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有二种模式，一种是武装革命，另一种是文化革命。前进是陈胜吴广创造的，领袖来自社会底层，后者是毛泽东创造的，领袖来自顶层。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哲学意义来说，陈胜吴广与毛泽东是等价的。这二种社会核爆炸都毁灭性地摧毁了旧社会，新生出了新社会，诞生了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在物理界已成功了重核裂变的军用和民用装置，成功了轻核聚变的军用装置，托克马克装置原理指导着民用聚变装置的研制方向，曙映着生产力的巅峰。从物理界领域推理到社会界领域，贫富1%VS99%的悬殊差距的重核裂变的陈胜吴广革命模式成功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改变了文化体系。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打土豪、分田地、挖浮财”革命运动把中国社会变成了轻核结构体系，轻核结构的毛泽东社会由导师毛泽东创意、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轻核聚变装置的革命原理是建立一个文化场来约束、规范中国人民的社会行为，中国人民在这种约束壁内的960多万平方公里空间里从事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人类进步事业，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更辉煌的贡献。轻核结构社会是“文化大革命”革命模式的基础和保障。欣闻合肥托克马克装置已产生了长达600毫秒的轻核聚变反应，位居世界前列，南街村运行了约30年，可见毛泽东模式比托克马克装置容易，中国人民要像研究托克马克装置那样研究“文化大革命”模式。生产力场里的托克马克装置与人类社会场里的“文化大革命”模式都同样地昭示着人类社会美好的未来。当今中国的基尼指数已达0.5以上，毛泽东派若要掀起二次“文化大革命”，则首要任务是掀起“打资本、分车间、挖浮财”的革命运动，把当前的重核结构社会转变成轻核社会，否则必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