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做一个平等众生的人开始
童大焕 知名杂文家


在一个普遍的“仇穷”氛围下，许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的恶归结于制度。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一切都那么心安理得，一切都顺着强势、强权的逻辑和话语定势：一位重庆商场保安因一名“棒棒”（重庆当地对临时搬运工的俗称)劳累后衣衫不整在商场外暂歇纳凉而对其大打出手，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在维护市容市貌的“整洁美观”；通州民警为自己“扔人”行为辩解说是“执行上级（值班领导）命令”，民政干部谌太林“扔人”则是为了迎接卫生检查而执行的“紧急任务”，深圳的放火当然既是执行上级命令也是为了“保护水源”……他们对于这些泯灭人性的所谓“职务行为”习以为常，人性的异化和迷失竟至于此。

李鸿文先生曾在本报发表过他的名篇《社会中那些庸常的恶》：一位挑担卖水果的“走鬼”（南方方言对小贩的歧视称呼），在经过市中心区时，被一幢大厦的保安拦住，不由分说没收了那担水果。“走鬼”磕头、下跪、哀求，保安就是不还。第二天又来，还是不还。第三天再来，不仅不还，还恶语相加，仅回了一句嘴，就被野蛮地殴打，“走鬼”忍无可忍，拿起水果刀一刀捅向保安，就这一瞬，年仅20岁的保安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一年轻人摸了宠物狗一下，就被狗主人以狗受惊吓为由，逼着当街下跪；一农民损坏了一县建设局长家墙壁上的一块瓷砖，就被局长大人串通当地交警部门开出巨额罚单等等。这类恶的主角有的是如那位县建设局局长那样的强势；有的其实也是社会的底层，如保安、收费员、治安员等。他们在城市里同样无根，相比于一般的市民而言，他们是无产者；但他们相比于“走鬼”、“垃圾虫”（南方方言中对拾荒人的又一带歧视的称呼）而言，他们却找到了优越感。于是，将平时所感受到的屈辱、将萦绕在心间挥之不去的被剥夺感，毫无保留地强加给比他们更低的群体。


是的，在一个普遍的仇穷、欺穷氛围下，被人践踏随时都可以成为践踏别人的理由，只要稍有践踏别人的“资本”！


但我们能因此而稍微减轻自身的罪恶感羞耻心吗？不！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社会制度。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如孟子说的要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是人与非人的分水岭，亦即衡量其人够不够人“格”的最低标准。2007年9月10日《新京报》文章《请先把自己还原为一个“人”》（作者：大路）写得多好：一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工作职责可能千变万化，但撇开社会角色、职责的区别，究其本源，我们首先都是一个“人”。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担负什么工作职责，都应首先把自己还原为一个“人”，并以这些最基本的人性来衡量和审视自己“职务行为”可为不可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在履行形形色色的工作职责中丧失作为“人”的本性，从而避免自己在不自觉地成为以“职责”的名义滥施“职务暴行”的施虐者。


像火烧贫民窟这种明显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为，即使是“职务行为”，也是不应该免除个人责任的。更何况，即使在《公务员法》中，也有上级错误命令下级有权拒绝的规定。而这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境界。人之所以为人，还在于其举手投足、待人接物之间表现出的强烈的平等意识、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如果说恻隐之心还只是相对强者对遭受苦难者的同情，那么，强烈的平等意识和尊严意识才是人顶天立地的根基。1000多年前，官居要职的苏东坡把自身快乐的源泉归结于“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50多年前，以晏阳初为首的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主动“上山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推行他们的乡村教育和民主建设，并把它推向全国，推广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眼里，何曾以贫富取人？


即使在最严酷的环境下，强烈的平等和尊严意识也是冷酷制度的必要缓冲和社会安全软着陆的根本依据。在过去，一个人受到权力的排斥、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妻离子散，家人也都和你断绝关系。所幸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权力嫌贫爱富的惯性却无时无处不在！那么，就从人性的抵抗开始吧，也许我们一时半会儿无法一下改变权力的惯性，但却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从做一个平等众生、做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