个金融家，却不认为他是政治专家，但后来他决定转型，把政治当作重点工作，于是他成了蹩脚的金融家。”基辛格说，他与索罗斯首次见面时，索罗斯专注于人权。“那时他只是会议中的鼓噪者。”
　　25
　　索罗斯从小就怀有当救世主的梦想：“做一番崇高事业的幻想，或说痴心妄想，它们一直鞭策着我”
　　但在基辛格眼里，索罗斯已经成长很多，“大致来说，有钱人的特征是，在外交政策上和我赚钱的能力一样差。索罗斯却远胜于此。大部分时候我不同意他的结论，但那些结论不可小觑。它们是很严肃的立场，只是碰巧我不同意罢了。和所有的一知半解者一样，他认为问题比我所想的简单，但是反过来看，除非有人认为它们比专家所想要的还容易达成，否则不可能做重大的转变。所以我十分敬重索罗斯，而且我认为，整体而言，他代表善行，也在他过度简化的领域做了善事。他的投入很重要，令我尊敬与钦佩。”
　　1995年，索罗斯任命前国务院官员福克斯（JohnFox）为开放社会机构的非官方“大使”，办公室设在华盛顿。福克斯安排外国访客会见合适的美国官员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官员。这些访客来自索罗斯所偏爱的国家，包括乌克兰。他也通过错综复杂的政府迷宫，追踪重要政策提案的动向，并且依照索罗斯的看法，推动通过其中一些提案，也反对另外一些提案。
　　索罗斯延揽到艾布兰莫维兹和布朗这两位非常精明的盟友和顾问。艾布兰莫维兹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管之前，曾是选任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少数考虑人选之一。他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布朗借世界银行职务之便，常与许多政府领导人及大型国际组织的资深高级主管联络。
　　20世纪的最后几个月，索罗斯谈到他成长为“球员”的心路历程时说，他从小就怀有当救世主的梦想。“我有做一番崇高事业的幻想，或者说是痴心妄想，而且它们一直鞭策着我。基本上，我了无悔憾。首先，因为它们让我的生活更为有趣。我的意思是说，这么崇高的事业，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所以这是个崇高的事业，把我推向可能性的极限，我也在这种欲望驱使下，去为善而非作恶，我认为这种态度来自家父。”
　　他坦承：“我的确有外交政策，而且现在更加刻意为之。我认为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花太多钱用于打仗，却没钱用于宣扬和平。”
　　他撰写文章以求影响舆论。小时候，他曾想象自己是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长大后常写探讨哲学或经济分析方面的文章。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随笔或评论文章，所谈不限于经济。对世界各地提出特定的政策建议时，笔调不再那么有理论色彩。他借文章表达自己的立场，更以实际的慈善活动支持其立场。例如撰文谈到应该支持俄罗斯和波兰的经济转型时，索罗斯找来国际经济专家团队当顾问。
　　26
　　索罗斯把2010年定为收网年。如果那时他还活着，将是80高龄
　　索罗斯一向十分关注俄罗斯。
　　1990年，他与反目失和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达成协议，找来一群知名经济学家，就苏联即将出炉的经济改革计划（称作沙塔林计划）提供建言。索罗斯用飞机把他们送到莫斯科，让他们周旋于沙塔林计划的设计者和反对团体之间。前者希望将中央的政治权力重新分配到地方，后者则设法粉碎任何这种意图。之后，索罗斯再用飞机把俄罗斯沙塔林计划的支持者送到华盛顿，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深官员见面。
　　很遗憾的是，面对阻挠权力下放的官僚旧势力，沙塔林计划难以推行。这件事虽然叫人气馁，却是索罗斯迈向无国籍政治家重要的一步。现在，他慢慢作好准备，要公开支持某些领导人，并且反对其他的敌人，而且，当他对支持对象的观感改变后，有时也会掉头而去。
　　1995年，索罗斯日益关注外交政策议题，他写信给旗下所有的基金会，敦促他们缩减支出，并把重点放在最后会结束运作的策略上，至少有些计划是如此。他把2010年定为收网年。如果那时他还活着，将是80高龄。突然之间，基金会人员只好另寻财源，也就是寻找“别人的钱”，以便继续推动会务。他们彼此相告，说索罗斯已对他们感到厌烦，打算到别的地方另找刺激。
　　他们可能言过其实，但所说的话基本上没有错。无国籍政治家可以带来挑战和刺激，比方说，1996年春天，正在调查南斯拉夫战争罪行的海牙法庭，工作进入重要关头，但南非籍法官高德史东（RichardGoldstone）的总检察官任期却即将结束。许多人觉得，该法庭的工作已经进入十分敏感的阶段，除非将高德史东的任期延长到秋季，否则法庭的威信及工作会受到伤害。但是高德史东曾向曼德拉承诺，他将主持南非宪法最后阶段的起草工作，这项工作将自夏季开始执行。最后，索罗斯悄悄插手，提供一架包机给高德史东，好让他往返于荷兰和南非之间，兼顾两项工作。
　　两年后，曼德拉写信给索罗斯，请教南非如何应付索罗斯之流的货币投机客。1998年9月21日，索罗斯回信说，保卫无法保卫的汇率终将徒劳无功，并且敦促这位南非领导人避免短期举债过多，而且必须严格监督本国的银行。
　　那年稍早，索罗斯飞往汉城，为了躲避媒体注意，他化名布朗（JamesBrown）投宿在一家饭店。接下来几天，他与韩国总统金大中会晤，建议他如何避开当时亚洲大部分地方隐然若现的经济危机。1998年11月21日，索罗斯陪同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访问海地，并且接见岛上他的基金会人员。他也说服克林顿夫人在白宫召开会议，商讨如何防止能够对抗多种药物的结核病蔓延。

-- 作者：nt5
-- 发布时间：2004-3-25 2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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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十）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索罗斯和其他的投机客一样，对于亚洲跌势之深大感惊讶。他底下的人不但没有推波助澜，反倒急着撇清。索罗斯最感困扰的是，被指控将政治和商业混为一谈。他一直试着让两者泾渭分明。他辩称自己的公益慈善行为和政治活动是基于道德标准而行，但金融活动与道德无涉。

　　27
　　索罗斯显然已经取得他所渴望拥有的影响力。但在更直言不讳的同时，也开始树敌
　　仅仅两个月前，也就是1998年9月15日，他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大谈全球经济危机。他在后来发表的著作《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指出俄罗斯银行体系崩解和西方未能插手，再加上泰国经济崩溃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严峻的挑战。他再次表示，有必要扩大约有50年历史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所设立的金融机构功能。
　　2000年冬天，他在另一本著作《开放社会：改造全球资本主义》中，撤回早先谈到崩溃的一些黯淡预测，说自己讲得太过火了。他不吝于自我批评，而且波普的信徒有责任自我矫正，但他宣称自己有犯错的权利，并告诉《纽约时报》说：“我错了。”
　　然而他并没有后悔失言。1999年初春，科索沃危机爆发时，索罗斯敦促国际势力强力介入。此后他极力主张缔结“稳定条约”。另外，他强烈支持成立民主国家的国际组织，并于2000年夏天在华沙的首次会议中致欢迎词。
　　索罗斯显然已经取得他所渴望拥有的影响力。但在更直言不讳的同时，也开始树敌。他说：“我总是选一边站，绝不保持中立。我亟欲推展到极限，但不逾越极限。这是很微妙的平衡。这件事出于我的生存本能。偶尔我会跨越极限，不过之后会把自己拉回来，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能够避免跌得鼻青脸肿。面对敌人，我真的很幸运。”
　　到目前为止，最富戏剧性的冲突发生在他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之间。1997年9月在香港，这两人终于摊牌。马哈蒂尔统治下的马来西亚，平均每人收入从一年数百美元增加为5000美元，也盖了世界最高的大楼，但突然之间深陷泥淖。两个月内，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兑美元重跌20%，股市崩盘，银行体系失灵。马哈蒂尔将这次的亚洲危机和本国的困境怪罪到国际金融体系。如果他就此住口，索罗斯很可能同意他的看法。
　　28
　　这些话把索罗斯和两个恶名昭彰的金融家及重罪犯划上等号，而这两人和他一样，碰巧都是犹太人
　　但马哈蒂尔并没有就此封口，反倒将炮口直接对准货币投机客，尤其是犹太交易者，特别针对索罗斯。7月和8月间，他一直炮轰索罗斯。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打压林吉特的汇价，并且引发投资资金外逃。
　　“我们有确实的情报，显示他涉入其中。他不是惟一的一人，却是始作俑者。他使我们经济中的数十亿美元一扫而光，”马哈蒂尔不久后又说，“这些国家花了四十年的光阴发展经济，但像索罗斯先生那样的笨蛋，却带了很多钱来捣乱。”种族阴谋论接着上场。马哈蒂尔首先高声怀疑，“将来的米尔肯、波斯基、索罗斯之流的人物，会不会比现在的类型更为体贴？”
　　这些话把索罗斯和两个恶名昭彰的金融家及重罪犯划上等号，而这两人和他一样，碰巧都是犹太人。在另一次访问中，他宣称，“犹太人不高兴见到伊斯兰教徒繁荣进步。犹太人夺走了巴勒斯坦的一切，但在马来西亚，他们没办法这么做，就只好打压林吉特。”这些话引来反犹的指控时，他响应道：“我不反犹。但是当有犹太血统的人做这种事时（意指货币投机），结果就如同伊斯兰教徒被称作恐怖主义的行为。”
　　索罗斯表示，这些指控十分荒谬。他并没有点火引燃危机，而且虽然他支持缅甸的民主运动，却没有通过市场报复东南亚联盟接纳缅甸。事实上，在马哈蒂尔指控他打压林吉特之际，量子基金还根据错误的假设，以为林吉特已经触底而放手买进。
　　索罗斯和其他的投机客一样，对于亚洲跌势之深大感惊讶。他底下的人不但没有推波助澜，反倒急着撇清。索罗斯最感困扰的是，被指控将政治和商业混为一谈。他一直试着让两者泾渭分明。他辩称自己的公益慈善行为和政治活动是基于道德标准而行，但金融活动与道德无涉。索罗斯说，追求利润时，他遵守既有的法令规范，但他或许同意有些规范应该基于公平原则而修改。
　　索罗斯晓得，9月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马哈蒂尔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财政部长、经济学家也会到场。索罗斯在布朗的协助下，获邀发表演说。马哈蒂尔于9月20日上台，没有指名道姓提及索罗斯，但说：“有些人必须靠剥夺他人、使别人变穷，来积攒财富。”他指的是谁，与会者心知肚明。他又说：“我认为货币交易没有必要、缺乏生产力、毫无道德可言。应该制止这种事，应该使之成为非法行为。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
　　但索罗斯坚称抑制资金自由流动的任何努力，将使投资为之窒息，造成的伤害会远高于马哈蒂尔希望消除的行为。“马哈蒂尔博士昨天建议禁止货币交易十分不当，不值得慎重考虑。值此之际，干预资本的可兑换性将招致灾难。马哈蒂尔博士是该国的祸源。”
　　索罗斯说，马哈蒂尔才是马来西亚的主要问题，与全球经济无关。“他拿我当替罪羔羊，好掩饰本身的失败。他诉求的对象是国内民众，他和他的观念难逃马来西亚国内独立媒体的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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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俄罗斯金融市场崩解，有位分析师因此表示，索罗斯的预言“似乎实现了”
　　与马哈蒂尔唇枪舌剑约一年后，索罗斯提出另一套经济处方，也引起轩然大波。1998年7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俄罗斯的金融市场加速急转直下。
　　三个星期后的8月13日，索罗斯写信给《金融时报》，建议卢布贬值15%到25%，然后建立一个汇率区，将卢布兑美元汇率固定在其间。他呼吁主要工业国家紧急注入150亿美元，以扩充俄罗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准备金。信内并写道：“很遗憾，国际金融当局并不了解情况的迫切性。”索罗斯的结论警告，不照他的建议去做，惟一的结果将是俄罗斯无法履行债务或发生超级通货膨胀，两者都将带来毁灭性的金融与政治后果。
　　隔天，俄罗斯金融市场崩解，有位分析师因此在《金融时报》撰文表示，索罗斯的预言“似乎实现了”，但抗议声浪却如排山倒海而来。索罗斯可能以为他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或者也许是无国籍政治家的身份，提出信息充分且中立的看法；然而批评他的人立即指出，在许多人眼里，这位撼动市场的人所说的话，无异于拉响警报，于是众人争相夺门而逃。此外，沛然莫之能御的情势发展，如果能够怪罪外人落井下石，在俄罗斯有人会很高兴。也有人表示，索罗斯的基金已从他建议的贬值走势中获利。
　　索罗斯在他的信于《金融时报》刊出的次日，发表声明：“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动荡，不是源于我所说或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没有建立卢布的空头仓位，也无意放空哪种货币。事实上，我们的投资组合受害于贬值走势。”
　　隔天他发表更长的声明，宣称报道不实，该报社说，索罗斯基金在伦敦的交易规模之大前所未见。索罗斯说：“昨天的事有人试图怪罪于我，令我深受其害。我正在设法帮助俄罗斯，也将继续这么做。尽管面临对我的恶意攻击，我绝不会缩手，放弃我的基金会。”
　　索罗斯表示，后来他获知俄罗斯中央银行刻意紧咬着他的信不放，以便转移人们对他们的注意。“但是那没关系，”他说，“据说那封信产生负面冲击，这的确是事实。由此可见行动会引发无意中的后果，以及想要做点事情有多危险。”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封信引起的反应显然令他有所收敛。之后在他所写的文章中，一再承认1998年预测俄罗斯经济将崩解，以及此事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冲击是错的。
　　但他没有为此困窘。知性上，他总是保留犯错的权利。他经常承认错误，甚至到了热切认错的地步。那是他对波普信仰的一部分。不过他承认，如果名气没有那么响亮，比较少的人认识他的话，坦承错误会容易得多。话说回来，要是他是无名之辈，恐怕《金融时报》也不会在头版刊登他的建议，或者就此事发表社论。他晓得，人难免犯错，在众目睽睽之下犯错尤其难堪。这是出名后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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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nt5
-- 发布时间：2004-3-25 20: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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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益计划（《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十一）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失业、辍学、吸毒、犯罪、未婚妈妈、枪击……这些问题都吸了引索罗斯的注意。他开始了“美国公益计划”。
”
　　30
　　这里环境十分优雅，酒食绝美，但所谈主要围绕着贫穷、痛苦和不公打转
　　1996年之前，索罗斯的捐赠主要在于摆脱长期独裁统治的外国，在美国本土的捐赠少之又少，因为这个国家明显属于开放社会。其实它更可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开放模式。但由于两极世界消失，美国一强独霸，索罗斯于是将批判性的眼光转向自己的国家。
　　1996年2月23日，他邀请八个人利用周末时间到贝德福，讨论在美国能够利用什么样的方法，推动什么样的公益计划。这八个人是：奈尔，巴德学院院长波特斯坦，专攻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三位哲学家———牛津和普林斯顿的赖恩、哈佛的史甘隆、牛津和柏克莱的威廉斯，曾就男女平等主义、伦理、公民权发表论述的哈佛欧洲研究中心政治理论教授班赫比伯，主持哥伦比亚大学社会与医学研究中心的医师罗斯曼，以及普林斯顿前教授纳德曼。
　　纳德曼曾经发表文章，认为要将吸毒视为犯罪而非疾病，是毫无成效的，引起索罗斯注意。两天的时间内，这些来宾相互见面和交谈。环境十分优雅，酒食绝美，但所谈主要围绕着贫穷、痛苦和不公打转。
　　索罗斯在拍纸簿上作笔记，贵宾们谈到城市贫民区的问题激化了社会中种族和阶级的对立。他们提到监狱人满为患、毒品政策方向错误、未能协助破碎的家庭、鼓励社区支持卫生保健和教育。
　　几个月内，有一些构想已转化为开放社会机构的美国公益计划，并在纽约设立办公室。
　　在1996年的“哲学家会议”之前，索罗斯已在美国赞助了两项公益计划。母亲的逝世带给他灵感，资助“美国死亡研究计划”，三年内预算为500万美元，倡导全国讨论死亡和临终看护的问题。这个单位立即捐出资金，用以促进医学院修改课程，将死亡纳为研习主题；鼓励研究疗养院和医院照护；支持新闻、艺术、通俗文化更为公开地讨论死亡的问题。
　　索罗斯的第二项美国公益计划，和他认为美国未见其利、反受其害的毒品政策有关。1988年春，他在《外交政策》学报看到一篇文章，抨击美国的扫毒政策方向，并称把毒品合法化，加上扩大毒瘾的医疗，将对美国及毒品输出国家的社会大有助益。索罗斯看了之后折服不已，于是和作者纳德曼联络。
　　1993年，在索罗斯的财务支持下，纳德曼设立了林德史密斯中心。这个政策研究机构以社会学家林德史密斯为名，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挺身反对严苛的禁毒政策，赞成对吸毒者实施治疗。
　　31
　　1996年，索罗斯的捐赠总额为3.62亿美元，其中8100万美元投入美国的公益计划
　　现在索罗斯准备在引人争议的毒品问题上高声疾呼。他在《华盛顿邮报》上表示：“我坚信扫毒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多于滥用毒品本身。”他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指出，政府的政策不切实际地想要消除所有的毒品，反而鼓励社会走向两极化。他说：“我不吸毒。我曾经试过大麻，乐在其中，但没有养成习惯，而且多年来不曾再碰。我也一样担心孩子吸毒，幸好那不是严重的问题。我惟一担心的是扫毒正对我们的社会网，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
　　哲学家的周末会议开过之后，索罗斯在美国的公益慈善活动也增添了新的生力军。犯罪、社区暨文化中心设于1996年，而且立即开始捐款给提供监狱和社区服务的组织，同时支持一些团体推动法律与政治改革。索罗斯资助成立艾玛·拉查鲁斯基金，支持对移民者提供法律服务的团体。
　　开放社会机构的美国公益计划一开始，也专注于资助教育和青少年发展计划，后来则集中全力推广全国性的努力，实施课后计划，在孩童下课后提供三四个小时的教学辅导、卫生保健服务及文化培训。另一项计划和政府与公共政策有关，鼓励针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并且主张改革选举捐款制度，同时将公共责任从中央移转到地方和民间部门。
　　1996年，索罗斯的捐赠总额为3.62亿美元，其中8100万美元投入美国的公益计划。1997年，公益慈善支出4.28亿美元，用于美国5720万美元。到了1998年，总支出增为5.745亿美元，在美国的计划用掉1.185亿美元。隔年，总支出约为5.6亿美元，美国的公益计划略减为9300万美元。
　　除了寻找公益慈善活动的目标，哲学家周末的参与者也讨论，是不是可能把公益计划和协助集中在某个城市。他们的构想是选一座都会中心，或许把它当作社会实验室，在那里测试公益计划，以了解哪些方法能够奏效，或者哪些假设有问题。
　　董事会成员曾经考虑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和得州的圣安东尼奥，但最后选上巴尔的摩。这里有65万名居民，距首都仅40英里。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正在复苏，尤其是商业区和滨海地区，但广大且以黑人社区为主的地方却日益没落。由于有这些地方，巴尔的摩的所有都市病症指标，排名都很高：失业、辍学、吸毒、犯罪、肝炎、未婚妈妈、遭拘留的青少年、单亲子女、枪击。
　　这些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吸引索罗斯注意，且他对当时的市长席摩克很有好感。席摩克是黑人，曾任联邦检察官，1987年获选为巴尔的摩市市长。他主张将毒品合法化，认为这是对抗贩毒牟利、犯罪和吸毒的最好方式，因而甚受瞩目。
　　主持市政期间，他发现在政治上不可能获得全国性的支持，推行他的理念，但美国各大城市中，只有巴尔的摩的民意广泛支持毒品合法化。
　　1996年，开放社会机构在巴尔的摩特别设立办事处，运作方式类似设于国外的基金会，找当地人当员工，因为他们比较能够判断什么事情应该优先执行，并且提供资金支持。员工约15位，由律师莫里斯担任主管。捐赠和公益计划一年花费1300万美元左右，集中在五个相关的领域：戒毒治疗、犯罪审判、劳工发展、教育与青少年和司法协助。
　　32
　　此事很不寻常，但没人说什么，除了有个人咕哝道：“一定和市场有关。
　　2000年春天，也就是索罗斯的美国公益计划实施后第五年，索罗斯、奈尔和拉马希认为全国董事会有必要在巴尔的摩举行年会，并且实地参观学校、贫民区、监狱计划的执行成效。
　　4月28日，董事都已抵达巴尔的摩，但拉马希宣布，索罗斯要到下午才来。他说，索罗斯早上7时打电话给他，说必须处理一件急事。此事很不寻常，但没人说什么，除了有个人咕哝道：“一定和市场有关。”
　　一行人坐上厢形车，前往监狱、学校、贫民窟。在一处青少年拘留所，有位修女为假释犯设了戒毒中心，也对于能有资金将床位数从16个加倍为32个表示感激。有位年轻的中学老师表示，他利用索罗斯的奖学金，设计了一个研讨暴力的课程。在一所女子监狱内，董事们听取长期滥用药物的妇女如何以针灸和积极治疗法双管齐下的方式矫治。
　　尽管前市长席摩克和新市长欧梅力都将吸毒视为医疗问题而加以处理，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财源，扩大开放社会机构资助的这项计划。
　　市政府卫生局长贝伦森曾经申请2500万美元的州政府补助，深信如果拿到这么多钱，两年内巴尔的摩市的整体犯罪率可望减半。他扬言，拿不到这么多钱就辞职。索罗斯的董事到访前几天，州长只批准拨款800万美元。贝伦森在访客面前，难掩不快之情。
　　董事们此行的戏剧性高潮，是参观罗丝街社区中心。到达这个中心之前，董事搭乘的巴士经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两旁是弃置和毁损的房子，人行道和街沟丢满垃圾，满溢着死亡的气息；许多房子上有受害人姓名和暴力死亡的日期，上面涂鸦写着“愿灵魂安息”的字眼。
　　罗丝街社区中心有如这片广大荒地中的小绿洲，没有垃圾，没人拿房子当墓碑。邻居在街上彼此寒暄，孩子快乐地玩耍。两年前，罗丝街附近和其他街道没有两样，甚至可说是这一片荒漠的中央。董事们伫立的街角，曾经是露天毒品市场的大本营。但在开放社会机构协助下，如今这些都变了。帮毒贩跑腿的青少年开始接受辅导和咨询，寻找合法的工作。今天，这个中心约有40位最积极活跃的成员，曾经是黑帮分子。
　　在董事聆听各项进展时，索罗斯也有自己的事要忙。他在纽约的索罗斯办公室仓促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量子基金那一年亏损21%，而且自他的所有基金总值于1998年8月创下220亿美元的高峰以来，现在减少了76亿美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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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nt5
-- 发布时间：2004-3-25 20: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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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食”华尔街（《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十二）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维力赛股价暴跌，让索罗斯和爱将朱肯米勒关系紧张。科技股令众多投资大将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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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我不了解市场。或许音乐已经停止，但大家还是跳个不停。”
　　虽然这个消息让人觉得丢脸，他却讲得不痛不痒，甚至露出和蔼可亲的表情。他告诉记者，坐在他旁边的朱肯米勒，在服务12年后将辞职。索罗斯说他计划改组基金，营运上转趋保守。
　　“我们将接受较低的报酬率，因为打算降低承受的风险水准。”改组显然源于亏损。朱肯米勒前两年曾经两度被索罗斯打消去意。“我累了。压力很大，”他表示，“如果能像迈克尔·乔丹那样急流勇退，是件好事，但我表演得太过火了。”
　　量子基金陷入了新科技和旧经济互相拉扯的漩涡中。1999年大部分时候，朱肯米勒避开互联网和生物科技热潮。索罗斯相信这股热潮会以惨跌收场。这段期间内，量子基金的价值剧挫约20%。但是到了7月间，朱肯米勒改变策略，即使价格偏高，也放手买进新科技股，并且放空若干旧经济股。
　　这波走势他抓对了，年底时，基金增值35%。2000年，旧经济反弹回升，许多新科技股却不支倒地，但朱肯米勒抱牢旧仓位，认为新科技和旧经济相比，涨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索罗斯却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在很久以前就已把责任交给朱肯米勒；12年来，朱肯米勒替量子赚了很多钱，而且一手主导1999年的反败为胜。两人合作之初，朱肯米勒对索罗斯在事后批评他且紧盯着他很火。现在，两人意见又不同，激烈的争吵声有时在走道都听得到。
　　据说他们争执不下的问题之一，和一家叫维力赛(VeriSign)的互联网公司有关。一年前朱肯米勒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2月底，股价上涨到258美元，3月间略跌为240美元，于是朱肯米勒加码操作，再花三亿美元买进股票。4月初，纳斯达克股价大跌，维力赛跌到135美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索罗斯告诉朱肯米勒：“维力赛会害死我们。我们应该减低仓位。”朱肯米勒不同意，索罗斯虽然有权制止他，却选择不这样做。股价后来跌到96美元。
　　但是不管过去关系如何紧张，记者会召开时，两人都心平气和，彼此尊重和赞扬。朱肯米勒是自请辞职。当然了，索罗斯比任何人清楚，十余年来，这位爱将肩负多大的重担。他走得很有面子，不过索罗斯为了求生，再次与他人划清界线。
　　索罗斯承认，由科技股带动的股票市场新面貌令人不解。仅仅两个月前，索罗斯惟一的避险基金操作对手罗伯森，在他的老虎基金价值从19个月前的210亿美元高峰重挫之后，已经关闭这个基金。另一位保守型的投资大将巴菲特也是伤痕累累。索罗斯笑着对记者坦承：“或许我不了解市场。或许音乐已经停止，但大家还是跳个不停。”
　　索罗斯晓得他的基金大跌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会上报纸头版。此外，他也肯定，已经习于享受高报酬的许多受益人，会决定赎回受益凭证，把钱挪到别处去。一个星期内，确实有约十亿美元的资金撤出。这个苦果非吞下不可。
　　或许索罗斯等得太久了。他考虑改组基金已有一段时间，但因为基金规模太大，反而限制了基金经理人的弹性。当你投入的资金相当少，而且没人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时，赚取高报酬要容易得多。
　　34
　　帕蒂森接着通知索罗斯，风声已经走漏。控制消息的发布，对索罗斯来说很重要
　　索罗斯在记者会上表现得沉稳且优雅，演出精彩。他宣布自己的挫败，扛起责任，并且赞扬倒下去的将领。不过，仅仅三个小时就安排好记者会，更是表现得可圈可点。
　　索罗斯和朱肯米勒原本打算在5月1日才宣布消息，如此索罗斯就有时间去参加巴尔的摩的董事会会议。
　　尽管即将宣布的消息如此沉重，索罗斯处理公务一切如常，看不出有任何紧张或焦虑。在前一天，奈尔和他见了五次面，讨论正在印尼筹设新基金会的事情，以及计划派遣观察员前往秘鲁监视总统选举。
　　“每次他都十分投入，”奈尔说，“当然了，我根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周四晚上，负责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共关系事务的帕蒂森，接到彭博信息公司主跑避险基金新闻的女记者伯顿来电。她问道：罗迪提将辞卸索罗斯旗下配额基金伦敦经理人一职，是不是真有其事?帕蒂森说没错，但告诉伯顿，如果她肯暂时扣下这则消息，或许可以给她更重大的消息。
　　帕蒂森接着通知索罗斯，说风声已经走漏。控制消息的发布，对索罗斯来说显然很重要。由索罗斯和朱肯米勒亲自宣布人事异动及基金价值下跌的消息是一回事，和任由外界揣测报道，让整个情况看起来混乱无章或者群龙无首大不相同。可能将会有更多受益人夺门而逃。
　　那天晚上8时过后，伯顿又打电话给帕蒂森，说她已从自己的消息来源，获知整件事情。帕蒂森请她给他一些时间通知基金的董事。公开宣布这么重大的消息之前，依法必须先通知董事。帕蒂森确定了董事都获悉即将宣布的异动之后，午夜时分回到家里。
　　四个小时后再回办公室，打开屏幕一看，伯顿的报道已于3时37分出现在新闻中。帕蒂森立即打电话给索罗斯和朱肯米勒。那天早上7时，索罗斯决定他和朱肯米勒必须召开记者会。
　　记者会一结束，索罗斯马上搭乘高速火车前往巴尔的摩。旅程上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睡觉。下午3时，索罗斯赶上正在四处参观的董事。他抵达生活教室基金会的滨海设施。在学校功课不好或者曾经违法的青少年，到这里学习一技之长，并且介绍他们给可能的雇主。在熟练技工指导下，学生建造大帆船，航向新英格兰，或者制造和销售各种木制家具。在传统教室中学不会的数学和科学，到了这里，许多人不但豁然开朗，还能善加应用。
　　35
　　索罗斯无疑感同身受，因为他也是在街上讨生活，不过，那条街是华尔街
　　市长办公室请这些贵宾吃着乳酪，喝白酒，许多人上台说明这项计划，并且感谢索罗斯鼎力相助，索罗斯微笑点头。但一当客套的场面沉静下来，所有的贵宾彼此聊起来时，索罗斯走到4个16岁孩子那边，他们站在自己制造的木制摇椅旁。
　　“你以前当过跑腿吗?”索罗斯问起其中一人。
　　这个孩子身上有刺青，承认曾替贩毒集团送货和在街角放哨。
　　索罗斯继续和他交谈，而且不只是随便聊聊而已。他想知道，跑腿送毒品可以赚多少钱。那个孩子说，待遇“很好”，然后笑着说：“不过这里也不差，而且风险低了很多。”他表示，想找个待遇不错的工会工作。索罗斯和这几个孩子谈了将近30分钟。
　　三个小时前，他告诉全世界，以他的名字管理的财富少掉了76亿美元。现在，他完全投入巴尔的摩的问题以及这几个孩子的生活之中。
　　这不是做秀给新闻媒体看的，因为现场没有记者。这时他是个爱追根究底的慈善家，急于了解巴尔的摩的问题，并且协助解决这些问题。向那几个孩子询问在街上讨生活的危险、风险和报酬时，索罗斯无疑感同身受，因为他也是在街上讨生活，不过，当然了，那条街是华尔街。然而他少年时也曾在布达佩斯的餐馆里，贩售碎金和兑换钱币。
　　在巴尔的摩港边，市长欧梅力感谢索罗斯为该市所做的一切。他说，靠索罗斯的资金帮忙的人，在市政成长与发展计划的每个层面，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市长顺便礼貌性地感谢州长决定提供戒毒治疗所需的部分资金。
　　索罗斯接过麦克风，不讲客套。“市长提到的捐赠，我要表示失望之意，我不像他是个政治家，我们在巴尔的摩推动开放社会机构的计划，希望能够作为整个州，最后则是全国的典范。我们已经证明，有办法处理毒品的问题，这种方法没人试过。如果我们能让六万人接受治疗，那会很不得了。这个问题必须靠系统性的方法来解决。但愿你尽一切努力，让需要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受治疗。”
　　他们继续在港内和港外参观。最后，天色暗了下来，索罗斯宴请董事和巴尔的摩的员工。他引导大家讨论策略，提起州政府是不是故意紧缩预算，寄望开放社会机构补足差额。他们谈到午夜，但他没有倦容。他举杯向从纽约来的董事及巴尔的摩的员工致意。“谨以创办人的身份，”他笑容可掬，“感谢在座诸位。我们做得很好。”
　　隔天的早餐桌上，董事们从《纽约时报》头版看到记者会的新闻，标题是“亏损庞大促使索罗斯改造帝国”。接着他们开了几个小时的会，讨论再资助“美国死亡研究计划”三年。索罗斯明白表示，他对这个项目及主其事的佛里博士很满意，然后若无其事地批准它的预算，他没有提起24小时前公开宣布的基金改组计划或者基金损失惨重的情况，其他人也一样。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