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扶贫对象达1.22亿人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伴随《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目标任务的如期完成，中国的贫困格局又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人口在分布上呈现出向边远山区、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省际交界区等区域集中的大分散、小集中态势。这些贫困人口集中区被称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区，简称连片特困区。顺应这一客观现实的变化，国家扶贫办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宵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确定为中国未来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六盘山区等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共涉及19个省（区、市）的505个县，区域面积143.3万平方公里，区域人口2.28亿，其中乡村人口1.96亿。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资源较为丰富，开发相对滞后。按照2300元的最新贫困标准，2011年，我国的扶贫对象仍有1.22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2.7%。其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28.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7个百分点，覆盖了全国70%以上的贫困人口。此外，11个连片特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指标分别只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49%、44%和73%。
由于自然、民族、历史、政治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一般的经济增长已无法带动连片特困区的发展，常规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因此，创新扶贫开发和区域发展机制，实施连片特困区的集中连片开发，将连片特困区作为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是未来十年国家扶贫战略的必然选择。
特困区在发展中被边缘
虽然，在国家扶贫攻坚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持和推动下，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发展问题仍是制约其持续减贫和共享发展成果的瓶颈。连片特困区长期以来深陷‘贫困陷阱’和‘梅佐乔诺陷阱，在国家发展空间格局中遭遇着‘被遗忘、被边缘、被救济’的尴尬处境。
微观层面，贫困个体的教育、住房、交通、信息、发展机会、生计资本等人类贫困问题相当严重；中观层面，片区内产业规模小、产业体系不健全、产业竞争力弱、市场容量有限、市场化程度低、空间格局不经济。
宏观层面，片区经济未能融入全球、全国甚至区域经济大循环，既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也没能在区域、全国和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缺乏自生能力已然是连片特困区区域性贫困的根源。
连片特困区跳出“贫困陷阱”必然需要外部的援助，而且应该是非常规的援助措施，如加大对连片特困区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区，集中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但又必须汲取以往“输血式”扶贫的教训，跨越严重依赖于外部“输血”的“梅佐乔诺陷阱”，在“输血”的同时形成“造血”功能，着眼于长期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如果说，通过外部援助缓解连片特困区当前的贫困局面是‘治标’，那么，将外部援助有效转化为区域发展的支撑条件、动力源泉、要素积累则是针对连片特困区持久减贫的‘治本’。显然，“标本兼治”才是实现连片特困区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而培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治本’之策更为关键。”
应充分发挥贫困主体能动性
片区内的贫困主体既是扶贫救济的对象，更是扶贫攻坚的主体。充分发挥贫困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让其参与扶贫攻坚实践是片区扶贫开发的必然要求。
连片特困区贫困成因的复杂性、贫困维度的多重性、贫困程度的纵深性、减贫效应的脆弱性等共同决定了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有力、有效、有序推进片区扶贫开发，既需要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深化对片区扶贫规律性的认识，为片区扶贫实践提供针对性强、实用有效的对策建议，又需要动员、组织和整合社会各方资源积极投身于片区扶贫开发实践，使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有充足的人、财、物等资源保障。而这都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首先，各级ZF、各相关部委是片区扶贫攻坚的推动者、规划者、组织者、协调者和监督者，应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其次，片区内的贫困主体既是扶贫救济的对象，更是扶贫攻坚的主体，充分发挥贫困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让其参与扶贫攻坚实践是片区扶贫开发的必然要求。
再次，非ZF组织和企业在片区扶贫开发中也需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发挥组织的专业化优势和效能。特别地，企业不应将参与扶贫实践仅看作承担社会责任，而应以“双赢”为目标推进面向连片特困区、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创新，为贫困群体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分享发展成果创造机会，提供平台。
连片特困区的扶贫开发需要进一步强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综合应用整村推进、雨露计划、产业开发、移民搬迁和综合治理等多种扶贫模式。专项扶贫的重点在于实施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产业扶贫、就业促进，对边远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给予重点支持；行业扶贫则要结合相关部门职责，加快连片特困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生态环境建设，为片区发展特色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社会扶贫应继续加强定点扶贫工作，推进结对帮扶、东西扶贫协作，广泛动员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虽然分散在中国的版图上，但大都处于边远山区、省际交界区、少数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交通相对闭塞、观念相对落后、行政分割相对严重，这些共同的特征使得连片特困区的贫困形成机制和演变规律具有共性；同时，各连片特困区又因为地理区位、气候条件、资源禀赋、文化习俗、产业基础等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使得各连片特困区在贫困成因、贫困分布和减贫对策方面必然存在特殊性。因而，探寻影响各连片特困区贫困形成和演变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并为各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献计献策也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片区内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应鼓励非盈利性组织扶贫攻坚
ZF机构、BOP群体和NGO机构应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ZF机构是“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既是我国现行经济发展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连片特困地区区情的客观需要。
BOP群体指在贫富差距中，如果将收入用金字塔的形式加以表现，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人群。NGO机构则是指非ZF组织。
不同层级的ZF机构具体扮演的角色应有所差异，其中，中央部委（国家扶贫办、国家发改委、国家民委）承担规划、指导、协调和监督的职责，4省市ZF及相关部门承担对中央部委负总责、对各地州市和各县市区的规划（实施规划）、指导、协调和监督职责，11地州市及71县市区则主要负责落实规划、具体组织和推动“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相关项目。
其中，各县市区是规划的最终落实者。BOP群体则是“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主体。长期以来，BOP群体仅被看作是“扶贫救济”的对象、“扶贫攻坚”的客体，忽视了其作为主体的身份。
只有让占连片特困区人口总数中很大比重的BOP群体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并通过“干中学”或相关培训积累人力资本、生计资本，才能真正使其摆脱贫困、促进区域发展。
NGO机构是“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重要主体，其中，企业以及各种非盈利性组织应在连片特困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方面，应鼓励企业实行面向BOP群体的创新，通过开发BOP市场，在满足BOP群体的需求，实现减贫效应的同时促进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盈利，真正做到“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盈利目标的统一”，进而激发企业进入贫困地区、建设贫困地区的热情。
另一方面，应鼓励和协调各种非盈利性组织参与片区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充分发挥其在相关方面的专业优势、组织优势，使其成为大扶贫格局中重要的“润滑剂”。总之，在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应明确上述三类主体的分工与定位，充分发挥各自的最大效能。
扶贫攻坚谨防"以邻为壑"
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要谨防“以邻为壑”、“画地为牢”的区位主义和本位主义作祟。
作为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落实者，各县市区ZF主观能动性的调动至关重要。通过优化现有的政绩考核和升迁机制，鼓励各县市区展开新一轮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竞赛仍不失为激发各县市区ZF积极性的重要举措。
但另一方面要谨防“以邻为壑”、“画地为牢”的区位主义和本位主义作祟，再次陷入“碎片化”的“行政区经济”格局中。因而，协调好区域竞赛与区域合作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化解上述矛盾的关键。而区域竞赛与区域合作关系协调的根源仍是“分权”问题。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的“事权、财权”如何在各级ZF之间进行配置以及“政绩考核”指标和方式如何选择的问题。按照契约理论中“剩余控制权应授予拥有更为重要的禀赋或信息一方”的原则，各级ZF在“事权、财权”的分配中应将对激发各县市区积极性更为重要的“事权和财权”分配给各县市区ZF，而将对实现区域合作更为重要的“事权和财权”留给上级ZF，并在“政绩考核”时将GDP单一指标转化为“多维减贫与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多维指标。   
当然，这只是区域竞赛与区域合作关系协调的大体思路，而具体的制度设计有待深入讨论。

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导致贫困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已成为导致武陵山片区人类贫困的重要因素。当前，武陵山片区的扶贫方式着眼于经济增长和增加扶贫对象的经济收入，未顾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和非均衡化对致贫的深层次制约，从而影响区域扶贫效果的稳固性和持续性，造成区域贫困居民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人类贫困。
具体体现在：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管理体制不完善
当前，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工作更加综合和复杂，但是区域人类贫困的扶贫体制和机制还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不足，分布也极不均衡。首先，基层ZF承担大多数的扶贫工作，但其财政自主权及财力又都极其有限，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次，由于历史原因，武陵山片区的城乡二元格局造成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合理，医疗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多数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极度匮乏。同时，武陵山片区的不少偏远农村距离县城较远，加上交通设施不完善，偏远地区路网密度不够，导致县域范围内大多数居民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县城，不少县域一半以上的区域与县城时间距离在一小时以上。2012年11月支教老师曝出凤凰腊尔山地区营养餐严重缩水问题，暴露出当地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混乱和无序，引发了对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的广泛关注。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质量较低
ZF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保障武陵山片区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但是这些服务的总体质量不高，特别是教育和卫生服务质量长期持续偏低。武陵山片区教育投入配套严重不足导致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严重落后于全国水平，高学历人口数量有限，使得区域长期发展能力不足，居民难以彻底摆脱贫困。武陵山片区卫生设施和卫生服务质量低下，待遇和发展前景问题导致高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更加匮乏，居民遇到大病或疑难病症则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难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卫生服务。同时，武陵山片区居民点分散化，直接导致基本公共医疗和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很低，大部分居民到达最近的基本教育和卫生服务节点时间远高于其承受能力，部分居民的时间距离在两个小时以上。现有的各种扶贫制度设计，并未充分考虑到武陵山片区贫困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致贫因素的空间分布差异，导致扶贫的质量一直不高。
因此武陵山片区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减少人类贫困的重要思路和方向，具体可通过树立科学的理念、完善管理体制、提升扶贫质量和完善保障措施等途径来实现。
信息贫困导致发展不平衡
信息化趋势中的新型贫困——信息贫困，导致并加剧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社会发展不平衡。
经济的发展程度对地区的信息化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据美国旧金山湾区理事会1999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家庭中上网率为46％，而年收入8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中上网率达到81%；另外，国内的相关研究同样也验证了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信息化程度的首要因素，这充分说明了经济条件对信息化的普及有很大影响。
信息技术强大的渗透性和信息资源应用的广泛性在推动经济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时代新的贫困现象——信息贫困。信息贫困是指那些被剥夺了获取知识与信息能力和机会的人们，不能够参与创造和分享以知识为主的社会文明成果，其本质就是与现代化隔离、与对外开放无缘、与经济全球化无关，形成知识社会与信息社会的“落伍者”或“边缘化人群或地区”。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贫困国家和地区由于资金匾乏，信息基础设施不健全，信息技术落后，信息人才短缺，信息环境不良等因素，难以跟上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由此经济发达地区和富人成为信息化的最大受益者，而贫困地区和穷人不仅难以分享信息化的成果，而且越来越远离信息社会生活，陷入信息“边缘化”的困境，成为信息社会的弱势群体，导致信息越多的一方，占有的信息越多，成为信息富有者；信息越少的一方，占有的信息越少，成为信息贫穷者、落伍者。
因此，信息贫困是信息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导致在信息基础设施普及、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以及信息获取、处理能力上产生差距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贫困现象，是伴随信息革命和信息化浪潮出现的一种新的贫困类型。它的存在会导致和加剧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社会发展不平衡。
应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特困区破解生态贫困应重视优势产业发展。优势产业的发展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必然过程。特困区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在比较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充分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区域的优势产业并培育成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带动区域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发展模式的转变。
首先，特色优势产业必须以市场为先导，并依托地区比较优势。优势产业及特色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特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一定要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依托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突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优势产业发展策略，并注重产业关联和潜在发展规模以及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优势产业的发展还必须注重以市场为向导，脱离了市场的产业是无法得到持续发展的。因此，在选择地区优势产业及主导产业时，一定要关注产业的市场前景，将产业产品有效转化为利润。
其次，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必须注重科技创新。只有通过科技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才能不断增强优势产业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含量，增强特色产品的深加工能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进而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提高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必须加以科学规划。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需要科学的规划指导。优势产业的发展，包括产业政策的制定、社会环境的营造、产品市场的开拓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创新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都必须进行长远的发展规划，优势产业的发展规划，要体现出新世纪、新体制、新机遇的特征，体现大力培育优势业作为支柱产业的主题，而不能仅仅注重优势资源的初级开发和利用，仅仅着眼于与资源初级开发相关的设施建设等，应该依据资源优势以大产业、高起点的角度来规划发展优势产业，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重视规划目标与政策引导的结合，在规划的思想上以及内容形式上体现出独特的创新精神，并做到与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综合性与整体性考虑。
最后，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必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无论是以优质矿产资源及其加工业还是以旅游及民族文化产业和特色农牧产品及其加工业作为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环境的污染及破坏不仅会造成生态资源环境的极大破坏和浪费，也会给优势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
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重心转移
从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来看，经济贫困的重心由贵州向湖南转移，铜仁片区在2003年到2007年间经济贫困有所加重，但2007年后出现了大幅下降。
2011年，武陵山片区内人均GDP为11858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4132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3.8%和59.2%，按照2300元的最新贫困标准计算，贫困发生率达到45%左右，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近10年来武陵山片区整体层面经济贫困状况有所减轻，但减幅不大，而且贫困程度依然非常严重，在各贫困维度中，经济贫困是最为贫困的维度之一，经济贫困主导型县市区有27个。此外，片区内不同分片区 、各县市区的经济贫困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分片区层面，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的贫困程度相对较轻，湘西、铜仁和邵阳片区的贫困程度较深，怀化和恩施片区居中。
从演变趋势来看，邵阳片区相对于其他片区而言经济贫困程度有所加深，铜仁片区则相对有所下降，而其他片区保持相对稳定。
县市区层面，正安、沅陵、永顺、新邵、新宁、新晃、新化、务川、万山、通道、邵阳、桑植、麻阳、隆回、龙山、涟源、来凤、古丈、洞口、德江、道真、城步、安化等县市的经济贫困程度最深（三级贫困）。
其中，湘西片区3个、怀化片区5个、邵阳片区8个、张家界片区1个、铜仁片区5个、恩施片区1个，三级贫困率分别为37.5%、38.5%、72.7%、20%、31.3%和9.1%。黔江片区则没有县市区达到三级贫困。
总体而言，从武陵山片区经济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来看，经济贫困的重心由贵州向湖南转移，铜仁片区在2003年到2007年间经济贫困有所加重，但2007年后出现了大幅下降，而邵阳片区经济贫困明显加深。黔江片区的经济减贫效果最为明显，到2011年片区内所有县市区经济贫困都降到一级。张家界片区则相对稳定，4个县市区一直为一级贫困。此外，恩施片区经济减贫效应也相对好于湘西、怀化和邵阳片区。
在过去的10年里，武陵山片区中湖南县市区的经济减贫效应落后于重庆、贵州和湖北所辖县市区。
铜仁片区人类贫困最为严重
铜仁片区的人类贫困最为严重，其次是邵阳和恩施片区，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的人类贫困程度相对最轻，怀化和湘西片区则居中。
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武陵山片区在2003-2011年间，人类贫困有了一定的改善。
其中，交通贫困改善程度较大，其次是健康贫困和教育贫困，而住房贫困改善幅度不大。分片区层面，铜仁片区的人类贫困最为严重，其次是邵阳和恩施片区，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的人类贫困程度相对最轻，怀化和湘西片区则居中。县市区层面，正安、余庆、印江、沿河、宣恩、新邵、新宁、新晃、新化、务川、通道、绥宁、思南、石阡、湄潭、隆回、江口、会同、古丈、凤冈、德江、道真、城步等县市区人类贫困程度最深（三级贫困）。其中，铜仁片区12个、邵阳片区6个、怀化片区3个、湘西片区1个、恩施片区1个，三级贫困率分别为75%、54.5%、23.1%、12.5%和9.1%，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则不存在三级人类贫困县。
从人类贫困的空间格局演变趋势来看，总体上呈集中分布向分散集聚演变。2003年，人类贫困最为严重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铜仁片区以及酉阳、秀山、龙山、保靖、桑植一带，其他地区则为几个零星的分布点；2007年，铜仁片区及周边人类贫困集聚带略有调整，但另一个集聚区——安化、溆浦、新化、新邵和邵阳等毗邻县市区的人类贫困却在相对加深；2011年，伴随前两个集聚带的萎缩（特别是铜仁片区及周边集聚带），会同、绥宁、通道、城步和新宁毗邻县市区作为一个新兴的人类贫困集聚带则逐渐形成。而张家界片区、黔江片区、恩施片区和湘西片区的人类贫困状况则总体上相对有所减轻，三级贫困县日趋减少。
武陵山片区信息贫困减幅较大
武陵山片区信息贫困减幅较大，空间分布由相对集中向分散集聚演变。
2003-2011年间，武陵山片区信息贫困有了较大的减幅，但总体贫困程度仍然较高，和经济贫困共同构成了片区贫困最严重的两个维度。而在片区内部，各分片区、各县市区的信息贫困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分片区层面，铜仁片区的信息贫困最为严重，邵阳片区次之，然后，湘西、怀化、恩施、黔江和张家界片区的信息贫困程度依次递减。各县市区层面，正安、永顺、印江、沿河、新邵、新宁、新化、务川、松桃、思南、石阡、湄潭、隆回、龙山、利川、江口、建始、凤凰、凤冈、洞口、德江、保靖和安化等县市区是信息贫困最为严重的县市区，均为三级信息贫困。这些县市区中，铜仁片区占了11个（三级贫困率为68.75%），其次是邵阳和湘西片区，分别为5个（45.45%）和4个（50%），恩施片区2个（18.2%），怀化片区1个（7.69%），黔江片区和张家界片区都没有三级信息贫困县。
在时空格局演变趋势上，信息贫困的时空演变格局和人类贫困大体相似，也是由相对集中分布向相对分散集聚分布演变。在2003-2011年间，铜仁片区及周边县市区是三级信息贫困的主要集聚区，不过，这一片区的范围呈不断缩小的趋势。而安化、新化、隆回、洞口、新邵、新宁以及永顺、古丈、保靖两个信息贫困相对集聚区则有所增强。张家界、恩施、黔江和怀化片区的信息贫困则总体上相对减轻。
铜仁、恩施等片区生态贫困严重
铜仁、恩施和湘西片区的生态贫困相对严重，张家界和怀化片区的生态贫困相对较轻，邵阳片区和黔江片区居中。
武陵山片区虽然生态相对脆弱，但却是4个贫困维度中贫困程度相对最浅的维度。近10年来，总体上也有所改善，不过幅度较小。同样，在片区内部的各分片区和各县市区层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其中，分片区层面，铜仁、恩施和湘西片区的生态贫困相对严重，而张家界和怀化片区的生态贫困相对较轻，邵阳片区和黔江片区居中。各县市区层面，秭归、正安、玉屏、余庆、印江、沿河、新化、咸丰、务川、万山、通道、绥宁、松桃、思南、石阡、彭水、湄潭、建始、花垣、凤冈、德江、道真、城步、保靖和巴东等县市区的生态贫困最为严重，为三级生态贫困区。在这些县市区中，湘西片区2个、怀化片区1个、邵阳片区3个、黔江片区1个、铜仁片区14个、恩施片区4个，各自的三级贫困率分别为25%、7.69%、27.27%、14.28%、87.5%和36.4%，而张家界片区不存在三级生态贫困县。
在时空格局演变趋势上，相对于其他贫困维度而言，武陵山片区的生态贫困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2003-2011年间，铜仁片区及周边少数县市区（含湘西片区和黔江片区部分县市）一直是三级生态贫困集聚地，虽在三个时间截面上有一定的变动，但不明显。2003-2007年间，其他片区的三级生态贫困县只有3-4个，不过，2011年，恩施片区、怀化片区和邵阳片区的交界处出现了两个相对较小的新三级生态贫困集聚区。张家界片区、怀化片区和邵阳片区则由于地势相对平缓，山地面积占比相对较低，总体上生态贫困相对较轻。

武陵山片区贫困呈"一大三小"格局
武陵山片区综合贫困呈“一大三小”的“四足鼎立”分散集聚格局。
2003-2011年，武陵山片区的综合贫困程度有一定的下降，但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其综合贫困程度仍然比较严重，这意味着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不过，虽然同是“难兄难弟”，但各分片区、各县市区的综合贫困程度也有差异。其中，分片区层面，铜仁、湘西和邵阳片区的综合贫困最为严重，其次是恩施片区和怀化片区，黔江片区和张家界片区则综合贫困程度最轻。县市区层面，正安、永顺、印江、沿河、新邵、新宁、新晃、新化、务川、通道、松桃、思南、石阡、隆回、龙山、来凤、江口、古丈、洞口、德江、道真、城步和安化等县市区的综合贫困最为严重，为三级综合贫困县市区。这些县市区中，铜仁片区10个、邵阳片区6个、湘西片区3个、怀化片区3个、恩施片区1个，各自的三级贫困率分别为62.5%、54.54%、37.5%、23.07%和9.1%，黔江片区和张家界片区则都没有三级综合贫困县。此外，在片区内71县市区中，经济贫困主导型县市区数量最多，为27个，占比38.02%，人类贫困主导型、信息贫困主导型和生态贫困主导型县市区分别为16、18和10个，占比为22.55%、25.35%和14.08%。
时空格局演变趋势上，综合贫困总体呈现出“一大多小”的分散集聚格局。2003-2011年间，铜仁片区及少数周边县市区是三级综合贫困的最大集聚区，不过，这一集聚区的范围在逐渐缩小，而其他三个小集聚区的范围虽有所调整，但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2011年，古丈、永顺、龙山和来凤，安化、新化、隆回、洞口和新邵，新宁、城步和通道组成的三个小集聚区和铜仁片区形成了武陵山片区综合贫困“四足鼎立”的局面。黔江片区、张家界片区以及恩施片区和怀化片区的大部分县市区则综合贫困相对较轻。
武陵山片区产业能力相对较强
武陵山片区产业能力相对较强，较强县市区呈点、线分布，较弱县市区则相对集中。
武陵山片区的产业能力在自我发展能力4个子系统中表现最好，近10年来有了较大的提高，不过，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仍然很低。产业能力子系统中，产业结构得分最高，产业能耗次之，产业效益最差，产业潜力虽较低，但提升较快。产业能力系统的这一内部特征反映了武陵山片区旅游业、生活服务业、第一产业相对发达，第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体产业状况。
片区内部各分片区、各县市区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分片区层面，产业能力较强的是张家界片区、黔江片区和湘西片区，其次为怀化片区，邵阳片区、恩施片区和铜仁片区的产业能力较差，特别是铜仁片区，其产业能力一直排在最后一位。县市区层面，正安、永顺、印江、沿河、新邵、新宁、新化、务川、绥宁、松桃、思南、石阡、邵阳、湄潭、隆回、龙山、利川、江口、建始、鹤峰、凤冈、洞口、德江、辰溪和巴东等县市区的产业自我发展能力得分最低。这些县市区中，铜仁片区11个、邵阳片区7个、恩施片区4个、湘西片区2个、怀化片区1个，各自在所在片区的占比分别为68.75%、63.63%、36.4%、25%和7.69%。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各县市区的产业自我发展能力则都在中等以上。
此外，从产业自我发展能力的时空分布来看，2003-2011年间，产业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县空间分布较为分散，而且演变趋势也不够明朗。不过，产业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县大都分布在各片区的地级行政区所在的县市区及其周围。如黔江区、恩施市及其周边县市、铜仁市及周边县市（万山、玉屏）、吉首市及周边县市（凤凰、花垣）、张家界市及周边县市、怀化市及周边县市（中方、洪江）、冷水江和涟源市等。长阳、五峰和石门的产业自我发展能力也一直较强。而玉屏、万山、铜仁、凤凰、吉首、花垣、秀山、泸溪、沅陵、张家界、石门、五峰、长阳一线形成了武陵山片区产业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县市区分布带。不过，2011年，中间的泸溪、沅陵有所下降，出现了一定的塌陷。相对而言，产业自我发展能力最弱的县市区则相对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铜仁片区、邵阳片区及与之交界的怀化片区部分县市、与宜昌交界的恩施片区部分县市以及恩施片区和湘西片区交界处部分县市。
武陵山片区市场能力增幅最快
武陵山片区市场能力增幅最快，较强、较弱县市区连片分布特征明显。
武陵山片区市场能力在自我发展能力的4个子系统中得分也相对较高，仅次于产业能力，而且增长幅度最大，排在第1位。不过，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仍然很低。市场能力子系统内部，市场容量和市场化进程得分相差不大，前者在2007年之后发展较快，后者则相反，2007年之后基本保持不变。
各分片区层面，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的市场能力最强，铜仁片区和湘西片区最弱，邵阳、恩施和怀化片区居中，其中，恩施片区上升最快，邵阳片区则持续下降。各县市区层面，正安、永顺、沿河、宣恩、新宁、新晃、新化、务川、通道、松桃、思南、石阡、湄潭、麻阳、隆回、龙山、来凤、江口、古丈、凤冈、德江、道真、城步、辰溪和保靖等县市区的市场自我发展能力最弱。这些县市区中，铜仁片区11个、湘西片区4个、邵阳片区4个、怀化片区4个、恩施片区2个，各自在所在片区的占比分别为68.75%、50%、36.36%、30.76%和18.2%。   
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各县市区的市场能力仍然相对较强，都在中等以上。
市场能力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趋势上，除了各地级行政机构所在县市区的市场自我发展能力较强以外，片状分布特征也较为明显。2003年，邵阳片区和怀化片区（特别是两者的交界处）、张家界片区以及恩施市及附近县市区是三个自我发展能力较强的连片区，不过，2007年后，邵阳片区和怀化片区交界处的市场自我发展能力明显相对下降。2007-2011年，黔江片区迅速崛起，成为武陵山片区内最大的市场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县市集聚区，此外，怀化市、吉首市和铜仁市三者及其毗邻县市区正在逐渐形成市场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县市集聚区，张家界片区的市场自我发展能力则一直较强。铜仁片区、恩施片区与湘西片区交界处则一直是市场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县市的集聚区。
张家界片区空间发展能力强
武陵山片区空间能力受自然地理与交通地位影响较大，总体有较大改善，但空间格局稳定。
武陵山片区空间自我发展能力在2007年以后有较大程度的改善，这与近年来武陵山片区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不过由于大部分工程项目尚未竣工，目前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仍然很低。空间能力子系统内部，城镇化得分相对较高，其次是交通通达性，区位条件得分最低，不过，相对于城镇化而言，交通通达性和区位条件2007年以后得分增速较快。
各分片区层面，张家界片区和怀化片区的空间自我发展能力最强，这与其相对平缓的地形地貌以及拥有重要的交通枢纽密切相关，铜仁、恩施和湘西片区的空间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弱，邵阳片区和黔江片区居中，不过邵阳片区呈下降趋势，而黔江片区在2007年后有较为明显的改善，由第5位上升到第3位。各县市区层面，正安、余庆、印江、沿河、宣恩、溆浦、新宁、咸丰、务川、五峰、通道、绥宁、松桃、思南、石阡、湄潭、利川、建始、会同、鹤峰、凤冈、德江、道真、城步和巴东等县市区的空间自我发展能力最弱。这些县市区中，铜仁片区12个、恩施片区7个、怀化片区3个、邵阳片区3个，各自在所在片区的占比分别为75%、63.6%、23.07%和27.27%。张家界片区、黔江片区和湘西片区的所有县市区在2011年空间能力都达到了中等及以上。
此外，武陵山片区空间自我发展能力的空间分布随时间的变化不是十分明显，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基本稳定。地级行政机构所在的县市区空间自我发展能力较强，部分县市区甚至呈现出明显的“孤岛”分布格局。如恩施片区中，恩施市的空间自我发展能力较强，而周边的县市空间自我发展能力都相对较弱。此外，张家界片区、怀化片区和邵阳片区由于其地势相对平缓的优势，空间自我发展能力也相对较强。铜仁片区、恩施片区和湘西片区则由于山地面积占比较高、地形复杂、生态相对脆弱，其空间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弱，虽然近10年来，各县市区都在大力发展交通、改善区位条件，但在片区内的相对地位没有明显的变化（除黔江片区变化较大以外）。
武陵山片区软实力较弱
武陵山片区软实力相对最弱、改善幅度有限，且空间分布相对稳定。
武陵山片区软实力在自我发展能力4个子系统中得分最低，而且近10年来，提升幅度十分有限。在软实力子系统内部，区域影响力得分最高，这可能与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生态资源、矿产资源等非常丰富有关。社会服务得分也有了较大提升。而教育与科技、金融服务是武陵山片区软实力的主要制约因素。
各分片区层面，软实力最强的为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最弱的为铜仁片区和怀化片区，邵阳片区、湘西片区和恩施片区居中，而且近10年来，各片区的相对排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各县市区层面，正安、沅陵、余庆、永顺、印江、沿河、宣恩、溆浦、务川、通道、思南、石阡、湄潭、麻阳、龙山、利川、靖州、江口、建始、会同、洞口、德江、道真、辰溪和保靖等县市区的软实力最弱。这些县市区中，铜仁片区11个、怀化片区7个、湘西片区3个、恩施片区3个、邵阳片区1个，各自占所在片区的比例为68.75%、53.84%、37.5%、27.3%和9.09%。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各县市区的软实力则均达到中等以上。
此外，2003-2011年间，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区软实力的空间分布也相对稳定。黔江片区、张家界片区以及玉屏、万山、铜仁（碧江）、凤凰和吉首一带的软实力一直相对较强。通道、绥宁、武冈、邵阳一带在2003-2007年间，软实力也相对较强，但2007年以后，有了明显的相对下降。此外，怀化鹤城区及周边、恩施市、冷水江和涟源以及长阳等县市区的软实力也相对较强。软实力相对较弱的县市区则主要分布在铜仁片区、恩施片区以及湘西、怀化和邵阳片区的交界处。
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较低
武陵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较大，但仍然很低，且较强县市区空间分布较为分散。
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武陵山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仍然十分有限。但近10年来还是有了较大的进步，提升了将近1倍。其中，产业能力和市场能力一直具有相对优势，并且提升的速度也较快，而软实力最弱，空间能力次之。片区内各分片区、各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分片区层面，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最强，湘西、怀化和邵阳片区居中，铜仁和恩施片区最弱。并且最强和最弱片区的排位相对稳定，而居中的三个片区则出现了明显的排位更替。各县市区层面，正安、永顺、印江、沿河、溆浦、新宁、咸丰、务川、通道、绥宁、思南、石阡、麻阳、龙山、利川、建始、会同、鹤峰、凤冈、洞口、德江、道真、城步、辰溪和巴东等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最弱。这些县市区中，铜仁片区9个、恩施片区5个、怀化片区5个、邵阳片区4个、湘西片区2个，各自占所在片区的比例为56.65%、45.5%、38.46%、36.36%和25%。张家界片区和黔江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则均在中等以上。此外，各县市区中空间制约型县市区的数量最多，为37个，占比52.11%，产业制约型、市场制约型和软环境制约型县市区的数量分别为8、12和14个，各自占比为11.27%、16.90%和19.72%。空间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仍是武陵山片区最重要的制约瓶颈。
相对于4个子能力系统而言，自我发展能力整体的空间分布更为分散、变动程度相对更低。其特征可归纳为：
张家界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最强，也是唯一的一个全部县市区自我发展能力都相对较强的分片区；
黔江片区和怀化市鹤城区周边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在逐渐增强，前者大体上为平稳发展，后者则主要发生在2007年以后；
玉屏、万山、铜仁、凤凰、吉首一带的自我发展能力一直相对稳定，不过随着怀化市鹤城区周边县市区自我发展能力逐渐增强，这两个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强县市集聚区正在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更大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县市集聚区；
邵阳片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则呈整体相对下降的趋势，到2011年，仅有冷水江、涟源和武冈3个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强；
铜仁片区、恩施片区、怀化片区和邵阳片区交界处的自我发展能力整体较弱，特别是怀化片区和邵阳片区交界处，其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县市区范围近10年来呈扩大趋势；
各地级行政机构所在县市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强，且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应妥善处理区域竞赛与合作关系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应处理好五组关系。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应在ZF机构（不同层级ZF）的推动和主导下，充分发挥贫困主体（BOP群体）和非ZF组织机构（NGO机构）的主观能动性，以片区规划为蓝本，通过借力外部援助、整合内部资源，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制度创新方面大胆进行“先行先试”，将立足于短期“多维减贫”效应的扶贫攻坚举措与着眼于长远“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区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以“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最终实现“四区一屏障”的战略定位，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格局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具体地，必须处理好以下五组关系：
一是ZF机构、BOP群体以及NGO机构之间的关系，明确各主体的分工与定位，充分发挥各自的最大效能；
二是区域竞赛与区域合作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各县市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三是外部援助与内部整合之间的关系，借助外力走出“贫困陷阱”，形成内力避免掉入“梅佐乔诺陷阱”，最终走上持久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四是多维减贫与自我发展能力培育之间的关系，实现短期减贫目标和长期发展目标无缝对接；
五是多维贫困各维度之间及自我发展能力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武陵山片区应加速交通网络建设
武陵山片区应加快“六中心四轴线”+“三圈一带”的快速交通网络状城镇体系建设。
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武陵山片区整体为限制开发区，而依据整体保护、点状发展的原则，片区又可以细分为重点发展区、农业生态区和生态保护区三大功能分区，三者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6%、18%和76%。因而，武陵山片区的可开发空间十分有限，如何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挖掘空间自我发展能力是武陵山片区空间能力培育的核心。
首先，以快速交通网络连接的网络状城镇体系是武陵山片区空间结构的现实选择。基于《规划》中“六中心四轴线”的空间结构规划，一方面要加快城镇化进程，鼓励人口向承载能力相对较强的6个中心城市及少数次级中心城市集聚，特别是对生态极其脆弱区域的居民应实施移民工程，同时，对于发展空间极其有限的区域应鼓励其人口和产业向承载能力强的区域，特别是中心城市转移（如建“飞地工业园”的形式等）；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各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增强其运载能力、缩短其通达时间，通过增大“流空间”来弥补“场空间”的不足。
其次，应遵循武陵山片区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演变的趋势，在“六中心四轴线”的总体空间结构上形成联系更为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具体地，可以形成“三圈一带”空间发展格局。“三圈”分别是“铜吉怀”经济圈、“黔恩龙”经济圈和张家界经济圈，“一带”则为“铜吉张”经济带。其中，随着吉怀高速顺利通车、铜仁市经济重心继续向大兴转移，再加上“鹤中洪芷一体化”的推进、玉屏和铜仁城际轨道交通的开通，“铜吉怀”经济圈将呼之欲出，该经济圈将成为片区内最早形成且实力最强的经济圈。“黔恩龙”经济圈也将随着“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的推进而加快形成步伐。张家界经济圈则对应于张家界片区，目前贫困程度相对较低、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强，但内部的整合和一体化程度需要加强。“铜吉张”经济带则是指“玉屏——铜仁——凤凰——吉首——泸溪——沅陵——张家界——慈利——石门”一线，该线恰好对应于武陵山片区地势相对平缓的峡谷带，经济基础相对较好。
武陵山片区空间能力培育的方向是鼓励人口、产业（种植业除外）向“六中心和四轴线”，特别是“三圈一带”区域集聚，走紧凑型和空间集约型发展道路。这样，不仅可以提升空间自我发展能力，而且可以极大地降低生态贫困。

对不同类型地区制定相应政策
武陵山片区应以“攻难点”、“补短板”的差异化政策提升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效率。
武陵山片区71县市区在多维贫困各维度和自我发展能力各子系统方面呈现出不平衡态势，对于多维贫困和自我发展能力这两个综合（指数）系统而言，任一（维度）子系统的相对滞后都会造成“短板效应”。因而，在武陵山片区多维减贫和自我发展能力培育实践中，只有根据各县市区的贫困主导类型（经济贫困主导型、人类贫困主导型、信息贫困主导型和生态贫困主导型）和自我发展能力制约类型（产业能力制约型、市场能力制约型、空间能力制约型和软实力制约型），采取有针对性的分类扶贫和发展政策，通过“攻难点”、“补短板”进而有效提升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效率。
可采取以下步骤：
首先，构建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和自我发展能力测度和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和评价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区各贫困维度、各自我发展能力子系统的相对得分，并结合各贫困维度、各能力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识别各县市区的贫困主导类型和自我发展能力制约类型。
其次，分别以贫困主导维度和自我发展能力制约子系统为横轴和纵轴，构建贫困主导——能力制约矩阵，并将片区71县市区按照贫困主导——能力制约矩阵进行归类。
最后，以《片区规划》及片区内各级政府的实施规划为依据，对不同类型的县市区制定相应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政策。如，对于经济贫困主导且产业能力制约型县市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政策应重点给予产业扶贫政策支持，通过产业项目推进和产业能力培育实现其经济减贫和拉长产业能力“短板”；对于人类贫困主导和软环境制约型县市区则在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中应更加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
总之，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应实施差异化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通过“攻难点”、“补短板”提高效率。
产业能力是经济减贫主要途径
武陵山片区应以“域际战略产业链”和“共建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
产业能力既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核心，也是经济减贫最主要的途径。在武陵山片区的产业扶贫与产业自我发展能力培育中，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发展什么产业”和“如何发展”。
其中，第一个问题对应的是产业选择问题，片区总体规划以及各级政府的实施规划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好的回答。如旅游产业、特色农业、加工制造业（农林产品加工业、生物医药产业、矿产品加工业、机械工业）、现代服务业、民族文化产业等被作为武陵山片区未来十年重点发展的产业，也是产业扶贫的载体性产业。而且，各县市区已根据《片区规划》制定了明确的产业发展目录。
因而，关键在于回答“如何发展”的问题。鉴于武陵山片区上述产业总体相对分散、规模相对较小、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不强、部分产业雷同且恶性竞争风险极强的现实，武陵山片区产业发展总体上应以提升产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为导向，走集聚和集群的规模化发展道路。
首先应建立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生态型现代产业体系。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将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打造成片区内各区域之间的“域际战略性产业链”，整合片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引领片区产业一体化发展。具体做法可以是先各旅游景点圈内部整合，然后各旅游景点圈运营公司通过交叉持股等方式实现景点圈之间的对接与整合，最后以精品旅游线路项目运作的方式实现片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体化。
其次，特色农业方面则要加快推进“一村一品、多村一品”、“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专业化发展模式，以重点龙头企业带动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加工制造业方面，则应以“共建产业园区”的方式重点打造几个大型的工业园区，以其为载体实现加工制造业的集群发展。一方面，利税共享的“飞地型工业园区”发展模式既可以充分调动各县市区政府招商引资和发展工业的热情，又避免了各自为阵导致的分散化，以及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另一方面，加工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增强加工制造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现代服务业和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应以区域中心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和民族文化产业园区为载体，实现集群发展。
武陵山片区脱贫需发展优势产业
武陵山片区脱贫任务艰巨，需加快优势产业发展。
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高出全国水平很多。以湘西州、恩施州与铜仁地区贫困发生率为例，湘西州2009-2011年贫困发生率与全国水平对比，分别高出21.4%、36.9%和39.9%；恩施州近三年分别高出27.8%、32.2%和31.8%；铜仁地区近三年分别高出15.3%、11.3%和25.7%。近年来，全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该片区的影响甚小，2003年到2006年片区减贫步伐放缓，这与同时期中国整体减贫放缓相一致。此外，武陵山各片区在2011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远远高于当年的贫困线标准，但由湘西州52.6%、恩施州44.5%与铜仁区38.4%的高贫困发生率可推断，各片区的收入分配并没有呈现合理的正态分布，片区内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人口的结构性贫困问题突出。
摆脱扶贫援助的路径依赖、实现内生增长，通过产业发展与消除贫困的互动机制来构建突破贫困的制约因素，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的三大效益是当前及未来武陵山片区反贫困的基本思路。而武陵山片区缓解贫困、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关键在于利用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产业，其中，发展特色农业和旅游产业则是产业扶贫的不二选择。特色农业在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来凤县的“油桐、楠竹、茶叶、板栗”四大林果；保靖黄金村的黄金茶产业。这些特色农业的发展真正达到“兴一项产业，脱一村贫困，富一方农民”的良好效果。武陵山片区发展旅游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加之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性高、就业吸纳能力强和生态环保等特点，旅游业是片区扶贫开发的优势产业。此外，应促进第一产业（特色农业）与第三产业（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茶、畜、果、菜、药等农副产品开发为重点的绿色食品产业，并围绕民族生态文化内涵开发生态旅游、休闲旅游产业等绿色产业以带动其他绿色产业做大做强。促进一产、三产联动发展，有助于推扶贫开发快速推进，有利于该区域走低碳生态、全民共同脱贫致富的自生发展道路。
武陵山片区需实施经济地理重塑
武陵山片区要实施经济地理重塑战略，优化空间布局。
从区域总体和分县两个角度来分析2003-2011年武陵山片区区域经济的差异特征和关联特征。结果显示，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总体呈现不断增长态势，但发展基础薄弱，片区人均水平和全国人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2003、2007和2011三个时间截面片区内经济发展低水平县占多数，高水平县较少且分布分散，经济发展的总体空间差异在缩小，但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性较弱。
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于行政壁垒的边界效应明显，阻碍经济要素合理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建立；各县职能不突出，地域分工不明显，产业同质化强；区域发展普遍落后，缺乏具有明显辐射带动作用的增长极；自然资源丰富，但整体利用率不高；区位劣势造成限制发展因素较多。
武陵区片区各级政府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革除影响其发展的各种体制弊端，确定各区域单元在整个片区中的功能；要从空间“增长中心”和“推动型”产业两个角度积极培育片区增长极，充分考虑各地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优先发展中心城市和主导产业；各地之间要积极推进跨区域的交通运输联合方案制定，积极促成各地的运输合作和交通协同管理，逐步实现区域内交通一体化的建立；要结合本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和原有的发展基础，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不同发展阶段，采取适宜的区域开发布局模式。
"龙凤融城"开创经济发展新模式
“龙凤融城”将为省际边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模式。
湖南、湖北交接处的毗邻县城龙山、来凤一体化发展进程，将“龙凤融城”发展划分为联系强化、理念提出、实施开拓、龙凤示范区建立四个阶段，指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龙凤融城”具有众多的机遇和优势，诸如政策叠加、区位交通优化、基础丰富等，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如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建设滞后、区域间竞争加剧等制约因素。
“龙凤融城”未来发展的思路应该是立足本地资源特色、区域特点、政策基础和未来市场发展需要，遵循科学发展观，以增长极、核心-边缘等区域发展理论为指导，通过内联外结加强区域内外的空间组织联系；以交通建设为先导，以加强城镇集聚力为重点，以文化生态旅游业为突破口；从空间、交通、产业、区域帮扶和自生能力发展、城镇化等方面，不断推动“龙凤融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耦合式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将龙山来凤建设成武陵山片区继恩施、吉首、张家界、怀化、黔江、铜仁之后的第七个核心区，使之成为武陵山片区重要城市和经济增长极、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区，为全国扶贫攻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龙凤融城”通过优化空间结构、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构建一体化的交通体系、增加城镇集聚能力、优化设施布局、加快信息能力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融城效率等举措，可以将龙山、来凤两县打造成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的先行示范区，为省际边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模式。
“锰三角”治理模式破解困局
“锰三角”治理模式为破解跨域治理困局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图景。
地处黔、湘、渝边区结合部的松桃自治县，与湖南省花垣县、重庆市秀山自治县接壤，连成我国锰储藏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号称“锰三角”。过去这个区域的几十家电解锰厂为了实现良好经济效益满负荷运转，给当地造成严重污染，曾一度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在区域整体发展和合作共赢已成为共识的今天，各自为政的行政区治理模式早已不能满足现代跨域合作与治理的现实需求。省区交界地带的跨域治理属于准公共物品，一维的公共行政模式显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便成为必然，因此跨界的区域性公共问题层出不穷。“锰三角”模式的成功并非偶然，它内含了一些有助于其走向成功的要件，研究总结了“锰三角”模式的内涵和制度性特征，基于此提炼出了一个成功的跨域治理系统应具备的基本逻辑和制度结构。这些基于经验但又超越经验的逻辑和结构为我们有预见性的分析跨域公共问题搭建了一个系统的制度框架，并为破解上述跨域治理困局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图景。
“锰三角”治理模式承袭了传统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的有效因素，但在治理实践中又自成体系地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多中心主体联动、合作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的有机整合使得“锰三角”地区的环境治理既实现了治理的效率，又保证了治理的效益。“锰三角”治理模式中的一些核心因素主要包括：强大的民间环保力量和正义的地方精英、高效型纵向行政管理、联动型横向政府合作、独立的媒体监督。“锰三角”跨域治理模式还呈现出了更为微观的一些制度性特征，即多种二元力量制衡、强大的民间政治精英和地方制度资源的嵌入、多层次的制度框架、纵横治理网络链接和治理演进的动态性。
一个有效的跨域治理结构至少应包括多元治理主体、二维治理网络、地方性制度资源和民间政治精英的嵌入、区域性公共论坛、多层次的制度结构及其变迁等五个制度特征。在应对跨行政区域性公共事务时，可以将这些原则作为跨域治理的基本逻辑，也可以将其作为评价现存的跨域治理结构是否有效的参照系，在面对具体的跨域公共问题时，满足这些特征的治理模式将有更大几率趋于成功。
保靖县多维减贫效应明显
保靖县黄金村茶叶专业化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明显。
在对片区内通过产业专业化发展脱贫致富的典型代表——保靖县黄金村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黄金村茶叶专业化发展的历程及其多维减贫经验。
虽然黄金村有较长的种茶传统，但其专业化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快速发展于2002-2008年，其专业化发展过程遵循了专业村形成的一般轨迹，呈现出典型的“S”型。伴随茶叶产业的专业化发展过程，黄金村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不同贫困维度的减贫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经济贫困、健康贫困、交通贫困、信息贫困等维度上改善最为明显，贫困程度较低，而教育贫困、住房贫困（住房面积、冲水厕所）和生态贫困（清洁能源使用）等维度上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此外，教育程度、家庭规模、有无外出务工、家庭是否完整等不同群体之间的多维贫困状况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黄金村的专业化发展为同样处于连片特困区的其他贫困乡村“脱贫致富”树立了榜样。不过，黄金村的专业化发展以及多维减贫方面仍有提升和改善的空间。具体地，应从茶叶产业专业化发展提质与升级、规范化公司运营管理、发挥村部“集体行动”优势弥补多维贫困“短板”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彭水县生态旅游开发前景乐观
彭水县生态旅游扶贫开发试点成效斐然、前景乐观。
我们考察了在渝东南旅游板块中异军突起的彭水县生态旅游产业及其多维减贫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培育效应。
彭水县1998年提出将旅游产业发展为县域经济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经历 “十五”期间的酝酿筹备和“十一五”期间的突破式发展两个阶段，2007年阿依河景区试运营实现旅游收入“零”的突破，2012年实现游客接待人数达到4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亿元。目前，该县作为重庆市“生态旅游扶贫试点县”，正朝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中等城市”、“民族生态旅游集散地”和“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开发示范县”的宏伟目标迈进。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县提出了“以旅游扶贫凝炼主题，与专业旅游相得益彰”的发展思路，制定了“三区五线”的乡村生态旅游扶贫规划、“一线三点”和四大景区的精品景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以及与之配套的“45654”工程、十大任务、六大保障措施。
彭水县生态旅游扶贫开发试点成绩斐然的启示有：把握旅游扶贫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将短期的“旅游减贫目标”和长期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目标”有机结合；强调旅游产业的关联和带动效应，实现多产业融合发展；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周密规划、精耕细作。
彭水县要实现预期的宏伟目标有三点仍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抓好规划的落实，并对不确定性要有充分的预期，做好备案；二是在旅游产业扶贫开发中，务必尽可能让更多的穷人参与到旅游产业发展中，分享旅游产业发展成果，但同时又要谨防“旅游短视”，鼓励穷人全面发展；三是妥善处理与周边县市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合作和共赢。
松桃县扶贫开发促进民族团结
松桃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扶贫开发相互促进。
我们调查研究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创建示范县”松桃县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扶贫开发的成效和经验。研究发现，作为全国仅有的10个示范县之一、武陵山片区唯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创建示范县”，松桃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扶贫开发成效突出、措施得力。
其中，松桃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主要采取了以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民族村寨经济社会自我发展能力、以政策法律保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以苗族干部为主体的领导队伍建设提升民族自治能力、以苗族语言环境建设传承和开发民族传统文化、以舆论为导向营造民族团结进步氛围、以交流与互动促进省界边区协作等系列措施。扶贫开发则重点突出以现代工业（矿产品深加工）、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产业为主体的特色产业开发，以园区规划和城镇规划共同推进的空间优化和城乡建设发展，以各项帮扶政策、资金、项目整合为载体的民生工程建设。
通过对松桃县松桃苗绣产业发展、苗王城村寨旅游开发、黔东草海现代立体农业开发三个经典个案的分析，我们认为，以产业扶贫为核心的包容性发展能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物质基础，而民族团结则是扶贫开发、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需要“软”、“硬”两手抓，民族团结依赖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给各族人民带来实惠，消除民族冲突的根源，同时，民族团结进步还离不开民族传统文化、民族自治和民族发展的政策法律制度等“软件”的完善；产业扶贫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是扶贫开发的核心，而不断创新则是提升扶贫开发绩效的关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扶贫开发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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