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背景与理论硬伤

何全胜

近几个月，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引起了经济学界的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遭到持有“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学者的反对；另一方面的争论在于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在何处。

对于这些争论，林毅夫著文予以阐释，但似乎争论并未完结。个人认为，这些争论需要从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两个层面去分析才能看得更加清晰，下面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新结构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甚至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际上关于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经济实践，主要是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进行的，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进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拉美国家按照主流经济学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华盛顿共识”，造成拉美国家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甚至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按照邓小平 “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进行，没有完全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改革，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保持了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形成了“北京共识”。但中国在这种奇迹般的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到了今天再也不能按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操作，而且“北京共识”的实践经验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矛盾引发了很多争议，这就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指导中国下一步的改革。

另外，2008年出现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主流经济学界既没有做出很好的预测，也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去解决危机，这使人们自然而然的转向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思想，甚至在西方开始复兴更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家、政治家的吵吵嚷嚷中，危机已经过去了5年，可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依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并尝试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

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有新的理论为依据建立国家经济政策。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林毅夫提出“超越凯恩斯”，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希望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这种探索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硬伤

但是，“新结构经济学”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总结出来的，具有很好的实践意义，却在理论基础上却存在着根本的硬伤。

按照林毅夫的阐释，“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核心，在市场的基础上，政府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不同比较优势，对经济结构进行干预和调整，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可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是建立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的，理论基础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而一般均衡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以“完美市场”假设条件为基础建立的。既然是“完美市场”，市场能够很好地进行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理论假设前提上就必然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新结构经济学”建立在“完美市场”假设的基础上，又强调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认为政府可以比市场更清楚地知道国家产业的“比较优势”，并能够对各种不同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行“优、中、劣”的排序，从而在国际“田忌赛马”的竞争中按照“最优”的方式出牌保证最终的胜出，这就必须假设存在“完美政府”。

但是，这种“完美市场”与“完美政府”相互矛盾的假设，不可能在一个理论体系中共同存在，而“新结构经济学”恰恰需要建立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上才能成立，从而导致了“新结构经济学”存在理论基础上的硬伤。这就如同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是建立在不同的公理假设基础上的，这两种理论从逻辑起点上就不可能统一融合。

“新结构经济学”把“市场”和“政府”进行调和的尝试，新古典综合学派就已经进行过，这个学派希望把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两种理论统一在一个理论体系下，但这种尝试并没有获得成功，根本问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完美市场”假设基础上，而凯恩斯理论是建立在“不完美市场”假设基础上，这从根基上就不可能将两种理论进行调和。

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的硬伤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完美市场”假设基础上，又希望把“完美政府”的假设加入进去，两种完全背离的假设，导致了理论上的矛盾。

三 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和界限

“新结构经济学”的硬伤，深刻的反应了“市场与政府”之争，促使人们需要从经济理论上重新去认识市场和政府在稀缺资源配置中的根本作用。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市场可以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一切交给市场去解决就可以了。这种观点无非是一种新的“乌托邦”。

我们要认识到，稀缺资源的任何配置都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并不存在“最优”方式。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对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次优”选择和权衡，这个“次优”选择和权衡的过程就是一个政治制度规则选择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市场、政府、道德、法制等方式在不同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只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之一，既不必然是基础方式，也不必然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达到最优。这就需要对市场这种方式的优缺点进行充分的分析，而不是走向“市场最优”、“市场是基础”、“市场是核心”甚至“市场万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在“完美市场”的假设下，把市场这种方式认为是最优或者基础，而忽视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法律道德的建设，在实践中引发了很多问题，可以说，拉美国家的乱局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就是由这种错误理论导致的结果。

市场并不完美，同样，政府也不完美，任何完美都是“乌托邦”，过去我们追求过“计划”这个极端，现在也要认识到“市场”是另一个极端，中国的变革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些曾经激进的极端思想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太多灾难。人们既离不开市场，也离不开政府，这就需要经济学理论进行根本的创新，使人们能够深入认识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与界限，既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理论基础，也为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是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但其理论基础上存在着硬伤，这个硬伤也是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硬伤，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刻的变革，彻底抛弃那种建立在“完美市场”假设基础上的理论。林毅夫提出要超越凯恩斯，但我想，当下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更需要的是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注：作者为中天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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